2007年4月， 西安市未央區漢城鄉竇寨村東一處窖藏遺址出土了一批北周佛教石刻造像，佛像6尊、菩薩像6尊，殘斷的佛手4件、陶質佛螺發1 件，以及雲紋、蓮花紋瓦當等。6尊青石立佛像均有不同的殘缺，其中僅2尊有頭保存較為完好。此處窖藏造像被列為“2007中國重要考古發現”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安竇寨村北周佛教造像
- 出土時間：2007年4月
- 出土地點：西安市未央區
- 類型：歷史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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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情況
2007年4月14日，西安市未央區漢城鄉竇寨村村民蓋房開挖地基時，在距地表1.2米左右意外發現兩尊石刻佛像，隨即向有關部門匯報了此事。西安市文物局、漢長城遺址保管所和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立即組織有關人員趕赴現場，對已暴露出來的兩尊佛像進行了清理髮掘，當晚將出土的兩尊高約2米的貼金彩繪佛像安全運回文物庫房。4月15日對佛像出土周圍地區做了詳細的考古勘探，勘探面積達800平方米，在莊基地南面又發現一個灰坑。經過清理髮掘，共出土石刻佛像6尊、菩薩像6尊，以及大量的佛像和菩薩像的殘缺石塊，同時還出土了大量漢代陶片。
此次發現的石刻造像分別出自南北兩個窖藏坑內。北部坑內出土佛像2尊保存基本完好，東西排列，仰身平躺于于土中，僅缺失佛座。其餘造像和器物出土於南部坑內，均已殘斷，南北向排列，埋藏十分雜亂，坑內夾雜許多漢代、北朝時期的磚瓦和陶片，另外還出土有兩具馬的頭骨。由於出土地點位於村民房基下面，發掘面積十分有限，只能在周圍進行有限的勘探。距地表0．5米發現有明顯的夯土建築痕跡，但大部分已被破壞或壓在村民的房基下，因此對遺址的性質及範圍不能了解。
出土遺物
青石立佛像6尊，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缺，其中僅2尊有頭，保存較完好。
造像1：通高201厘米。佛螺發，頂髻稍突。方圓臉型，眉毛細長上挑，眼微睜，平視前方。鼻樑較高，嘴唇上殘留硃砂痕跡，下巴圓潤豐滿。釋迦內著長裙，外穿通肩袈裟，領口呈不規則的“U”形，袈裟衣紋從左胸向右下呈放射狀長弧線形，內裙下垂覆達腳面，兩邊刻出對稱的3層衣褶的裙擺。右臂上抬前伸，右手指均已殘斷，掌心尚保存，施無畏印。左臂屈於腹前，左手牽握衣角。跣足站立在圓形底盤上，底盤下有方形榫。佛像背面的袈裟上殘留彩繪方格和貼金痕跡。
造像2：通高200厘米。
造像3：殘高160厘米。佛頭殘缺，佛身從腿部斷為2塊。內著右衽僧祇支，袈裟衣紋相同。內裙下垂覆達腳面，兩邊刻出對稱的4層衣褶的裙擺。兩手殘缺。袈裟和衣裙上彩繪保存較好，局部殘留有貼金痕跡。
造像4：殘高168厘米。
造像5：殘高65厘米。
造像6：殘高70厘米，斷為3塊。
青石立菩薩像6尊，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缺。
造像7：殘高30.6厘米。僅存頭部。頭戴花鬘冠，局部殘損，上面殘留貼金痕跡。面部豐滿，彎眉眯眼，端莊清秀，眉毛邊沿雕飾一道細長陰弧線，並貼金。髮髻上飾藍色彩繪，腦後有一長方形孔，原應插有頭光。
造像8：殘高56.5厘米。頭已殘缺。披帛繞臂垂地，上身袒露，斜披珞腋。身上纓絡纏繞頸、胸下垂。右臂殘缺，左臂曲於腹前，左手殘缺，所握淨瓶尚存局部。雙足跣露立圓形蓮座上，蓮座上飾雙層覆蓮，蓮座兩側各有一蹲獅，左側獅子頭部殘缺。下有方形基座。披帛和衣裙上彩繪保存較好，局部殘留有貼金痕跡。
造像9：殘高65厘米。頭已殘缺。披帛繞臂垂兩足側，上身袒露，斜披珞腋。頸帶蓮花紋項圈，下飾花墜。身上纓絡纏繞垂膝下。手臂殘缺。雙足跣露立圓形蓮座上，蓮座上飾3層仰蓮，蓮座兩側各有一蹲獅，獅子頭部殘缺。下有方形基座。披帛和衣裙上彩繪保存較好，局部殘留有貼金痕跡。
造像10：殘高88厘米。
造像11：殘高37厘米，青石質。
造像12：殘高11.5厘米，僅存菩薩足部和底座。
青石佛左手3個，青石佛右手1個。
佛螺發18枚，高0.5厘米至0.6厘米，陶質，施藍色彩繪。
陶雲紋瓦當：殘長8厘米，厚1.8厘米。
陶蓮花紋瓦當：直徑12.5厘米，厚1.6厘米。
造像年代
關於造像的年代，由於沒有出土任何相關的明確紀年文字，只能根據出土地點和歷年來出土的佛教造像進行比較。此次出土的佛像均為青石質立佛，體形高人，造型敦厚簡練，肉髻低平，頭部在整個身體中占比例較大，呈頭大身短的造型，佛像內著右衽僧祗支，外穿通肩袈裟，內裙衣擺皆垂至腳面且裙擺外侈，兩側疊加三或四層襞褶。從手印上看均呈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牽握衣角的姿態。這些特點與西安地區以往發現的北周時期的紀年造像相一致，而菩薩像的造型風格也與此相同。因此推斷竇寨村出土的佛教造像時代為北周時期。
這批造像身上的貼金彩繪保存較好，色彩鮮艷，但所有佛像和菩薩像均有不同程度的殘缺，如6尊佛像，均缺底座，僅有兩尊有頭。而所出的菩薩像殘缺程度更為嚴重，全部是遭到人為破壞後，集中掩埋的。從這批造像製作年代看，並無北周以後的作品。同出的磚瓦和陶片也為漢代或北朝時期的，沒有發現隋唐以後的器物。因此推斷這批石刻製作和被毀的時間，應在北周時期。
意義
西安竇寨村北周佛教石刻窖藏遺址的發現，為北周佛寺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實物資料和明確的出土地點。對這處遺址以及歷年來漢長安城遺址內不同地區佛教石刻出土的情況進行進一步綜合研究，將為研究漢唐之間數百年，長安地區佛教寺院的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