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輸人與儒學

鴉片戰爭以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興起和擴展而不斷發展的現代西方學術文化也通過多種渠道源源輸入中國。100多年來，外來的西學與儒學的關係錯綜複雜，且前後有較大的變化。西學輸入促進了儒學精華的繼承與發展，推動了儒學的現代化。而儒學雖曾成為西學輸入的障礙，但總的趨勢是兩者相互結合和融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學輸入與儒學
• 定義：促進了儒學精華的繼承與發展，推動了儒學的現代化

阻礙作用

華夏中心觀念及與之相聯繫的華夷之辨是儒學的基本觀點之一。以天朝大國自居的盲目自大心理和只能以夏變夷、不能以夷變夏的信念在19世紀的朝野人士中曾是學習西方的重大障礙。他們認為，從皇帝到廣大士人應專心讀孔孟之書，學堯舜之道；國家富強靠的是明禮義、整紀綱，信守儒家治國之道；即使要講求天文、算學等技藝，亦應尋求精於此道的中國人，而不必師事夷人，否則就是喪失氣節，令正氣為之不申，邪氛因而彌熾，將盡驅中國之眾成歸於夷。在19世紀，從設立培養懂得西方語言和其他知識的同文館到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建設鐵路、使用電報、造船乃至派遺留學生等，都曾受到堅持這些觀念的儒者的強烈反對。進入20世紀，來自儒學的對西方科學技術輸入的思想障礙逐漸消失，但以儒學對抗西方哲學和社會科學傳播的現象仍屢見不鮮。

中介作用

儒學內部有多種流派。與上述反對西學輸入的儒者相反，歷來都有人數不等的儒門之士力倡學習西學。他們力圖從儒學中找到學習西學的根據。他們強調儒學的包容性，使之利於西學的輸入。認為儒家應該學賅天人，通達古今，因此，一物不識，儒者之恥，對西方傳來的種種學問，也應採納而不應排拒。

經世致用的學風是推動儒家有識之士採納西學的重要因素。鴉片戰爭後，儒家內部的今文經學、古文經學、漢學、宋學、調和漢宋等各派中，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贊成為學應以經世致用為宗旨。而夷務已成為當時安邦治國的頭等大事，了解夷情，師其所長，奪彼所恃也就成了朝野人士較易於認同的對策。經世致用由此開通了西學輸入的途徑。

“禮失求諸野”等儒學固有觀念也成了西學輸入的重要根據。為了減少西學輸入中的阻力，人們往往把西學說成是古已有之的中學。如把機械、光學比附為墨學；議院就是古代的鄉校和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的制度等。既然西學是中國古學的緒餘，就不必擔憂以夷變夏。這些牽強附會的說法，有利於西學輸入之初打破反對者的藉口。但正因為這些說法純屬附會，有些保守人士也以同樣的理由說明西方那一套中國早就有了，沒有必要再去學習。

必要補充

在解決了應不應輸入西學的問題以後，如何給西學定位，就成為各種意見爭論的焦點。在近代中國主張中學（其主幹是儒學）與西學結合的觀點一直居主導地位。最早完整地表達這個觀點的是馮桂芬。19世紀60年代初，他便提出：“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校邠廬抗議·采西學議》）。後來，這個觀點發展成為影響極為廣泛和深遠的中體西用說。這個觀點把西學視為中學必要的補充，或儒學的倫常名教不墜所必需的工具。

西學與儒學結合的前提是中學（儒學）和西學各有所長，各有套用範圍，因此兩者應該會通或結合。但隨著歷史的發展，兩者的範圍也有所伸縮。起初應該採納的西學大體限定為與制器有關的科學技術及國際法。到了19世紀90年代，當張之洞寫《勸學篇》時，已經肯定“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必須學習而不能偏廢，從而使應予採納的西學範圍有很大的擴充。在19世紀，士大夫們把包括三綱五常在內的倫常名教視為必須堅持的儒學根本，但在辛亥革命特別是新文化運動以後，即使是文化保守主義者也把三綱視為應予拋棄的儒學糟粕。他們對中西結合的追求已經有更高的要求。

西學與儒學結合很快就為官方認可，從而在實踐上帶來兩點明顯的效果：①從晚清到民國，官方都程度不等地提倡和實行中西結合的文化方針，西學的輸入雖仍有阻力，但已為官方所認可，清政府甚至建立了官辦的譯書機構，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②在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孕育了一種不中不西、新舊參半的過渡性的文化形態。當時的教育、社會思潮和文體等方面都具有這樣的特徵。

更新的動力

儒學本來是在一個相對說來比較封閉的社會環境下生存和發展的。西學作為異質文化輸入到中國為它提供了一個鮮明的參照系，客觀上促進了儒學的更新。

①引發了儒學內部的懷疑思潮。儒家一向以中國的禮義教化舉世無雙自矜。但隨著與西方文化的接觸日多，對西學的了解日深，對此有所懷疑的人士也日益增多。早在19世紀70年代初，王韜便公開讚揚英國“以教化德澤為本，而不徒講富強”（《漫遊隨錄》），指出所謂泰西禮義之教不及中國的論斷是與實際不符的。郭嵩燾甚至做出西方的禮義教化已遠勝中國的論斷。由於對西方認識的加深而疑及儒學的一些根本信念，這些先驅們便力圖把西學與儒學放在同一水平線上去觀察和比較。於是，相應地出現了東西文化道同理一、道器統一等言論。既然西方船堅炮利，其器物文化遠勝中國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所謂道器統一實際包含著對西學優勝地位的肯定及對儒學的深刻懷疑和否定。

②引發了歷久不衰的批判儒學的思潮。早在19世紀70年代，王韜就指摘孔子所說的剛毅木訥近仁是偏頗之說，德的核心是智，仁、義、禮、信均須以智為指導，方能不誤人偽、激、詐、愚的歧途。他還指出所謂有周孔之道，便足以治民理國之說是誤國之談。至戊戌變法前後，對孔孟儒學的批判發展為帶民眾性的思潮；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更形成了規模空前的批判儒學的高潮。這些懷疑和批判儘管有不當之處，但它否定了儒學的一些過時觀念（如夷夏大防）和原則（如三綱），有力地推動了儒學由專制統治者的思想工具向現代學術流派的轉化。

現代化的工具

從19～20世紀之交開始，儒學開始了現代化的進程。在這個迄今尚未完成的過程中，西學主要發揮著以下兩方面的功用。

①是重新鑑別和整理儒學遺產的工具。在西方學術思想的影響下，儒學研究逐漸擺脫了讀經、注經的傳統，出現了運用現代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研究儒學遺產的新學術成果。西學的理論和方法首先是鑑別的工具，過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的儒家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政治思想、美學思想等等在世界文化的全局中被重新定位並顯示其特點。西學的理論和方法又是整理和詮釋儒學的工具。各種綜合的或專門的現代意義的儒學研究著作不斷出現。這些著作通常都藉助西學為研究工具。

②是中國現代思想家構築自己儒學體系的文化與哲學理論時的重要思想資料和理論工具。進入20世紀以來，以弘揚儒家思想為職志的知識分子不絕如縷。他們在建立自己的理論時，也一一藉助西學。例如，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吸收了H·柏格森的理論；馮友蘭的新理學賴以建立的重要支柱是來自西方的邏輯分析方法和新實在論；賀麟、唐君毅深受黑格爾的影響；而在牟宗三的哲學理論中康德哲學的影響更顯而易見。這些思想家都冀圖建立繼承儒學精華而超越西方的理論體系，為此他們以開放的心態程度不等地吸收了西方思想家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