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裝楨
- 別名：書籍裝楨
- 起源：商
- 重要階段：印刷術的發明
簡介,中國古代的書籍裝幀,印刷術的發明,從唐到五代,元代的書籍裝幀,明代的書籍裝幀,清代的書籍裝幀,
簡介
裝楨(書籍裝楨)
中國的書籍出版有著悠久的歷史，書籍的裝幀形制，也是隨著書籍的生產工藝和所用材料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地演變著。
從商代後期開始，出現了青銅器銘文，統治者將重要文書鑄於青銅器上。特別是到了西周，銘文可以容載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銘文達500字，因人們多把古代這種鑄之銅器上的銘文看作古代“原始書籍”形式之一，故多數書史家認為，它也是古代書籍裝幀的一種形制。
竹簡是紙發明前最具代表性的書籍形制。它可以根據文章的長短，任意確定簡數，一簡書字一行，最後用上下兩道繩編串起來，卷捆後保存，還有葦編和絲編兩種，考究者用織物縫袋裝入。竹簡約起源於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紀。竹簡除以竹製成外，也有用木者稱木簡。與竹簡併行的還有木牘，製成長方形木片，用於書寫短文。
帛書是略晚於竹簡的一種書籍形式，它是將文字書寫於絲織品上，其裝幀形制是縫邊後成卷存放，由於材料昂貴，多為統治者書寫公文或作繪畫用，一般書籍使用較少。
石經也是古代書籍的一種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經》，它開刻於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將儒家七經刻於46塊石碑上，總字數20多萬字。它立於洛陽太學門前，供人們閱讀、傳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過了一般書籍。其形制是雙面刻字，文字豎向閱讀，行列整齊，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開刻的房山雲居寺佛教石經，雖年代晚於《熹平石經》，但其影響更大，價值亦高。
紙張發明後，出現了一種拓印形式。它可以將各種石刻文字複製在紙上，經裱裝成卷後便於保存和閱讀。後來這種方法又用於青銅銘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從南北朝到隋代的宮廷藏書中，各種拓印件是一個重要的類別。
紙發明於公元前二世紀；從公元二世紀起，紙才較多地用於書寫；公元二世紀，紙的使用才更為普遍，成為書籍載體的主要材料，紙質寫本書籍的裝幀形制有多種變化，最早的寫本書延用了簡策和帛書的形式，即捲軸裝。唐代初期，在捲軸裝的基礎上，又出現一種旋風裝，過去，由於只見記載，未見實物，因而對旋風裝的形制眾說不一。宋代張邦基稱這種裝幀為“逐頁翻飛，展卷至末，仍合為一卷”；清代葉德輝稱其為“鱗次相積”；也有人認為是將經折裝首尾相連即為旋風裝。後來發現了唐代《唐韻》寫本，是將所寫書頁逐張依次錯開貼於捲軸底紙上，閱讀時打開逐頁翻閱，讀畢仍卷為一軸，其外觀與捲軸相同，從而證明前兩種說法是正確的。
經折裝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將所寫書頁按順序裱貼在一起，再一正一反連續摺疊，再裱以前後護封。
印刷術發明前，書籍的裝幀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幾種。印刷術發明後，捲軸裝、經折裝仍在繼續使用，但在使用材料，開本的大小，裝潢工藝等方面，仍不斷有新的發展。並且隨著印刷技術的發展，新的書籍裝幀形式也不斷出現，先後有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
中國古代的書籍裝幀
印刷術的發明
印刷術的發明標誌著書籍的出版進入了新的時期。由於生產手段的改變，使書籍能夠快速大量地生產，使更多人能有讀書機會；書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業的繁榮和發展。出版者對書籍的裝幀形制則越來越重視，從開本的選用、版芯的大小、字型和行格、裝幀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體現了完整的古代書籍裝幀藝術。
現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於公元704年前後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刻印於公元868年，都為捲軸裝。由此可知，捲軸裝為印刷術發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種裝幀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書籍是《唐韻》，其裝幀形式可能是旋風裝，約印於唐晚期。
從唐到五代
唐、五代時期，印刷還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吳越等地有印刷記載。到宋代，出版印刷業才逐漸普及，政府印書、民間印書、學校印書、寺院印書都發展起來，印書的地域也更為廣闊。與此同時，北京也出現了出版印刷業。
過去對遼代北京印刷的書籍，多數隻見於記載，實物留傳的很少。例如：遼統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編的《龍龕手鏡》，乾統年間（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醫書《時後方》、《百一方》，以及遼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經總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應縣木塔四層佛像胸中，發現了一批遼代印刷品，大部分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遼統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楊家印造”的《土生經疏科文》一卷，最晚的為天慶年間（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薩戒壇所牘》一書。其他書籍有《契丹藏》及遼代刻印經卷47件，遼刻書籍8件，雕印著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為公元990～1121年之間。從這些印刷品的題記中，我們還知道了一批遼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單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楊家”、“燕京檀州街顯忠坊南頰住馮家”、“大吳天寺福慧樓下成家”、 “燕京憫忠寺”、“燕京聖壽寺”等。由此可以看出，遼代北京的印刷業已十分興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書為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尚書》和《經典釋文》，《開寶藏》則刻印於開寶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書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見北京出版印刷的歷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從這些遼代北京的印刷品來看，多數為捲軸裝，也有蝴蝶裝和經折裝。有的書籍還經過染潢防蟲處理。其中《契丹藏》是最具代表性的遼代北京印刷品，紙墨、刻工、裝幀都十分考究。每卷卷首都有圖畫，代表了我國古代書籍重視插圖的優良傳統。從遼代現存書籍的刻印、裝幀水平來看，北京的書籍出版印刷的歷史，似應再向前推移。
在應縣木塔中，還發現幾件雕版印刷著彩佛像，它是採用雕版方法印刷線條輪廓後，再用手工塗染成彩色。這是距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塗彩張貼掛圖。
公元1127年，金滅遼，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這裡成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海陵王貞元元年（公元1153年），金政府設立秘書監和國子監，專門從事書籍的收集、出版、印刷。金軍占領汴京後，又將那裡的大批書籍、印版運到北京，汴京的一批刻版、印刷、裝訂工匠也來到北京，使北京的刻印裝力量又進一步擴大，由於金政府的重視，北京出書的品種大大超過遼代。據統計，金代北京出版刻印的書籍有經史子集。醫學、道藏和佛藏，總計超過200種。
金代北京的書籍裝幀形制，大約與南宋相同，北京的印刷品中捲軸裝已很少使用，佛藏和道藏多用經折裝，一般書籍多用蝴蝶裝。蝴蝶裝是印刷術發明後新出現的書籍裝幀形式。有人推斷，五代馮道組織刻印儒家經典，使用的就是蝴蝶裝，但無實物留傳，還難以確定。北宋初年，所印經、史著作，都用蝴蝶裝，並很快在全國通行。從遼代開始，北京也使用蝴蝶裝，其進程大體和中原一帶相當。蝴蝶裝的套用，是書籍裝幀形制的一大改革。是書籍從捲軸、經折向冊頁的轉變，從而確定了一直延用至今的書籍基本裝幀形制。
元代的書籍裝幀
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遷都燕京，改名為大都，此後近百年間，北京成為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元朝在出版，印刷等方面，有著突出的成就，例如，印書的品種超過前代；木活字的首創和套用，朱墨雙色套印書籍以及包背裝的推行和廣泛套用等。
元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收藏、出版和印刷，編修所、秘書監、經籍所主要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和收藏，興文署、藝文監、廣成局、國子監等機構，也從事書籍的出版印刷。政府還設立專門的曆書編印機構、每年出版印刷大曆、小歷、回回曆三種，印量達300多萬冊。由於政府的提倡，京城民間的印刷業也十分繁榮，他們編印的多為戲曲、話本、詩詞等書。
元代北京出版書籍的裝幀形式，以蝴蝶裝、經折裝為主，蝴蝶裝多用於一般書籍，如政府編印的經史類書籍。經折裝則多用於佛經。在字型方面則多選用趙體，民間出現的話本中，使用了較多的簡化字。
元代的蝴蝶裝書籍中，出現了一種開本較大、版芯較小的書籍裝幀形式，這是前代所少見的。如元大德年間刻印的《夢溪筆談》一書，開本為高416毫米，寬280毫米，而整版版芯的尺寸只有高152毫米，寬200毫米，版面的四邊留有很大的空白。兩空白面之間墊一張白紙，並與兩白面粘連在一起，克服了一般蝴蝶裝在閱讀時需翻過一空白頁的缺點。封皮用硬紙裱以織物。這種裝幀形式在古代是很少有的。
元代中期開始，書籍多用包背裝。色背裝的工藝特點是：本頁齊中縫文字向外摺疊，配頁後，撞齊，訂口在書頁空白邊，用紙捻穿訂扎平，訂口外裁切，書背刷糨糊，貼上封皮後，裁切上下書口。一般書籍多用厚紙作封皮，宮廷用書，則用紙裱以黃綾。元代北京印刷的《秘書監志》一書中，記有表背匠焦慶安的打麵糊物料配方：黃蠟、明膠、白礬、白芨、藜簍、皂角、茅香各一錢，藿香半錢，白面五錢，硬柴半斤，木炭二兩。這個配方中，包括了粘合劑、防腐劑和芳香劑三大部分，可見當時書籍裝幀的用料是很科學的，它可以使書籍長久保存。
包背裝較蝴蝶裝有很多優點，一是閱讀方便，二是書籍更為堅固耐用。也是書籍裝幀形式的一個重要階段，它更接近於今天書籍的裝幀形式。
明代的書籍裝幀
明代是我國古代出版印刷業最為輝煌的時代，而只有到了明代，北京才真正成為全國出版印刷的中心。
明代的中央很多機構，都從事出版印書活動，而印書的內容按其職能各有側重，北京國子監主要印刷教育用書（如經史類書），欽天監以印曆書為主，禮部主管地方政府的印刷，此外如都察院、太醫院、史局、兵部、工部、順天府等機構，也都從事過印書活動。有的部門還設有印刷所。
明代在北京設立的司禮監經廠，是一所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印刷廠，其總人數為1200人。其中從事書籍裝幀的工匠就有700多人。
明代北京的民間印刷業也很繁榮，分布在京城的印刷作坊有十幾家。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是歷代集大成者。書籍的開本大小、開本比例形式多種多樣，歷代的書籍裝幀形式，都有使用，而工藝則更為考究。
明代北京所印書籍的裝幀形制，以經廠本最有代表性。它所印的經史類書籍，版面行格疏朗，字型楷書端正，大黑口、雙魚尾、注釋用雙行小字，多採用包背裝。藏書家多稱“監書天下第一”。經廠印刷的《大統歷》，有兩種裝幀形式，一種是包背裝，一種是經折裝，印刷有墨印和藍印兩種。凡經廠所印的各種書籍，封皮用料有幾種不同的檔次，以黃綾裱紙包皮者，多供宮廷使用；以素色綾絹裱皮者，多供官員使用；以厚紙包皮者，可供一般官員使用或向民間出售。經廠印裝的《大藏經》（北藏），為經折裝，長度約一尺，封皮用硬紙裱以黃綾及各色彩綾，其裝潢十分考究。明代北京的巨帖寫本書《永樂大典》，共11095冊，書高一尺七寸，寬一尺，為歷代開本最大的書，也近似於黃金比例。該書為包背裝，封皮裱以黃綾，是歷代書籍裝幀中最為壯觀者。
線裝是明代興起的一種新型書籍裝幀形制，也是我國古代最完美的一種書籍裝幀形式。線裝書的加工流程為：折頁、配頁、撞齊、訂紙捻、配封皮、三面裁切、打眼、穿線、包書角等。明代線裝書的封皮，多數為紙面，選用較厚的紙，或幾層紙滾貼而成。較為考究的書皮，則在厚紙上滾以布、綾、錦、絹等織物，包角是在書的訂口上下兩角裁切邊處貼以細絹，以使其美觀堅固。有的書還有書根，即在書的下切口靠訂口處寫上書名及卷次，以便於閱讀時查找。線裝的訂眼是為了穿線，隨書的開本大小和設計要求，有四眼、六眼、八眼不等。訂線多用白絲線穿雙道，書要壓實，線要拉緊。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訂線用清水白絹線雙眼訂結，要訂得牢揪得深，方能不脫而緊，如此訂書乃為善也。”
線裝書的封皮文字稱書箋，只有書名和卷次，印或寫在長條紙上，貼於封面的左上角。扉頁所載內容較詳細，有書名、出版印刷者名、出版年代等。更詳細的出版情況，多印於書後。有些政府出版的書籍，還在書的第一頁或封面蓋有印章。最有代表性的是經廠印刷的《大統歷》，不但蓋有政府公章，並有政府文告，申明不得私自翻印。
明代北京的書籍裝幀還包括函套，以便將一部書的各冊包裝為一個整體。函套多用厚紙板外裱以藍布（也有用綾錦者），隨書的大小、厚度而制。函套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四面包裹，露出書的上下口，稱半包式；另一種是將書的六面全部包裹，稱全包式。除厚紙布面函套外，還有夾板和木匣兩種外包裝，夾板式是用兩片與書同大小的木板，夾於書的上下，再用布帶捆牢。木匣則是按一部書的大小，製成木匣，將書裝入。
明代北京的版本中，還有一種書頁內襯紙的裝幀形式，這多用於較薄的紙張，有一種羅紋紙，薄如蟬翼，透印嚴重，襯紙後不但克服了透印現象，也增加了書頁的強度。
由於刻版和印刷技術的發展，為書籍的裝幀藝術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其中包括版面藝術、字型藝術，插圖藝術和文字的多色印刷。
明以前的印書字型，多選用顏、歐、趙等名家書體。明初開始，書籍用字一改傳統風氣，改用橫平豎直，橫輕豎重的匠體字，這就是現在書籍常用的宋體字。宋體字萌芽於宋，由還不成熟而未能推廣。成化年間，國子監、經廠的版本中，開始使用宋體字，從而很快在全國推廣，字型的風格也有粗體、中粗體和細體幾種。這種印刷專用字型的廣泛套用，標誌著古代書籍版面藝術的新發展。我國古代書籍的插圖藝術，有著優良的傳統。唐代的佛經印刷中，就配有卷首圖，宋代有插圖的書籍就更多了。到了明代，書籍的插圖藝術達到很高水平，在民間刻印的戲曲、話本中，使用較多的雕刻精美的插圖；官方出版的科技書、醫學書、方誌書中，也使用了較多的插圖，特別是宮廷使用的啟蒙讀物中，出現了短版彩色印刷的插圖。
出於書籍產量的大增，使社會的中下層人士也有讀書機會，從書籍的裝幀形式來看，也分成不同的檔次。就是經廠本，也分為不同的裝幀檔次，既有供上層使用的豪華本，也有供中下層人士使用的普通本。民間作坊的印本，主要供社會一般人士需要，從刻印到裝幀，也力求簡樸實用，成本較低，在開本上，既有較大的開本，也有中小開本。明代孫從添在《藏書紀要》中說：“裝訂書籍不在華美飾觀，而要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方為第一。這代表了明代人對書籍裝幀的一般要求。
清代的書籍裝幀
公元1644年，清政府在北京建都，這裡仍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清政府十分重視書籍的出版印刷，並設立了專門從事書籍出版印刷的機構--武英殿。
康熙年間，集中了一批知識分子，編纂了《古今圖書集成》，並製造銅活字25萬個，印刷了這一大部頭叢書。乾隆年間，武英殿在金簡主持下，又刻制棗木活字大小各一副，總計253500個，乾隆皇帝親自將活字版定名為“聚珍版”。除用這套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叢書》外，還印了其他一些書籍。清政府除用活宇版印書外，也用雕版印刷了較多的書籍，以《耕織圖》、《南巡圖》等質量最高。
清代北京印刷的一大特點，是民間印刷作坊的興盛，據統計最多時有120多家，集中在隆福寺和琉璃廠兩處。在這些作坊中，也有專門從事書籍裝訂和字畫裱裝者。
清代最通用的書籍裝幀形式是線裝，捲軸裝、經折裝、蝴蝶裝和包背裝等，都有使用。捲軸裝在清代多用於字畫的裝裱，其裝裱工藝十分精緻考究。底面多用上等宣紙，畫芯四邊裱以素色彩綾，軸外裱以錦緞，軸頭用料則分為不同的檔次。經折裝除用於佛經及字帖外，也用於一般書籍，宮廷印刷的《耕織圖》，《南巡圖》等，刻印十分精良，其裝幀採用經折裝，所不同的是開本約一尺見方，封皮用厚紙板裱以黃綾。康熙、雍正年間刻印的《龍藏》，共720冊，全為經折裝，書皮裱以黃綾，10冊一函，規模巨大。
蝴蝶裝在宮廷印刷的書籍中也有使用，曾有一本清代中期的蝴蝶裝書，以上等宣紙印刷，版邊留有較大空白，封皮用硬紙板裱以黃綾，並有前後環襯頁，一邊裱於封皮內側，裝幀平整，裁切跟齊，屬於宮廷書籍裝幀之上品。包背裝在清代也有較多的使用，乾隆時期編纂的《四庫全書》一套共36315冊，為著名的寫本，共抄寫七部，總計254205冊，全為包背裝。全書封皮用厚紙外裱綾衣，四庫分別用不同顏色，其經庫用綠綾，史庫用紅綾，子庫用藍綾，集庫用灰綾，最後分別用木函裝書。
線裝為清代書籍裝幀的主要形式，除皇家用書的封使用料有特殊要求外，一般的線裝書則力求“護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緻端正”四大要素。其封皮有紙面和市面兩種，封面多貼書籤，書本部較薄，一部書裝於函套。清代線裝書的前面多留有一、二張白頁，其後才是扉頁，內容有書名、刻印者名及年代、地點等。函套多用半包式，底口多有書根字，寫有書名、卷次等。
從開本大小來看，清代則是多種多樣，政府出版物的開本都較大，民間出版物多為中小開本，有一種稱為夾帶本的，是歷代最小的開本，約相當於今天的128開，字很小，但印刷裝訂都很精緻。
清代出現了一種連續性出版物，一種是《晉紳錄》，一種是《京報》，《晉紳錄》按季出版，內容為中央、地方官員的名錄，以紅紙為封皮，稱為紅皮書。《京報》相當於今天的報紙，但也裝訂成冊，每期二三頁或六七頁不等，封皮有白紙，黃紙不等，封面蓋有紅色“京版”二字，有刻版和木活字兩種，由於有時限性，印裝都十分粗糙。但作為連續性出版物，在出版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從18世紀初期開始，西方的印刷技術逐漸傳入我國，近代出版印刷業開始興起。隨著新型印刷技術的套用，書籍的裝幀形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今天所使用的冊頁裝及矩形開本等基本形式，則起源於我國的宋代，約公元14世紀，逐漸傳向西方。雖然在材料、工藝方法等方面有階改進，但其基本形式，仍為中國古代所首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