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玫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安徽省蕪湖市
- 出生日期：1964年
- 職業：演員(影視、黃梅戲)、製片人
- 畢業院校：安徽省藝術學校
- 代表作品：紅樓夢、公關小姐、孫武 亂世香港
早年經歷,演藝經歷,主要作品,參演電視劇,參演電影,人物評價,
早年經歷
1978年袁玫考入了安徽藝術學院學習黃梅戲，與吳瓊、馬蘭、吳亞玲、楊俊一道成為安徽黃梅戲的“五朵金花”。因為這個稱號，她的名字永遠地和黃梅戲連在了一起。論作品，她幾乎沒有留下什麼黃梅戲的代表作，如果沒有“五朵金花”，人們可能已經把她淡忘，但是，因為人們不可能忘記“五朵金花”曾經的輝煌，袁玫這個名字也就永遠地被載入了黃梅戲的史冊。
和襲人一樣，袁玫也屬於“有冊可錄”的出挑女子。早在出演紅樓之前，袁玫已經是響噹噹的黃梅戲“五朵金花”之一，深受觀眾歡迎。黃梅戲在六七十年代發展出現了停滯甚至倒退，“五朵金花”是其梅開二度的領軍人物。
黃梅戲“五朵金花”中，袁玫是較早離開黃梅戲舞台的。
“我畢業後在黃梅戲界只待了三四年時間，現在我已經聊不出什麼來。對於至今仍堅守在黃梅戲舞台上的老一輩和新一代演員們，我表示欽佩。”袁玫說，“無論是做演員還是製片人，黃梅戲是我做所有這些事情的基礎和載體，黃梅戲讓我成長成熟，給予我榮譽和自信，讓我站在一個很高的平台和起點上。”
紅樓夢圓
袁玫一開始就特別想演王熙鳳。她也知道自己的性格不具備王熙鳳特別幹練的感覺，但是想要挑戰自己，後來導演卻把袁玫列為寶釵的候選人。換了好幾次角色，直到開機之前才定了襲人。
回想起在紅樓夢劇組的幾年，袁玫覺得真像一場夢一樣：“我覺得最難忘的還是最初去學習的時候。我們當時在圓明園集訓，現在想起來像天堂一樣。四月份去的正是迎春花開、桃花開、春風撫柳的時候。每天早晨六點鐘起床，就在圓明園大院裡面，一群姑娘們小伙子們在那兒晨練，練歌、練唱、練台詞、跑步，真是桃紅柳綠。一茬一茬的花開，等到夏天的荷花也開了，我們就離開了圓明園。我對那一段學習時間的印象非常深，每天吃完早飯之後，都會有很多大家，比如周汝昌、俞平伯、馮其庸都來給我們上課，上《紅樓夢》的講座。一堂堂的上課，我覺得這種時候，我們像一塊海綿一樣拚命地去吸，拚命地感受，進入那個世界，知道吧？而且這群人在那學習的狀態非常靜、非常非常地安靜，我覺得這種感受現在回想起來很難得。”
出演《紅樓夢》襲人一角是她人生的一個轉折點。聊到當時離開黃梅戲舞台，她說：“《紅樓夢》對任何一個處在豆蔻年華的女孩子都有吸引力吧，幸運被選上對我來說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當時決定走有各方面因素吧，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聊到做黃梅戲演員、影視演員和製片人的感受，她說：“當然在把握情緒、塑造人物等方面，黃梅戲演員和影視演員有共通性。但戲曲文化畢竟還是受到地域限制，做影視演員可能需要視野更開闊，對生活的感受要有更多積累。而做製片人則是對一個人綜合素質的全方位考驗。”
袁玫表示：“我現在做製片人已經進入到一種自由的境界，能做我想做的事情。”幾年前“五朵金花”相聚，她感覺“就像家裡人一樣，我們中幾個人有個共同點：執著堅持，承受力很好。我們感情很好，常常電話聯繫。我自己的生活很幸福很知足很愉悅。”
袁玫拍完紅樓後，特別希望能留在北京。她留在北京和襲人嫁給寶玉一樣，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袁玫坦承地說：“我覺得我個人條件挺好的。”而當時中央台台長王鋒等人也特別希望把這批女演員留在北京，於是請了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吃飯，想要5個名額，結果只給了2個。最終“堪羨優伶有福，誰知北京戶口無緣”的袁玫南下廣東。但北京情結一直存在心中，一直自稱“我是散落在外邊的”。
袁玫到廣東後，不僅當演員，主演過《公關小姐》、《趙氏孤兒》等影視作品，還在廣東電視台做起了製片人。她擔任製片人的《故鄉的雲》要在中山大學拍一個月，還要去西藏、加拿大、美國拍攝。因為拍攝的場景非常多，需要非常有社會資源的人去完成這些工作，袁玫功不可沒，比如她曾親自到省委宣傳部拿允許中山大學拍攝的正式文本。袁玫還是廣東的政協委員。
演藝經歷
1978年，考入安徽省藝術學院學習黃梅戲。
2000年，開始策劃電視連續劇《故鄉的雲》；
2004年4月，《故鄉的雲》在廣州開機，袁玫正式出任執行製片人，此外還撰有談藝及評論文章多篇。現為廣東省電視台製片人，廣東省政協委員，省青聯委員，中國電影家協會會員，中國表演藝術學會會員。
87版《紅樓夢》“姐妹”中一直堅守“本行”做演員的，恐怕只有“襲人”袁玫了，雖然“王熙鳳”鄧婕也常常露面，但人家“主業”已經是製片人了。當“紅樓”姐妹大部分或出國留學或下海經商時，袁玫卻在這20年中歷盡艱難，出演了大大小小50多個角色。然而也許是一個決定促成的機緣，也許是她出演的“襲人”給觀眾印象太深，袁玫說她人生中有兩件事最為遺憾，一是她當初沒有堅持留在北京，另一個就是作為女演員始終沒有如願出演過真正意義上的女一號。
87 版《紅樓夢》拍攝時，袁玫是安徽黃梅劇院的“五朵金花”之一，為了尋求更好的發展，袁玫想留在北京，然而事與願違。袁玫說：“當初央視想與我簽聘用契約，他們希望留下幾個女演員，有鄧婕、陳曉旭和我。但那會兒戶口是個大難題，央視的領導為此費盡周折，我們仨眼巴巴地等著訊息，但還是因為名額緊張沒能簽約。”
那段時間袁玫感到了很大的失落，她說：“《紅樓夢》拍攝時，姐妹們住在集體宿舍里，有個家的感覺，但劇組解散後，我得自己租房、自己找事。那時沒有戶口就沒有單位，很多人看你的眼光覺得你是個‘黑人’，生活各方面都沒有保障，我懼怕孤零零地漂在北京的感覺。”袁玫覺得當時還太年輕缺乏獨當一面的勇氣，她最終沒有像陳曉旭、鄧婕一樣堅守在北京。袁玫說：“我知道她們倆吃了很多苦，鄧婕幾乎沉寂了10年才又出來，但事實證明她們的堅持是對的。”
離開北京的那段時間，袁玫經常自己偷著哭，哪怕事隔多年後，每次與昔日“紅樓”姐妹們聚會，她都特別感傷，她說：“我一看到當年同時長大的姐妹們，會有種歲月流逝的感覺，她們很多人留在北京，我卻散落在外面。‘紅樓夢’像自己娘家，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想到彼此在各方漂泊的不易，心底會有很多辛酸，想‘娘家’的感覺是很淒楚的。”
離開北京的袁玫，最後選擇去了廣州，“因為當年覺得廣州發展很快，考慮應該有不少機會。”但在打拚幾年後，袁玫發現事情並非如她所想，她說：“《紅樓夢》在北方很熱，在南方就沒有那么受關注，而且我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在廣州我要重新建立各種關係。雖然有不少劇組找到我，也都是‘襲人’那類賢妻良母型的角色。”當時袁玫出演的《公關小姐》、《情滿珠江》雖然反響不小，但袁玫並非是女主演，她說：“我發現廣州很多大戲和好的角色，都要到北方去找‘名角 ’。我那時候挺鬱悶，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角色開拓戲路，卻發現很難找到好劇本。尤其到了1992年以後，文化活動與交流重心在北方，南方機會越來越少，很多南方演員都選擇去了北京。”
袁玫有了深深的危機感，“我覺得自己慢慢被觀眾淡忘了，為了生活我也沒有間斷拍戲，但隨著女演員的年齡增大，我發現自己的處境挺尷尬。我1997年拍了一部戲，從1998年至今我再也沒有演過戲。我一直想演那類大青衣型的女主角，卻未能如願。”袁玫說如今自己已錯過了女演員的黃金季節，“我現在沒有更寬的角色挑選，這個行業就是這么殘酷。我現在的先生也是同行，他經常勸慰我。我覺得我們這幫演員最後都淡出螢屏，也是因為那個時代劇組、電視台都不懂得捧演員，演員更不懂要宣傳自己。”
一次偶然的機會，袁玫參加了第二屆留學生交流會，留學生的艱苦奮鬥給她很多的震撼，使她有了自己籌拍一部留學生創業題材電視劇的想法，她也想在表演生涯最後的時刻，能出演一部作品，圓一次自己的“女主角夢想”。袁玫說：“當時我把這個創作策劃書拿給電視台的領導，但沒通過，我當時挺受傷的，但我堅信這個題材能做好。我這人挺要強的，不服輸。於是我找了廣東的留學生負責人。他聽了以後覺得值得做，就幫我找了一家留學生企業，並給了我啟動資金，雖然只有10 萬元，但我覺得這筆錢的意義重大。”
但對於做製作人，袁玫卻一點概念也沒有，她說：“沒人信任我這個項目，我四次去談立項，都沒有通過，我就一門心思想把劇本弄好。”為了籌備稿費，袁玫不惜賣掉了自己的車，換了十幾萬元，但她沒想到劇本創作波折更多，袁玫說：“我自己換了五撥編劇，這個劇本從2002年到2004年，我打磨了三年。”就在最後劇本快完成的時候，袁玫所有的錢已經花光了，她面臨抵押房子的危機，好在她奔波了十幾次的立項這時通過了，她也拿到了第一筆資金，袁玫終於輕舒一口氣。
在《紅樓夢》姐妹們的聚會上，袁玫總被笑稱“開竅最晚，比別人反應都慢半拍”。在《故鄉的雲》這部電視劇的製作中，袁玫說她覺得自己腦子“轉得慢”，確實挺吃力。她說：“記得《紅樓夢》拍攝時，我對股票聞所未聞，當時人家給我股票我都不要。那會兒劇組的很多女孩跟萬科的一個副總比較熟，他們公司當時正在發行股票，我們中只有鄧婕和陳曉旭買了，她們後來說是1萬塊錢變成38萬。這件事對我觸動挺大，但這么多年過去了，我的經濟頭腦依然沒有長進。這次談拍攝地點、演員片酬時，我不懂如何與別人談價錢，也不知道現在演員的行情。”
不懂經濟，袁玫就靠著一股“衝勁”和誠意打動對方，她說：“這部劇的場景太多了，不僅去西藏，還要去加拿大、美國拍，這個協調工作非常艱難，它需要有社會資源的人去完成，我四處求人找關係，為了在中山大學拍一個月，我找了他們好幾個副校長，還有黨組委書記。當我拿到拍攝批文時，沒注意到大廳地面特滑，想快走幾步到劇組，結果狠狠地摔了一跤，差點兒腦震盪。”
吃了這么多苦，創作這個作品的源動力，就是想讓自己能主演個自己滿意的角色，但因為劇組的工作太忙，袁玫最終無暇演戲，她說：“如果我演的話，這個戲可能在拍攝過程中麻煩更多。我認為這部劇觀眾越看越會體味到更深刻的含義，雖然沒有主演成這部作品，作為一個演員，我感覺有遺憾，但作為一個人，我覺得沒有遺憾了。”
“揮舞水袖在舞台中央圓轉一現，口中唱念咿咿呀呀的韻白悲腔”，袁玫說，“我在決心告別舞台時，總會想起我年輕時站在舞台中央唱黃梅戲的片斷，每次在落幕時，我不知道掌聲能否四起，台下是否有人喝彩。人的一生會有一些不圓滿的事，就如同我的表演，有著遺憾之處，在《紅樓夢》之後，我沒有再詮釋過讓自己特別滿意的角色，表演的成功與否還要由別人評斷，我已經盡力而為了。”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袁玫說：“《故鄉的雲》為我打開了另一個領域，我決定轉行做製作人，我想我以後不會再去演戲了，但我每當看到大幕拉開，聽到鑼鼓聲響起的時候，總會油然升起一種特別的心情。我想，雖然我對舞台依然有那么多的不捨，但每個演員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人生總是這樣的吧。”
作為“紅樓夢中人”活動廣州賽區的總負責人，袁玫認為:“新版《紅樓夢》參賽選手整體水平很高，形象、氣質、才藝方面都不錯，並且在拍攝手法上我相信一定比我那時要強很多。但老版有很多長處讓人難忘，我覺得老版‘紅樓人’當年之所以表演成功，多歸功於眼神的純淨。我最難忘的是最初學習時，當時關在圓明園，現在想起來像天堂一樣。4月份去的時候正是迎春花開、桃花開、春風拂柳，我們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就在圓明園大院裡面，一群姑娘、小伙子在那兒晨練，練歌、練唱、練台詞、跑步，真是桃紅柳綠。每天周汝昌等老師都會給我們上課，這些年輕人在那兒學習的狀態非常安靜，人的內心很單純。我擔心現在的人還能否像我們那時一樣，全心沉浸在另外一個情境當中。”
那段時間袁玫感到了很大的失落，她說：“《紅樓夢》拍攝時，姐妹們住在集體宿舍里，有個家的感覺，但劇組解散後，我得自己租房、自己找事。那時沒有戶口就沒有單位，很多人看你的眼光覺得你是個‘黑人’，生活各方面都沒有保障，我懼怕孤零零地漂在北京的感覺。”袁玫覺得當時還太年輕缺乏獨當一面的勇氣，她最終沒有像陳曉旭、鄧婕一樣堅守在北京。袁玫說：“我知道她們倆吃了很多苦，鄧婕幾乎沉寂了10年才又出來，但事實證明她們的堅持是對的。”
離開北京的那段時間，袁玫經常自己偷著哭，哪怕事隔多年後，每次與昔日“紅樓”姐妹們聚會，她都特別感傷，她說：“我一看到當年同時長大的姐妹們，會有種歲月流逝的感覺，她們很多人留在北京，我卻散落在外面。‘紅樓夢’像自己娘家，北京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想到彼此在各方漂泊的不易，心底會有很多辛酸，想‘娘家’的感覺是很淒楚的。”
離開北京的袁玫，最後選擇去了廣州，“因為當年覺得廣州發展很快，考慮應該有不少機會。”但在打拚幾年後，袁玫發現事情並非如她所想，她說：“《紅樓夢》在北方很熱，在南方就沒有那么受關注，而且我的朋友圈子都在北京，在廣州我要重新建立各種關係。雖然有不少劇組找到我，也都是‘襲人’那類賢妻良母型的角色。”當時袁玫出演的《公關小姐》、《情滿珠江》雖然反響不小，但袁玫並非是女主演，她說：“我發現廣州很多大戲和好的角色，都要到北方去找‘名角 ’。我那時候挺鬱悶，希望自己有更好的角色開拓戲路，卻發現很難找到好劇本。尤其到了1992年以後，文化活動與交流重心在北方，南方機會越來越少，很多南方演員都選擇去了北京。”
袁玫有了深深的危機感，“我覺得自己慢慢被觀眾淡忘了，為了生活我也沒有間斷拍戲，但隨著女演員的年齡增大，我發現自己的處境挺尷尬。我1997年拍了一部戲，從1998年至今我再也沒有演過戲。我一直想演那類大青衣型的女主角，卻未能如願。”袁玫說如今自己已錯過了女演員的黃金季節，“我現在沒有更寬的角色挑選，這個行業就是這么殘酷。我現在的先生也是同行，他經常勸慰我。我覺得我們這幫演員最後都淡出螢屏，也是因為那個時代劇組、電視台都不懂得捧演員，演員更不懂要宣傳自己。”
一次偶然的機會，袁玫參加了第二屆留學生交流會，留學生的艱苦奮鬥給她很多的震撼，使她有了自己籌拍一部留學生創業題材電視劇的想法，她也想在表演生涯最後的時刻，能出演一部作品，圓一次自己的“女主角夢想”。袁玫說：“當時我把這個創作策劃書拿給電視台的領導，但沒通過，我當時挺受傷的，但我堅信這個題材能做好。我這人挺要強的，不服輸。於是我找了廣東的留學生負責人。他聽了以後覺得值得做，就幫我找了一家留學生企業，並給了我啟動資金，雖然只有10 萬元，但我覺得這筆錢的意義重大。”
但對於做製作人，袁玫卻一點概念也沒有，她說：“沒人信任我這個項目，我四次去談立項，都沒有通過，我就一門心思想把劇本弄好。”為了籌備稿費，袁玫不惜賣掉了自己的車，換了十幾萬元，但她沒想到劇本創作波折更多，袁玫說：“我自己換了五撥編劇，這個劇本從2002年到2004年，我打磨了三年。”就在最後劇本快完成的時候，袁玫所有的錢已經花光了，她面臨抵押房子的危機，好在她奔波了十幾次的立項這時通過了，她也拿到了第一筆資金，袁玫終於輕舒一口氣。
在《紅樓夢》姐妹們的聚會上，袁玫總被笑稱“開竅最晚，比別人反應都慢半拍”。在《故鄉的雲》這部電視劇的製作中，袁玫說她覺得自己腦子“轉得慢”，確實挺吃力。她說：“記得《紅樓夢》拍攝時，我對股票聞所未聞，當時人家給我股票我都不要。那會兒劇組的很多女孩跟萬科的一個副總比較熟，他們公司當時正在發行股票，我們中只有鄧婕和陳曉旭買了，她們後來說是1萬塊錢變成38萬。這件事對我觸動挺大，但這么多年過去了，我的經濟頭腦依然沒有長進。這次談拍攝地點、演員片酬時，我不懂如何與別人談價錢，也不知道現在演員的行情。”
不懂經濟，袁玫就靠著一股“衝勁”和誠意打動對方，她說：“這部劇的場景太多了，不僅去西藏，還要去加拿大、美國拍，這個協調工作非常艱難，它需要有社會資源的人去完成，我四處求人找關係，為了在中山大學拍一個月，我找了他們好幾個副校長，還有黨組委書記。當我拿到拍攝批文時，沒注意到大廳地面特滑，想快走幾步到劇組，結果狠狠地摔了一跤，差點兒腦震盪。”
吃了這么多苦，創作這個作品的源動力，就是想讓自己能主演個自己滿意的角色，但因為劇組的工作太忙，袁玫最終無暇演戲，她說：“如果我演的話，這個戲可能在拍攝過程中麻煩更多。我認為這部劇觀眾越看越會體味到更深刻的含義，雖然沒有主演成這部作品，作為一個演員，我感覺有遺憾，但作為一個人，我覺得沒有遺憾了。”
“揮舞水袖在舞台中央圓轉一現，口中唱念咿咿呀呀的韻白悲腔”，袁玫說，“我在決心告別舞台時，總會想起我年輕時站在舞台中央唱黃梅戲的片斷，每次在落幕時，我不知道掌聲能否四起，台下是否有人喝彩。人的一生會有一些不圓滿的事，就如同我的表演，有著遺憾之處，在《紅樓夢》之後，我沒有再詮釋過讓自己特別滿意的角色，表演的成功與否還要由別人評斷，我已經盡力而為了。”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袁玫說：“《故鄉的雲》為我打開了另一個領域，我決定轉行做製作人，我想我以後不會再去演戲了，但我每當看到大幕拉開，聽到鑼鼓聲響起的時候，總會油然升起一種特別的心情。我想，雖然我對舞台依然有那么多的不捨，但每個演員都會經歷這樣的過程。人生總是這樣的吧。”
作為“紅樓夢中人”活動廣州賽區的總負責人，袁玫認為:“新版《紅樓夢》參賽選手整體水平很高，形象、氣質、才藝方面都不錯，並且在拍攝手法上我相信一定比我那時要強很多。但老版有很多長處讓人難忘，我覺得老版‘紅樓人’當年之所以表演成功，多歸功於眼神的純淨。我最難忘的是最初學習時，當時關在圓明園，現在想起來像天堂一樣。4月份去的時候正是迎春花開、桃花開、春風拂柳，我們每天早晨6點鐘起床，就在圓明園大院裡面，一群姑娘、小伙子在那兒晨練，練歌、練唱、練台詞、跑步，真是桃紅柳綠。每天周汝昌等老師都會給我們上課，這些年輕人在那兒學習的狀態非常安靜，人的內心很單純。我擔心現在的人還能否像我們那時一樣，全心沉浸在另外一個情境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