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蛇口基因是《中國企業家》雜誌試圖挖掘平安、中集、招行、萬科這批企業的共同基因，給它們和它們的領導者的定義是：“蛇口基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蛇口基因
概念,重要特徵,
概念
這些企業和人都某種程度上出身與蛇口，都與袁庚老人有一定的關聯。（其中的蛇口即是在深圳）
牛文文在刊《中國企業家》首語中，對蛇口基因的判斷是（以下引自《牛文文：蛇口是一種什麼樣的基因》）：
【1】——“公企業”。中國大企業的主流形態，要么是國有企業，要么是民營企業，但這些蛇口企業是一種新品種，萬科的郁亮說應該叫“公企業”。它們不接受沒有大戰略大願景的國有股東，為此不惜換股東，但也決不搞MBO或老闆個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業華為，老闆任正非據說也只有5%左右的股份。於是，它們就取得了一種在國家戰略和企業(家)戰略之間的平衡，既獲得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又保證了強烈的企業家精神——這正好是100年前招商局創始人們身上流淌過的血脈！
【2】——大行業。平安(保險)、招行(銀行)、中集(貨櫃)、華為(通信設備)、萬科(房地產)，這些企業的行業選擇，具有極強的開創性和未來性，不要說在它們創業的那個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擴張空間的“大行業”。而且，這些行業，在很大程度是由它們開闢並定義的。為什麼這群企業家能夠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這樣一些 “大行業”？要知道，在30年的歷史中，充滿各種可以賺快錢的行業和業務誘惑，但它們幾乎一致地堅守了當初選擇的主業——有遠見不容易，能堅持更不容易。
【3】——不犯王法。低調是企業人的本分，即便是高調如王石，在碰到諸如巨觀調控、勞動契約法這樣的高度敏感的事情，也一貫和政府保持一致。所以，在 30年一波接一波的企業出事高潮中，在科龍、健力寶、粵海等事件頻出的廣東，這些蛇口企業有驚無險地走過來了。——在高速發展的轉型經濟體裡做企業，這份清醒和自愛，格外難得。
重要特徵
有人從蛇口系企業的生命跡象中，推導出了所謂“蛇口基因”的八個重要特徵：敢為天下先；宗教般的企業精神；一切因勢、因時而變；固守核心價值觀，不做機會主義者，基於此的執行力；專業創造價值；務實的理想主義；學習力，作為一個組織的變革能力；強烈的危機感。
【從實際中談蛇口基因】
我們確實能從平安保險、中集、招商銀行(31.26,-1.72,-5.22%,吧)這幾家創建於蛇口的企業身上捕捉到幾點類似的特點與氣質。比如多年來堅守主業、不做投機取巧事、進取的企業戰略、創新開放的文化、在政策資源與市場意識之間遊走。
但這只是一些表象，還不能被稱作是“基因”。
進一步，我們可以將這些表象溯源到它們自一成立便建立起的股份制架構、相對完善的公司治理、對現代企業制度的推崇和學習。然而令人進一步產生追問的是，這樣的企業何以能誕生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中國？
蛇口工業區創始人袁庚曾被人問及“蛇口是怎么發展起來的？”他回答：“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改革開始的。”
如果沒有袁庚和中央從上世紀80年代初在蛇口一手掀起思想解放、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驗，80年代中蛇口斷然不會長出中集、招商銀行、平安保險等等日後被證明帶有優質市場化基因的企業。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集合，而什麼樣的共識與價值觀支撐，決定著這一系列契約是苟且、不可持續的，還是能最大限度滿足人性的需求、放大人性的光輝。新的共識與理念(走市場經濟道路、淡化特權、鼓勵思想上的創新與自由)——使蛇口那批企業有別於當時其它所有中國企業——它們，才是蛇口企業難能可貴的基因。
蛇口的試驗與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蛇口系企業的基因勢必帶著與生俱來的缺陷、有所爭議的地方。而這也正好給我們帶來對“中國特色”饒有意味的思索。
獻給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
從1996年始，中國國際海運貨櫃(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已經連續10餘年保持貨櫃產銷量世界第一，世界市場份額占到六成；2007年，招商銀行總資產規模達到13000億元，數年來招行一直被普遍評價為中國品牌形象最好的銀行之一；在最近幾個月中國金融企業掀起的海外併購潮中，中國平安(64.08,1.40,2.23%,吧的動作相當引人注目，它不但通過分批吃入股份於去年11月底成為歐洲富通集團第一大股東，又於今年3月宣布擬以21.5億歐元購入富通投資管理公司全部股份的50%。
很少有人注意到這一事實：它們都出自蛇口。
既不同於中石油(17.91,-0.08,-0.44%,吧)、中石化、中國電信等國有壟斷型企業，又不同於私人控股的公司，它們兼有後者的靈活機制和前者的國資背景。機制靈活避免了管理的僵化，國資背景又讓它們在資源的獲得上占儘先機。
30年前，蛇口一度成為中國最大程度模擬市場經濟的區域，我們今天身處其中、飛速成長的商業社會就是從那裡發端的。蛇口的創建者們希望建立起一批以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為模板的中國企業。就像後來的觀察家們所看到的，在向一個全新的現代商業社會邁進之先，蛇口首先進行的是政治體制的改革。這無疑是一條正確的途徑。蛇口工業區建立之前100年，它所賴以發軔的招商局在洋務運動中成立，參與其中的實業家和思想家鄭觀應即寫下《盛世危言》，指出“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這顯然是一種艱難的嘗試。而在將近30年前，在蛇口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中國政府支持的一群改革者獲得了空前大的權力構造並實現自己的夢想。儘管這場充滿夢幻色彩的改革於10年後中斷，但是作為這場改革直接產物的市場經濟原則和在此原則下分娩出的企業留存下來。
它們與洋務運動的“官督商辦”不同，但又不可迴避地有著“官商”色彩。而在股權結構上，國有股並不占絕對多數，國有股東與其他股東的話語權取得了巧妙的均衡。一方面嚴格的股份制結構保證了企業決策的科學性(你看它們基本上多年來皆堅守本業，不做投機取巧事)，另一方面國有股東的存在拓寬了企業的生存空間，它們不像那些完全生長於草根的民營企業在初期得不到政策一點點優惠與滋養。
它們是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
改革
2006年12月20日，首屆深商風雲人物頒獎典禮在深圳舉行。一位90歲的老人坐著輪椅被推到聚光燈下。他叫袁庚，蛇口工業區的創始人，獲得的是“功勳獎”。
夾在任正非、馬蔚華、馬明哲、王石、麥伯良、張思民這些名字中間，“袁庚”兩個字在現場引起的震動可能更多來自於它們所代表的那個人的年齡。知道蛇口工業區和袁庚的人並不多。
1978年10月12日，當袁庚起草、交通部黨組上報的《關於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問題的請示》得到國務院批准時，招商局，這個曾投資創辦了中國第一批工商企業(包括中國第一家大型煤礦——開平礦務局，中國第一家大型鋼鐵煤炭聯合企業——漢冶萍廠礦公司，中國第一家大型紡織企業——上海機器織布局，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保險招商局等)有著100多年歷史的洋務運動的產物，已經淪為“照相局”(其建築古舊，受旅遊者青睞)。
1979年1月6日，廣東省革委會、交通部提交《關於我駐香港招商局在廣東寶安建立工業區的報告》。該月31日，報告獲批准。被中斷的中國商業歷史開始重建，其難度並不亞於1872年李鴻章上“試辦招商輪船折”開辦招商局。1979年，蛇口工業區初建，交通部派來一批幹部。劍橋大學代表團來訪問，某幹部問：“你們建多大的橋？”某幹部去香港考察，回來匯報自己的思想發生的不是180度而是360度的轉變。
有一次，國內一些經濟學家組成代表團到蛇口參觀，梁憲(蛇口招商局集團有限公司研究部總經理)負責接待。在一個沙盤前面介紹了蛇口的改革之後，中國人民大學一個很有名的教授問梁憲：“梁憲同志，你剛才講得頭頭是道，我就想問一句，你們有沒有計畫打算什麼時候再跟社會主義掛鈎呢？”另一次，深圳為十幾個開放城市的市長、局長辦培訓班，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讓梁憲請一兩個外面的學者來講學。梁憲請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一位華裔教授。該教授講了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歷史。梁憲要送教授走的時候，被一位深圳市政府副秘書長叫住了。“你叫什麼名字？從事什麼工作？”梁憲如實回答。“你為什麼請這樣的反動分子來講課，你知道他今天講的東西完全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嗎？你知道台下坐的都是什麼人？一個個的市長，你們算什麼？”那位華裔教授一定納悶自己怎么就成了“反動分子”。袁庚聽說後批評梁憲：你為什麼不講是谷牧同志讓你請來的呢？“我說沒有必要。”梁憲對《中國企業家》說，“他(副秘書長)的水平低是他的事。”
“一個社會，政府官員不是社會精英，文化低，行政官員不懂行政管理，你讓他放權是很難的，讓他發展商品經濟也難。”回憶當年，梁憲說。
更為兇險的是，曾經有人找到梁，動員他揭發袁庚等人“裡通外國”。
即便是到了1988年初，關於商品經濟的爭論仍然能夠構成後來被稱為“蛇口風波”的政治事件。
所以，袁庚視政治體制改革為第一要務。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業區第一屆管委會由民意推選的15位候選人進行答辯。美國《新聞周刊》為此寫道：“他們以真正民主選舉候選人的身份在蛇口出現作政治演說，在一系列答辯會上回答選民們的問題……從而成為自1949年以來中國第一批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的地方官員。”自此，調入蛇口的各級幹部，其原職務級別只記入檔案，在蛇口的實際待遇由民意決定。1987年5月，應民眾要求，蛇口工業區管委會由行政機構改組為董事會。袁庚雖然被選為董事長，但仍有15%的人對袁庚投不信任票，5名董事落選。幹部的終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徹底打破。
媒體的監督作用被高度重視。1985年2月28日，一封批評袁庚不懂管理的民眾來信出現在蛇口機關報《蛇口通訊報》上。此前，報社曾三次請袁庚過目，均遭袁拒絕。這是又一個強烈的信號。該報在“蛇口風波”中的表現順理成章。
在改革政治體制的同時，招納培養商業人才的工作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後來被稱作“黃埔軍校”的蛇口企業管理幹部培訓班1981年開始了第一期。 “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前對於經濟學，對於企業管理學是持否定態度的，西方經濟學更不用說了。從前蘇聯搬過來的那套東西都受批判，何況是西方國家。”梁憲對《中國企業家》回憶。一切必須從頭學起。
在當時的人事制度下，蛇口培訓班的生源和師資都是很大的問題。第二期培訓班開始時，梁憲到西安外國語學院為一位願意到蛇口任教的留學回國的英語老師辦調動。“你以為你是什麼人？你們以為搞特區就了不起嗎？你要到我們這裡調人，我把你們給殺了。”學院當時的院長兼黨委書記對梁憲說。余昌民是清華大學第一屆企業管理系畢業的研究生，1980年曾到日本進修一年，研究日本的企業管理。當時學校希望他能留校。余是當年被蛇口打動並義無反顧前往的成千上萬的年輕人之一。為了他的調動，袁庚親自為其向清華大學校長劉達說項，終成正果。2006年，余在自己的部落格上回顧了往事，並展示了其時的來往信函。
從1981年到1992年袁庚離休，蛇口培訓班共舉辦9期，培訓了400多名幹部。這些接受了新思想的人成為蛇口最有價值的資產。“現在他們很多都在領導崗位上，出去闖天下在歐美國家的也不少。他們叫我梁主任，對我說，你到美國去不愁沒飯吃，每到一個城市都有你的學生。”梁憲說。
1988年11月12日，出席“中國經濟改革回顧與展望國際研討會”的中外經濟學家、企業家參觀了蛇口，71歲的袁庚在南山大酒店歡迎酒會上作了即席演講。這是迄今為止關於蛇口關於招商局的最簡潔說明，早年經袁庚之手調入蛇口的余昌民在自己的部落格上登載了全文。
我以為，要引進外國的資金、技術、設備等等，並不是十分困難的事，而要創造一個適應這個經濟發展的社會環境，則要困難得多。進步的社會、進步的人，是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經濟起飛的大前提。有人問：“蛇口是怎么發展起來的？”我回答：“是從人的觀念轉變和社會改革開始的。”
這個地方，是由躋身香港的一個中資機構——招商局全資開發經營的，而不是運用政府的行政功能開發的。這裡的企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三資企業，這就意味著，蛇口自出娘胎就先天具有適應國際化市場經濟的功能。作為一個企業，如果沒有經濟效益，沒有在國際市場上競爭的能力，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對於蛇口來說，開拓國際市場尤重於國內市場。人民的創造力和自由意志完全是按照國際自由競爭機制和經濟規律、價值法則所規範的，而這種創造力和自由意志的充分發揮，則有賴於各種體制的改革。
在蛇口，當基礎設施初具規模以後，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淡化特權和官本位，凍結了過去在內地的行政級別和工資級別。如果你問某個蛇口人現在是什麼級別，是局長還是處長，那將引起鬨堂大笑。這裡的許多幹部更樂意在企業施展自己的才能，我們的困難是，如果讓一個幹部從企業到政府部門工作，往往要花費很大的力氣去說服他。
我們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時，非常重視它的公平和合理性。比如住房，任何人不能靠特權獲得，在商品面前人人平等；至於薪酬，則要根據他的才能和貢獻來確定。包括國務院明文規定的赴港出國允許攜帶大件的特權，我們早就主動取消了。
我們還主張，領導層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權。當你作出有關人民利益的決策時，人民理所當然有權過問你。蛇口除了實行選舉領導人之外，還實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給人民以罷免權，在這裡已堅持六年了。這就是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其中還包括輿論監督，不違反憲法的言論自由、各種民眾性的壓力團體等等。誰都明白，如果地球沒有自己的軌道，沒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陽上去而毀滅掉。
我們提倡憲法所規定的言論自由，任何人、任何思想流派，只要不是想推翻共產黨和搞人身攻擊的話，他都可以發表個人的意見，有免除恐懼的自由。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不同意見的權利。所有這些，加上人才的合理流動、職業的雙向選擇，都是使人成為真正的人，充分發揮自己的才華，受到社會的尊重，而不是違背自己的良知，扭曲自己的個性。
有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博士，三個月前在這裡和我見面時曾經有過一段對話。他問道：“開發蛇口的哲學思想是什麼？”我說：我們不僅要繼承和發揚中國的一切優秀傳統文化，而且要學習借鑑西方的優秀文化，包括科學、技術、工藝、管理。我們要創造繁衍現代文明的土壤，但絕不能提供色情、暴力、同性戀、愛滋病滋生的土壤。我們要避免和防止西方的道德危機。
剛才有記者問：“蛇口今後的希望在哪裡？”我想，蛇口的希望就在於，在光明中能夠揭露黑暗，在前進中能夠看到落後。八十年前，招商局歷史上的一位知名人士鄭觀應寫過《盛世危言》，曾想力挽招商局的衰敗，但隨著改革派人物譚嗣同的人頭落地，當時的招商局也就跟著一蹶不振。以史為鑑，可以興廢。
今天，我們還是要用《盛世危言》警惕自己，如果在座諸位能夠不客氣地為我們指出缺點和不足，指出今天招商局、蛇口工業區的陰暗面，那才夠得上真正的朋友！
這次演講一年後，國內形勢發生變化，蛇口的試驗停止。再有3年，袁庚就要從蛇口離休。此時，日後將放射耀眼光芒的中集(建於1980年)、招商銀行(1987年)、平安保險(1988年)都已建立。而受到蛇口精神鼓舞的更多的將在中國商業史上留下名字的人物也已經或正在向這裡趕來。
1983年，30歲出頭的王石來到深圳。“當初並不清楚自己出來乾什麼。”他對《中國企業家》說，“聽到蛇口提出的‘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後，才知道應該是為財富而奮鬥。一開始是為自己，然後就是為社會。”受到啟蒙的王石扛麻袋賣飼料，做司機當出納，直至成立萬科。緊跟著，人到中年的任正非創立了華為。
1989年，張思民從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總部辭職，在蛇口的3間普通民房裡開始醞釀海王集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