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口區志》遵循修志法度,對區境自然與社會的歷史、現狀的大量資料,博觀約取、條分縷析、編纂成籍。為了解、研究虹口提供了翔實資料,為施政、決策提供了科學依據,為區情教育提供了現實而親切的教材。《虹口區志》有利於啟迪今人,昭示後世,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大成果。鑒往知今,志為今用。相信全區廣大幹部、各界人士、青年學子,以及一切關心虹口的人們,都能從《虹口區志》中得到有益的啟示。《虹口區志》編纂工作在中共虹口區委領導、區人民政府主持下開展,受到了上海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的指導和許多專家、學者、兄弟區縣修志同行的關心、幫助。全區方方面面對修志工作給予了充分的重視。有200多位同志參加了編纂工作,他們不避寒暑、不辭辛勞,廣徵博採、核實論證、布局謀篇、斟字酌句,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為區志成書作出了奉獻。在此,謹向所有為編修區志作出貢獻的同志致以謝忱和敬意。
序,凡例,總述,
序
五易寒暑,《虹口區志》終於修成。
虹口區是上海市中心城區之一,地區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的發展變化是上海發展變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但又有著自己的特殊性。
虹口區境原系農村,上海開埠後,以建港為發端,城市化從虹口港一帶呈扇形向兩翼及向北推進。南部先闢為租界,後又為日本侵略者所占據,人民備受苦難。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虹口人民與侵略勢力、反動統治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
在20世紀30年代,虹口還是上海以至全國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運動的前沿陣地。解放後,在黨的領導下,虹口區的經濟、社會事業、城市建設獲得了迅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當前全區人民正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譜寫虹口跨世紀發展的宏偉篇章。虹口的歷史是虹口人民開拓進取、艱苦創業的歷史,是虹口人民革命鬥爭的歷史,是虹口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
凡例
一、本志遵循實事求是原則,力求完整、準確、科學地記述區境自然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
二、本志記述的地域以1993年虹口區行政區域為範圍。上限不限,追溯事物之發端,重點記述上海開埠後區境各方面的發展變化；下限為1993年底,總述、大事記適當延伸到1996年,圖照適當延伸到1998年春。
三、採用述、記、志、傳、圖照、表、錄等體裁,以志為主體。志以並列體設編,下設章、節,橫排門類、縱述史實。大事記、人物採用條目式,大事記以編年體為主,輔以記事本末體,人物收錄以生長或居留境內,並對虹口有重大貢獻或重大影響者為主,以卒年為序。
四、文字表述一般採用語體文。
五、一編內多次套用同一名稱時,首次出現用全稱括注簡稱,其後則用簡稱。
六、時間表述,解放前用傳統紀年,在節內首次出現時括注公元紀年,解放後用公元紀年。志中所述“解放”系指1949年5月27日區境解放。計量單位、數字、標點符號等均按國家有關規定書寫。解放初期的人民幣金額,未註明為舊人民幣則已換算成新人民幣值。
七、本志資料取自檔案、舊志、書報刊物、口碑資料及存史實物,記述中一般不註明出處。
總述
一
虹口區位於上海市中心城區腹地偏東北，東與楊浦區相鄰，西與閘北區毗連，南瀕黃浦江、吳淞江(蘇州河)，與浦東新區和黃浦區隔江相望，北與寶山區接壤。1993年底，全區南北長約7.8公里，東西最寬處約3.8公里，面積23.45平方公里。戶籍人口837822人。下轄13個街道(鎮)。區人民政府設于海南路10號。
虹口，因虹口港(昔稱沙洪，其與黃浦江交匯處稱洪口、虹口)而得名。上海開埠前，虹口地區除江灣鎮、虹鎮、虹口鎮等集鎮外,多系農田漁村。境內以虬(舊)江為界，南屬上海縣，北屬寶山縣。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國傳教士在境南租地造屋。道光二十八年，辟美僑居留地。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劃定美租界四至。同年八月，英美租界合併，改稱英美公共租界。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三月，又改稱上海國際公共租界。境內南部為公共租界北區和東區的主體部分。境內租界以北地區仍分屬上海、寶山兩縣。八一三事變後,虹口淪為日本海軍警備地區，由日本海軍直接管轄。抗戰勝利後，租界歸還中國，上海市政府建區，境內主要地域劃為第十六區、十七區、十八區。民國36年(1947年)，分別改稱虹口區、北四川路區、提籃橋區。上海解放後，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員接管3個區公所，建立區人民政府。1956年3月，北四川路區與虹口區合併為虹口區。1959年12月，提籃橋區與虹口區合併為虹口區。1984年9月，寶山縣江灣鎮和大八寺(今大柏樹)一帶劃入虹口區，形成現境。
二
虹口地區水陸相接，交通便捷。
境內原為東海之濱的灘地，多河道港汊，歷史上曾有大小河流50條，迄今留存的有黃浦江、吳淞江和以虹口港、沙涇港、俞涇浦為主的虹口港水系河流15條。早年曾為吳淞江下游水道的下海浦，為船民、漁民泛海要道，後雖湮沒，但清乾隆年間為供奉海神，保佑平安而建立的下海廟仍香火繚繞，遺留至今。上海開埠後，中外洋行和商輪公司借水運之便，沿江建造碼頭，其中匯山、公和祥等碼頭前沿水深8～10米，可停靠萬噸級海輪。虹口沿黃浦江地帶漸次發展成為上海遠洋、沿海客貨運的重要港口。解放後，境內黃浦江公用碼頭幾經改組，港區設施幾經改造，客貨吞吐量不斷增長，成為上海市國際國內水路客貨運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至1993年底，沿江碼頭萬噸級以上的泊位增至12個；公平路客運站開闢上海至青島、大連、溫州、廣州等航線，為中國最大的沿海客運樞紐；外虹橋國際客運站，開闢上海至日本神戶、大阪、橫濱和上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班，是上海唯一的國際客運碼頭；高陽港務公司與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和地區有貨運往來，是上海港重要的外貿雜貨裝卸骨幹企業之一；匯山裝卸公司以裝卸和轉運百雜貨、生鐵、礦建材料等貨物為主，航線遍及南、北方沿海和長江。設在境內的上海遠洋運輸公司的遠洋船通航世界上82個國家和地區的265個港口,是中國遠洋運輸公司最大的分支企業。沿港的東大名路已逐步成為以國際、國內水上運輸和船務為主的航運街。
由於港區的興起和繁榮，境內陸上運輸日見發達，19世紀末20世紀初，虹口地區已成為全市人力車行和私營汽車運輸行開設最密集的地區之一。20世紀初，百老匯路(今大名路)、熙華德路(今長治路)、吳淞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等主要幹道已經形成。電車、公共汽車、輪渡也已通車開航，並開設出租汽車經營點。解放前夕，境內有私營汽車運輸行150餘家，占全市總數的三分之一強。解放後，區境汽車運輸行業經過改組、合併、擴建，分別建立上海市汽車運輸第五場(今滬東汽車運輸公司)和第七場(今上海市化工物品運輸公司)。至80年代，滬東汽車運輸公司為上海最大的綜合性物資運輸公司，建有全國第一座貨運汽車雙層停車場；上海市化工物品運輸公司為全國最大的化工物品公路運輸公司。同時，人民政府改造和拓寬四川北路、吳淞路、四平路、大連西路等幹道，建成吳淞路閘橋和內環線高架道路境內段，使之成為連線市中心與楊浦工業區、寶山工業基地的交通要道。至1993年，區境電車、公共汽車等公交線路達50條。是年，魯迅公園周邊的11條線路和提籃橋地區的7條線路，日均客運總量分別為135.26萬人次和111.85萬人次，是區境客流量最繁忙地段。
三
虹口地區商貿興盛，近代工業發展較早。
上海開埠後，以港興市，提籃橋和吳淞路一帶商業貿易逐漸發展。19世紀60年代，葉澄衷在百老匯路開設順記洋雜貨號起，中小型五金商號在其附近迅速發展，至抗戰前，已發展到124家。經營商品有船舶五金、機器零件、鋼鐵材料、紡織五金、建築五金、水道閥門、五金工具等，銷售對象遍及全國。福德路一帶，粵籍商人開設水果行棧，成為名噪一時的“廣東水果一條街”。19世紀末，文監師路(今塘沽路)、漢璧禮路(今漢陽路)附近的三角地已成申城有名的菜市和牛羊肉批發處。20世紀初，租界當局越界築路，將北四川路延伸至金家厙(今魯迅公園處)，使之成為南北幹道。由於鄰近當時上海陸上大門北火車站的地理優勢，虹口商業中心由百老匯路、吳淞路向北四川路轉移。紡織品、鞋帽、鐘錶、中西服裝、糖果食品、南北雜貨、水果、飲食等商店競相開設，北四川路成為市區主要商業大街之一。抗戰爆發後，民國27年(1938年)上海失守，境內商店多外遷或歇業，市面凋零，日僑商店猛增。民國31年，北四川路有日本公司、店鋪326家，吳淞路有117家。抗戰勝利後，商業一度短暫復甦，北四川路恢復為與南京路、霞飛路(今淮海中路)齊名的上海三條商業大街之一。提籃橋與東長治路成為滬東商業中心。吳淞路有“西服一條街”之稱。虬江路和虬江支路一帶形成聞名全市的五金日用品舊貨調劑市場。1949年初，境內有各類商店7100餘家。
上海解放後，人民政府對私營商業採取代銷、經銷、批購、銀行貸款等方式，加以扶持，逐步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並把小商小販組織起來，使之走合作化道路。1951年，境內共有私營零售商店12849家。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後，區境共有公私合營商店10541家,合作商店165家，合作小組379個。1958年後，在“左”的思潮影響下，減少商業機構、合併流通渠道、撤併商業網點、關閉集貿市場，至1965年全區網點調整到2420家。“文化大革命”期間，商業市場遭受嚴重破壞，不少行業經營特色消失，服務質量下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堅持改革開放，逐步改變計畫購銷體制、擴大企業自主權，疏理流通渠道，發展多種經營，推行多種形式的經營承包責任制，組建大企業集團，搞活小企業，區內商業迅速發展，市場日益繁榮興旺。1993年，全區共有區屬商業企業6831家。四川北路商業街，經過調整，形成“繁”、“專”、“雅”三段各具特色的格局。全街401家商店，中高結合，專特為主，面向工薪階層，堅持薄利多銷，不斷提高服務質量，贏得顧客信賴，1993年完成營業額30億元，利潤0.8億元。提籃橋和東長治路商業街經過調整改造，更新設施，新建、擴建一批商店,成為專業與綜合相結合的商業中心。乍浦路已有各類餐廳108家，被譽為滬上微型、豪華美食街。1990年底大柏樹生產資料交易市場建立,帶動了周圍地區內外貿的迅猛發展，逐步形成大柏樹商務中心。區境有蘭生大酒店、上海大廈、新亞大酒店、遠洋賓館等星級賓館飯店9家，有上海市第七百貨商店、香港美發廳等名、特商店57家。德昌西服、維也納皮鞋、金綸洗染、廣茂香烤鴨、好吃來炒貨、一定好和葉大昌食品、雷允上北號六神丸等，發揮“老字號”名店名品效應，各呈特色，以質取勝。1993年區境銷售總額73.1億元，其中區財貿系統商業銷售總額49億元，利潤1.02億元，實現銷售和利潤同步快速增長,居於全市各區的前列。1994～1996年，商業持續快速發展，全區商業銷售額分別達到110億元、127.2億元、136.5億元，名列市中心區第二。
虹口是上海近代工業創辦最早的地區之一，中小工業比較集中。19世紀50年代，美英商人在虹口沿江開設杜那普船塢和虹口、奪賓、耶松等船廠,60年代初，美商在虹口港南岸建造旗記船廠，虹口與浦東成為上海船舶修造業的兩個中心。清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在虹口港入黃浦江口跨岸開設國內規模最大的一家兵工廠——江南製造總局(同治八年遷至南市高昌廟鎮)。翌年，粵商於東百老匯路(今東大名路)開設上海第一家民族資本的發昌機器房。此後，境內外資、官辦、民族資本創辦的近代工業續有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境內工業發展迅速，其中以機器業為多。20世紀20、30年代，天通庵、橫浜橋、西體育會路及虹口港東岸租界線兩側工廠密布，行業遍及機器、繅絲、印染、紡織、金屬製品、電器等10多類。民國23年，工廠發展到1081家，約占全市工廠數的25%。其中機器業有348家，占境內工廠總數32.2%。除南洋兄弟菸草公司上海分公司、華生電器廠、美商海寧洋行(今益民食品一廠)、日商上海坩堝合資會社(今上海第二耐火材料廠)等少數規模較大外，10人以下的工廠多達384家。抗戰時期，工廠損失慘重。抗戰勝利後，工業出現短暫恢復。中國標準鉛筆廠、信誼藥廠等相繼遷入區境。1950年，境內有工廠1900多家。1956年後，市各工業局所屬一批工廠劃歸區領導，提籃橋區一度成為上海6個工業區之一。隨後市屬工業進行改組，區屬工業開始發展。1963年，區內工廠491家，職工8.6萬人，年總產值13.9億元，主要行業由機器業轉變為機電、紡織、服裝與金屬製品業。1964年4月，原由市、區雙重領導的工業企業改為市工業局統一領導管理。1978年以後，工業企業以擴大經營自主權、推行經營承包責任制為重點，進行一系列改革、改造。1984年，全區有工廠711家，其中小型廠677家，占95.2%。年總產值49.5億元，利潤總額13.3億元。1993年，全區工業企業有662家，職工15.99萬人。其中區屬346家、非區屬316家；機電、化工、儀表行業占41.4%，輕工、紡織、手工業占35.34%，其他占23.26%。年總產值138.02億元,利潤總額15.58億元。
四
虹口人民譜寫了革命鬥爭和反對外來侵略的光榮史篇。
由於虹口地處公共租界的北區和東區，華洋雜處，這裡既是白色恐怖的中心區，又是多方管轄、相對“安全”的地帶，有利於革命者立足和開展隱蔽鬥爭。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中山途經上海，與宋嘉樹(字耀如)結為友人，東有恆路朱家木橋宋家(今東餘杭路530～534號)成為革命黨人秘密籌劃第一次廣州起義联絡點之一。光緒三十二年，一批留日歸國學生在橫浜橋北堍創辦中國公學，成為同盟會的聯絡點。翌年，秋瑾主編的《中國女報》在北四川路厚德里創刊。
中國共產黨創建初期，陳獨秀、陳望道、沈雁冰、俞秀松等在境內傳播馬克思主義，從事工人運動。民國13年(1924年)6月，在共產黨員向警予等領導下，胡家木橋附近的雲成、物華絲廠工人罷工，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擴及14家絲廠，波及1.4萬人。陳獨秀撰文稱這次罷工“不但是上海勞動界的一大事件，並且是全國勞動界一大事件”。民國14年春，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境內召開。中共中央秘書處、交通處、宣傳部、工農部、中共上海區委等機關陸續遷入境內。周恩來、陳雲、羅亦農、陳延年、趙世炎、瞿秋白等領導人在境內領導過革命鬥爭。民國14年，五卅慘案發生後，虹口全境舉行罷工、罷課、罷市，一艘日輪駛靠匯山碼頭，日商許高酬也無一人卸貨。民國16年3月上海工人舉行第三次武裝起義，境內是起義最高決策機構的中共中央特委指揮聯絡點和上海總工會武裝起義令發出地。虹口各糾察隊率先舉義，一舉攻下4個警察所、署，有力地支持了全市武裝起義。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虹口是上海乃至全國文化反“圍剿”鬥爭的前沿陣地。民國16年4月，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從各地轉移來滬的中共黨員潘漢年、陽翰笙、李一氓、朱鏡我、彭康、洪靈菲、孟超等人聚集虹口，團結郭沫若、鄭伯奇等一批文化界進步人士，建立文化統一戰線，在北四川路一帶開設書店，組織社團、創辦刊物，掀起左翼文化運動，對國民黨查禁、取締、迫害左翼文化進行合法鬥爭。後又將創造社、太陽社等聯合組建為以魯迅為主將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瞿秋白與魯迅緊密合作，並肩作戰，帶領大批左翼文化活動分子繼續同國民黨御用文人展開鬥爭，在文化反“圍剿”中，作出卓越貢獻。
20世紀30年代，一二八、八一三日軍兩次挑起淞滬戰爭，都以境內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等地為據點，出兵進攻華界。上海淪陷後,日本的領事館、陸海軍、憲、特、興亞院等五個系統在境內均設有總部或分支機構。日本侵略軍及日本浪人在虹口燒殺姦淫，強占劫奪，無惡不作，人民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面對日本侵略者的殘暴行徑，區境軍民奮起抵抗。著名的八字橋爭奪戰、激戰匯山碼頭、突襲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司令部，威震日軍，為淞滬抗戰繪就了壯烈的畫卷。虹口人民還積極組織抗日義勇軍、救護隊，參加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支援抗日基地，抵制日偽接管等抗日救亡活動，給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打擊。
解放戰爭時期，境內中共地下組織率領工人、學生等開展罷工、罷課、示威、聲援、遊行請願等鬥爭，反對飢餓，反對內戰，反對迫害。暨南、光華、麥倫、復興等大中學校師生，對國民黨軍警鎮壓學生運動的暴行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民國38年春，境內各條戰線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廣大民眾，開展護廠、護校，護庫等鬥爭，裡應外合，迎接解放。
五
虹口地區教育、科技、文化、衛生、體育事業各有特色。
虹口教育，門類齊全，歷史上名家辦學多。清光緒七年(1881年),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境內開辦中西書院。光緒十六年，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前身)設譯書院於虹口，聘張元濟為院長。民國元年(1912年)，唐文治、嚴復等創辦的神州大學從南市遷到江灣。20世紀20、30年代，共產黨和國民黨人士合作在境內創辦上海大學，蔡元培、李石曾等創辦國立勞動大學，陳望道等創辦中華藝術大學，何世楨開辦持志大學。此外，還有國人開辦的醫科大學、工業大學、鐵路學堂、師範大學、美術專科、體育專科以及法學院、商學院、醫學院、文學院、神學院等院校。至民國26年，境內先後出現大專院校共40多所。葉澄衷於光緒二十五年捐資創辦澄衷蒙學堂,是境內國人最早開辦的新式學堂。外國教會辦的聖芳濟學院(今北虹中學)、晏摩氏女校(今北郊中學)、麥倫書院(今繼光中學)等在光緒年間先後創辦或遷入。20世紀30年代兩次淞滬戰爭，不少學校毀於日軍炮火，大部分學校被迫停辦或遷移。抗戰勝利後，部分學校復校，至解放前夕，境內有大專院校7所，中學29所，職業學校8所，市立國小20所，私立國小108所，幼稚園32所，私塾38所。解放後，公立學校和外資津貼的教會學校先後由人民政府接管和接辦，學校貫徹向工農開門的辦學方針，滿足工農子女入學需要。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境內留存高校3所。60年代全區新建中學24所、國小11所。1980年後，對全區的教育結構、層次、規模及學校布局進行改革調整，發展職業技術教育。1985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條例和義務教育法。至1993年底，境內共有全日制大專院校4所，成人高校3所，體育學校5所，中學45所，職校5所，國小85所，幼稚園76所，成人中專、技校各1所，聾啞學校、工讀學校各1所。復興中學、華東師大一附中、外國語學校、第三中心國小等一批市級名校，在全國、全市有一定影響。北郊、虹口、北虹、繼光、澄衷等區級重點中學也享譽滬上。這些學校，歷史悠久，基礎深厚，師資力量充足，設施較先進，教育質量較高。
虹口科技與生產、套用緊密相連。民國13年，華生電器廠研製“華生牌”電扇成功。抗戰勝利後，信誼藥廠研製生產的“維他賜保命”、“消治龍”，被譽為“藥中之王”。解放後，工廠、學校、醫院等系統普遍建立科學實驗小組，開展技術革新、技術革命活動。1960年前後，上海感光膠片廠的黑白膠捲、上海耐酸搪瓷廠的高壓無縫鋼瓶、中國染料三廠的三聚氯氰型活性染料等新產品的研製成功，均為國家填補了空白。80年代以來，成立區科技諮詢服務中心，發展民營科技企業，建立科技發展基金，實施“星火”、“火炬”計畫，建立科技獎勵制度，成立科技專家組，依靠科技進步發展虹口經濟。至1993年，區屬單位在聘工程和衛生系列專業科技人員4841人，其中高級職稱123人。區境有中科院、部屬研究所6家，市屬研究所10家，區屬研究所4家，區屬專業學會、協會29個，民營科技企業501家。境內院、部、市屬研究所獲國家科技成果獎49項，獲市、部級科技成果獎400項。區屬企事業單位獲全國科學大會獎2項，市、部級科技成果獎10項。
早期虹口文化，呈現民族性、外來性、革命性三大特徵。廣東人聚居境內為粵劇演出帶來繁榮，從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起，境內先後形成過廣舞台和廣東大戲院(今民眾影劇院)兩個滬上演出中心。越劇、淮劇在虹口也有眾多的業餘愛好者，他們自編自演，十分活躍。19世紀60～80年代，同文書局、同文書會先後創辦，影印中國古籍、介紹西方文化、出版《萬國公報》。光緒八年，美國車利尼馬戲團在外虹口廣場演出，觀眾如潮，月余不衰。光緒三十四年，西班牙商人雷瑪斯創辦中國第一家正式電影院——虹口活動影戲院。至40年代末，境內先後建立電影公司47家、電影院32家，虹口成為中國電影放映事業的發祥地。民國元年，烏始光、劉海粟等在乍浦路創辦上海圖畫美術院，揭開中國美術史的新篇章。民國15年，俞寄凡、潘天壽等在境內創辦新華藝術學院(後改名新華藝術專科學校)，培養出吳青霞、黃鎮等一批優秀人才。民國18年，日本友人內山完造開設的內山書店，出售左翼進步書籍，聚集許多中外文化界人士，成為中外文化交流重要場所之一。是年，在竇樂安路(今多倫路)11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戲劇團體——上海藝術劇社成立，首次提出“無產階級戲劇”口號。同年建立人文藝術大學，田漢、洪深、張大千等被聘為教授。民國19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華藝術大學成立，以魯迅為旗手的左翼文化運動蓬勃興起，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留下光輝篇章。30年代，日本兩次侵滬戰爭，境內文化設施遭到巨大破壞。抗戰勝利後，境內進步文化再度活躍，培養進步藝術人才的上海戲劇專科學校(後改名為上海實驗戲劇學校，現址為區教育學院實驗中學)，在橫浜橋北首創建，顧仲彝、熊佛西先後任校長。解放後，文化事業不斷發展，新建電影院、圖書館、文化館、少年宮各1座，俱樂部2個,放映隊1個，專業劇團3個及學館1所。上海魯迅紀念館於1951年建立，40多年來，累計接待中外人士900萬餘人次。1956年，遷魯迅墓於虹口公園(1988年改名魯迅公園)，毛澤東題寫：“魯迅先生之墓”，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區境有中共四大遺址、瞿秋白寓所舊址等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及紀念地10處，成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改革開放後，新建曲陽文化館、曲陽圖書館、左聯會址紀念館、虹口書畫院等8家場所，改建影院場館10座。至1993年，區境有公共文化設施30座，文化娛樂場所280家，書報刊及音像經營點300餘家，業餘藝術學校20餘所。曲陽文化館等10個文化單位曾先後多次榮獲上海市和全國先進集體稱號。虹口區被評為全國文化模範區。
虹口醫療衛生事業具有中西醫結合的特色。江灣鎮素有“中醫之鄉”美稱。清代名醫李繼隆、祝夢麟等人曾在境內懸壺。同治五年美國聖公會創辦同仁醫局。光緒三年公濟醫院遷入境內。光緒年間粵紳創辦廣肇醫院，是境內國人辦的首家醫院。光緒三十年開辦的外僑隔離醫院和宣統二年(1910年)國人開辦的中國公立醫院，均是市內最早的傳染病醫院。至抗戰勝利前夕，日本人先後開辦醫院80餘所。至1949年，境內共有公、私立醫院210餘所，慈善機構10個。多數由於規模小、設備差，解放前夕，已關閉、停辦。解放初，境內有醫療機構23個。解放後，人民政府新建、擴建各級預防保健機構。1956年私立醫院改為公辦，私人開業醫生、工廠企業的聯合保健站組成聯合診所,並進一步發展成按街道建立的地段醫院。50年代後期至60年代前期，西醫各科在原有基礎上向專科發展，並開展西醫學習中醫活動。1978年後，中西醫結合形成特色，區中心醫院(1994年改名為上海市中西醫結合醫院)，對脈管病、重症肌無力、硬皮病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獲突破性進展，並分別設立這三種疾病的上海市中西醫結合“醫療協作中心”。境內預防保健工作不斷發展，1990年經世界衛生組織(WHO)考查認可，虹口設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城市初級保健發展合作中心。1993年區境有市屬、企業、部隊衛生事業機構15個，區屬衛生事業機構27個，其他醫療機構18個。區屬醫院設病床2075張。
虹口體育事業起步早。早在虹口開闢租界時，基督教傳教士於境內興辦學校時近代體育即已傳入。光緒二十六年，基督教青年會於老靶子路(今武進路)修建操場，每年舉行體育比賽。光緒三十一年,租界當局在金家厙靶場開闢虹口娛樂場(後改名虹口公園)，占地21萬平方米，可進行高爾夫球、網球、曲棍球、足球、籃球和田徑等比賽，為當時上海設備較完善的大型體育場地。民國4年和民國10年，第二屆和第五屆遠東運動會均在此舉行，對推動上海體育由學校走向社會，由兵式操向田徑、球類項目轉移起了促進作用。民國11年，租界工部局又於該場西北處建成“工部局游泳池”。民國13年，武術家霍元甲創辦的精武體育會(原名精武體操會)遷至境內，並蓬勃發展，其分會遍及南方各省以至東南亞國家。民國20年，國人陸禮華創辦的兩江女子體育專科學校遷至區境，共辦22屆，畢業生約1000人，人員分赴各地，有的還到東南亞國家執教，學校在日軍侵滬時被毀於戰火。解放後，體育事業不斷發展，至1993年體育場館有11處，建造於1951年的虹口體育場，經過兩次擴建，可容納觀眾3萬餘人，成為上海市許多重大體育活動的中心場地之一。1993年首屆東亞運動會開幕式即在此舉行。1958年創辦的區青少年業餘體育學校，1960～1993年間為國家、市、部隊(軍區級以上)輸送運動員1259人，名列全市同類學校前列。其中，有為國家爭得榮譽的第三十七、三十八屆世界桌球錦標賽女單冠軍曹燕華，第二屆世界盃跳水冠軍史美琴，1989年世界青年擊劍錦標賽男子花劍冠軍葉沖等優秀運動員。區境民眾體育蓬勃開展,1988～1992年虹口區先後被評為全國“游泳之鄉”、“武術之鄉”。
六
虹口地區是綜合性住宅區。
19世紀60年代～20世紀30年代，境內出現大量舊式里弄住宅，間有少量西式住宅。30年代，租界地區以及北四川路和施高塔路(山陰路)、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帶建造一批鬧中取靜的新式里弄、公寓、花園洋房，是當時境內較好的住宅區域，由於房價比市中心區相對較低，吸引大批外國僑民、工商業者、知識分子、軍政人員等中上層人士居住。日軍入侵時，住宅房屋遭受嚴重破壞。上海淪陷後，不少住房被日軍及日本人占用，改造成日本式。同時，日本人也新建了一些日式住房。抗戰勝利後，人口驟增，住房緊張，出現大批棚戶簡屋。至1949年上海解放，區境新式里弄、公寓、花園住宅建築共有108萬平方米，占居住房屋23%;石庫門和廣式里弄住宅居多的舊式住宅有312萬平方米，占66%；棚戶簡屋約50萬平方米，占11%。
解放後，政府重視改善勞動人民居住條件，改建危房、棚戶和簡屋，並建造新住宅區。1953～1983年，區境共建有廣中、大連、玉田、建設、郵電等15個住宅新村，建築面積共69.5萬平方米。80年代，區內開闢國家統建、單位自建、集資參建等多種渠道，利用級差地租、開發商品房及結合市政拓路或重點工程建設改造舊居住區。海寧路的久耕里、大連西路四平路的幸福村、唐山路的唐山里等，相繼拆除改建，四平路沿線地區的綜合開發已初具規模。至1993年底，區內原舊居住區經拆除後，新建住宅233萬平方米。昔日低矮、陰暗、潮濕、狹窄的棚戶區，逐步變成多層、高層錯落有致的新型居住區，城區面貌有較大改觀。1984～1993年，區境新辟曲陽、運光、豐鎮、涼城等4個新村，建築面積220.39萬平方米，其他住宅基地71.5萬平方米，共建成住宅建築面積291.89萬平方米，是前30年建成住宅面積總和的4.2倍。解放以來，全區新辟居住區共新建住宅面積361.39萬平方米，人均居住水平從1986年的5.3平方米，提高到1993年的6.5平方米。
上海住宅建築，30年代前後開始向高層發展。境內當時建有8層以上高樓4幢，面積7.47萬平方米。其中，河濱大樓總建築面積達5.42萬平方米，是全市最大的住宅樓。1980～1993年，區境新建8層以上住宅樓118幢，是解放前的28.5倍。1993年共有高樓157幢，總面積187.8萬平方米，在全市各區中，位居第二。
與住宅建設相適應，1993年區境道路已增闢築到240條，總長163.25公里。橋樑68座，總長2185米。雨水管道169公里，雨水泵站19座。變電站11座，總容量89.05萬千伏安，供水供電基本普及。管道煤氣普及率69.38%。建有公園6座，全區綠地總面積214.30萬平方米，綠化覆蓋率14.04%。1985年建成基本無黑煙區。1991年全區建成固定源低噪音控制區。區境市容環境質量得到明顯提高。
七
虹口地區曾是日本人和猶太人聚居之地。19世紀60年代境內南部劃入租界後，外國僑民入境居住，以英、美、葡、俄、印度人為多。甲午戰爭後，日本依《馬關條約》取得在華特權，來上海日僑漸增。八九十年代，日本領事館和東本願寺在境內建立和遷入，日僑即圍繞這兩個機構擇址而居。百老匯路、武昌路、崑山路、閔行路一帶日僑較為密集。19世紀末，境內日僑已近千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歐洲列強無暇東顧，日本資本搶灘上海，日僑猛增，當時越界築路的北四川路、竇樂安路、施高塔路、狄思威路一帶成為又一日本人聚居地區。20世紀20年代中期，境內日本居民已近萬人。30年代時，境內日僑人數增至2萬以上。民國30年(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全部公共租界，虹口部分日僑奉派至蘇州河南接收“敵性國(英、美、荷等國)資產”。上海淪陷期間，日僑最高峰時近10萬人，其中3萬餘人住公共租界，虹口仍是上海日僑最集中地區。當時，境內形成一片以吳淞路、北四川路為經，兩路的分支馬路為緯的龐大的“日本化”街區，三角地菜場供應從長崎運來的新鮮魚和蔬菜，到處都有日式的魚店，小菜店、點心店，衣料店等，日本人把虹口的繁華地段稱為“小東京”。日本投降後,國民政府規定，上海所有日僑在半月內到虹口集中，建立日本人自治區域，當時共有日僑10429戶，79755人。民國35年起，日僑分批遣返回國，同年六七月間，遣返結束。在日本侵略者統治下，有些日本人士仍對中國人表示友好，有的還幫助中國革命者、進步人士開展工作，進行掩護。解放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日本人士來區探訪者眾多。
20世紀30年代，德國法西斯推行排猶、滅猶政策，大批歐洲猶太人被迫背井離鄉，尋求棲身之地。當時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入境簽證和財產擔保的都市，因而成批中歐猶太人到上海避難。民國27、28年，形成難民潮，幾年中累計入境人數約1.8萬人，多數安置在虹口提籃橋一帶，建立華德路138號(今長陽路138弄)、愛爾考克路(今安國路)、兆豐路(今高陽路)、匯山路(今霍山路)等難民中心和收容所。民國29年12月，登記的猶太難民達2萬人，其中住虹口的人數1.4～1.5萬人。民國32年，日本當局在境內建立隔離區，逼迫猶太難民在限期內遷入，並實施保甲制度。是年，居住在虹口的猶太人增至1.7萬人。在虹口的猶太難民，少數住收容所,多數與中國居民雜處，他們和中國居民友好相處，患難與共。中國居民為猶太難民騰房子、介紹工作。猶太難民在開商店、辦事業、建家園、從事技術服務的同時，也為復興虹口作出貢獻，提籃橋地區十幾條街道出現短期繁榮。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猶太難民陸續離境，移居世界各地。但他們對上海這段生活難以忘懷，常常稱自己為“上海猶太人”，視上海為“第二故鄉”。改革開放以來，到虹口來訪問、懷舊的猶太裔外賓絡繹不絕。
八
回顧百餘年來區境的形成和發展歷程，虹口人民歷經曲折和苦難,1949年5月，隨著上海解放，虹口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取得巨大成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轉移。1992年起，貫徹鄧小平南方談話和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精神，各項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對內對外開放不斷擴大，全區經濟實力明顯增強。1997年，區級增加值達到29.3億元；區級財政收入10.32億元;區屬工業銷售產值21.1億元;建築業總產值7.28億元;商業飲食業銷售收入160.1億元;出口撥交額11.2億元。同時，城市面貌發生顯著變化，社會事業全面推進，為未來的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在此世紀之交，面對機遇和挑戰的新形勢，中共虹口區委和區人民政府依照上海市發展對虹口區的要求，同時根據虹口區位優勢的特點，結合區的經濟建設、城市建設和社會發展現實，決心把虹口建成上海的主要商貿服務區、教育文化先進區、文明舒適居住區和濱江旅遊地區之一，成為經濟、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現代化城區。虹口人民正以高昂的戰鬥姿態向新的目標奮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