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十年祭（最新版）

《蘇共亡黨十年祭（最新版）》以史為鏡，通過剖析蘇共因失人心而失天下的歷史悲劇，深刻闡述了保持黨和人民民眾的血肉聯繫是黨的生命線這一重大主題。作者黃葦町一針見血地指出：蘇共並不是被國外反共勢力搞跨的，而是被她一直代表的蘇聯工人階級和人民所拋棄的，人心向背是蘇共存亡的決定性因素。

基本介紹

• 書名：蘇共亡黨十年祭
• 作者：黃葦町
• ISBN：9787549318858
• 出版社：江西高校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3-07-01
• 裝幀：平裝

作品簡介

《蘇共亡黨十年祭(最新版)》具有很強的思想震撼力，出版後再次再版，15次重印，暢銷不衰，成為各級領導幹部學習、培訓的必讀圖書。

作者簡介

黃葦町，以研究隱形經濟著稱的中國經濟學家。1947年生，1975年畢業於長春光學精密機械學院。1982年調入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做編輯工作，撰寫思想評論。1985年任紅旗雜誌社事業部主任。現任紅旗出版社副總編輯。主要著作有《當代中國的消費之謎》、《中國的隱形經濟》、《世上有真情》、《失落的尊嚴——懲腐備忘錄》等。曾獲“全國首屆十佳經濟讀物”獎等5個獎項。作者多次應邀出國講學，《中國的隱形經濟》等三種專著已被譯成英、日、韓、德等多種文本在國外出版發行。

目錄

第一篇 歷史在這裡沉思

一 輝煌與淒涼，全在人心向背　二 列寧、史達林時期的黨群關係　三 當權力變成樂趣時　四 理論和實踐脫節的惡果　五 東歐鼙鼓聲猶在

第二篇 誰是蘇共的掘墓人

一 “文明與寬容的革命”　二 禍起蕭牆　三 上下級關係的畸變　四 執政能力為什麼下降　五 “近親繁殖”導致的退化　六 “忠誠”與特權掛鈎帶來魚龍混雜　七 監督機制弱化使得腐敗蔓延　八 黨內幹群關係疏遠造成離心離德　九 戈巴契夫和蓋達爾

第三篇 反思俄羅斯改革

一 醒不過來的噩夢　二 持不同政見者的反省　三 是失誤還是煙霧　四 政局開始變化

第四篇 我們為什麼沒有重蹈蘇東覆轍

一 最大優勢來之不易 二 患難相依築就血肉聯繫 三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層含義之一

第五篇 執政黨興旺發達的關鍵

一 哀莫大於心死 二 國家變色從權力變質開始 三 重視民眾的考察主體作用

第六篇 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承諾

一 中俄改革的本質差別 二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改革的航標 三 要“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 四 警惕改革在中間環節變形 五 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寫在我們旗幟上

附錄

一 只有腐敗才能使我們亡黨亡國 二 經濟改革與反腐倡廉 三 市場化改革與反洗錢 四 轉型期腐敗與短期化行為主要參考書目後記

部分章節

葉爾欽在1987年受到蘇共公開批判、被逐出政治局後，被安排擔任正部級的國家建委第一副主任職務。因此，戈巴契夫不同意葉爾欽參選，說你是部長，不能競選人民代表。葉爾欽說，我不當部長也要當代表。因此，葉爾欽是違反黨紀、政紀參選，和黨組織推薦的正式候選人爭奪人民代表席位。一個共產黨員，公開走到共產黨的對立面，這並不奇怪；而耐人尋味的是，他競能得到近90%民眾的擁護，當上了人民代表。

1991年6月12日，葉爾欽公開聲明反共、反社會主義後，又以獲得60%以上選票的優勢當選為俄羅斯聯邦總統。上台後不久，他就頒布了關於俄聯邦國家機關“非黨化”的命令，把共產黨基層組織和黨委趕出了蘇聯最大的加盟共和國和整個聯盟的支柱——俄羅斯聯邦的國家機關，使蘇共開始失去對蘇聯大部分地區的控制。
如果說，葉爾欽的上台，在很大程度上有來自黨外民眾的支持，那么蘇共受到的另一次災難性打擊則直接來自黨內。
1989年底，立陶宛等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共產黨“多數派”相繼宣告脫離蘇共而獨立。正是在這些主張退出蘇共和蘇聯的代表三國“多數共產黨員”的領導者的鼓動下，在1990年的議會選舉中，三國民族分裂主義者相繼奪取了共和國領導權，隨後又更換了國名、國徽，廢除了本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憲法，成為蘇共解體和蘇聯崩潰的開端。
1991年的“8·19”事件，應該說是蘇共挽狂瀾於既倒，避免自己“走向災難深淵的最後嘗試”。但是，在這生死存亡的關頭，領導者卻未能得到人民，包括還在組織的1500多萬名黨員(這之前因戈巴契夫造成的思想混亂，已有420萬名黨員退黨)的積極回響。
8月18日這天是周末，葉爾欽等人都在鄉間別墅休假，本來可以很輕易地被控制起來。但被派去逮捕葉爾欽的克格勃最精銳的反恐怖特別部隊“阿爾法”小分隊，除了組長一人外，全體成員都拒絕執行命令，聽任第二天早上葉爾欽聞訊後，率領他的車隊從小分隊眼皮底下開過去，進入俄羅斯議會大廈(即“白宮”)，去從容地部署反擊。機場沒有被關閉，“白宮”對外的電話聯絡也沒有被掐斷，葉爾欽可以自由地和西方各國領導人通話，爭取援助。派去攻打“白宮”的軍隊也按兵不動，甚至發生倒戈，許多坦克調轉炮口。葉爾欽還登上了坦克，向歡呼的人群發表演說……事後，國內外有很多人批評事變的發動者優柔寡斷，沒有採取堅決措施控制要害部門和逮捕政敵。有人說這是一次組織得極為笨拙的“秀才造反式的叛亂”。其實這也有些“冤枉”了他們。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內並不乏有經驗的黨政軍和內衛部隊領導人。但當時出現的形勢，在很大程度上是“非不為也，乃不能也”。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很多人都選擇支持退黨的葉爾欽和民主派。副總統亞納耶夫等人發出的命令無論在黨內、政府內，還是在軍隊內都處處受阻，幾乎沒人執行。因此，僅兩天時間，挽救蘇聯的最後努力就流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