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煥是晚清重臣薛煥家族牌坊位於今宜賓市翠屏區趙場鎮東南約4公里處的薛家橋，現保存完好者尚有兩座。薛家橋為一座橫跨溪流的清代風格的小石橋，傳為薛煥題刻的“薛家橋”三字尚能辨別。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薛煥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四川興文
- 出生日期：1815年12月21日
- 逝世日期：1880年3月13日
- 職業：清朝名臣
人物簡介,人物履歷,藏書故實,其他,
人物簡介
薛煥(1815年12月21日-1880年3月13日) ，字覲堂，清朝名臣。四川興文(今四川省宜賓市興文縣)人。嘉慶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生（1815年12月21日），光緒六年二月初三日（1880年3月13日）去世。出生於四川敘州府宜賓縣黎湯鄉古木灣(今宜賓市趙場鎮橋坎社)，其曾祖為錦奇，祖為澐，父為啟欞，俱因薛煥貴誥贈一品光祿大夫，其祖屋為七大夫第[1]。因其父與興文縣富安鄉薛氏聯宗通好，遂使薛煥入籍興文縣學，故相關史料皆稱薛煥為興文人。薛煥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舉、二十九年選授江蘇金山知縣，後入向榮幕襄贊江南大營軍事。鹹豐三年(1853年)授松江知府及鹽運使銜。鹹豐五年調蘇州知府，鹹豐七年升蘇松糧儲道，繼調蘇松太道。鹹豐八年遷江蘇按察使。鹹豐九年擢江寧布政使，署欽差大臣辦理五口通商事宜。鹹豐十年任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旋以頭品頂戴調任為通商事務大臣。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任李鴻章為江蘇巡撫，他仍以欽差大臣在上海辦理洋務。不久進京署禮部左侍郎，繼改調工部右侍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總理衙門大臣、內閣侍讀學士等。同治五年離職回川，期間在川辦尊經書院並任第一任山長。光緒元年(1875年)曾赴雲南辦理“馬嘉理案”。光緒六年卒於原籍，誥封光祿大夫頭品頂戴工部右侍郎總理各國衙門事務大臣[2]。
人物履歷
一、組織洋槍隊，讓中國軍隊逐步告別冷兵器時代
薛煥一生中對中國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在鹹豐年間頂住清廷“閉關自守”壓力，在連年戰亂餓殍遍地的中國積極推行洋務，除使上海由一個經濟落後的小縣城發展為政治經濟繁榮穩定的大埠外，還率先在中國創建了一支告別冷兵器時代使用先進武器的軍隊。
鹹豐九年三月，英法美聯合艦隊以《天津條約》批准書在京互換之期將到為由，準備武裝闖過天津進京換約。正當清廷和戰不定時，主戰的御史蔣志章疏保薛煥：“煥有膽略，任上海道時，洋人畏服。請特召來京，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相時委用[3]”。薛煥因此得以到天津協助僧格林沁布防。經天津大沽炮台一役，擊沉英艦四艘，擊傷多艘，重傷英軍司令何伯，迫使英國艦隊不得不豎起白旗狼狽撤走，創造了中國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與外國侵略者作戰的最大勝利。但這一役中國軍隊因裝備落後死傷太大，讓薛煥認識到創建一支使用先進武器的部隊抗擊“堅船利炮”的外國侵略者的必要性。
這機會來了：鹹豐十年(1860年)，時任江寧布政使的薛煥因熟悉洋務被清廷“賞加巡撫銜，幫辦海口通商事宜”，恰遇兩江總督何桂清兵敗被革職。薛煥被清廷臨危受命為江蘇巡撫署兩江總督。薛煥的墓志銘忠實地記載了這一史實：“詔晉公巡撫兼權兩江總督，是時江浙各城淪陷，獨上海一隅倚公為重。而兵無可集，將無可選，唯張空名號召徵集乘城拒賊”。他就是憑著這張“空名”，在“江浙各城淪陷”前提下，承受著國內外壓力，派上海道吳煦、鹽運使楊坊招募美人華爾及呂宋兵，成功地創建了晚清第一支使用先進武器的部隊：洋槍隊。
這華爾乃美國人，十六歲入美國文理軍事學院學習，在墨西哥和克里米亞打過仗，長期在海上及中美洲從事冒險活動，後流浪到中國，在清軍水師炮船“孔夫子”號當大副。
但成立洋槍隊卻大費周折。此時鹹豐帝被英法聯軍以“換約”為由逼到熱河。知薛煥在上海募用洋人搞洋槍隊，自是非常生氣；而朝中大員也多為“天朝獨尊、四夷賓服”觀念所囿，只記得當年金戈鐵馬殺進關來的威風，對“西夷淫技”極是鄙視。但成立洋槍隊最大壓力不是來自清廷，而是英國。英國反對成立洋槍隊，理由是洋槍隊破壞了西方在清廷與太平軍間“中立”形象，並擔心華爾是美國人，會代表美國的利益。英國駐華艦隊司令何伯怕中國軍隊由此發展壯大，竟以華爾招募英艦逃兵和違反西人中立為由逮捕了他，打算將他驅逐回美國。
為讓洋槍隊名副其實成為裝備精良的中國軍隊，薛煥煞費苦心做了四件事：
1、奏請清廷同意讓華爾加入中國籍，以中國公民身份當洋槍隊隊長。由於華爾堅稱已加入中國籍且就要入贅為江蘇鹽運使楊坊家為女婿，除中國以外連出生地美國都無權逮捕他，何況英國？何伯才不得不釋放華爾。
2、趁洋槍隊在上海保衛戰五戰五捷機會，奏請清廷批准，賜華爾四品頂戴，並將洋槍隊更名為“常勝軍”。這樣，華爾正式成為清廷命官，而洋槍隊也嬗變為清廷正規軍。
3、逐步削弱洋人在軍中勢力：除士兵用中國人外，薛煥以上海道吳煦為常勝軍督帶，鹽運使楊坊為會代。參將李恆嵩為協帶會同華爾管理洋槍隊，並擬擇機讓其取代華爾。
4、洋槍隊在上海保衛戰中由原來的三百人逐步發展到四千五百人。但薛煥上報清廷的卻只三千人。在當時不少領兵大員對上總愛以少報多吃空餉時，薛煥卻剛好相反。他明白，接手他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當時很厭惡“西洋淫技”，同時也擔心清廷怕下面“尾大不掉”，讓他解散洋槍隊。
在晚清軍隊裝備還是落後的刀、戟、劍、矛以及少數落後的火繩槍時，由於薛煥在上海開創了改組清軍裝備與建制先河，且洋槍洋炮威力驚人，上海戰役結束後僅四天（1862年11月17日），清廷就諭令各地選派軍官到上海學習西洋兵法，並認真學習西人製造槍炮技術，“以為自強之計”[4]。清軍由此結束冷兵器時代而步入使用先進武器的熱兵器時代。
二、在關鍵時刻保住澳門不被葡萄牙“合法”侵占
薛煥一生中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之一，就是在同治三年（1864年）及時識破葡萄牙國險惡用心，在關鍵時刻讓只待用璽的中葡《和好貿易條約》廢棄，從而為險些淪為葡萄牙屬地的澳門今後回歸中國排除了隱患：
同治三年五月，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通知總理衙門，說是大西洋國（今葡萄牙）派公使阿穆恩前來中國換約，不日即可到達天津。原來，在同治元年七月欽差全權大臣恆祺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葡萄牙國因澳門問題議定了《和好貿易條約》。按照該約第五十四款規定：“所有議定以上章程，兩國大臣定期畫押用印，自是年起，約計限以二年，俟大清國大皇帝，大西洋大君主，彼此批准，即在天津換約”。
葡萄牙乃南歐擁較強海上力量的國家。明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船隊到達中國廣東珠江口西側屯門，以其船隻長途跋涉需在此休整添補為由獲得了明王朝同意讓澳門作為他們臨時立足點。
1845年11月20日，葡萄牙不顧中國在澳門的主權，以挽救澳門經濟為藉口，擅自宣布澳門為自由港。1847年8月，新任澳督阿瑪勒將清廷守口官員驅逐出澳門，不允許中國官員以他的上級的身份進入澳門。
阿瑪勒的蠻橫激起了澳門仕民極大反感。1849年8月，以沈志亮為首的七個澳門人刺殺了阿瑪勒並斬其首。葡方趁機以此為由派兵攻占了關閘和拉塔石炮台，並摧毀瞭望廈村的香山縣丞衙門。清兩廣總督徐廣縉採取了清空撤走澳門所有中國商民，斷絕與其貿易道路的反擊辦法。
葡萄牙政府覺察到與中國對抗既不能達到占領澳門的目的，還為葡萄牙貿易和澳門商業帶來災難性惡果。為與中國簽訂一個同英、法、美等國“利益均沾”的條約，也為了把強占澳門這一既成事實用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開始尋找機會同清政府進行談判。
因當時英法等國為擴展在中國的利益，正在軍事上對清廷施加壓力。為此，葡萄牙曾請英國給予幫助，遭到了“不願別人分羹”的英國拒絕後，葡萄牙轉求法國。法國駐華使館參贊哥士耆因此於鹹豐十一年（1861年）三月照會清廷：澳門總督葡萄牙國全權大臣基瑪良士，奉命前來與大清國商議訂定和好通商條約，如蒙允準，本法國執政甚為欣悅。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九日，葡使基瑪良士一行到達天津。清廷派恆祺為全權大臣，會同駐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之談判。在中葡的談判中，法國駐華參贊哥士耆以調停人自居，提出一個有利葡萄牙的方案：中國仍在澳門設官，而葡萄牙不再向中國繳納地租。
清廷接受了哥士耆的方案。同治元年八月，中葡議定《和好貿易條約》五十四款。清欽差全權大臣恆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基瑪良士在條約上畫押並蓋了關防。
這中葡《和好貿易條約》除了規定葡萄牙獲得同英法在中國同樣的通商特權之外，最重要的是關於澳門的規定。該約第九款寫道：“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駐紮澳門，辦理通商貿易事務，並稽查遵守章程……其職任、事權得以自由之處，均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駐紮澳門、香港等處各員，辦理自己公務，懸掛本國旗號無異”。
當時參加訂約談判的全權大臣恆祺與崇厚僅著眼於條文中“仍由大清國大皇帝任憑設立官員駐紮澳門”一句，就認為中國可照舊在澳門設官治理自己國土，對葡萄牙在條約中塞入的“此等官員與法、英、美諸國領事等官無異”這話，卻因缺乏國際公法常識，對其實意茫然無知。而這恰是確定中國在澳門設立什麼性質官員的關鍵。 葡國使臣基瑪良士對條約中這一規定欣喜若狂，認為這等於承認澳門隸屬於葡萄牙：“葡萄牙王室在此權益首次以明確而體面的方式得到了確認”（薩安東《葡中關係史資料彙編》卷二38～39頁）。但簽訂條約的所有清廷官員，直到葡萄牙使臣來天津要求互換條約之前，都沒覺察到被葡國使臣所愚弄。
薛煥卻因葡人性急此事引起警覺，於同治三年六月二日，以總理衙門名義向兩宮幼帝奏稱：“今該公使不候屆限，先行前來，不知有無詭謀，……臣等庸先為請用御寶，應俟欽派大臣與之見面後，查看有無別情，再由該大臣奏明辦理”。慈禧太后見奏後，想滿朝文武“唯薛煥深知洋人的習性”，即讓薛煥為欽差全權大臣，赴天津會同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辦理中葡換約事宜。為此薛煥連日檢查案據，發現該約第九款無疑正式承認澳門主權屬葡國，應該刪去。但薛煥因參奏通政使王拯吸食鴉片得罪朝貴，以剛降五級之身貿然否定這已經畫押只待用璽的條約，無疑是指責前欽使渾耗無知，會重重得罪當時主持總理衙門事務的恭親王與具體簽約的全權權大臣恆祺王爺，及現在同為欽使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但中國國土怎能無端拱手讓人？六月十七日，薛煥與葡國公使阿穆恩會商時，便決然提出，此條約尚有商議之事，待中國議定後，方可互換條約。阿穆恩滿以為此時只是例行公事互換蓋上國璽的條約而已。不想薛煥一見即予否定，大怒。加之從法國人處得悉薛煥不但無前任欽使的王爺身份，且僅為剛受削級處分留用的總理衙門大臣，故盛氣凌人地對薛煥宣稱：條約已由大西洋國君批准，萬難更議，此時應先互換，如有不妥，然後再重新商議修改之事不遲。薛煥明白，阿穆恩這說法“明系有意欺狂，欲將條約換到彼手”，“而我所商之事，則指為條約已換，無可更易”。當即肅色回答阿穆恩：“既可商量更易於互換之後，何仿變通，商酌於未換之前”（《澳門專檔》卷三82～83頁）。“現在澳門繞越漏稅之事甚多，於中國稅項大有妨礙，應將第九款澳門設官一層，仍照從前舊規稽查收稅”。薛煥同時鄭重申明：“澳門本系中國地方，與英、法、美諸國領事官駐紮之例是不同的。因此，第九款中關於領事官一段，應該刪去。”阿穆恩聽後，知其“瞞天過海”的最為得意之筆被薛煥發現，當即“暴躁無狀”、“盛氣凌人，決意不允”，於六月二十日無故離開天津，聲稱要返回澳門（《澳門專檔》卷三88頁）。薛煥自知此舉冒著極大風險：葡萄牙本歐洲強國，今倚仗法國支持甚囂塵上，一旦引起戰端，對積弱不振的中國無疑是不小打擊。因此，薛煥在談判過程中，始終不卑不亢地以理抗爭。因擔心各國公使聽信阿穆恩一面之詞，並於六月二十四日將換約實際情況照會各國公使，設法讓英國駐津領事德尼克站出來說話：“阿穆恩性情急躁，況換約之事，理應和同商辦，斷無不妥之理，曾向其勸導，彼也不肯聽從，殊難理說。”（《澳門專檔》卷三83頁）。為葡使撐腰的法國公使沒料到薛煥在談判桌上不但舉止有度，且深諳國際公法，談鋒甚利，加之英領事如是說，不願為葡國而得罪英國，自不便再置喙。葡使阿穆恩在離津之日，派人給薛煥送來照會一件，說中國要更改和約，有意損害葡萄牙的利益，中國“想必有不換約之定意，相應作罷會”（《澳門專檔》卷三76～77頁）。薛煥隨即復照阿穆恩：“查貴國與中國議立和約，載明俟兩國御覽彼此批准更換。其意蓋謂彼國批准，而此國不批准，似未便更換，並無絲毫勉強之意。緣立約乃萬年和好之事，必於兩國有益，彼此均無損礙，方可行之永久，若有偏損之處，自應於互換之前，彼此和衷相商，將如何取益防損之處，豫為言明，方免日後不便，此乃情理之至。……乃貴大臣五月十四日在公所相見，本大臣等將大皇帝飭商之件略題數語，貴大臣即起身回寓，不允商量。……如貴大臣不以中國皇帝之命為重，是不以和好為念，其必有不換約之定意，此責任在貴大臣，並不在本大臣等也”（《澳門專檔》卷三79頁）。薛煥給阿穆恩的復照，理直氣壯且文筆犀利，既符合國際慣例，又讓阿穆恩無可反駁。薛煥以剛受“實降五級留用”之身，冒著得罪位高權重的滿清王爺的風險，在關鍵時刻正氣凜然地制止了澳門被葡萄牙“合法”侵占，為中國今後成功收回澳門掃除了障礙。這么重大的歷史事件，在薛煥列傳里雖然沒有，卻在《澳門專檔》里記錄了全過程記錄。澳門在上世紀末回歸中國，薛煥地下有知，應感欣慰了。
四、解除八股文禁忌興辦新學創建尊經書院（今四川大學前身）
薛煥“其功尤偉”[5]的改革舉措之一，就是在四川改革晚清教育方向，創辦了“中體西用”的尊經書院，讓學子們解除八股文的禁忌，“不課時文”，從而得到“學以致用”的知識。這裡說的尊經書院，即今四川大學前身。在它之前，四川省的最高學府是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設立的以八股文為主的錦江書院，“生徒朝夕只是埋頭研習時文帖括，不聞窗外時務大勢，知識單一而狹窄，其八股時文總是抄四書五經陳詞”，在近代中國大變革格局下，顯得越來越不適合時代需要。就像當年在上海創建中國第一支使用先進武器的軍隊樣，薛煥想趁此有生之年在四川創建一所中體西用的書院，於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興文薛侍郎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學政，請建書院，以通經學古課蜀士[6]”，於光緒元年（1875年）在成都文廟西側石犀寺舊址修建了這所新的書院，並擔任山長。有人認為，尊經書院大門匾額所書“石室重開”，是兩千年前蜀郡太守文翁在這兒創建的“文翁石室”又得重開的意思，是直接反映書院上承文翁遺教、振興西京之學的辦學宗旨。其實，薛煥在此暗喻了另一層意思：清廷這道閉關自守的大石門總算被打開了。
創辦“中體西用”的尊經書院，現今不少人都歸功於當時的四川學政張之洞。但仔細推敲，那時的學政張之洞還不是後來的那位振興洋務的湖廣總督張之洞，而是那個堅持“儒學”的少壯清流之首張之洞。他是在八年後外放兩廣總督，因與洋務接觸多了才逐步認識到西學重要性的。而薛煥則很早前就曾力主選拔優秀生員留洋學習科學技術，清廷按其建議也選拔了一些生員留洋，但薛煥仍覺得這樣做似杯水車薪。中國需要大批懂得先進科學的人才，必須自己興辦新學。但因當時守舊派勢力很大，薛煥不能正式提出中體西用的辦學方針，只能在“通經學古”的前提下側重強調西學，這是應對守舊派的一種策略。薛煥當時很多改革措施皆“只能做，不能說”。當時，薛與張還有不少分歧，這從《創建尊經書院記》看出：“督部盱眙吳公與薛侍郎使之洞議其章程。事屬草創，未能畫一，有所商略，或未施行。”張之洞在尊經書院成立不到兩年就進京了，薛煥則任了六年尊經書院的山長，他死後王闓運接任，王闓運走後由薛華墀接任，皆以振興新學為宗旨。張之洞則是在磨礪了二十多年後（1898年），才在前人基礎上在《勸學篇》中總結中體西用觀點的。
為取得川督吳棠與學政張之洞對創建尊經書院的支持，薛煥是狠下了一番苦功的。經過一連串的挫折，薛煥懂得了為了達某一目的，必須首先處理好與這目的相關的關係。當時川督吳棠在重病中，“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薛煥只須動員士紳們出資出力，減少地方財政壓力，吳棠自是感激；對少壯清流之首張之洞就得投其所好了：首先，薛煥捐資為興文縣購置兩個秀才名額，使興文小縣與宜賓額員相等，不光為縣人稱道，更使學政張之洞高興：在當時的清廷，教育經費是嚴重不足的，薛煥這一舉措是對張負責的教育工作的支持。其次，薛煥得知龍安知府王祖源與張之洞交好，便拉來參與創建尊經書院。王女乃善丹青的才女王懿嫻，而張之洞學政四川時乃鰥夫之身，因此由薛煥做媒，請川督吳棠主婚，既讓張之洞“愛情事業”雙豐收，又完成了自己創建尊經書院的計畫。
尊經書院自創辦以來，隨著西學範圍的不斷擴大，中體西用的主張不再被人視為離經叛道。其學以致用的新知識不僅奠定了四川新的教育方向，使四川沉悶的學術空氣為之一新，還培養了一大批出類拔萃的人才，如著名的經學家廖平，戊戌變法中死難的六君子之一的楊銳、四川保路運動領導人羅倫、被孫中山追贈為四川三大將軍之一的彭家珍、辛亥革命中領導榮縣獨立的吳玉章、共和國副主席張瀾等。
五、關於薛煥的歷史評價
薛煥的墓志銘對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他秉公辦事方面的評價為：“不為苛細，尤嚴邪正公私之辯……”對他銳意改革方面為：“公為政持大體，高瞻曠覽，歸畫遠利……”對他用人方面為：“即有造請，必視其立身植行，可擇而取……”對他創辦新學為：“購置尊經書院有關吏治及人才學校之原，其功尤偉。”對他總的評價則：“延慶一身，光明俊偉。終其所懷，已溺已飢[7]……”
這裡的“已溺已飢”，乃指薛煥“關懷百姓疾苦，以消除為己任”之意。而薛煥具體的做法，則體現在倡導洋務振興國本方面。薛煥死後，能贏得與其關係微妙的政敵[8]、一生心高氣傲的李鴻章親自為他這墓志銘書丹，可見其“光明俊偉”的感召力。
鑒於有文章說薛煥“貪庸誤國”、“為辦洋務長期居於上海，並與外國侵略者相互勾結”等原因，筆者專門查閱了這方面的史料，但實在找不到相關事例。因權力鬥爭，御史蔡壽其、楊榮緒，通政使王拯等曾參劾過薛煥，清廷也曾派大學士桂良及一直打壓排擠薛煥的兩江總督曾國藩查核其“貪庸”各款，但最後反因桂良“（薛煥）素為夷人信服，辦事亦甚為得體[9]”，以及同治帝諭旨“薛煥巡撫任內被參各款，前此業經曾國藩查明覆奏，尚無實據，惟辦理通商事務。頗為熟悉……[10]”證明了他的清白與能力。
與此相反，對薛煥忍辱負重銳意改革與守舊派及洋人鬥爭的史料卻不少。如在鹹豐七年十一月任上海道時，發現美國猶太浪人號船裝滿勞工準備販運到古巴作苦力，薛煥就毫不猶豫地以江海關監督身份上船檢查，不但扣了猶太浪人號船出港證照，還同時以“本道身為地方要員，責職所在”照會美國領事館，指出：“誘騙本國民人離其國土乃非法行為……”[11]
又如薛煥在上海一再被取代他兩江總督的曾國藩打壓，但為中國發展計，他不計前嫌，仍將原擬己用的中國近代科學家徐壽、華蘅芳割愛到曾國藩的安慶軍戒所，成功研製出了中國第一台船用蒸汽機、第一艘輪船及第一艘軍艦，開啟了中國近代造船業的大門。
再如英國人李泰國向清廷建議募西洋水師助攻金陵，但曾國藩認為金陵距江三十里，西洋大艦無法施展其能。李泰國以有成約在先堅持其議。為此，薛煥前去與額爾金交涉，以“進退之權在我”據理力爭，雖然在交涉中受到英使侮辱，但因理正使額爾金屈服而驅李泰國回英國[12]。為此，當時的大學者王闓運在他的《詩集》九《獨行謠》中贊道：“上海議會防，薛楊笑匈奴”。
曾國藩的親家、湘軍重要的創建者郭嵩燾任蘇松糧儲道時，薛煥以欽差大臣駐上海。兩人討論洋務在中國的利弊時，薛煥總是積極倡導洋務。曾國藩接手薛煥的兩江總督與通商大臣，因不善洋務及懼守舊派攻擊，曾上疏請辭通商大臣職務。郭嵩燾很不客氣地指責曾國藩：“總督本應兼通商大臣，為什麼要躲避人世中自己不喜歡的事呢？遇到艱難險阻罵譏困辱，應當泰然處之，負天下之重而讓別人誹謗去。你卻想不負責任地躲開，那么誰又該來幹這事呢？[13]”薛煥得知後大為高興，積極支持郭嵩燾，而曾國藩也在大家的推動下逐步成為洋務派之首。
藏書故實
清大臣、藏書家。字覲唐，號鶴濟，一作鶴儕，四川華陽（今宜賓）人。道光二十四年（1839）舉人。三十年（1850）任江蘇金山知縣、遷松江知府，率領1 500名川勇隨江蘇巡撫許乃釗鎮壓小刀會起義軍。鹹豐七年（1857）任上海道台。後遷江寧布政使、江蘇巡撫等職，在上海辦理洋務。命吳煦、楊坊組織洋槍隊，阻擊太平軍進攻上海。同治元年（1862）李鴻章率領淮軍抵滬，他仍以欽差大臣留辦洋務居上海。繼調任禮部左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工書法,善詩詞,精鑑賞,藏書甚豐。入上海任職時，已有藏書三十餘篋，在上海僅二年，藏書翻倍。曾每日閱書一卷，公務多時，亦盡半卷方休。精於鑑別，多藏宋元以來書畫、碑刻等。晚年因病歸家後，將其舊藏經史文集等書，遞送中書院刊刻，蜀中書籍漸多。曾手校《讀史方輿紀要》、《郡國利病》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