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殺人事件,互相關愛,誤入陷阱,三·一七,事件發展,事件調查,調查,冤情,事件結局,重審,故意殺人罪,社會評價,
殺人事件
互相關愛
蔣愛珍的哥哥同一四四團醫院黨支部副書記張國政，過去是一個部隊的老戰友。蔣到醫院後，她哥哥囑託張國政，要象親兄妹一樣關心蔣愛珍。張國政熱心幫助蔣愛珍進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兩人關係因此比較密切。一四四團派性嚴重，李佩華、謝世平(都是黨員)和醫院個別領導人，同張國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誤入陷阱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蔣愛珍被批准回浙江探親。十七日晚，張國政和另一個人曾一道到蔣愛珍臥室(外科值班室)，囑咐她路上應注意的事情，然後即告別回家。李佩華，謝世平妄斷這天夜裡張國政要和蔣愛珍發生關係，就在副院長粟某的支持下，行動起來。半夜兩點多鐘，謝世平叫了鐘秋等六七個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門窗、周圍過道以及張國政家(緊挨醫院)的大門，處處把住。然後哄使一個護士，詭稱要紗布搶救病人，叫開了蔣愛珍的門。謝世平闖進蔣的臥室，四處搜查，不見張國政。
三·一七
蔣愛珍陪護士在另一處取了紗布，回來時發現謝世平。打過招呼後，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門外，蔣愛珍發現在黑暗處李佩華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懷疑。因臥室里放著九百元錢，她害怕這些人偷錢，決定向支部反映。支部書記家離醫院遠，她就去找張國政。張從家裡來到值班室，正查問情況，李、謝突然闖入。張國政問：“你們乾什麼?”李佩華回答：“我們來抓鬼?”張國政明白了這是怎么回事，就差人去把支部書記和支委都叫來，說明剛才發生的情況。支部問了有關人員，又查看了蔣愛珍的臥室，未發現異常痕跡。問李佩華、謝世平時，他們支支吾吾，只說“我們失敗了!”十八日清晨，謝世平去團黨委，捏造事實，誣說張國政昨晚在蔣愛珍房裡幹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鐘秋就到各房間游串，散布昨夜張國政在蔣愛珍房裡鬼混。與此同時，醫院外面的商店、學校等處紛紛傳出：昨夜抓住了，……。兩三天后，李佩華、謝世平等幾個人又傳出：十七日夜半有人看見張國政從蔣愛珍的臥室出來;有人看見他閃進自家的門，等等。謊話陸續補充，越來越圓全，以後成為領導上逼蔣愛珍承認“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證據”。會計傅冬勤對李、謝等的做法不理解，找李佩華談。李直言不諱地說：“現在只好硬著頭皮幹下去，乾成啥樣就啥樣。弄不倒也要弄個臭!”
事件發展
三月十八日，蔣愛珍沒有起床，氣得直哭，也不回家探親了，還要求組織上給她澄清事實。絕食三天，最後她哥哥來勸了才復食。她從床上起來以後，勉強工作，跟誰也不說話。一天下午，謝世平、鐘秋兩人在走廊里大罵張國政，誣衊他亂搞男女關係，蔣愛珍穿著白大褂，站在值班室門口呆呆地望著，一語不發。
晚上，蔣愛珍獨自在值班室里。突然，哇的一聲，跑出去了。大家又哄又拉，總算把她弄回醫院。兩三個人按著她。她哭喊：“冤枉啊!冤枉啊!——為什麼不讓我去接媽啊!——冤枉啊!”說完，又哈哈大笑起來。在場的人很多都淌下眼淚。經過醫生診斷，確定是精神分裂症，收入病房。一天夜裡，病房裡突然不見她了。初春的戈壁灘上，寒風凜冽，蔣愛珍穿著一身單衣單褲，在曠野里轉遊了一夜。
第二天朦朦亮，她哥哥和醫院的幾個人開著一輛卡車尋到一個高坡邊，發現蔣愛珍直直地站在那裡，兩眼直瞪瞪，頭髮上幾片枯草葉，臉上幾道劃破的血痕。哥哥喊她，沒有反應，過了一會兒，她才微微地吐出一句：“媽媽……”。這么一段經歷，後來被李佩華等誣衊為“裝瘋賣傻”，一次一次地要她在會上“說清楚”。
事件調查
調查
三月三十日，一四四團黨委派工作組到醫院，專門調查“三·一七”事件。
組長楊銘三是一四四團的副參謀長，主管醫療衛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張國政曾幾次同他大吵大鬧過。這次他帶領工作組到醫院，一開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華、謝世平一方。因此，三月十七日的事情越查越複雜。四月六日，團長親自到醫院動員，號召開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發張國政的問題。調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組改為領導運動的工作組。“三·一七”事件放在運動中一起搞。運動中，李佩華、謝世平等又提出了許多所謂張國政、蔣愛珍“男女關係”的疑點，揚銘三要蔣愛珍一個一個說清楚。幾個月內，關於“三·一七”事件和所謂張國政、蔣愛珍“男女關係”問題的大字報，從醫院各處到團部招待所等地方到處張貼。許多漫畫污穢不堪。對“三·一七”事件，醫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懷疑態度。工作組一來，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這個問題受到打擊或歧視的共有三、四十人。黨支部根據最初掌握的材料，對“三·一七”事件傾向於否定。工作組把支委們看作“保張派”。運動中全體支委都靠邊站。
冤情
文教幹事蘇天艷貼了一張《呼籲醫院廣大民眾為受害知識青年蔣愛珍伸冤》的大標語，運動沒有搞完，就被調離醫院。醫生牛素玲，僅僅聽蔣愛珍訴說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幾句，被楊銘三一次一次追逼，不僅要她寫書面檢查，還叫她在全院大會上作檢查。醫院有個青年醫生，同蔣愛珍談過戀愛，一天，楊銘三走到他家，當著他爸爸的面警告說：“我以領導的名義、長輩的身份告訴你：現在蔣愛珍的問題還沒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談了。”蔣愛珍的行動受到監視，人們都不敢接近她。後來，她發覺自己的信也被李佩華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組的壓力下，醫院裡再沒有人敢出來為她說真話了。
絕望
工作組初進醫院時，蔣愛珍滿懷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楊銘三，想訴說三月十七日的事。不料，楊銘三冷冷地叫她回去，並說："三月十七日的事，沒有，要給你搞清楚；有的話，就改，改了就好。"
蔣愛珍雖然對楊銘三的話有氣，但她堅信：只有依靠組織才能解決好問題。於是，她寫了一份詳細材料交給工作組，等著楊銘三來找她談話。一個月、兩個月……四個月過去了。直到八月一日，楊銘三才找蔣愛珍。不過不是談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民眾代表會上"老實交代"三月十七日的事情。
黨支部整党進行了一個月，在要不要再開蔣愛珍的會的問題上，工作組內產生了分歧。有的同志主張不要開了，楊銘三和另一個工作組成員堅持要開。楊銘三還親自通知本來不參加整黨會的鐘秋等三四個"有關"的人出席會議。九月二十五日下午，支部書記徐進義同志勸告楊銘三："蔣愛珍的會不要開了，更不能讓鐘秋等人參加。這樣搞下去越搞越亂，工作組會上當的。"楊銘三不聽勸告，照樣布置開會。
二十六日下午開會。蔣愛珍根據楊銘三出的題目，對"三．一七"事件、"裝瘋賣傻"、同張國政等上山打獵等問題說了一遍。李佩華第一個站起來發言，說："你裝瘋賣傻！你為什麼不去死？為什麼不跳水庫？"最後，拿出一份他和謝世平署名的報告宣讀，要求團黨委對蔣愛珍作婦科檢查（過去已向團黨委交過一份）。讀完，將報告交給了楊銘三。粟副院長在發言中說："你害怕檢查？真金不怕火燒嘛！"會上，好幾個人對蔣愛珍說了一些下流的、侮辱性的話。鐘秋還指手畫腳地嘲笑、挖苦她。
在上一次"說清楚"會上，李佩華等也曾這樣侮辱過蔣愛珍。那個下午，蔣愛珍頭也沒有抬，眼淚滴滴往下掉。這一次，她一反常態，一下午直直地坐著記筆記。聽到荒誕、下流之處，還微微地現出蔑視的一笑。好多人為她這種反常的表情吃驚。楊銘三在會上表揚李佩華等發言積極，批評了不發言的人。最後說明三月十七日的事情還沒有完。
拚命
二十六日晚上，蔣愛珍在宿舍里寫了一夜申訴信。二十七、二十八日晚上，又給工作組，父母兄嫂和好友寫了好幾封遺書。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個人在宿舍里，煤油燈通宵不滅。二十八日，民兵排長通知她參加第二天的打靶。晚上，她終於作出決定："同他們拚了！拚一個算一個，拚兩個賺一個……"她從箱底里翻出過去打獵、打靶留下的八顆子彈，又仔細擬定了要拚殺的對象。二十九日晨，她領到一支步槍，悄悄壓上子彈。走到內科門口，對準李佩華說："李醫生！你不是要我死嗎？叫你造謠！"一扣扳機，李佩華倒下。欲打另一個醫生時，門被推上，未打成。她直奔外科走廊，見鐘秋正跟人講話，舉槍便說："叫你造謠！"話落槍響，將鐘秋擊倒。李佩華的愛人戴淑芝聞聲出來問："咋啦？"蔣愛珍說："咋拉，叫你造謠！"又把戴淑芝打倒。她走出外科大門，撞見一個參與"抓鬼"的醫生走來，舉槍就打。這個醫生慌忙奔逃，一彈未中。蔣直奔宿舍，欲找別的打擊對象，被民眾包圍在球場上，相持了一個多小時，終於被逮捕了。
餘事
蔣愛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下去複查，提出判蔣愛珍無期徒刑，同時建議黨委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自治區黨委根據高級人民法院的報告，指示石河子地區黨委慎重處理，同時做好下面的工作，統一認識。最近，石河子地區黨委複議了這個案子，建議重定蔣愛珍為"死緩"，同意追究工作組長楊銘三的責任。但是，在辦案人員一再提出要求處分的情況下，有關部門卻把楊銘三調到河南去了。與此同時，謝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級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區公安局、中級人民法院經辦此案的領導人和工作人員都認為：
蔣愛珍殺人是在被誣陷、被迫害的情況下乾出來的。對蔣愛珍必須依法制裁，但是，人們普遍認為：僅此不能平民憤，必須對釀成這一慘案的有關人員（特別是楊銘三）和其他嚴重違法亂紀者，追究法律責任。這件事牽涉面廣，應由公檢法和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協同處理，防止片面作決定。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區震動很大，議論很多，可以開庭審判，可以讓民眾公議，藉以教育幹部和民眾。
事件結局
重審
人民民眾的建議受到尊重（當然主要還是由於案件的性質和情節），蔣愛珍一案被重新審處了。1985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對蔣愛珍殺人案開庭公審，作出終審判決：判處蔣愛珍有期徒刑十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五年。在此之前，誣陷、侮辱、迫害蔣愛珍的人員已分別受到行政、司法處理。
蔣愛珍認罪伏法，在獄中積極勞動，刻苦學習，清洗罪過，多次立功受獎，再次被減刑。她在服刑期間，收到人們寄給她的信和糧票、食品、衣物等五萬多件。素不相識的多少萬人同情蔣愛珍（當然不是同情她殺人，而是同情她先前的無辜受害），同時表達對任意誣陷人、迫害人的惡人，對嚴重官僚主義作風的痛恨。
故意殺人罪
蔣愛珍刑滿釋放後，回原籍照料年邁的母親。她一再表示，是黨和政府挽救了她，又給她安排了工作（到一家工廠作工），她要把失去的春光找回來，加倍努力工作。
蔣案的概況是：新疆某兵團的女青年蔣愛珍貌美活潑，被人嫉妒，因而被人造謠“作風問題”（“作風問題”在彼時可是極為重大的“帽子”，足可壓死心理脆弱者），而受到嚴重傷害。她多次向組織請求處罰侵害者，以保護自己的名譽，但都未果。在無法捍衛自己名譽、受到嚴重傷害的情況下，蔣開槍擊斃3人，包括一名副團級軍官。因此，她一審被判死刑，終審以“故意殺人罪”，被判15年有期徒刑。
社會評價
《人民日報》以《蔣愛珍為什麼殺人》一文長篇報導此案後，蔣案引起了全國轟動。不僅民意高度一致地同情蔣愛珍，支持終審判決，而且在多年刑法學課上，多位著名教授也論證過此案終審結果在刑法規範、法理上的合法性、正當性。蔣案和王案共同暴露了一個問題：弱勢者權利保障機制（救濟渠道）的缺失或者失效，應當由誰來承擔後果、成本如何分攤？勞動者面對資方，通常都是弱者。在發生爭議後，勞動者所能夠擁有的選擇無非是：
（一）在時效期內，先申請仲裁、後進行訴訟的方式，主張權利。如果證據條件較好，仲裁機構和審判機關公正而高效率，且代理人成本合理，則案件能有較好的結果（還未考慮執行難的問題）。如果這些條件有一個方面較差，則可能是“一地雞毛”的結果。
（二）因過了時效、執法或司法不公、證據不足、訴訟時間或金錢成本高、債務人履行裁決確定的義務等任何原因，勞動者都將“雞飛蛋打”。如果我們實證性地研究這些問題，所得出的結論難免令人極為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