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小孩和蔣光容到底誰在說謊的“危險關係”,引發了現實與網路的強力圍觀,眾多圍觀者的心態值得揣摩:事件結果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並未在場目擊、僅是道聽途說經過的諸多圍觀者,早已在心裡做出了缺少事實根據的判斷:這還需要調查嗎?老太就是想訛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蔣光容
- 職業：自由職業
派出所下達的處罰書,似乎終結了四川達州“訛人老太”事件雙方的真相之爭。但老太蔣光容的激烈反彈,卻讓這場風波仍未平息。
這是此前多例事實清楚的訛人案例結出的惡果。這種惡果,使得圍觀者天然地渴望追求善有善報、下意識地追求正能量。而最終的結果,是每個人都感覺自己是受害者,現在抑或將來。
迫切發聲與沉默不語
“我是冤枉的。”11月27日晚上6點,累了一天的蔣光容早早躺下,但看到記者來了,一下子猛地起身,緊緊攥住記者的手臂,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要是我說了假話,那就槍斃我,讓我死。”蔣光容一字一句重複著,身子微微顫抖。
激動的情緒像極了她之前接受採訪的樣子。
達州市達川區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巷,兩邊擠滿了密集的樓房,錯落繁雜。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自己居住小區的名字,只是憑著記憶回家,蔣光容就住在這些小巷裡的樓房中。順著蜿蜒的樓梯,轉過幾道彎,才來到蔣光容的家。門口沒有門牌,卻擠著三四個記者。
蔣光容的孫子龔紅春熟練地遞過鞋套,屋裡桌上鋪滿了蔣光容的病歷、治療單據以及出警記錄等材料。龔家一直把這些材料備著給來訪者看,在這個時候,他們迫切想發出自己的聲音。
龔紅春說,蔣光容一直住在渠縣農村,去年12月才搬過來,每天出去散步熟悉環境,沒想到那天就被撞倒了。
龔家三室一廳的格局,家居、裝修簡單,但很精緻。蔣光容的兒子龔發安和孫子龔紅春做裝修生意,每個月收入上萬。“我們不是為了錢,就是討個說法,絕對不是我們誣賴。”龔紅春提高了聲音。
離龔家400米左右,同樣有一座沒有號牌的居民樓,被蔣光容抓住的三個孩子之一小志(化名)就住在這裡。比起龔家的熱鬧,這裡一片寂靜。
花了一刻鐘的時間,記者才敲開小志的家門。“我也不會說嘛,我們不接受採訪。”家裡只有小志的外婆。小志的父親江先生經常在外地跑生意,現在去了山西,母親在廣州打工,小志平時跟著外公外婆生活。
“我們不想過多說話了。”江先生直接掛斷了記者的電話。
沉默,似乎是三個孩子家長不約而同的表現。急著上班的楊先生不得已見了守在門口的記者,“派出所已經給了結果,沒必要再說了。”三位孩子家長之一的楊先生匆忙地小跑下樓。
雙方都有目擊者
正如楊先生所說,11月22日,達州市公安局達川區分局南外派出所發出公告,認定蔣光容自己摔倒,而非由三個小孩推倒,認為蔣光容和兒子龔發安屬於敲詐勒索。
龔家肯定不這么想,他們準備申請行政複議。在他們看來,派出所的認定基於在場三個目擊證人的證詞,如果找到新的證人或者物證,就可以還自己一個清白。
“事情越來越複雜,雙方的很多信息是對不上的。”今年6月起採訪此次事件的一位當地媒體記者覺得探究真相似乎有些困難。
坐在小椅子上的小余(化名)仔細回憶那個周末,當時他正跟小志和小文(化名)做遊戲,有個老太從對面走來,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小志跑過去扶她。“小孩,快點賠錢。”老太突然抓住小志手腕。
躺在床上的蔣光容聽到記者的轉述,攥住記者衣袖使勁撐起身體:“我是夾著舊衣服出去耍,三個娃娃跑過來,撞昏我,我倒下去順手才抓住了一個娃娃。”
雙方表達的出入成為事件最無法解釋清楚的部分。
在龔家,龔紅春拿出一份當時的接警情況,上面記錄著周圍民眾說老人被其他小孩推倒。“至少那時候有人看到她是被推倒的。”龔紅春使勁點著已經發皺的記錄紙。
“我看得清清楚楚,根本沒有碰到。”王女士從自己的副食店大步邁到事發現場,雙手不停比劃著名當時孩子和老人的位置。事發地是通往王女士所在小區的小巷,路面還有些坑窪,“孩子之間相隔很遠,跟老人有不到兩米的距離。”
“一般來說,一個人被撞瞬間,很難有那么快的反應去抓住孩子,更何況老人的反應能力本身就比較慢。”蔣光容住院的負責醫生、骨科副主任醫師汪華喜這樣分析。他對另一個說法,即蔣光容是在家摔傷的也不認同。“沒有哪個人骨折了還能走路。”對於老太骨折早就形成的聲音,汪華喜發表自己的觀點,但他也認為,老人骨質疏鬆,坐得重些可能就會導致骨折,並非一定是外力的撞擊。
“就是為了訛錢。”一名當時的圍觀者稱,老太坐到地上要孩子家長賠150元,後來又漲到了600元。但這個說法被蔣光容激烈否認,小志的外婆也稱,當時要給蔣光容100元,她以“我摔這么重,不要你的錢”拒絕。
孩子家長江先生曾找到七名目擊證人簽字作為證詞,記者按照這一名單,聯繫到一位名叫“尹仕菊”的人,她表示從來沒有作證,“或許有重名重姓的吧。”
人人都有受害者心理
龔家複議的道路並不那么好走。稱小孩沒有撞倒老人的有三個人證,顯然,要推翻認定,蔣光容必須要找到證據才行。
蔣光容的人證尋找似乎很困難。
“我願意作證,老太是自己摔倒的。”離事發地五六米的距離,王女士一下子從凳子上站起來,提高的聲音引來路人的圍觀。王女士說,事發時她在副食店門口目睹了整個過程,她跟小孩和老太都不認識,說的話肯定是事實。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在此前派出所取證時,王女士擔心被報復,在接受詢問時很猶豫。
“做好事不能被冤枉,大家都曉得了,我還有什麼好怕的?”王女士說,除了三個證人,像她一樣願意出來作證的還有兩三個。還有位賈女士證明老人是自己摔倒的。
一位在家門口繡十字繡的婆婆熟練地講著當天發生事件的情況,沒幾分鐘,周圍就圍上來十幾個居民,不住地贊同老婆婆的描述。
“當時我沒有看到經過。”眾多的圍觀者雖然只是聽說了事情的經過而未曾目擊,但他們卻相信三個孩子的話。“有啥子可調查的?事實都已經清楚了嘛。”一位女士看到記者在調查,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她完整地複述著聽來的整個事件,但事發時她根本沒有在場。“小孩子做好事被誣陷,成千上萬的人都知道。”
“這個事情很簡單,老人想訛錢,賴上三個孩子。”遠離事發地的計程車司機老李也這樣描述事件,雖然不了解事情經過,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
在一個“老人與小孩該相信誰”的帖子中,支持三個小孩的網友票數以絕對性優勢壓倒。“小孩做好事被誣陷”的輿論似乎更容易被接受,事件的結果對公眾來說並不重要,不自覺地追求好人有好報的正能量,成為公眾自覺的傾向性。
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教授蘭友林表示,事件中的社會心態值得玩味,人們本能地相信小孩不會說謊,公眾不自覺地追求一種社會正能量。人人可能都有種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所以期待和諧的社會氛圍。
沒有勝利者
蔣光容一家顯得孤立無援。蔣光容直挺挺地躺著,眼睛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別人都罵我是騙子,我不敢出門。” “一個人直接指著我說,這就是那個老太的孫子。”龔紅春聲音很低沉,他覺得每次出門,後面肯定有人指指點點,但他仍然堅定地相信奶奶沒有說謊。
他想盡辦法找尋證據,甚至在QQ上找人恢復當時的錄像,卻一無所獲。“之前答應幫助我們的律師說缺少證據,而且輿論壓力大,也不再接手打官司了。”龔紅春用手機上網看這件事的報導和評論,一看到有人對小孩被誣陷提出質疑,趕緊保存下來。這成了他為數不多的精神鼓勵。“私下裡說,我有時也想,會不會是奶奶記錯了,是不是別的孩子撞倒了她?”
蔣光容描述事發現場時也突然顛三倒四,事發地點怎么也說不清楚。龔紅春說,奶奶連續七八天都在忙著說同樣的話,思維也慢慢不清楚了,很擔心她的精神出問題。
“沒想到事情給家庭帶來這么大的打擊。”看著淚流不止的蔣光容,想到關在拘留所的父親,龔紅春又是一陣嘆氣。
距離龔家不遠的江家,小志的外婆同樣愁容滿面。雖然得到了輿論的支持,可是江家卻沒有勝利者的喜悅。江先生計畫著給小志轉學。“不敢讓娃在這邊讀書,怕被報復。”小志的外婆有些緊張,她說小志原先是很活潑的,現在卻變得有點悶。
持續了五個多月的事件中,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傷害。小志的外婆說,在老家她與蔣光容是認識的,現在已然成了互相指責的仇人。
巷子周圍密密麻麻的樓房讓人壓抑,一名在小區經營雜貨店的老闆說,這裡的房子便宜,很多外地打工的住在這裡,互相不認識。甚至連住在蔣光容隔壁的鄰居,與蔣光容一家也沒什麼交流。
“不要過多打擾孩子,我們只想安安靜靜地生活。”三位孩子家長之一的楊先生希望事件儘快恢復平靜,而對於蔣光容的複議,只是淡淡一笑,並沒有過多評論,在他眼中,這些都不如事情的冷卻更加重要。
這是此前多例事實清楚的訛人案例結出的惡果。這種惡果,使得圍觀者天然地渴望追求善有善報、下意識地追求正能量。而最終的結果,是每個人都感覺自己是受害者,現在抑或將來。
迫切發聲與沉默不語
“我是冤枉的。”11月27日晚上6點,累了一天的蔣光容早早躺下,但看到記者來了,一下子猛地起身,緊緊攥住記者的手臂,眼淚順著眼角流下來。“要是我說了假話,那就槍斃我,讓我死。”蔣光容一字一句重複著,身子微微顫抖。
激動的情緒像極了她之前接受採訪的樣子。
達州市達川區有很多不知名的小巷,兩邊擠滿了密集的樓房,錯落繁雜。很多居民甚至不知道自己居住小區的名字,只是憑著記憶回家,蔣光容就住在這些小巷裡的樓房中。順著蜿蜒的樓梯,轉過幾道彎,才來到蔣光容的家。門口沒有門牌,卻擠著三四個記者。
蔣光容的孫子龔紅春熟練地遞過鞋套,屋裡桌上鋪滿了蔣光容的病歷、治療單據以及出警記錄等材料。龔家一直把這些材料備著給來訪者看,在這個時候,他們迫切想發出自己的聲音。
龔紅春說,蔣光容一直住在渠縣農村,去年12月才搬過來,每天出去散步熟悉環境,沒想到那天就被撞倒了。
龔家三室一廳的格局,家居、裝修簡單,但很精緻。蔣光容的兒子龔發安和孫子龔紅春做裝修生意,每個月收入上萬。“我們不是為了錢,就是討個說法,絕對不是我們誣賴。”龔紅春提高了聲音。
離龔家400米左右,同樣有一座沒有號牌的居民樓,被蔣光容抓住的三個孩子之一小志(化名)就住在這裡。比起龔家的熱鬧,這裡一片寂靜。
花了一刻鐘的時間,記者才敲開小志的家門。“我也不會說嘛,我們不接受採訪。”家裡只有小志的外婆。小志的父親江先生經常在外地跑生意,現在去了山西,母親在廣州打工,小志平時跟著外公外婆生活。
“我們不想過多說話了。”江先生直接掛斷了記者的電話。
沉默,似乎是三個孩子家長不約而同的表現。急著上班的楊先生不得已見了守在門口的記者,“派出所已經給了結果,沒必要再說了。”三位孩子家長之一的楊先生匆忙地小跑下樓。
雙方都有目擊者
正如楊先生所說,11月22日,達州市公安局達川區分局南外派出所發出公告,認定蔣光容自己摔倒,而非由三個小孩推倒,認為蔣光容和兒子龔發安屬於敲詐勒索。
龔家肯定不這么想,他們準備申請行政複議。在他們看來,派出所的認定基於在場三個目擊證人的證詞,如果找到新的證人或者物證,就可以還自己一個清白。
“事情越來越複雜,雙方的很多信息是對不上的。”今年6月起採訪此次事件的一位當地媒體記者覺得探究真相似乎有些困難。
坐在小椅子上的小余(化名)仔細回憶那個周末,當時他正跟小志和小文(化名)做遊戲,有個老太從對面走來,突然一下子摔倒在地上,小志跑過去扶她。“小孩,快點賠錢。”老太突然抓住小志手腕。
躺在床上的蔣光容聽到記者的轉述,攥住記者衣袖使勁撐起身體:“我是夾著舊衣服出去耍,三個娃娃跑過來,撞昏我,我倒下去順手才抓住了一個娃娃。”
雙方表達的出入成為事件最無法解釋清楚的部分。
在龔家,龔紅春拿出一份當時的接警情況,上面記錄著周圍民眾說老人被其他小孩推倒。“至少那時候有人看到她是被推倒的。”龔紅春使勁點著已經發皺的記錄紙。
“我看得清清楚楚,根本沒有碰到。”王女士從自己的副食店大步邁到事發現場,雙手不停比劃著名當時孩子和老人的位置。事發地是通往王女士所在小區的小巷,路面還有些坑窪,“孩子之間相隔很遠,跟老人有不到兩米的距離。”
“一般來說,一個人被撞瞬間,很難有那么快的反應去抓住孩子,更何況老人的反應能力本身就比較慢。”蔣光容住院的負責醫生、骨科副主任醫師汪華喜這樣分析。他對另一個說法,即蔣光容是在家摔傷的也不認同。“沒有哪個人骨折了還能走路。”對於老太骨折早就形成的聲音,汪華喜發表自己的觀點,但他也認為,老人骨質疏鬆,坐得重些可能就會導致骨折,並非一定是外力的撞擊。
“就是為了訛錢。”一名當時的圍觀者稱,老太坐到地上要孩子家長賠150元,後來又漲到了600元。但這個說法被蔣光容激烈否認,小志的外婆也稱,當時要給蔣光容100元,她以“我摔這么重,不要你的錢”拒絕。
孩子家長江先生曾找到七名目擊證人簽字作為證詞,記者按照這一名單,聯繫到一位名叫“尹仕菊”的人,她表示從來沒有作證,“或許有重名重姓的吧。”
人人都有受害者心理
龔家複議的道路並不那么好走。稱小孩沒有撞倒老人的有三個人證,顯然,要推翻認定,蔣光容必須要找到證據才行。
蔣光容的人證尋找似乎很困難。
“我願意作證,老太是自己摔倒的。”離事發地五六米的距離,王女士一下子從凳子上站起來,提高的聲音引來路人的圍觀。王女士說,事發時她在副食店門口目睹了整個過程,她跟小孩和老太都不認識,說的話肯定是事實。
一位知情人士向記者透露,在此前派出所取證時,王女士擔心被報復,在接受詢問時很猶豫。
“做好事不能被冤枉,大家都曉得了,我還有什麼好怕的?”王女士說,除了三個證人,像她一樣願意出來作證的還有兩三個。還有位賈女士證明老人是自己摔倒的。
一位在家門口繡十字繡的婆婆熟練地講著當天發生事件的情況,沒幾分鐘,周圍就圍上來十幾個居民,不住地贊同老婆婆的描述。
“當時我沒有看到經過。”眾多的圍觀者雖然只是聽說了事情的經過而未曾目擊,但他們卻相信三個孩子的話。“有啥子可調查的?事實都已經清楚了嘛。”一位女士看到記者在調查,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她完整地複述著聽來的整個事件,但事發時她根本沒有在場。“小孩子做好事被誣陷,成千上萬的人都知道。”
“這個事情很簡單,老人想訛錢,賴上三個孩子。”遠離事發地的計程車司機老李也這樣描述事件,雖然不了解事情經過,但他堅持自己的判斷。
在一個“老人與小孩該相信誰”的帖子中,支持三個小孩的網友票數以絕對性優勢壓倒。“小孩做好事被誣陷”的輿論似乎更容易被接受,事件的結果對公眾來說並不重要,不自覺地追求好人有好報的正能量,成為公眾自覺的傾向性。
中央民族大學社會學教授蘭友林表示,事件中的社會心態值得玩味,人們本能地相信小孩不會說謊,公眾不自覺地追求一種社會正能量。人人可能都有種受害者的心理存在,所以期待和諧的社會氛圍。
沒有勝利者
蔣光容一家顯得孤立無援。蔣光容直挺挺地躺著,眼睛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別人都罵我是騙子,我不敢出門。” “一個人直接指著我說,這就是那個老太的孫子。”龔紅春聲音很低沉,他覺得每次出門,後面肯定有人指指點點,但他仍然堅定地相信奶奶沒有說謊。
他想盡辦法找尋證據,甚至在QQ上找人恢復當時的錄像,卻一無所獲。“之前答應幫助我們的律師說缺少證據,而且輿論壓力大,也不再接手打官司了。”龔紅春用手機上網看這件事的報導和評論,一看到有人對小孩被誣陷提出質疑,趕緊保存下來。這成了他為數不多的精神鼓勵。“私下裡說,我有時也想,會不會是奶奶記錯了,是不是別的孩子撞倒了她?”
蔣光容描述事發現場時也突然顛三倒四,事發地點怎么也說不清楚。龔紅春說,奶奶連續七八天都在忙著說同樣的話,思維也慢慢不清楚了,很擔心她的精神出問題。
“沒想到事情給家庭帶來這么大的打擊。”看著淚流不止的蔣光容,想到關在拘留所的父親,龔紅春又是一陣嘆氣。
距離龔家不遠的江家,小志的外婆同樣愁容滿面。雖然得到了輿論的支持,可是江家卻沒有勝利者的喜悅。江先生計畫著給小志轉學。“不敢讓娃在這邊讀書,怕被報復。”小志的外婆有些緊張,她說小志原先是很活潑的,現在卻變得有點悶。
持續了五個多月的事件中,雙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傷害。小志的外婆說,在老家她與蔣光容是認識的,現在已然成了互相指責的仇人。
巷子周圍密密麻麻的樓房讓人壓抑,一名在小區經營雜貨店的老闆說,這裡的房子便宜,很多外地打工的住在這裡,互相不認識。甚至連住在蔣光容隔壁的鄰居,與蔣光容一家也沒什麼交流。
“不要過多打擾孩子,我們只想安安靜靜地生活。”三位孩子家長之一的楊先生希望事件儘快恢復平靜,而對於蔣光容的複議,只是淡淡一笑,並沒有過多評論,在他眼中,這些都不如事情的冷卻更加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