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份刊載於《美國醫學雜誌》(The 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關於加利福尼亞州多宗愛滋病感染個案的研究論文被發表,其中的40多例感染病例由性接觸聯繫起來,杜加則處於圖例中心。"零號患者"(patient 0)第一次出現,然而論文作者之一的 CDC 研究員威廉·達羅(William Darrow)稱杜加不是“患者 0”,而是“患者 O”(patient O),發音為“oh”,代表“Out-of-California”,即加州以外的病例,而這當時被一些人誤解了。
論文中洛杉磯病例黑白聚類研究圖中心的“0”
而零號患者的流言開始於蘭迪·席爾茨出版於1987年記錄美國愛滋病流行爆發的著作《世紀的哭泣》(And the Band Played On: Politics, People, and the AIDS Epidemic,後被改編為同名紀錄片)。席爾茨在書中將杜加刻畫為一個具有反社會行為的病毒傳播者。並有意地把身上的愛滋病病毒傳染給他人,至少也是不顧後果地危害其性伴侶。雖然席爾茨的書中並沒有直接提出杜加是愛滋病毒主要傳播者的指控,但這樣的的謠言逐漸變得廣泛流傳。
2016年在大衛·弗朗斯出版的《如何在一場瘟疫中生存》(How to Survive a Plague)一書中,席爾茨的編輯表達了自己的遺憾:”為了刺激銷售,我們有意識地決定在書籍和宣傳活動中醜化和詆毀杜加。“
亦有其他人對零號感染源一說提出質疑或持保留意見,1988年,安德魯·莫斯(Andrew R. Moss)在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中對流言發表了反對意見。2007年11月另一篇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文章駁斥零號感染源流言,指出愛滋病於1966年從非洲傳播到海地,再由海地於1969年傳到美國。而一位死於1969年,名為Robert R的患者則被確認是在北美洲最早有文獻記載的愛滋病症狀患者,報告指出該名患者在1966年就已經顯示出有愛滋病的症狀。
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理察·麥凱(Richard A. McKay)的一項研究還確定了產生零號患者流言的其他原因,雖然病例分析中的許多患者都報告超過1000個性伴侶,但大多數人都只記得“極少數”的名字,這使得他們與其他病例的聯繫更難以追查,由於其他人記得杜加的獨特名字,他對研究人員追蹤他的性接觸聯繫網路幫助很大。
加州大學愛滋病研究員羅伯特·格蘭特(Robert M. Grant)博士表示:“沒人想成為社區中的‘零號患者’,但這可能會對疾病控制有所幫助,僅僅因為你是第一個被診斷出來的人並不意味著是你發起了這場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