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城學潮

蒲城學潮，清末陝西蒲城學生反迫害的正義鬥爭。1908年10月，在陝西同盟會革命黨人的領導下，發動了一次轟動全省的學生運動，因為事情發生在蒲城縣，所以稱為“蒲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蒲城學潮
• 發生時間：1908年10月
• 發生地點：陝西蒲城縣

事件背景

1906年，蒲城縣高等國小堂成立，同盟會員常銘卿、陳會亭等在該校任教。他們在學生中宣傳革命思想，發展會員，到1908年秋，加入同盟會者已有五十人左右。

1907年，蒲城縣成立了教育分會，常銘卿被選為會長。許多革命黨人紛紛加入，並利用這一合法組織積極開展革命活動。例如組織學生演講隊，利用星期天和城鄉集會，分頭向民眾演講，並演出由同盟會員李桐軒編寫的《一字獄》、《如皋獄》、《黑龍江》等街頭戲劇，揭露帝國主義侵華陰謀，控訴清朝政府的腐敗和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的罪惡，深受民眾歡迎。同年夏，縣城守營軍官劉某用搜刮來的錢財請客演戲，為其母祝壽，卻不準學生入內看戲，學生遂衝進城守營衙門，鬧得劉某狼狽不堪。同年冬，縣衙差役又暗中擺設賭場，引誘民眾聚賭，從中取利。訊息傳到學堂，學生認為官府三令五申，嚴禁擺賭，今縣衙差役擺賭，實屬法紀難容，於是十多名學生衝進賭場，當場就把設賭差役捆綁起來，送交縣衙要求懲處。這些差役都是知縣李體仁的得力幫凶，李自然不願懲處。但由於清政府也曾明令禁賭，於是，他不得不裝腔作勢地進行處罰。這些鬥爭的勝利使進步學生們更清楚地看到團結戰鬥的力量，同時也大大提高了他們在地方人民民眾中的威信。

蒲城縣教育分會和縣立高等國小堂學生的革命活動，引起了以李體仁為首的當地反動勢力的極端仇視。李體仁親自寫信給陝甘總督升允，叫嚷道：“中國禍患，將來不在外洋，而在蕭牆之內”。升允對李體仁的反革命嗅覺十分賞識，深表贊同。李體仁自恃背後有靠山，更加處心積慮地妄圖鎮壓蒲城縣的進步勢力。他攻擊學生“肆無忌憚，倡言革命”，命令常銘卿對有革命思想的學生進行懲罰，被常拒絕。在陝西紳商學界反對清朝政府出賣西潼鐵路主權的鬥爭中，蒲城教育分會和高等國小堂廣大師生亦積極參加。李體仁偵知常銘卿、陳會亭及縣立高等國小堂學生張鵬、王之瀚等人和井勿幕、井岳秀弟兄往來密切，暗做革命工作，便挖空心思地準備把革命黨人一網打盡。

事件經過

1908年9月初，原任縣立高等國小堂管理員劉友仁調升勉縣教諭。李體仁乘機派自己的爪牙冉澍川、蘇民章擔任學堂管理員，藉以監督師生的革命活動。革命黨人常銘卿、陳會亭等堅決反對，並組織學生以這兩人品行不端為理由加以拒絕，學生們要求由常銘卿擔任學堂管理員。李體仁當然不會同意。在雙方堅持不下的情況下，學生提出暫時不派管理員，由學生自治，到年終再推舉合適的人充任，李體仁被迫答應。9月25日，教育會照例組織學生出外演講，宣傳革命思想。冉澍川、蘇民章等人立即向李體仁報告，李立即與縣勸學所總董兼巡警局總辦張曉初密謀策劃，準備制止。教育會得知訊息後，於10月3日晚秘密商議對策，決定由同盟會員井岳秀、雷電率領學生中的同盟會員暗殺張曉初，打擊反動派的囂張氣焰。深夜，井岳秀潛伏於巡警局外警戒，雷電率領學生王之瀚等人沖入巡警局內。這時，才發現縣衙差役正在燈下聚賭，並未見到張曉初。在這緊急關頭，雷電急中生智，立即率學生趕上去抓賭。當場捉住巡兵何問章等四人，送交縣署要求李體仁懲辦。李體仁惱羞成怒，一面函告提學使余堃，誣衊縣教育分會越權妄為，要求解散縣教育分會；一面指示冉澍川、蘇民章等聯名向縣衙誣告常銘卿等人管教學生無方，“教習唆使學生自治以固祿位；學生博歡教習，圖積多分”。李體仁接到誣告後，立即煞有介事地批示道：“稟如屬實，教習學生均欠文明”。並把控告信和批語抄送學堂讓師生傳閱，妄圖施加壓力和試探虛實。常、陳和學生看到抄件後，非常憤慨。常、陳立即以辭職進行抗議，並於10月6日搬出學堂。10月7日，學生也派代表向李體仁提出書面抗議和質問，並集體離開學堂，搬到縣城北街關帝廟內組織“自治公學”，繼續學習。李看到學生竟敢公開對抗，更加惱怒，立即派縣署衙役封閉了學堂，並下令解散學堂，通知各家長領回學生。對此，學生無不義憤填膺，一方面在“自治公學”堅持學習，一方面推舉米端蒙、王之瀚、張樹仁為學生代表密赴西安控告李體仁壓制學生，摧殘教育的罪行。李體仁得知訊息後，再次向余堃報告說，學生遷出學堂是常銘卿、陳會亭教唆，要求解散“自治公學”，另招學生，還指控常、陳等幾十名師生為“革命黨”。提學使余堃見稟後，同意所請，下令把常銘卿等人嚴加查辦。李體仁得到余堃的支持，更是得意忘形，馬上召集黨羽，進行布置。

經過一番密謀策劃，10月16日下午二時許，李體仁派原烈先去關帝廟堵住學生，不準外出；他則親自率領縣署胥吏衙役和臨時召集的地痞流氓二百多人，全副武裝，先到教育分會逮捕了常銘卿、李雅軒、李九標等人，並當場進行毒打；同時對教育分會進行搜查。但由於教育分會事先已有準備，一無所獲。接著，又到關帝廟去抓學生，被捕者三十多人。押到縣衙後，李體仁立即升堂，酷刑審問，強迫學生承認是革命黨。因為學生馮士斌在學生拒捕時和衙役搏鬥打掉李體仁的官帽，被李認出，當場被打一千大板，幾乎被打死。17歲的同盟會員、學生原斯健因與李體仁爪牙原烈同宗，原烈企圖引誘原斯健說出“革命黨”的秘密，遭到嚴詞痛斥。原烈惱羞成怒，稟李體仁對原斯健用重刑拷打。原斯健身體瘦弱，被打得昏死過去，又被用冷水澆醒再打，如此數次，致成重傷。被捕的學生個個被打得皮開肉綻，就連年僅十二歲的學生李明倫也未能倖免。打完學生後，李體仁又對常銘卿進行審訊。根據清朝法律規定，對舉人沒有革去“功名”者，不能用刑。李體仁採用卑劣手段，把事先偽造好的革除常銘卿舉人的假公文在大堂上一晃，接著就下令毒打。但是，儘管李體仁用盡酷刑，從下午五時許一直拷打審訊到深夜，被捕師生個個堅貞不屈，無一人招供。

李體仁在縣衙審訊的同時，又派原烈率領大批差役四處搜查革命黨人。還派衙役沿街鳴鑼吆喝，要其他未被抓到的革命黨人和教育分會職員到縣衙自首。第二天，李體仁再次拷打常銘卿等，還給他和教育分會職員及學生代表帶上七十多斤重的鐵枷遊街示眾，真是殘暴至極。

“蒲案”發生後，迅速得到陝西各界人民的極大同情和有力支援。蒲城當地民眾紛紛捐錢送飯，每日到獄中探望的人絡繹不絕。當時年僅十五歲的楊虎城，得知“蒲案”訊息，不僅異常氣憤，而且懷著強烈的正義感為獄中志士送食，到處奔忙。訊息傳出後，數日之內，省城西安的健本學堂、師範學堂、高等學堂，以及商州、鳳翔、同州、三原等許多州、縣的中學堂，在各地同盟會員的啟發和領導下，紛紛罷課，給予聲援，學潮迅速波及全省。各地學生分別給巡撫衙門上書，強烈要求嚴厲懲辦李體仁、原烈等罪魁禍首，並分別向在上海、北京及日本學習的陝籍學生髮函，揭露“蒲案”真相。同盟會陝西支部支部長井勿幕，從外地回陝知此訊息，立即寫信給蒲城的師生，高度讚揚了他們英勇鬥爭的精神。省城各校學生集會在省教育總會，聲討李體仁等人的罪行，並通過三條決議：(一)各學堂一致罷課，聲援蒲城學生；(二)推選代表向巡撫衙門請願；(三)要求懲辦李體仁。

李體仁自以為背後有升允、余堃等後台，妄圖一舉消滅蒲城縣的革命烈火。豈知由於師生的堅貞不屈，革命黨人的堅決鬥爭，結果使李體仁不但沒有得到任何關於“革命黨”的證據，反而鬧得學界沸騰，引起公憤。當時，陝西廣大農民“交農”抗捐鬥爭尚未平息，又出現了波及全省的學生運動。陝西當局怕事態擴大，無法收拾，只好下令釋放被捕學生和教育會職員。調查蒲城學潮的經過。

在“蒲案”的調查處理過程中，統治集團施展了各種陰謀詭計，充分暴露了當時政治的腐敗和黑暗。提學使余堃本來是“蒲案”的直接策劃者，但他看到學生運動的烈火很快燒遍全省，為了逃脫罪責，他在李體仁10月30日逃到西安的當天，就派人騙去了他給李體仁的批示信函，把責任都推到李體仁身上。10月31日，李體仁求見巡撫恩壽請示辦法，恩壽首先對他大加斥責，接著，又給他面授機宜，讓他立即趕回蒲城迅速妥善結案。李體仁11月2日回到蒲城後，以大量金錢買通前往查處的周楠、王猷兩人，請求為他開脫，並保護他的眷屬。第二天黎明，李體仁離開蒲城逃奔西安。原烈也以大量金錢向周、王賄賂。周、王受賄後，在給臬、藩、學三司和潼商道的報告中，把李體仁、原烈的罪行幾乎刷洗乾淨；只把蘇民章、冉澍川當作替罪羊稍加處分；接著，就倒打一耙，把“蒲案”的責任完全推到常銘卿、雷電和學生代表張樹仁等人身上。

但是，這種不痛不癢的處理，並未敷衍過去，相反激起了更大的鬥爭浪潮。西安的進步知識分子也聯名要求恩壽嚴辦李體仁。11月8日，省教育會在西安召開周年紀念大會，到會者二百餘人。余堃在他的發言中未提“蒲案”隻字，與會人士深感不平，會員李厚庵、同文臣、賀稚雲等多人要求會長周石笙宣布“蒲案”經過情況，群情激憤。郭希仁等大聲疾呼，要求余堃公布蒲城血案真象，嚴辦李體仁，搞得余堃狼狽退出會場。接著，蒲城學生原斯健因傷勢過重，於11月26日逝世的訊息又傳到西安，一時群情更加激憤，一場規模更大的鬥爭展開了。12月13日，西安各校學生在臥龍寺為原斯健召開了三百多人參加的追悼大會。會場上掛滿了各校師生和各界進步人士送來的輓聯。大會由同盟會員李可亭主持，省立高等學堂代表王嘉賓，師範學堂代表寇遐及其它方面的代表都致了悼詞，大會還宣讀了各校送來的祭文。有的祭文中寫道：“何日殺賊，粉身碎骨，剖心致祭，慰君幽魂”，“寧犧牲夫六尺兮，毋壞我輩自由，……祝群起以力航兮，誓破釜而沉舟”。深刻地揭露了清朝反動當局鎮壓學生運動的罪惡，表現了對為自由而獻身的革命青年原斯健的無比懷念和哀思，號召廣大學生緊密團結起來，為保障學生的權利進行鬥爭。

陝西青年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的英勇鬥爭，得到國內外進步力量和社會輿論的有力支援。在上海的陝籍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召開會議，聲援省內學生的進步鬥爭，同時打電報給陝西當局，要求嚴辦酷吏李體仁。當時在上海讀書的同盟會員楊鶴慶還根據省內寄來的有關“蒲案”的函件編成新聞稿，由同盟會員于右任設法在《輿論報》上發表，藉以揭露清朝封建統治的黑暗，支持陝西學生的革命行動。在北京的陝籍學生淵從極、李約祉、李儀祉、徐鶴年等四處奔走，聯絡陝西京官中的進步人士聯名上書清廷，指出：“值此國家勵行新政，提倡辦學之時，蒲城知縣李體仁竟敢封閉學校，擅作威福，違法濫刑，掌責舉人，草菅人命，實屬目無朝廷法律”，要求懲辦李體仁。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也以晉、豫、秦、隴四省同鄉會的名義在《夏聲》上發表文章，揭露了清朝地方官吏和當權劣紳上下勾結，互相包庇，受賄賣法，貪污腐敗，以及玩弄欺騙手法，歪曲“蒲案”真象，極力為李體仁、原烈開脫洗刷種種罪行的劣跡，從輿論方面有力地聲援了“蒲案”鬥爭。

在陝西學生的英勇鬥爭和國內外進步力量的壓力下，清廷不得不下令陝西巡撫恩壽迅速“秉公確查，認真究辦，據實具奏”。陝西當局只好將李體仁以“即予革職，不準援例捐復”。在將李體仁撤職的同時，給原烈戴以劣紳頭銜，迫令其退出貪污的學款銀六百餘兩；對教育分會和“自治公學”被搶走的書籍財物，也由教育分會和學生代表分別開出清單，責令原烈及胥吏衙役負責賠償。蒲城高等國小堂的管理員也由學界公舉，推選史進伯擔任。1909年3月，學生紛紛回校上課。至此，從1908年10月(九月)到1909年3月，歷時五個多月的蒲城學潮，遂告結束。

歷史意義

“蒲案”鬥爭波及範圍之廣，堅持時間之長，在陝西學生運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大大鼓舞了革命士氣，給以後的陝西學生運動開闢了道路”。後來，農業學堂、陸軍國小都曾發生過大規模的罷課鬥爭。它使陝西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出清朝封建統治的腐敗無能，沉重地打擊了反動勢力的囂張氣焰，使資產階級民主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時促使許多愛國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例如，“蒲案”對楊虎城將軍走上革命道路，就產生過“很大的影響”。楊虎城後來在回憶“蒲案”鬥爭時，曾深有感觸地說：“我之革命，實由‘蒲案’起點。”這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事例。所以，可以毫不誇大地說，“蒲案”對陝西辛亥革命前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