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郁玉

董郁玉，男，資深媒體評論人，現任《光明日報》評論員，《光明日報》評論部副主任。198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法學碩士。曾任哈佛大學尼曼研究員， 慶應大學訪問學者，北海道大學公共政策大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董郁玉
• 國籍：中國
• 職業：媒體評論人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性別：男

凝聚改革共識的路徑

在中國，如朱鎔基前總理這樣的官員出版著作，其著作權的實現，也仍要經過現今黨的最高領導層的同意和批准。黨的高級官員離任退休後，撰寫回憶錄回顧一生的少，發表在任時的會議講話、檔案批示的多。而按照人們了解的慣例，大凡領導人的講話，多是領導定調子，“寫作班子”打底子，最終再由領導“親自”潤色定稿的產物。因此，富於個性的前總理朱鎔基的一些沒用“寫作班子”為其打底、“根據現場錄音”記錄而成的“實錄”，就顯得獨有特色。

如果有所謂“盛世”，那么，朱鎔基可以當之無愧地成為構築“盛世”的主要操作者之一。當然，朱鎔基可能並不喜歡這個用來形容國之氣象的王朝政治語彙。誠如朱鎔基言：“我8年來的體會，就是要辦一件事，不開8次、10次會議就沒法落實。如果發一個檔案，能兌現20%就算成功了，不檢查落實根本不行。”如果論者所稱《朱鎔基講話實錄》“提高了政治透明度”一說大體不謬的話，那么，人們從上述這句話中，盡可管窺構築“盛世”之難點所在。

一個堂堂的國家政府總理，開10次、8次會議辦不成一件事，一個國家政府的檔案只有20%的效力，這些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真切地說明了政府政策在高層官員中的共識度，也同時反映了在此情況下各級政府對中央政府政策的執行力。然而，這些說法以及“盛世”的達成，也在相互對照中，說明了各級政府的執行力，在一個強勢總理的促動下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程度，而政府的執行力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彌補共識度不足的政治現實。

共識度的問題，執行力的問題，不只朱鎔基任上有，也仍然存在，並且似乎正在變得更嚴重。實際上，在利益多元化的社會中，尋求共識越來越不容易，但也絕非不可能。關鍵在於有否尋求共識的政治程式及其相應制度。

在經過了改革初始階段後，幾乎人人受益的“帕累托”神話不再。繼之而來的是，幾乎任何改革，總要以一部分人的利益喪失為代價。喪失一些利益也許並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正是利益得失結構的固化；甚至，利益得失結構在某個發展階段的固化也不可怕，更可怕的是沒有改變這一固化結構的政治程式及其制度。得者恆得，失者恆失的利益結構，使得者愈發想得，失者愈感失落，最終結果就是整個結構過度扭曲而致坍塌。

“盛世”帶來的歡愉，在相當程度上舒緩了來自“失者”的政治變革壓力，弱化了各方尋求社會共識的願望。但這絲毫不能緩解當今中國社會凝聚改革共識的迫切性。我們必須認識到，發展業績的取得是為改革贏得空間，但絕不意味著改革進程可以放緩。執政黨黨內改革共識的形成，是凝聚全社會改革共識的前提，但執政黨對黨員“統一思想”、“統一步調”的黨紀要求，並不能成為社會共識的替代品。只有真正形成社會共識，改革才能真正深入推進，中國社會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本世紀初，當中國第二輪改革接近尾聲的時候，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探求新的改革共識，尋找啟動中國新一輪改革的動力。數年過去了，共識難覓，分歧卻似乎反而日盛。近年，北京官民各界屢有堪稱是尋求中國前行道路共識的討論。

尋求共識與統一思想，是兩個相向的政治過程。尋求共識的前提，是“個識”的存在。“個識”是共識之本，也是凝聚之源。在尋求共識的過程中，要打撈沉默的聲音，更要搬掉壓在聲音上的石頭；要寬鬆異質思維，更要修正判定思維異質的標準。

在現實政治中，以共識作為政治行動前提的機率並不大。在利益多元化、尤其是利益分化衝突劇烈的社會中，利益幾無交集，共識難尋。在沒有尋求共識程式的制度條件下，所謂凝聚共識，很多時候只能是自說自話而已，對任何一方都有害無利。政府的政治主張及其貫徹，其首要的前提是代表了民意。政府合法性的來源，正是制度化的民意表達渠道以及制度化的決定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民意就是共識。

處在高端的中國，其進一步發展，如朱鎔基這樣的強勢政府官員的強力推動仍然重要，但更需要的是整體路徑的設計，是“個識”的充分表達和制度化的民意表達渠道。

速度崇拜的焦慮

近30幾年來，“速度”，或前綴於“中國”，或後綴於“中國”，與中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發展依賴於速度，痴迷於速度。尤其是當全世界都驚訝於這種“中國速度”的時候，我們就似乎在那些羨慕與嫉妒的複雜目光中，為速度尋到了正當的根據。

也正是這種速度，讓我們的發展屢現奇蹟。其實，常態的發展並無什麼奇蹟可言。跨越式的發展，超常規的發展，是奇蹟屢現的前因。常識伴隨著常規，特色尾隨著奇蹟。習慣於奇蹟的人們，喜歡用“特色”來解釋奇蹟；創造了奇蹟的人們，很容易忽略常識的力道，也很難再滿足於常規的速度。

最近兩年，人們逐漸認識到發展速度的另一個側面。因了這種認識，適當降低發展速度，適時轉變發展方式，遂成為決策層的一個政策選擇。只有把發展速度降至一定程度，各方緊繃的關聯鏈條才有可能鬆弛下來，結構的變動才有可操作的空間。但是，實際上，發展的速度越快、持續的時間越長，前沖的慣性也就越大。

9月28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新聞吹風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官員，對中國的巨觀經濟形勢與走向進行了描述：中國巨觀經濟整體走勢良好，風險挑戰並存；中國經濟成長速度預計仍然會在9%以上……

9%的經濟成長速度，絕對不是一個讓市場關聯方的緊張關係可以鬆弛下來的速度。9%的經濟成長速度，於中國的現實而言，仍然是一個超常規的發展速度。“十一五”期間，中國發展速度超過11%；“十二五”規劃，中國政府把發展速度定為7%，但是，“十二五”的第一年，中國經濟增速“沖10”的呼聲甚高……

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發覺中國已然慢不下來了。

市場發育，社會發展，都向中國這個飛奔向前的列車發出緩速前進的信號，但是，中國慢不下來，馳騁依然。就像擔心動車和捷運的信號系統失靈一樣，我們非常擔心中國前行道路上的信號系統也會變得扭曲失效。我們還擔心，在經濟發展方面，社會、生態以及經濟本身的諸多險象，仍舊會被一些人理解成是全速前進的信號。

30多年的慣性，讓始終高速行進的人們產生了速度依賴。希冀用增速發展解決“存量問題”和“增量問題”，但實際情況往往是“存量”減少不多，“增量”累積更快。實際上，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全部處理其所帶來的所有後果。甚至可以說，經濟發展本身，處理不了其所帶來的大部分後果。經濟發展產生福利，增速經濟發展產生不斷增加的福利。但是，讓整個社會澤蔭於福利之中，讓社會成員感受到不斷增加著的福利，卻是政治的分內之事。

現時中國，不少握有經濟發展大權的政府官員，喜歡乾一些大工程。這固然是其政績之大手筆，也固然是為經濟增速添加數字之作，但也更是在公共財政的軟約束尚付闕如、硬約束形同虛設條件下養成的行為偏好。這種偏好疊加在一起，足以抵消任何給經濟發展“剎車”的努力。

在經濟與政治各自發展的落差中，既有利益汲取手段和獲得渠道的固化，讓許多人不斷膨脹著加速發展的衝動。現行利益結構和福利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非正當性，使不少從中得益的人對其得益的方式有著非常暗淡的預期。不過，這種預期非但沒有使他們停下來、慢下來，反而使他們產生了“時不我待”的緊迫感，用超高的消耗，驅使經濟發展的列車儘可能快地抵達他們期待的終點。他們解決代際公平發展中“存量問題”的方式，就是繼續用既有的方式去增加代際發展中的不公平。

而實際上，正是這種超高消耗的發展，讓越來越多的人對後續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產生了疑問和焦慮。於是，越是後來的掌控經濟發展權力的官員，就越是想在生態還能承受、資源還未耗盡的時候，來完成自己的政績，成就自己的利益。在一些官員看來，短期利益，雖然在取得方式上的正當性不足，但份額足夠多；長期利益，取得方式正當性的預期增加，但份額不確定。這也是不少人自覺或不自覺地抵抗深化制度性變革的原因之一。

因此，生態系統的坍塌、資源的耗竭、利益取得的規範化以及福利分配的正當化，既是一些官員在經濟發展上要加速再加速的誘因，也是為什麼任何減速的措施，都會使他們焦慮不堪的原因。

在發展速度問題上，後發國家普遍存在著焦慮情緒。後發國家在經濟起步期間，那種拼資源、拼環境的粗放發展方式，其所取得的不俗經濟成就，往往不僅沒有使後發國家產生對未來經濟發展的自信，反而更加深了其焦慮的程度。由此，在粗放式發展的經濟結構以及“後發劣勢”的制度環境中，經濟越發展，官員就越焦慮；官員越焦慮，就越是要加快經濟發展……

在中國，近代以來“落後就要挨打”的歷史及其闡釋，成為我們加速發展的意識形態支撐。然而，今天我們這個社會正在發生的變化，讓我們深思：對速度信仰般的崇拜，還要繼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