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霖（Stephen Green，1948年11月7日－），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生於英國，在牛津大學畢業，其後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取得碩士學位。2010年9月，他被英國首相卡梅倫邀請，於明年1月出任英國的貿易大臣，並於2010年12月離開匯控，結束和滙豐28年的賓主關係。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葛霖
- 英文名：Stephen Green
- 出生地：英國
- 性別：男
- 國籍：英國
- 出生年月：1948年11月7日
- 職業：商業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
- 畢業院校：牛津大學
簡介,事業發展,生平,
簡介
英國牛津大學學士，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碩士。現任滙豐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以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目前他還擔任英國銀行家協會主席，英國首相的商業理事會主席，以及大英博物館的理事會成員。葛霖已婚，有兩個女兒。
事業發展
1971年，葛霖在英國政府海外拓展部工作，至1977年加入管理顧問公司McKinsey & Co Inc.,，先後在歐洲、北美和中東等地提供諮詢服務。
葛霖於1982年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負責企業策劃事務，並於1985年起負責發展滙豐的環球財資業務。他在1992年成為匯控的集團司庫，主管滙豐在全球的財資及資本市場業務。1995年，葛霖獲委任為英國米特蘭銀行（現稱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之後他更擔任滙豐集團旗下多間附屬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美國滙豐銀行、滙豐建信銀行以及滙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等。
1998年3月，葛霖獲委任為滙豐投資銀行及資本市場部執行董事，主管集團旗下的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及資產管理業務。由2002年5月起，他兼任滙豐集團企業銀行業務負責人。2003年6月1日，他獲委任為匯控行政總裁。2005年1月，他獲委任為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2006年5月26日，他接替退休的龐約翰，成為現任匯控主席，亦是滙豐集團內，第二位由行政總裁升任的主席。
現時他亦是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滙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主席，HSBC Trinkaus & Burkhardt AG副主席和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百慕達銀行有限公司、墨西哥滙豐以及法國滙豐董事。
於他在任主席期間，滙豐經歷金融海嘯，葛霖批評銀行界的貪婪和薪酬花紅制度鼓勵短視行為，並凍薪和連續四年不收花紅。不過，在他掌舵下進軍的北美次按業務出現虧蝕，2009年要以每股33港元供股集資，令部份學者和小股東不滿，股價一度急跌，但滙豐最終度過危機，不用英國政府出手打救，股價從 33元低位反彈近兩倍。
至2010年9月初，英國廣播公司率先報導葛霖離開之訊息。其後，英國政府和匯控分別發聲明，宣布葛霖將於年底前退任匯控主席一職，並接受首相卡梅倫邀請，於明年1月出任貿易大臣。卡梅倫表示：“我知道他會在促進英國強勁增長方面作出無可限量的貢獻。”匯控於聲明中，則表示感謝葛霖服務滙豐28年間對集團貢獻良多，尤其是領導集團走出金融危機。
葛霖於1982年加入香港上海滙豐銀行，負責企業策劃事務，並於1985年起負責發展滙豐的環球財資業務。他在1992年成為匯控的集團司庫，主管滙豐在全球的財資及資本市場業務。1995年，葛霖獲委任為英國米特蘭銀行（現稱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董事。之後他更擔任滙豐集團旗下多間附屬公司的董事，其中包括美國滙豐銀行、滙豐建信銀行以及滙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等。
1998年3月，葛霖獲委任為滙豐投資銀行及資本市場部執行董事，主管集團旗下的投資銀行、私人銀行及資產管理業務。由2002年5月起，他兼任滙豐集團企業銀行業務負責人。2003年6月1日，他獲委任為匯控行政總裁。2005年1月，他獲委任為英國滙豐銀行有限公司主席。2006年5月26日，他接替退休的龐約翰，成為現任匯控主席，亦是滙豐集團內，第二位由行政總裁升任的主席。
現時他亦是北美滙豐控股有限公司以及滙豐私人銀行控股（瑞士）有限公司主席，HSBC Trinkaus & Burkhardt AG副主席和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百慕達銀行有限公司、墨西哥滙豐以及法國滙豐董事。
於他在任主席期間，滙豐經歷金融海嘯，葛霖批評銀行界的貪婪和薪酬花紅制度鼓勵短視行為，並凍薪和連續四年不收花紅。不過，在他掌舵下進軍的北美次按業務出現虧蝕，2009年要以每股33港元供股集資，令部份學者和小股東不滿，股價一度急跌，但滙豐最終度過危機，不用英國政府出手打救，股價從 33元低位反彈近兩倍。
至2010年9月初，英國廣播公司率先報導葛霖離開之訊息。其後，英國政府和匯控分別發聲明，宣布葛霖將於年底前退任匯控主席一職，並接受首相卡梅倫邀請，於明年1月出任貿易大臣。卡梅倫表示：“我知道他會在促進英國強勁增長方面作出無可限量的貢獻。”匯控於聲明中，則表示感謝葛霖服務滙豐28年間對集團貢獻良多，尤其是領導集團走出金融危機。
生平
他是英國聖公會的業餘牧師，每逢周末會到寓所附近的教堂服務，在香港期間曾入明華神學院攻讀。葛霖也在其著作《金融的王道》提到中國正重返世界舞台，中國崛起再度成強國。
他於1996年任職匯控的集團司庫時撰寫的著作《天國與財利：葛霖論金融市場 (Serving God? Serving Mammon? Christians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以基督徒的身份探討熾熱的金融市場，和作出信仰反省，是目前唯一一本對金融體系作信仰反省或回應的著作，該書中文版於2007年發行。
葛霖總給人儒雅的英國紳士印象。這也難怪，作為滙豐集團掌門人，葛霖每次亮相，無一例外身著深色西裝，系紅領帶，面帶銀行家的招牌微笑。
你或許也能在周末倫敦的某個教堂邂逅他。提醒一句，這時應稱他為葛霖牧師，如果你碰巧有從幼稚園開始的很多過錯需要懺悔。
葛霖針對金融危機寫了本書，中文譯名《金融的王道》。倘若人對事物的認知與其職業經歷高度相關的話，也許你會判斷，這是銀行家眼中的金融危機，抑或牧師心中的道德危機。 書的內容遠比判斷龐博，就如葛霖本人其實要比銀行家、牧師更有意思。
葛霖自認是樂觀主義者，這部分解釋了他臉色紅潤的原因。當然，葛霖的樂觀並非“很傻很天真”，數十年金融從業經驗、對金融全局的認識以及豐富的知識底蘊是其樂觀的緣由。
他酷愛讀書，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涉獵廣泛，從艾略特、貝克特到卡夫卡，從德日進、西美爾到卡爾·波蘭尼，蘊意深遠的文字信手拈來。就在今年，他還認真地閱讀《紅樓夢》。
葛霖是否從《紅樓夢》的語境中悟出荒唐和辛酸無從知曉，但對於金融世界的喧譁和騷動，他顯然有想法。
“太陽底下無新事”。在他看來，從上世紀初至今，金融危機已是“劉郎”數度頻顧，每次皆如馬克·吐溫所述，“過去不會重複，但會押韻”。反思此次危機，葛霖認為，金融市場只是部分原因，全球經濟失衡和基本價值的缺失在危機進程中同樣有重要的角色扮演。
金融市場繁花錦簇時，人們往往會忽視潛滋暗長的風險。葛霖用“浮士德式交易”諷喻喧囂時代金融市場中的扭曲現象，過度關注短期盈利，忽視長期價值。包裝精緻的金融衍生品則為危機的擴散和蔓延鋪設了實現自我歡娛的溫床，不僅放大了金融機構的槓桿倍率，其複雜性也讓從業人員過度沉湎於風險管理技巧而忽視標的資產的真實價值……最終引發了“棉花糖金融”的幻滅，並通過全球化供應鏈傳導至實體經濟。
世界經濟的不平衡是認知金融危機的另一面透鏡。葛霖分析，自上世紀90年代起，由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國、新興經濟體為主的製造國、資源供應國和資本-貨物供應國組成的“巨觀經濟矩形”為全球經濟成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矩形”的天生不穩定性加劇了失衡，新興經濟體、資源供應國和資本-貨物供應國積累了太多儲蓄，儲蓄又用來投資美元，美國國債因而得以過度吸收了流動性還依然維持低收益，低收益促使投資者尋覓風險有限的高收益替代品。約束條件下，過度包裝的次級按揭貸款貌似是個不賴的選擇，市場需求反過來刺激了次貸發行，衍生品又放大了風險和收益的比例……多因素合力下，危機的來臨就只剩下快慢的區別了。
危機過後，市場為主的調節體系廣為人所詬病。葛霖稱，21世紀的自由市場主義需要有新的改變。當今世界，消費主義的藤蔓觸及了全球每個角落，個人自我意識日益增強，氣候和環境問題凸顯，網路社區替代了傳統的人際社區，金錢為中心的生命感覺日漸遲鈍，世界看似日益緊密，實際卻是單調而日益疏離……如此情境下，更需要重建市場價值和市場信心。
葛霖強調，物質財富固然在社會進步中起到了作用，但人類社會的真正進步應該體現在更完整的人類福祉提升，應該體現在某些更為基本的價值——幸福、愛和友誼。因而，市場在價值之上需要有價值觀，或者說將價值觀和價值融為一體，價值觀超越了“你能僥倖做成的事情”，並且能持續產生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的王道》的出發點是金融危機，書的意蘊卻遠遠超越了危機和金融本身，作者用經濟、宗教、地緣政治、文學、歷史、文化等諸領域的反思為讀者提供了觀察現世的拼圖，儘管不能抵達完全的真實世界，但畢竟更趨近了。
他於1996年任職匯控的集團司庫時撰寫的著作《天國與財利：葛霖論金融市場 (Serving God? Serving Mammon? Christians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以基督徒的身份探討熾熱的金融市場，和作出信仰反省，是目前唯一一本對金融體系作信仰反省或回應的著作，該書中文版於2007年發行。
葛霖總給人儒雅的英國紳士印象。這也難怪，作為滙豐集團掌門人，葛霖每次亮相，無一例外身著深色西裝，系紅領帶，面帶銀行家的招牌微笑。
你或許也能在周末倫敦的某個教堂邂逅他。提醒一句，這時應稱他為葛霖牧師，如果你碰巧有從幼稚園開始的很多過錯需要懺悔。
葛霖針對金融危機寫了本書，中文譯名《金融的王道》。倘若人對事物的認知與其職業經歷高度相關的話，也許你會判斷，這是銀行家眼中的金融危機，抑或牧師心中的道德危機。 書的內容遠比判斷龐博，就如葛霖本人其實要比銀行家、牧師更有意思。
葛霖自認是樂觀主義者，這部分解釋了他臉色紅潤的原因。當然，葛霖的樂觀並非“很傻很天真”，數十年金融從業經驗、對金融全局的認識以及豐富的知識底蘊是其樂觀的緣由。
他酷愛讀書，文學、歷史、哲學、宗教，涉獵廣泛，從艾略特、貝克特到卡夫卡，從德日進、西美爾到卡爾·波蘭尼，蘊意深遠的文字信手拈來。就在今年，他還認真地閱讀《紅樓夢》。
葛霖是否從《紅樓夢》的語境中悟出荒唐和辛酸無從知曉，但對於金融世界的喧譁和騷動，他顯然有想法。
“太陽底下無新事”。在他看來，從上世紀初至今，金融危機已是“劉郎”數度頻顧，每次皆如馬克·吐溫所述，“過去不會重複，但會押韻”。反思此次危機，葛霖認為，金融市場只是部分原因，全球經濟失衡和基本價值的缺失在危機進程中同樣有重要的角色扮演。
金融市場繁花錦簇時，人們往往會忽視潛滋暗長的風險。葛霖用“浮士德式交易”諷喻喧囂時代金融市場中的扭曲現象，過度關注短期盈利，忽視長期價值。包裝精緻的金融衍生品則為危機的擴散和蔓延鋪設了實現自我歡娛的溫床，不僅放大了金融機構的槓桿倍率，其複雜性也讓從業人員過度沉湎於風險管理技巧而忽視標的資產的真實價值……最終引發了“棉花糖金融”的幻滅，並通過全球化供應鏈傳導至實體經濟。
世界經濟的不平衡是認知金融危機的另一面透鏡。葛霖分析，自上世紀90年代起，由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國、新興經濟體為主的製造國、資源供應國和資本-貨物供應國組成的“巨觀經濟矩形”為全球經濟成長作出了巨大貢獻。但“矩形”的天生不穩定性加劇了失衡，新興經濟體、資源供應國和資本-貨物供應國積累了太多儲蓄，儲蓄又用來投資美元，美國國債因而得以過度吸收了流動性還依然維持低收益，低收益促使投資者尋覓風險有限的高收益替代品。約束條件下，過度包裝的次級按揭貸款貌似是個不賴的選擇，市場需求反過來刺激了次貸發行，衍生品又放大了風險和收益的比例……多因素合力下，危機的來臨就只剩下快慢的區別了。
危機過後，市場為主的調節體系廣為人所詬病。葛霖稱，21世紀的自由市場主義需要有新的改變。當今世界，消費主義的藤蔓觸及了全球每個角落，個人自我意識日益增強，氣候和環境問題凸顯，網路社區替代了傳統的人際社區，金錢為中心的生命感覺日漸遲鈍，世界看似日益緊密，實際卻是單調而日益疏離……如此情境下，更需要重建市場價值和市場信心。
葛霖強調，物質財富固然在社會進步中起到了作用，但人類社會的真正進步應該體現在更完整的人類福祉提升，應該體現在某些更為基本的價值——幸福、愛和友誼。因而，市場在價值之上需要有價值觀，或者說將價值觀和價值融為一體，價值觀超越了“你能僥倖做成的事情”，並且能持續產生價值。
需要指出的是，《金融的王道》的出發點是金融危機，書的意蘊卻遠遠超越了危機和金融本身，作者用經濟、宗教、地緣政治、文學、歷史、文化等諸領域的反思為讀者提供了觀察現世的拼圖，儘管不能抵達完全的真實世界，但畢竟更趨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