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Филипп Денисович Бобков,1925年12月1日至今),1969年--1991年的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
- 外文名:Филипп Денисович Бобков
- 國籍:蘇聯
- 出生日期:1925年12月1日
簡介,克格勃生涯的開端,初入克格勃,間諜實驗室,破壞聯歡節,我們也曾經一敗塗地,安德羅波夫時期,並非政治密探,.安德羅波夫讓送禮者碰壁,平息示威民眾的不滿,幫上訪女工解決住房問題,安德羅波夫的威信從何而來,蘇聯的解體,分裂主義思潮洶湧而來,戈巴契夫對局勢聽之任之,兒孫們怪可憐的,歷史的悲劇會不會重演,
簡介
1987年蘇聯陸軍大將。從1946年以少尉軍銜進入安全部門,到最後退休,幾乎在克格勃幹了一輩子。
克格勃生涯的開端
初入克格勃
勝利的禮炮響過了,歡慶的酒宴已經成為回憶。抗擊法西斯的勝利變成了人們日後紀念的節日,昨日的士兵們也將走進和平的生活,選擇自己的職業。然而對於我來說,卻不存在這種自由。
作為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和經驗豐富的戰士,為了適應未來安全部門的工作,我被派往列寧格勒的“斯梅爾什”學校學習。1945年7月9日,當我第一次邁進學校大門時,正趕上一次日全食,周圍一片黑暗。我心想:“這會是好的預兆嗎?” 當然,對於安全系統的工作,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往往是從文學作品中得到的虛幻的嚮往。學校開課之後,顯現在大家面前的則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我們明白了:等待著自己的是煩瑣的日常事務,它需要付出全部力量,特別是豐富的知識和熟練的技能。
·年輕時的博布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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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大多數人都已了解到“斯梅爾什”這個奇怪校名的由來。直接翻譯的話,“斯梅爾什”意味著“間諜之死”。據說,這還是史達林親自想出來的。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名字當中包含著某種浪漫主義的色彩。
在列寧格勒度過的歲月無法忘懷。很多學員和我一樣來自部隊,他們身穿各式各樣的軍裝,直到穿得稀爛。我記得,那時經常出現一幕有趣的場景:“斯梅爾什”學員的隊伍從街上走過,後面跟著一群當地的孩子。後者模仿學員們的步伐,扯起嗓門齊聲喊著:“間諜來了!間諜來了!”任何事情都瞞不住這些小傢伙。
間諜實驗室
在校學習期間,我就十分關注國外間諜機關在我國領土上的活動。我們專門學習研究間諜活動的方法和手段、專用器材、監視和監控系統,後來在實際工作中也接觸到了這些。
有一次,我們根據情報得知,正在鐵路上運輸的數以十萬計的貨櫃中,有一個危及國家安全。反間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終於發現了目標。貨櫃上幾個類似艦船舷窗的小門泄露了天機——普通貨櫃上是沒有這種視窗的。運單上註明,箱內裝的是日本產的陶瓷器皿,經過西伯利亞幹線鐵路到達列寧格勒,再經水路運往德國漢堡。日本人把貨櫃送到遠東的納霍德卡,從那裡裝上火車。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不會引起任何懷疑。
我們在伊爾庫茨克截獲了這個貨櫃,經過商量之後決定打開鉛封。我們知道,這樣做是拿國家的威信作賭注——外國的民用商品在發貨人和收貨人都不在場的情況下被檢查,一旦沒有發現問題,勢必造成巨大的政治麻煩。 鉛封被剪斷,箱門被打開。整個貨櫃內整齊地碼放著包裝箱。打開了第一個、第二個……全是漂亮的瓷瓶。難道錯了嗎?不可能!我們很清楚情報的來源是可靠的。繼續檢查,果然在包裝箱後面有一層隔板,裡面有很大的空間,裝滿了可疑的電子裝置。
經過檢查確定,貨櫃中暗藏的是一套很複雜的系統,裡面有伽馬射線記錄儀和射線源,還有信息存儲、信息處理和系統控制部件。這台設備有自備電源,還配備了熱螢光輻射劑量記錄和光記錄裝置。
專家們認定貨櫃內是一個專門的實驗室,用來收集從納霍德卡到列寧格勒沿途的信息。這套獨特的偵察裝置能記錄下核生產的原料、核生產設備以及其他信息。藉助它,就能確定核原料加工地點,“標記”出運輸核設施的交通工具,甚至判定車輛運行的方向。在核輻射最強的地方,貨櫃中通風設備的閥門會自動開啟,對鐵路兩側數公里遠的縱深進行攝影。輻射指標、影像記錄和測距器可以精確地判定目標位置,並獲取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數據。藉助這種方法,外國情報機關幾乎可以觸摸到全蘇聯的核武器生產情況。 從各方面判斷,這一間諜設備是美國製造的,然後運到日本。只要任務一結束,設備就會通過另一條路線運回美國。
由於證據確鑿,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託運這一貨櫃的日本公司無法抵賴。他們承認,這項針對蘇聯的偵察行動是幫助美國情報機關做的。日本人不願意斷絕與蘇聯的關係,也不願意在全世界面前名聲掃地。於是,他們提出賠償50萬美元,以避免引起國際爭端,從而損害自己的聲譽。
破壞聯歡節
更大的挑戰發生在1985年。當年7月底,世界青年聯歡節在莫斯科舉行。離開幕還有很長的時間,西方間諜機關已開始準備破壞這次活動,目的就是要讓蘇聯在全世界面前丟臉。
他們物色了一批阿富汗人,並許以重金。這些人在巴基斯坦接受了美國中情局的嚴格訓練,在聯歡節開幕的一年之前,他們就來到莫斯科,隨即潛伏在普通住宅區里,經費和設施都非常充足。
在聯歡節開始之前,國外情治單位將提供一批爆炸器材、塑性炸彈和槍枝,預定在人流集中的幾個廣場進行襲擊。阿富汗人沒有露出任何破綻——他們就像普通的旅遊愛好者那樣到處遊蕩,欣賞外面的世界。事實上,他們在這起事件中也不是什麼主角,西方國家並沒有把賭注壓在他們身上。這些人的惟一任務就是住進單獨的寓所,到時候提供可靠的避難所。到聯歡節開始之時,活動的主角要住進這些公寓——那是6名爆炸專家。
幸運的是,離聯歡節還有3個月,我們就已經了解到對手的計畫。當然,我們在莫斯科的任務也不輕:首先要尋找那幾個阿富汗人居住的房子。找到了。不過在別處可能還會有備用的房間用於儲備爆炸器材,他們必須把這些器材從外面運過來。
為此,我們組建了一個特別小組,開始有針對性的行動。阿富汗和波蘭的同事們積極配合,加強了邊境上的檢查。很快就有情報傳來:爆炸器材將從美國的基地運往聯邦德國。因此,民主德國有經驗的反間諜人員也加入了我們的工作。
離聯歡節開幕還剩下幾天時間,我們已經掌握了6名破壞分子的特徵,然而抓捕行動還面臨很大的困難——要在人流如潮的機場和車站找到他們。假如我們不能全部抓到這批人,就會有很大的麻煩,因為他們的爆炸物可能已經準備就緒。
聯歡節開幕的前一天,我們的行動小組極其緊張。最後終於得到通知,說目標已經從喀布爾起飛。我們立即趕到機場,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自然,恐怖分子落網了,但沒有發現任何武器和爆炸物。後來才得知,我們的國外同事及時通知了邊防和海關,提前阻止了敵人把器材運入國境。其中一名特務得知我們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已經逃到了布達佩斯,但還是落入了我們自己人的手裡。
毫無疑問,在這一輪交手中,蘇聯內務部又獲得了成功。
我們也曾經一敗塗地
然而必須承認,並非每一次與西方間諜機關的鬥爭都能取得如此滿意的結果。我們也曾失敗過,而且有時簡直是一敗塗地。
80年代末,在我們的保密電話線路中多次發現美國的竊聽裝置。美國的間諜並不是把竊聽裝置安裝在莫斯科的某座樓房中,而是安裝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地下電話線路接線井裡——那裡是蘇聯政府和克格勃與國外偵察機構的電話線路的連線點。
美國間諜就是在這個井裡安裝了能記錄電話的磁帶錄音機。儘管從井裡取出磁帶是很麻煩的事情,中情局的駐外人員還是做到了。這無疑是美國間諜機關的巨大成功,也證明他們在莫斯科工作的間諜的專業水平。
至於這台裝置是如何安裝到井裡去的,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我估計,對方很可能是在鋪設電話線路的隊伍中安插了間諜,甚至可能是多個人。不僅如此,這些人還不是一般的泥水匠或者瓦匠,而是具有很高知識水平的技術人員。
某日,一名駐紮在莫斯科的美國間諜扮做旅遊者模樣來到郊外。由於對方採取了反偵查措施,我們負責監視使館的部門沒有當場發現。“旅遊者”在離目的地很遠的地方下了車,背著背囊,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接近電話井。他藉助一個專用工具打開井蓋,艱難地下到井內取出磁帶,並換上新的錄音帶,然後順利溜回了美國使館。
美國間諜得以順利安裝設備並從電話井裡取走錄音磁帶,無疑是我們反間諜機關的重大失誤。要知道,一個人打開非常沉重的井蓋是很難的,可他們竟然成功了!
後來,我們才逐漸了解到美國情報人員的這些行動細節,並據此制定了就地抓捕間諜的計畫。我們準備了幾套備用方案,似乎一切都做得天衣無縫,甚至連保密電話都沒有中斷。不過,我們最後還是失算了:間諜再也沒有出現在電話井邊。我們沒有辦法,只有總結美國間諜機關給我們的教訓,同時修改了一些可能泄露的長期計畫和措施。
安德羅波夫時期
並非政治密探
1967年,我的生活進入了一個重要階段,尤里·安德羅波夫開始擔任克格勃主席。我不能說這個訊息令人高興,因為我對安德羅波夫並不了解,之前沒和他接觸過。 此時克格勃內部的狀況很複雜,也很緊張。3個主要業務部門——偵察、反間諜和軍事反間諜之間時有摩擦,讓我感到頭上陰雲密布。一天夜裡22點整,電話響了——安德羅波夫叫我去見他。
這位新領導顯得很和氣。他請我坐下,了解我對國家安全系統發展前景的看法,還有對國家總體形勢的評價。其間,我特別談到了西方對蘇聯壓力的增強,而我們並不是總能給予強有力的回擊,對此感到十分憂慮。這時,安德羅波夫突然提出,讓我出任新組建的反思想破壞局(五局)的第一副局長。他告訴我:現在敵人正在對我們發動一場強大的心理攻勢,這一點你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戰爭,要解決的是誰勝誰負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工作計畫和方法,看到國內的形勢,了解人們的情緒,這很重要。……新組建的局應該抵制從國外來的思想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
在我看來,國家安全機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衛國家的憲法制度——不是保護那些掌權的人,而是保護國家的根基。我不知道其他國家具體是怎樣做的,但有一點很清楚:任何國家的特工都會對國內情況進行深入研究,並對威脅國家制度的情況發出警告。很難構想,如果美國安全機關不派人臥底,它又是如何了解美國共產黨的情況呢?
那么這些事情由誰來做呢?當然是反間諜機關,因為它工作的主要意義就在於對形勢進行監督,這在各國普遍存在。因此,“政治密探”這樣的說法,是對國家極其需要的一項工作的歪曲,是把合法的行為與不合法的行為之間畫上等號。
.安德羅波夫讓送禮者碰壁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腐敗之風在黨政機關中蔓延。隨著腐敗現象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從心底里希望摧毀蘇維埃政權的人們,在“反腐敗”的旗幟下聯合了起來。自然,在克格勃內部,也不止一次地談論過這個話題。要求授權克格勃與腐敗現象進行鬥爭的呼聲越來越高,遺憾的是無人理睬。
讓我感到些許寬慰的是,安德羅波夫不能容忍腐敗現象的存在。我記得有這樣一件事:安德羅波夫是5月份到任的。副主席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深諳巴結領導之道,便給新上任的主席家裡送去一箱白蘭地。茨維貢到中央工作之前是亞塞拜然克格勃的主席,從那裡得到白蘭地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安德羅波夫的夫人塔季雅娜接待了送禮的人。“請轉告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的愛稱)”,她說道,“安德羅波夫不可能收下這些白蘭地。把箱子搬回去吧。” 從此,那些打算給安德羅波夫送禮的人再也不上門了。大家都知道,在克格勃的中心俱樂部里有兩個房間,那裡陳列著安德羅波夫收到的各種禮物,還有國家領導人之間交換的禮物和外國友人的贈品。其中一部分會遵照安德羅波夫的指示送給幼稚園或者其他慈善機構。至於他本人,未曾把任何一件東西據為己有。當然,這並非說他是不食人間煙火之輩。有一次他過生日的時候,我送去一張斯維里多夫音樂會的唱片,他高興地收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經常聽這張唱片。
平息示威民眾的不滿
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很多城市由於種種原因發生了動亂。多數情況下,民眾都會把矛頭指向警察,不過也有衝擊區黨委和市黨委的情形。1967年,在魯布佐夫斯克發生了一樁案件。一名被警察拘禁的汽車司機死了。他的死可能是偶然的,但很快有訊息流傳開來,說是警察打死的。結果,幾乎全城的人都出來了。五局的楚帕克上校立刻前往魯布佐夫斯克,只見數萬民眾聚集在中心廣場,還有人在那裡講演,火上澆油。楚帕克擠進人群中心,通過麥克風喊話,說是從莫斯科來的,而且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把工作證也拋進了人群。有人想聽他的講話,也有很多人在叫喊。一片混亂之中,突然有個人跳上台子,把楚帕克的證件高舉到頭上喊道:“他沒有騙人,這確實是他的證件!他是安德羅波夫派來的!”對方鄭重地把證件交還給楚帕克。此後,聚集的民眾選出幾名代表,把大家的要求寫下來,楚帕克答應把這些意見匯報給莫斯科。廣場上的人群安靜下來,慢慢地散去了。解決這樣的衝突難道是克格勃的責任嗎?大概不是,但民眾相信我們,我們的工作人員也不怕擔責任,成功制止了激憤的人群。應該說,當發生這種事件的時候,人們往往會尋求克格勃代表的保護。我並不想說國家安全機關就沒有問題,但是在那段時間,人們的確信賴我們。
幫上訪女工解決住房問題
我和安德羅波夫一道工作的那幾年裡,曾經做過一些本不屬於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不過生活告訴我們,這類工作對社會是有益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總有很多上訪者聚集在政府機關外面,提出的要求總也得不到答覆。無論是黨中央、部長會議,還是總工會的接待站都不願意傾聽這些民眾的聲音,甚至不願意了解他們到底有什麼願望。有一位帶了4個孩子的婦女(另外兩個留在家裡),從烏克蘭的扎波羅熱市到莫斯科來了幾次了,甚至威脅說要在紅場上自焚!原來,這位女工家裡住的是一間只有11平方米的房子,始終分不到新居。
我了解到這一情況,立刻打電話到扎波羅熱的克格勃分局。過了一段時間,對方回話說,地方政府老早就知道他們的情況,但是沒有辦法,城市的住房很緊張。我馬上質問道:“你們城市裡有6個孩子的家庭很多么?”“大概只有一戶……”我請他把此事轉告州委第一書記。不久之後就傳來了訊息:“好了,那個家庭分到了一處四居室的住宅。”
我經常想,為什麼要把一個人擠兌到這個地步?其實大部分“上訪專業戶”的情況都大同小異。挑撥是非的壞人則刻意利用官吏們的瀆職行為,而這些人背後往往是西方勢力。我是懷著自豪的心情寫下這段文字的。儘管我知道,為普通老百姓解決一些問題,並不足以彌補克格勃在“大清洗” 時期犯下的罪行。但是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現在我還是要勇敢地說,克格勃的作風早已不是那樣了。
安德羅波夫的威信從何而來
我想,安德羅波夫之所以決定組建五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對國內發生的各種事件進行分析研究,並找出其中的原因。為此,他始終要求我們的工作不要脫離人民民眾,而且要依靠社會輿論的支持。
應該說,他待人處世是很謹慎的,善於對待世界觀不同的人們,不迴避與自己的政敵對話,並與政治觀點不同的人保持著接觸。他以平和的心態看待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他認為,只要不搞破壞活動,這部分人的存在也是合法的。
安德羅波夫對五局十分關注,把它當作自己的孩子。他原本是想設定一個新的機構,以便對突發事件進行預測並及時應對。然而,這方面的工作並不總能得到黨中央的支持。要知道,我們所處的環境並不寬鬆。一些勃列日涅夫的親信擔任了克格勃的副主席,比如說茨維貢和齊涅夫,他們是勃列日涅夫在地方上任職時的同事,時常背著安德羅波夫給勃列日涅夫打小報告,使得總書記對安德羅波夫不放心。這樣一來,當茨維貢和齊涅夫與安德羅波夫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總書記往往會支持前兩者。安德羅波夫當然對這一切了如指掌,但他經常忙於國家大事而顧不上這些。
安德羅波夫剛到安全機關的時候才50歲。在我看來,他繼承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優秀品質。當他見到那些本該捍衛共產主義理想,實際上卻在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就會感到無比痛心。一些媒體嘲笑他學歷不高,我對這樣的嘲笑感到憤怒:安德羅波夫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他無時不在擴充自己的知識,博覽群書,愛好文學和音樂,自己還寫詩。儘管他學的不是這個專業,卻真心喜愛安全工作,還提出過很多有益的建議。
正是因為這些品質,安德羅波夫在克格勃內部有很高的威信。當他被選為蘇共中央書記的時候,儘管曾擔任過克格勃主席,還是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大家覺得國家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人,直到今天,人民民眾仍然對他懷有好感。
蘇聯的解體
分裂主義思潮洶湧而來
在地球上,不論是在哪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侵略者致力於徵服他人,擴大自己的疆域。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民族為了使自己更加強有力,就會在共同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但是,一個強大、舉世公認的超級大國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自願地解體分裂,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我清楚地記得,1990年召開了第一屆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與會的代表中有80%是共產黨員,但就是這次會議打垮了蘇聯共產黨。為什麼?因為其中的大多數早已是“民主俄羅斯”的代表,儘管暫時還沒有公開,他們實際上已經和蘇共決裂了。
會上,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沃羅特尼科夫,作了關於“俄羅斯主權地位”的報告。問題在於,蘇聯本來就是主權國家的聯盟,在憲法中已經明確規定了俄羅斯的主權地位。為何還要談什麼主權呢?
不僅是俄羅斯,各加盟共和國都要求擴大自身的權力和獨立性。然而在有關決議的旗幟下,隱藏著分裂主義的趨勢。3個波羅的海國家成了馬前卒,並且得到了充當“改革的工地主任”的莫斯科民族力量代表的支持。事態很快就清晰了,波羅的海3國即將脫離蘇聯。
《俄羅斯主權宣言草案》的內容更令我吃驚。它宣稱俄羅斯的法律高於蘇聯的法律。這意味著什麼?普天之下都沒有這樣的先例。例如,薩克森、圖林根或者巴伐利亞,會不會制定出高於聯邦德國的法律呢?美國沒有這樣的情況,歐洲也沒有。不錯,美國的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但這些法律不能與憲法相牴觸。
如果加盟共和國可以不承認也不遵守蘇聯的憲法,那等於說它也不承認蘇聯本身。此外,《宣言》的另外一條也讓我不安:新的法律將從新選出的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上任時開始生效。這就意味著取消了俄聯邦的憲法,也是對蘇聯憲法最嚴重的違反。必須做點什麼!我扭頭走出了會場。
戈巴契夫對局勢聽之任之
在大廳里,我遇到了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科別茨上將,另外一位將軍也走了過來。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應該立即採取某種措施。我建議馬上去找戈巴契夫,好在他離這兒不遠,就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大廳里參加俄聯邦共產黨的創始大會。我的同志們都清楚這一步的責任。
當時下著大雨。路途很短,而我們由於激動,竟沒有注意到自己走在牆根下,屋檐的水流直接澆到我們頭上。我們在大會堂里找到了克格勃九局局長普列哈諾夫,請他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找來,以便在見到戈巴契夫之前和他交換一下意見。普列哈諾夫去了不久,戈巴契夫便走了出來。我們講述了自己的疑慮,並展示了《宣言》的草案。戈巴契夫看了一遍,說:“我看沒什麼可怕的。我們已經商量很久了。”“但實質上這是取消蘇聯的權力。”我們困惑地表示。“不,這對蘇聯沒有威脅。如果你們不同意,可以離開會場。這樣的表示是有好處的。”他像平時一樣寬厚地笑了,而且很認真地補充道:“我看蘇聯當局沒有任何理由對此不安。”
返回的途中,所有人都沒有說話。我的同行者在想些什麼已經不得而知,但我仍然對我們領導人的兩面派立場感到震驚。一方面說沒有任何危險,另一方面又建議我們離開會場。只有一點是清楚的:讓俄聯邦的法律凌駕於蘇聯的法律之上,毫無疑問是對蘇聯的威脅。難道說我們的國家已經面臨絕境?
我的腦海里充斥著不安的想法:戈巴契夫不可能不知道,《宣言》的這些條款是導致偉大國家解體的第一步。難道說這是他的願望?他可是這個國家的總統呀!他會不會還不明白?不,他不會這樣幼稚。那么就只有一種解釋:對於國家的解體,總統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這一點我可是從來沒想到過。我實在搞不明白,因為這並不是什麼小事,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存亡;為了這個國家,我曾經3次流血!
無論如何,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兒孫們怪可憐的
1991年1月9日,我最後一次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捷爾任斯基大街3號第4層。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對面的兒童用品商店,在巨大的櫥窗裡面,人們從一層走到另一層,從一個櫃檯走到另一個櫃檯。他們品評著商品,彼此商量著、比劃著名是否合身,最後交錢購買。生活正在那裡進行。我的生命曾經貢獻給這些人,我的責任是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安定。地球上的居民不需要戰爭——不論是冷戰還是熱戰,他們需要和平和建設,應該保證孩子們有一個和平的明天。
到了做出總結的時候了。就像國家的領導人所說的:已經沒有冷戰。那么為什麼還沒有安定呢?為什麼國家沒有快樂呢?顯然人們感覺到了,我們遭遇失敗的原因在於自己的領導人。一個統一的國家暫時還存在,到分崩離析的那一刻還有一段時間;然而它已經在抽搐,人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站在窗前,回憶起半小時前與蘇聯總統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內的談話——這是我在擔任克格勃副主席期間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戈巴契夫的辦公桌上只有一張紙,那是解除我職務的命令。從此,我將進入國防部總視察員的行列。
辦公桌旁有3個人:戈巴契夫、克留奇科夫和我。我感謝了戈巴契夫對我的信任。我不希望政府要員們經常聽到我的聲音,但無法隱瞞的是,戈巴契夫在民眾中的聲望已經明顯地降低了,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共產黨員,對他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他應該進一步明確自己在領導國家中奉行的路線,要知道,中央的任何猶豫和遲疑都會導致大規模動亂。
戈巴契夫似乎被我的坦誠所感動,幾乎沒有打斷我的談話。他傾聽了我對提比里西、巴庫及其他熱點城市發生的事件的看法。隨後他告訴我:“你所經歷的是誠實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你。我們從沒有後悔,”他重複道,“不論派你去什麼地方。”
大家都不說話了。沉默了片刻,他做沉思狀,說:“兒孫們怪可憐的……”
我頓時語塞。很顯然,他看到了未來,他很清楚正在把國家帶往什麼地方。
離開克里姆林宮時,我的頭腦中一團亂麻。在返回總部的路上,我問克留奇科夫:“你怎么理解他最後說的話?”對方聳聳肩,只吐出一個詞:“令人震驚!”
歷史的悲劇會不會重演
眨眼5年過去了,國家的情況只是愈來愈糟。我記得,1919年的一份日本報紙寫道:“實施對俄羅斯及其不發達的殖民地的監督。”今天,這種幻想終於實現了。西方各國的總統們對我們提出條件:不執行我們的計畫,我們就不給錢。西方的銀行也提出:不按照我們的計畫行事,你們就拿不到錢。於是,我們就乖乖地聽命於他們,錢——是非常需要的(編者註:本書首次出版時,俄羅斯正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期)。
為了不使這個已經破碎的大國重新聯合起來,只有閃電般地承認每一個碎片,讓它們成批地加入聯合國——因為它們分開以後生活是很困難的。各國為了對這些失去保護的弱小國家施加影響,為了掠奪我們的財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是的,我們變得弱小,而且失去了防禦力,因為我們的武裝力量被分散了,被瓦解了,我們的武器被拆毀或變賣了。
西方的“專家”們深入了我們的工業、農業和財經,以及各個基礎領域——也包括政治領域。我們的大門對外界敞開。然而對方並不了解我們的生活,也對此不感興趣;他們的全部目標和任務就是爭奪對我國最富裕的領域的影響,把它們變成自己的原料基地。
·2012年時的博布科夫
![·2012年時的博布科夫 ·2012年時的博布科夫](/img/d/878/nBnaukDZjFTOxIjY1UTYwEzMhdzNhRWZmhjN0AjZ4cjZ0MDM0YjYhRWZhZ2LtVGdp9yYpB3LltWahJ2Lt92YuUHZpFmYuMmczdWbp9yL6MHc0RHa.jpg)
就連日本也拾起了昔日的野心:“不給北方四島,我們就不給錢。”我很擔心,俄羅斯會不會最終把北方四島交給日本呢?今天的俄羅斯不像英國,後者可以傾全國之兵,奔赴數千公里之外的馬爾維納斯群島。
即便讓歷史重演,我仍不能保證我們的國家不被肢解,黨不被分裂。但這一過程是不是絕對不可逆轉的呢?當然,我很不情願寫這樣沉重的東西,但這個分裂的過程眼下仍在威脅著俄羅斯聯邦本身。俄羅斯對我們來說是最珍貴的,儘管在蘇聯解體之後,它已經變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
倘若這一切能夠起到小小的警示作用,以使俄羅斯免遭新的災難,作為一名老兵的我多少會感到一絲輕鬆,我的軍裝也可以收進衣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