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

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Филипп Денисович Бобков，1925年12月1日至今），1969年--1991年的部長會議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菲利普·傑尼索維奇·博布科夫
• 外文名：Филипп Денисович Бобков
• 國籍：蘇聯
• 出生日期：1925年12月1日

簡介

1987年蘇聯陸軍大將。從1946年以少尉軍銜進入安全部門，到最後退休，幾乎在克格勃幹了一輩子。

克格勃生涯的開端

初入克格勃

勝利的禮炮響過了，歡慶的酒宴已經成為回憶。抗擊法西斯的勝利變成了人們日後紀念的節日，昨日的士兵們也將走進和平的生活，選擇自己的職業。然而對於我來說，卻不存在這種自由。

作為一名年輕的共產黨員和經驗豐富的戰士，為了適應未來安全部門的工作，我被派往列寧格勒的“斯梅爾什”學校學習。1945年7月9日，當我第一次邁進學校大門時，正趕上一次日全食，周圍一片黑暗。我心想：“這會是好的預兆嗎？” 當然，對於安全系統的工作，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想法，而且往往是從文學作品中得到的虛幻的嚮往。學校開課之後，顯現在大家面前的則完全是另一番情景——我們明白了：等待著自己的是煩瑣的日常事務，它需要付出全部力量，特別是豐富的知識和熟練的技能。

·年輕時的博布科夫

此時，大多數人都已了解到“斯梅爾什”這個奇怪校名的由來。直接翻譯的話，“斯梅爾什”意味著“間諜之死”。據說，這還是史達林親自想出來的。所有人都覺得，這個名字當中包含著某種浪漫主義的色彩。

在列寧格勒度過的歲月無法忘懷。很多學員和我一樣來自部隊，他們身穿各式各樣的軍裝，直到穿得稀爛。我記得，那時經常出現一幕有趣的場景：“斯梅爾什”學員的隊伍從街上走過，後面跟著一群當地的孩子。後者模仿學員們的步伐，扯起嗓門齊聲喊著：“間諜來了！間諜來了！”任何事情都瞞不住這些小傢伙。

間諜實驗室

在校學習期間，我就十分關注國外間諜機關在我國領土上的活動。我們專門學習研究間諜活動的方法和手段、專用器材、監視和監控系統，後來在實際工作中也接觸到了這些。

有一次，我們根據情報得知，正在鐵路上運輸的數以十萬計的貨櫃中，有一個危及國家安全。反間諜部門做了大量的工作，終於發現了目標。貨櫃上幾個類似艦船舷窗的小門泄露了天機——普通貨櫃上是沒有這種視窗的。運單上註明，箱內裝的是日本產的陶瓷器皿，經過西伯利亞幹線鐵路到達列寧格勒，再經水路運往德國漢堡。日本人把貨櫃送到遠東的納霍德卡，從那裡裝上火車。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不會引起任何懷疑。

我們在伊爾庫茨克截獲了這個貨櫃，經過商量之後決定打開鉛封。我們知道，這樣做是拿國家的威信作賭注——外國的民用商品在發貨人和收貨人都不在場的情況下被檢查，一旦沒有發現問題，勢必造成巨大的政治麻煩。 　鉛封被剪斷，箱門被打開。整個貨櫃內整齊地碼放著包裝箱。打開了第一個、第二個……全是漂亮的瓷瓶。難道錯了嗎？不可能！我們很清楚情報的來源是可靠的。繼續檢查，果然在包裝箱後面有一層隔板，裡面有很大的空間，裝滿了可疑的電子裝置。

經過檢查確定，貨櫃中暗藏的是一套很複雜的系統，裡面有伽馬射線記錄儀和射線源，還有信息存儲、信息處理和系統控制部件。這台設備有自備電源，還配備了熱螢光輻射劑量記錄和光記錄裝置。

專家們認定貨櫃內是一個專門的實驗室，用來收集從納霍德卡到列寧格勒沿途的信息。這套獨特的偵察裝置能記錄下核生產的原料、核生產設備以及其他信息。藉助它，就能確定核原料加工地點，“標記”出運輸核設施的交通工具，甚至判定車輛運行的方向。在核輻射最強的地方，貨櫃中通風設備的閥門會自動開啟，對鐵路兩側數公里遠的縱深進行攝影。輻射指標、影像記錄和測距器可以精確地判定目標位置，並獲取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數據。藉助這種方法，外國情報機關幾乎可以觸摸到全蘇聯的核武器生產情況。　從各方面判斷，這一間諜設備是美國製造的，然後運到日本。只要任務一結束，設備就會通過另一條路線運回美國。

由於證據確鑿，通過西伯利亞大鐵路託運這一貨櫃的日本公司無法抵賴。他們承認，這項針對蘇聯的偵察行動是幫助美國情報機關做的。日本人不願意斷絕與蘇聯的關係，也不願意在全世界面前名聲掃地。於是，他們提出賠償50萬美元，以避免引起國際爭端，從而損害自己的聲譽。

破壞聯歡節

更大的挑戰發生在1985年。當年7月底，世界青年聯歡節在莫斯科舉行。離開幕還有很長的時間，西方間諜機關已開始準備破壞這次活動，目的就是要讓蘇聯在全世界面前丟臉。

他們物色了一批阿富汗人，並許以重金。這些人在巴基斯坦接受了美國中情局的嚴格訓練，在聯歡節開幕的一年之前，他們就來到莫斯科，隨即潛伏在普通住宅區里，經費和設施都非常充足。

在聯歡節開始之前，國外情治單位將提供一批爆炸器材、塑性炸彈和槍枝，預定在人流集中的幾個廣場進行襲擊。阿富汗人沒有露出任何破綻——他們就像普通的旅遊愛好者那樣到處遊蕩，欣賞外面的世界。事實上，他們在這起事件中也不是什麼主角，西方國家並沒有把賭注壓在他們身上。這些人的惟一任務就是住進單獨的寓所，到時候提供可靠的避難所。到聯歡節開始之時，活動的主角要住進這些公寓——那是6名爆炸專家。

幸運的是，離聯歡節還有3個月，我們就已經了解到對手的計畫。當然，我們在莫斯科的任務也不輕：首先要尋找那幾個阿富汗人居住的房子。找到了。不過在別處可能還會有備用的房間用於儲備爆炸器材，他們必須把這些器材從外面運過來。

為此，我們組建了一個特別小組，開始有針對性的行動。阿富汗和波蘭的同事們積極配合，加強了邊境上的檢查。很快就有情報傳來：爆炸器材將從美國的基地運往聯邦德國。因此，民主德國有經驗的反間諜人員也加入了我們的工作。

離聯歡節開幕還剩下幾天時間，我們已經掌握了6名破壞分子的特徵，然而抓捕行動還面臨很大的困難——要在人流如潮的機場和車站找到他們。假如我們不能全部抓到這批人，就會有很大的麻煩，因為他們的爆炸物可能已經準備就緒。

聯歡節開幕的前一天，我們的行動小組極其緊張。最後終於得到通知，說目標已經從喀布爾起飛。我們立即趕到機場，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自然，恐怖分子落網了，但沒有發現任何武器和爆炸物。後來才得知，我們的國外同事及時通知了邊防和海關，提前阻止了敵人把器材運入國境。其中一名特務得知我們採取了嚴密的防範措施，已經逃到了布達佩斯，但還是落入了我們自己人的手裡。

毫無疑問，在這一輪交手中，蘇聯內務部又獲得了成功。

我們也曾經一敗塗地

然而必須承認，並非每一次與西方間諜機關的鬥爭都能取得如此滿意的結果。我們也曾失敗過，而且有時簡直是一敗塗地。

80年代末，在我們的保密電話線路中多次發現美國的竊聽裝置。美國的間諜並不是把竊聽裝置安裝在莫斯科的某座樓房中，而是安裝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地下電話線路接線井裡——那裡是蘇聯政府和克格勃與國外偵察機構的電話線路的連線點。

美國間諜就是在這個井裡安裝了能記錄電話的磁帶錄音機。儘管從井裡取出磁帶是很麻煩的事情，中情局的駐外人員還是做到了。這無疑是美國間諜機關的巨大成功，也證明他們在莫斯科工作的間諜的專業水平。

至於這台裝置是如何安裝到井裡去的，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我估計，對方很可能是在鋪設電話線路的隊伍中安插了間諜，甚至可能是多個人。不僅如此，這些人還不是一般的泥水匠或者瓦匠，而是具有很高知識水平的技術人員。

某日，一名駐紮在莫斯科的美國間諜扮做旅遊者模樣來到郊外。由於對方採取了反偵查措施，我們負責監視使館的部門沒有當場發現。“旅遊者”在離目的地很遠的地方下了車，背著背囊，神不知鬼不覺地悄悄接近電話井。他藉助一個專用工具打開井蓋，艱難地下到井內取出磁帶，並換上新的錄音帶，然後順利溜回了美國使館。

美國間諜得以順利安裝設備並從電話井裡取走錄音磁帶，無疑是我們反間諜機關的重大失誤。要知道，一個人打開非常沉重的井蓋是很難的，可他們竟然成功了！

後來，我們才逐漸了解到美國情報人員的這些行動細節，並據此制定了就地抓捕間諜的計畫。我們準備了幾套備用方案，似乎一切都做得天衣無縫，甚至連保密電話都沒有中斷。不過，我們最後還是失算了：間諜再也沒有出現在電話井邊。我們沒有辦法，只有總結美國間諜機關給我們的教訓，同時修改了一些可能泄露的長期計畫和措施。

安德羅波夫時期

並非政治密探

1967年，我的生活進入了一個重要階段，尤里·安德羅波夫開始擔任克格勃主席。我不能說這個訊息令人高興，因為我對安德羅波夫並不了解，之前沒和他接觸過。 此時克格勃內部的狀況很複雜，也很緊張。3個主要業務部門——偵察、反間諜和軍事反間諜之間時有摩擦，讓我感到頭上陰雲密布。一天夜裡22點整，電話響了——安德羅波夫叫我去見他。

這位新領導顯得很和氣。他請我坐下，了解我對國家安全系統發展前景的看法，還有對國家總體形勢的評價。其間，我特別談到了西方對蘇聯壓力的增強，而我們並不是總能給予強有力的回擊，對此感到十分憂慮。這時，安德羅波夫突然提出，讓我出任新組建的反思想破壞局(五局)的第一副局長。他告訴我：現在敵人正在對我們發動一場強大的心理攻勢，這一點你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場真正的思想戰爭，要解決的是誰勝誰負的問題。……我們必須了解他們的工作計畫和方法，看到國內的形勢，了解人們的情緒，這很重要。……新組建的局應該抵制從國外來的思想擴張，形成一張強有力的盾牌。

在我看來，國家安全機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衛國家的憲法制度——不是保護那些掌權的人，而是保護國家的根基。我不知道其他國家具體是怎樣做的，但有一點很清楚：任何國家的特工都會對國內情況進行深入研究，並對威脅國家制度的情況發出警告。很難構想，如果美國安全機關不派人臥底，它又是如何了解美國共產黨的情況呢？

那么這些事情由誰來做呢？當然是反間諜機關，因為它工作的主要意義就在於對形勢進行監督，這在各國普遍存在。因此，“政治密探”這樣的說法，是對國家極其需要的一項工作的歪曲，是把合法的行為與不合法的行為之間畫上等號。

.安德羅波夫讓送禮者碰壁

在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腐敗之風在黨政機關中蔓延。隨著腐敗現象成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從心底里希望摧毀蘇維埃政權的人們，在“反腐敗”的旗幟下聯合了起來。自然，在克格勃內部，也不止一次地談論過這個話題。要求授權克格勃與腐敗現象進行鬥爭的呼聲越來越高，遺憾的是無人理睬。

讓我感到些許寬慰的是，安德羅波夫不能容忍腐敗現象的存在。我記得有這樣一件事：安德羅波夫是5月份到任的。副主席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深諳巴結領導之道，便給新上任的主席家裡送去一箱白蘭地。茨維貢到中央工作之前是亞塞拜然克格勃的主席，從那裡得到白蘭地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安德羅波夫的夫人塔季雅娜接待了送禮的人。“請轉告謝苗·庫茲米奇(茨維貢的愛稱)”，她說道，“安德羅波夫不可能收下這些白蘭地。把箱子搬回去吧。” 從此，那些打算給安德羅波夫送禮的人再也不上門了。大家都知道，在克格勃的中心俱樂部里有兩個房間，那裡陳列著安德羅波夫收到的各種禮物，還有國家領導人之間交換的禮物和外國友人的贈品。其中一部分會遵照安德羅波夫的指示送給幼稚園或者其他慈善機構。至於他本人，未曾把任何一件東西據為己有。當然，這並非說他是不食人間煙火之輩。有一次他過生日的時候，我送去一張斯維里多夫音樂會的唱片，他高興地收下了。後來我才知道，他經常聽這張唱片。

平息示威民眾的不滿

從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很多城市由於種種原因發生了動亂。多數情況下，民眾都會把矛頭指向警察，不過也有衝擊區黨委和市黨委的情形。1967年，在魯布佐夫斯克發生了一樁案件。一名被警察拘禁的汽車司機死了。他的死可能是偶然的，但很快有訊息流傳開來，說是警察打死的。結果，幾乎全城的人都出來了。五局的楚帕克上校立刻前往魯布佐夫斯克，只見數萬民眾聚集在中心廣場，還有人在那裡講演，火上澆油。楚帕克擠進人群中心，通過麥克風喊話，說是從莫斯科來的，而且為了證明自己的身份，把工作證也拋進了人群。有人想聽他的講話，也有很多人在叫喊。一片混亂之中，突然有個人跳上台子，把楚帕克的證件高舉到頭上喊道：“他沒有騙人，這確實是他的證件！他是安德羅波夫派來的！”對方鄭重地把證件交還給楚帕克。此後，聚集的民眾選出幾名代表，把大家的要求寫下來，楚帕克答應把這些意見匯報給莫斯科。廣場上的人群安靜下來，慢慢地散去了。解決這樣的衝突難道是克格勃的責任嗎？大概不是，但民眾相信我們，我們的工作人員也不怕擔責任，成功制止了激憤的人群。應該說，當發生這種事件的時候，人們往往會尋求克格勃代表的保護。我並不想說國家安全機關就沒有問題，但是在那段時間，人們的確信賴我們。

幫上訪女工解決住房問題

我和安德羅波夫一道工作的那幾年裡，曾經做過一些本不屬於職權範圍內的事情。不過生活告訴我們，這類工作對社會是有益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總有很多上訪者聚集在政府機關外面，提出的要求總也得不到答覆。無論是黨中央、部長會議，還是總工會的接待站都不願意傾聽這些民眾的聲音，甚至不願意了解他們到底有什麼願望。有一位帶了4個孩子的婦女(另外兩個留在家裡)，從烏克蘭的扎波羅熱市到莫斯科來了幾次了，甚至威脅說要在紅場上自焚！原來，這位女工家裡住的是一間只有11平方米的房子，始終分不到新居。

我了解到這一情況，立刻打電話到扎波羅熱的克格勃分局。過了一段時間，對方回話說，地方政府老早就知道他們的情況，但是沒有辦法，城市的住房很緊張。我馬上質問道：“你們城市裡有6個孩子的家庭很多么？”“大概只有一戶……”我請他把此事轉告州委第一書記。不久之後就傳來了訊息：“好了，那個家庭分到了一處四居室的住宅。”

我經常想，為什麼要把一個人擠兌到這個地步？其實大部分“上訪專業戶”的情況都大同小異。挑撥是非的壞人則刻意利用官吏們的瀆職行為，而這些人背後往往是西方勢力。我是懷著自豪的心情寫下這段文字的。儘管我知道，為普通老百姓解決一些問題，並不足以彌補克格勃在“大清洗” 時期犯下的罪行。但是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現在我還是要勇敢地說，克格勃的作風早已不是那樣了。

安德羅波夫的威信從何而來

我想，安德羅波夫之所以決定組建五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對國內發生的各種事件進行分析研究，並找出其中的原因。為此，他始終要求我們的工作不要脫離人民民眾，而且要依靠社會輿論的支持。

應該說，他待人處世是很謹慎的，善於對待世界觀不同的人們，不迴避與自己的政敵對話，並與政治觀點不同的人保持著接觸。他以平和的心態看待持不同政見者的存在，他認為，只要不搞破壞活動，這部分人的存在也是合法的。

安德羅波夫對五局十分關注，把它當作自己的孩子。他原本是想設定一個新的機構，以便對突發事件進行預測並及時應對。然而，這方面的工作並不總能得到黨中央的支持。要知道，我們所處的環境並不寬鬆。一些勃列日涅夫的親信擔任了克格勃的副主席，比如說茨維貢和齊涅夫，他們是勃列日涅夫在地方上任職時的同事，時常背著安德羅波夫給勃列日涅夫打小報告，使得總書記對安德羅波夫不放心。這樣一來，當茨維貢和齊涅夫與安德羅波夫意見不一致的時候，總書記往往會支持前兩者。安德羅波夫當然對這一切了如指掌，但他經常忙於國家大事而顧不上這些。

安德羅波夫剛到安全機關的時候才50歲。在我看來，他繼承了老一輩革命家的優秀品質。當他見到那些本該捍衛共產主義理想，實際上卻在反其道而行之的人，就會感到無比痛心。一些媒體嘲笑他學歷不高，我對這樣的嘲笑感到憤怒：安德羅波夫是一個很有教養的人，他無時不在擴充自己的知識，博覽群書，愛好文學和音樂，自己還寫詩。儘管他學的不是這個專業，卻真心喜愛安全工作，還提出過很多有益的建議。

正是因為這些品質，安德羅波夫在克格勃內部有很高的威信。當他被選為蘇共中央書記的時候，儘管曾擔任過克格勃主席，還是得到了大多數人的擁護。大家覺得國家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人，直到今天，人民民眾仍然對他懷有好感。

蘇聯的解體

分裂主義思潮洶湧而來

在地球上，不論是在哪一個時代，都會有一些侵略者致力於徵服他人，擴大自己的疆域。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民族為了使自己更加強有力，就會在共同的旗幟下聯合起來。但是，一個強大、舉世公認的超級大國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自願地解體分裂，這在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我清楚地記得，1990年召開了第一屆俄聯邦人民代表大會。與會的代表中有80%是共產黨員，但就是這次會議打垮了蘇聯共產黨。為什麼？因為其中的大多數早已是“民主俄羅斯”的代表，儘管暫時還沒有公開，他們實際上已經和蘇共決裂了。

會上，俄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沃羅特尼科夫，作了關於“俄羅斯主權地位”的報告。問題在於，蘇聯本來就是主權國家的聯盟，在憲法中已經明確規定了俄羅斯的主權地位。為何還要談什麼主權呢？

不僅是俄羅斯，各加盟共和國都要求擴大自身的權力和獨立性。然而在有關決議的旗幟下，隱藏著分裂主義的趨勢。3個波羅的海國家成了馬前卒，並且得到了充當“改革的工地主任”的莫斯科民族力量代表的支持。事態很快就清晰了，波羅的海3國即將脫離蘇聯。

《俄羅斯主權宣言草案》的內容更令我吃驚。它宣稱俄羅斯的法律高於蘇聯的法律。這意味著什麼？普天之下都沒有這樣的先例。例如，薩克森、圖林根或者巴伐利亞，會不會制定出高於聯邦德國的法律呢？美國沒有這樣的情況，歐洲也沒有。不錯，美國的每個州都有自己的法律，但這些法律不能與憲法相牴觸。

如果加盟共和國可以不承認也不遵守蘇聯的憲法，那等於說它也不承認蘇聯本身。此外，《宣言》的另外一條也讓我不安：新的法律將從新選出的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上任時開始生效。這就意味著取消了俄聯邦的憲法，也是對蘇聯憲法最嚴重的違反。必須做點什麼！我扭頭走出了會場。

戈巴契夫對局勢聽之任之

在大廳里，我遇到了康斯坦丁·伊萬諾維奇·科別茨上將，另外一位將軍也走了過來。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應該立即採取某種措施。我建議馬上去找戈巴契夫，好在他離這兒不遠，就在克里姆林宮的會議大廳里參加俄聯邦共產黨的創始大會。我的同志們都清楚這一步的責任。

當時下著大雨。路途很短，而我們由於激動，竟沒有注意到自己走在牆根下，屋檐的水流直接澆到我們頭上。我們在大會堂里找到了克格勃九局局長普列哈諾夫，請他把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找來，以便在見到戈巴契夫之前和他交換一下意見。普列哈諾夫去了不久，戈巴契夫便走了出來。我們講述了自己的疑慮，並展示了《宣言》的草案。戈巴契夫看了一遍，說：“我看沒什麼可怕的。我們已經商量很久了。”“但實質上這是取消蘇聯的權力。”我們困惑地表示。“不，這對蘇聯沒有威脅。如果你們不同意，可以離開會場。這樣的表示是有好處的。”他像平時一樣寬厚地笑了，而且很認真地補充道：“我看蘇聯當局沒有任何理由對此不安。”

返回的途中，所有人都沒有說話。我的同行者在想些什麼已經不得而知，但我仍然對我們領導人的兩面派立場感到震驚。一方面說沒有任何危險，另一方面又建議我們離開會場。只有一點是清楚的：讓俄聯邦的法律凌駕於蘇聯的法律之上，毫無疑問是對蘇聯的威脅。難道說我們的國家已經面臨絕境？

我的腦海里充斥著不安的想法：戈巴契夫不可能不知道，《宣言》的這些條款是導致偉大國家解體的第一步。難道說這是他的願望？他可是這個國家的總統呀！他會不會還不明白？不，他不會這樣幼稚。那么就只有一種解釋：對於國家的解體，總統採取了聽之任之的態度。這一點我可是從來沒想到過。我實在搞不明白，因為這並不是什麼小事，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存亡；為了這個國家，我曾經3次流血！

無論如何，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兒孫們怪可憐的

1991年1月9日，我最後一次走進自己的辦公室，捷爾任斯基大街3號第4層。透過玻璃窗，可以看到對面的兒童用品商店，在巨大的櫥窗裡面，人們從一層走到另一層，從一個櫃檯走到另一個櫃檯。他們品評著商品，彼此商量著、比劃著名是否合身，最後交錢購買。生活正在那裡進行。我的生命曾經貢獻給這些人，我的責任是保障他們的安全和安定。地球上的居民不需要戰爭——不論是冷戰還是熱戰，他們需要和平和建設，應該保證孩子們有一個和平的明天。

到了做出總結的時候了。就像國家的領導人所說的：已經沒有冷戰。那么為什麼還沒有安定呢？為什麼國家沒有快樂呢？顯然人們感覺到了，我們遭遇失敗的原因在於自己的領導人。一個統一的國家暫時還存在，到分崩離析的那一刻還有一段時間；然而它已經在抽搐，人民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我站在窗前，回憶起半小時前與蘇聯總統在克里姆林宮辦公室內的談話——這是我在擔任克格勃副主席期間最後一次和他見面。戈巴契夫的辦公桌上只有一張紙，那是解除我職務的命令。從此，我將進入國防部總視察員的行列。

辦公桌旁有3個人：戈巴契夫、克留奇科夫和我。我感謝了戈巴契夫對我的信任。我不希望政府要員們經常聽到我的聲音，但無法隱瞞的是，戈巴契夫在民眾中的聲望已經明顯地降低了，無論是民主派還是共產黨員，對他都抱著懷疑的態度。他應該進一步明確自己在領導國家中奉行的路線，要知道，中央的任何猶豫和遲疑都會導致大規模動亂。

戈巴契夫似乎被我的坦誠所感動，幾乎沒有打斷我的談話。他傾聽了我對提比里西、巴庫及其他熱點城市發生的事件的看法。隨後他告訴我：“你所經歷的是誠實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事情能難倒你。我們從沒有後悔，”他重複道，“不論派你去什麼地方。”

大家都不說話了。沉默了片刻，他做沉思狀，說：“兒孫們怪可憐的……”

我頓時語塞。很顯然，他看到了未來，他很清楚正在把國家帶往什麼地方。

離開克里姆林宮時，我的頭腦中一團亂麻。在返回總部的路上，我問克留奇科夫：“你怎么理解他最後說的話？”對方聳聳肩，只吐出一個詞：“令人震驚！”

歷史的悲劇會不會重演

眨眼5年過去了，國家的情況只是愈來愈糟。我記得，1919年的一份日本報紙寫道：“實施對俄羅斯及其不發達的殖民地的監督。”今天，這種幻想終於實現了。西方各國的總統們對我們提出條件：不執行我們的計畫，我們就不給錢。西方的銀行也提出：不按照我們的計畫行事，你們就拿不到錢。於是，我們就乖乖地聽命於他們，錢——是非常需要的（編者註：本書首次出版時，俄羅斯正處於經濟最困難的時期）。

為了不使這個已經破碎的大國重新聯合起來，只有閃電般地承認每一個碎片，讓它們成批地加入聯合國——因為它們分開以後生活是很困難的。各國為了對這些失去保護的弱小國家施加影響，為了掠奪我們的財富，展開了激烈的爭鬥。是的，我們變得弱小，而且失去了防禦力，因為我們的武裝力量被分散了，被瓦解了，我們的武器被拆毀或變賣了。

西方的“專家”們深入了我們的工業、農業和財經，以及各個基礎領域——也包括政治領域。我們的大門對外界敞開。然而對方並不了解我們的生活，也對此不感興趣；他們的全部目標和任務就是爭奪對我國最富裕的領域的影響，把它們變成自己的原料基地。

·2012年時的博布科夫

就連日本也拾起了昔日的野心：“不給北方四島，我們就不給錢。”我很擔心，俄羅斯會不會最終把北方四島交給日本呢？今天的俄羅斯不像英國，後者可以傾全國之兵，奔赴數千公里之外的馬爾維納斯群島。

即便讓歷史重演，我仍不能保證我們的國家不被肢解，黨不被分裂。但這一過程是不是絕對不可逆轉的呢？當然，我很不情願寫這樣沉重的東西，但這個分裂的過程眼下仍在威脅著俄羅斯聯邦本身。俄羅斯對我們來說是最珍貴的，儘管在蘇聯解體之後，它已經變得支離破碎、面目全非。

倘若這一切能夠起到小小的警示作用，以使俄羅斯免遭新的災難，作為一名老兵的我多少會感到一絲輕鬆，我的軍裝也可以收進衣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