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莊元臣
- 字號：字忠甫
- 出生時間：1560
- 去世時間：1609
- 信仰：老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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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元臣介紹
莊元臣，字忠甫，號方壺，號鵬池主人，震澤鎮人，中舉後遷居六都（今七都）薛戴家浜。明萬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中三甲二名進士，授中書舍人，奉命出使冊封平原、安丘二王，後以母喪歸里奔喪。三十六年，吳中發大水，元臣上條陳議渡荒救災方略，被當政者採納。未久，北上，至山東濟寧，卒於舟中。莊元臣博覽群書，先秦、兩漢諸子百家及唐、宋、元、明名家著作乃至楞嚴、法華等佛經，無所不讀。每讀一書必剖析深解其中玄奧要旨，曾言：“讀舊書如遇新知，讀新書如逢舊識。”為文下筆千言，一揮而就。
莊元臣《叔苴子》以道融儒佛，主張“天地一氣”的自然觀，“道無邪正”的政治道德辯證法，“學道貴化”的認識論和“治人者非必儒術”的經世思想，是對傳統程朱理學的批判。
莊元臣提出了許多經世治學的獨到觀點。他談文風時說：“文章出於剽掇著，豐靡而不美。處於獨到者，簡直而可貴。”莊元臣提倡“學道貴化”，即要重視掌握精神實質，消化所學內容，以求靈活運用；聞見等感性認識是重要的，但不能“守外聞而無內徹”，食古不化。他反對“守外聞”，主張“內徹”，就是不能停留在見聞上，要通過思索加以消化，融會貫通。莊元臣希望人們不要學人云亦云的“八哥”，而是要有自己的聲音。
莊元臣著作
（1）《三才考略》十三卷〔明莊元臣輯明萬曆四十四年莊氏森桂堂刻本〕（上海圖書館藏）、（四庫存目叢書子部第195冊·清乾隆五十四年鈔本）（齊魯書社，1997影印本）
（2）《曼衍齋文集》〔明莊元臣撰清抄本〕（南京圖書館GJ/KB0112）
（3）《曼衍齋草》（1957年抄本廈門大學圖書館古籍庫090/602）
（4）《莊忠甫雜著》二十八種七十卷〔明莊元臣撰清初永言齋抄本〕（國家圖書館05708）（《昭代事始》一卷、《朝綱變例》一卷、《叔苴子》十卷、《拾遺》一卷、《莊子達言》一卷、《古詩獵雋》一卷、《南華雅言》一卷、《重言》一卷、《伐山語》一卷、《唐詩摘句》一卷、《韓呂弋腴》四卷、《二術編》二卷、《莊氏族譜引略》一卷、《水程日記》一卷、《治家條約》一卷、《家書》一卷、《搜微錄》二卷、《含言解》一卷、《涉古記事》一卷、《巵言日出》一卷、《錦盤奇勢》一卷、《論學須知》、《行文須知》、《客談》一卷、《文訣》、《陰符經註解》一卷、《剪彩》二卷、《雜錄》一卷）
（5）失傳作品有《四書參覺符》、《金石撰》、《時務策》、《鳳閣草》等
莊元臣思想
《叔苴子》是明代莊元臣的著作,它從多方面發揮了道家思想,有較高的學術價值,但過去很少為人所注意。作者莊元臣,字忠甫,江蘇吳江人,約生活於嘉靖至萬曆年間,隆慶二年進士。他的著作還有《三才考略》、《金石撰》、《覺參符》、《時務策》、《鳳閣草》等。 “叔苴”二字,出自《詩·豳風·七月》篇:“九月叔苴”。叔者拾也,苴即麻子。秋天九月,農民拾取麻子以待來年播種。《叔苴子》“非取用於今而取用於後”,其寓意就是待時而用。
莊元臣對傳統的重農觀點從理論上作了新的闡釋。他首先指出當時農業遭受“侵食”的嚴重狀況。一方面，“十分夭下之民，農居其一”，余則土、商、工、兵、胃吏減獲、細黃(即僧道)、游食、婦女、老稚等各居其一，此“九者皆不耕而食於農者”，另一方面，“十分農之所得，自食其一”，余則天時、地利、人豐、賦役、豪右里胥、獄訟、交際、疾病醫巫、冠婚喪祭等各耗其一，此“九者皆雜出而侵於農者”前者是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刻意說明現存的農村勞動力在社會總人數中所占的比例，正在不斷減少。這裡除了在社會其他人員的劃分中將職業標準與性別(如婦女)和年齡(如老稚)等因素攪混在一起外，多少反映出“農業是整個古代世界的決定性的生產部門”。後者則從農業勞動者方面，具體列舉其耕作“所得”的再分配或耗費去向，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農民受剝削與壓迫的沉重負擔。
鑒於以上“外有九食，內有九侵”，農人慾無貧而不可得的意況，莊元臣發表了如下一段頗為精彩的重農議論:
“能生天地間不生之財者農也，其餘不過從所生之財邃相取予而已。故農而富，取資於天者也。不農而富，取資於人者也。取資於人者，此富則彼貧矣。譬如引沼以益池，池滿則沼竭。鑿源以取泉，用無窮而泉石涸也。農人工於鑿源，而商人工於引沼，是以聖王重農。”
值得注意的是，莊元臣對於農業重要性的闡述，其著眼點或理倫依據，頗類十八世紀的法國重農主義。如將農業看作是唯一創造財富的生產部門，把農業剩餘勞動描繪成“純粹的自然賜予”(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冊，第29頁)認為工業部門不能增加社會財富，反對以流通領域作為致富的源泉等。重農學派的創始人魁奈的所謂“純產品”學說，就是建立在這些理論觀點的基礎之上。莊元臣的分析和表述，在時間上早於魁奈一、二百年。
另須指出，在重農學派的思想體系中，雖然以“自然秩序”的觀點作為其整個學說的基礎和出發點，但在如何實現這一理想秩序的向題上，他們卻把希望寄托在封建專制下的“開明君主”身上。特別是魁奈非常欣賞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相信在中國已經實現或近於實現了自然秩序(參見盧森貝:《政治經濟學史》第一卷，第16b頁)。對照重農主義學說的這一特點，再來看看莊元臣對封建帝王的“治民”原則所作的描述。他認為，封建帝王在統治人民的過程中，擔負著割有餘以濟窮之或均平若樂的經濟職能。因為社會生產的財富有限， “天地之生財，能使人周，不能使人余。”如果按照一定的生活標準去“求其周”、則人人的衣、食、材木、百味“無不給”;但要超過這一標準去“求其餘”，不知“一人余粟，則千人挎腹，一人余粟，則千人負曝;一人余寶，則千人營窟，一人餘味，則千人厭析”。因此“聖王”的作用就在於“能割余”，以使“天下無窮乏者”。再從生產者方面來看，由於各個生產者之間存在著愚詐巧拙的“互相倍”差別，如果“因而任之”，勢必造成“天下榮辱苦樂，彼此相懸”的極不平等狀況，以致“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拙者終歲勞而八口飢”，故“聖人之治民，日均、日平。那末，應當通過什麼方式或途徑去履行這一經濟職能呢?在這方面，他曾提出兩種模式，一如管子之治齊，“順民而民樂從”，此所謂“因之”，一如商鞍之治秦，“強民而不敢不從”，此所謂“勝之”。他本人顯系傾向於管子的辦法。
他這種強調順應民欲的自然主義觀點，與上述割有餘而濟窮之的經濟干涉精神似相矛盾，但它同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原則，倒是符合的。尤其是莊元臣對於民欲、民情與封建法令之間關係的理解，他決不訴君強制的政治權力來保證政府法令的貧徹，而是主張在 “勿動勿驚”的非干涉過程中，迎合民欲並寓法令準繩的制約作用其中。此即所謂“迎彼之欲，引我之繩”。他還以撞鐘為例，形象地說明了這一過程。他說:“善治民者，如撞鐘一擊而止之，候其將息，而復一擊之，故人勞而聲不絕。若扣而不止，則聲煩而碎矣，若久而不扣，則聲隱而斷矣。秦皇、漢武之於民，是扣能不知止者也，周旅、漢獻之於民，是止而忘其扣者也。故一弊於煩苛而傾覆，一弊於凌遲而銷亡。”。總之，任何違反“人不勞而聲不絕”原則的治民方式，最後都將導致統治者本身的滅亡。
縱觀莊元臣的全書，可以發現許多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生活的言論。在他看來，不僅“害民者”會給人民帶來禍害，“利民無術者”也會造成民害，而且這種“君子之禍”更難為人們所覺察。由此出發，他對歷史上的重要經濟改革活動，如王安石之“以青苗利民”，桑弘羊之“以析利助國”，均持否定態度，認為不如“無利”、“無助”。當然，他也不是絕對地排斥封建國家從事經濟活動，這要視情況而定，如“山海之產不入，則攘奇之徒成群於下;府庫之藏不出，則卻就之事竊發於上”，在這種情勢下，就需要理財者“能入之，能出之”，然後才可以“植萬物之利而無害”。封建思想家在強調放任原則時摻混著某些干涉的因素，不足不怪。就連魁奈在追求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時，尚承認符合“自然秩序”的政府立法對經濟生活的有利作用，逞論剛剛處於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莊元臣。
莊元臣不僅主張要順民所欲，自見其成，他還提出了實現這一自然主義的理想境界的另一個童要條件，即封建君主不能“其心判然與天下隔”。如果封建統治者不去體察民意，就象“盛雞於堂，置卵於室”，在這種上下隔離的情況下，要想仿效聖人的無為而治，無異於“雞之欲越堂而伏室卵”，如此“天下之不懷者幾希”。究竟應從哪些方面入手來防止這種隔離現象的產生，莊氏沒有明確說明。根據下面一段話來理解:“君必自附其民而後民附之，君必自離其民，而後民離之。”可以看出他是把造成上下隔離狀況的原因主要歸咎於封建君主一方，而這種“離附之機”的形成，又往往取決於封建統治者對待“賦民”所採取的不同處理方式。他認為，賦民猶為汲井，或在“漸而汲之，終古不竭”;或者“驟汲不已，須臾立枯”。前者是“明君”的作法，其視賦民“若割肌”，後者則系“暴君”之所為，全然把賦民當作“拾遺”。他特別揭露當時“民之於吏，如羊得虎”的悲慘境況，指斥墨吏貪青為“狗兔”。至於“百姓飢而上不為輟食，百姓勞而上不為輟役，瘡四海以肥一人”，更在他所堅決反對之列。從這裡，我們已能體會到某種反封建的意味，和道家老莊思想一脈相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