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長江新聞文集》於2001年由新華出版社再版後，范蘇蘇等同志沒有停止對長江先生生平事業追尋的腳步，2008年又出版了《范長江與“青記”》，2009年和2012年又分別再版了長江先生20世紀30年代主編的《西線風雲》和《盧溝橋到漳河》等書。近幾年來，經過辛苦的蒐集、鑑別、整理，又發現了很多長江先生的遺作，共達30多萬字，今年恰逢長江先生110周年誕辰，現在集結成書作為“補遺”出版，以饗讀者。
基本介紹
- 書名：范長江新聞文集補遺概述
《范長江新聞文集》於2001年由新華出版社再版後，范蘇蘇等同志沒有停止對長江先生生平事業追尋的腳步，2008年又出版了《范長江與“青記”》，2009年和2012年又分別再版了長江先生20世紀30年代主編的《西線風雲》和《盧溝橋到漳河》等書。近幾年來，經過辛苦的蒐集、鑑別、整理，又發現了很多長江先生的遺作，共達30多萬字，今年恰逢長江先生110周年誕辰，現在集結成書作為“補遺”出版，以饗讀者。
這部“補遺”的內容十分豐富，十分厚重。其中多數是從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的出版物中搜尋到的，也有一部分沒有公開發表過，彌足珍貴。這部“補遺”，既是研究范長江的珍貴資料，是研究中國新聞史的珍貴資料，也為研究抗日戰爭史等提供了珍貴的資料。
“補遺”中的文稿，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方面內容：關於抗日戰爭期間前線戰事和後方同仇敵愾、全力支前備戰的報導；關於戰爭期間新聞理念、新聞工作組織和新聞記者職業修養的論述；關於世界戰爭形勢分析和某些國際問題的論述；關於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情況的報告；關於根據地和新中國新聞工作、文化工作的論述；關於20世紀50年代初期工人居住狀況和農村合作社發展狀況的調查報告，等等。
關於抗日戰爭中戰事進展情況的報導在“補遺”中占了很大比重。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全面抗戰爆發後，范長江作為《大公報》派往前線的戰地記者，寫了大量翔實生動的戰地通訊，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燒殺搶掠的罪惡行徑，歌頌了前線將士英勇抗敵、可歌可泣的英雄氣概。他所寫的從四川調到魯南抗日前線川軍高昂的士氣、與當地民眾親密的關係，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對台兒莊大戰的全過程，從在最前方與敵人浴血奮戰、殊死搏鬥的戰士，到勝券在握、指揮若定的最高指揮官李宗仁，他都有精彩的報導。
台兒莊戰役中,范長江(右一)、陸詒(右四)與關麟征軍長(右二)合影
在抗日戰爭的正面戰場上，有兩場給日本侵略者以重創的大戰，一場是山東的台兒莊戰役，這一仗很著名；另一場是廣西的崑崙關戰役，是杜聿明將軍指揮的，打得也很慘烈，以我軍勝、日軍敗而載入史冊。崑崙關戰役不像台兒莊戰役那么著名，但是它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視的。范長江作為一位傑出的戰地記者不但對台兒莊大捷作了詳盡的報導，而且對崑崙關大捷也作了精彩的報導，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作為傑出的新聞記者，范長江也是一位傑出的戰爭問題觀察家，具有政治家的戰略眼光。除了對在激烈的戰事中敵我雙方的情況作了大量報導外，他對於如何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也有深入的思考。在1938年初《趕緊洗刷我們不合理的政治》一文中他提出：“我們許多朋友的基本認識是，國際短期內出兵打日本是不可能，而日本要用軍事完全占領中國，又辦不到。我們需要‘苦撐’，而且一定能‘苦撐’。苦撐主要的要靠自己的力量。因此洗刷我們自己本身不合理的政治和社會現象，趕緊產生新的力量，是當前整個民族最迫切的課題。”他對不合理的政治是什麼，應當如何洗刷不合理的政治提出了若干具體的主張。他所提出的“苦撐”論，實際上也就是要打持久戰的思想。
對於抗日戰爭中的漢奸問題，范長江有獨到的觀察和研究。對頭號大漢奸汪精衛賣國求榮的無恥行徑，他予以尖銳的揭露和鞭撻。在1937年12月發表的《嚴重的漢奸問題》一文中，他提出：“今天抗戰過程中所感受的困難，內在的漢奸問題，和外在敵人的優勢兵器，至少有同等的嚴重性。”他認為：“漢奸原則上可分兩種：一是自覺的漢奸，一是盲目的漢奸。前者是思想問題，後者是生活問題。”前者被稱為“大漢奸”，後者被稱為“小漢奸”。他分析了兩種漢奸產生的原因，並提出了處理的思路和辦法。范長江關於漢奸問題的論述獨具一格。
眾所周知，范長江既是一位傑出的新聞記者，也是一位傑出的新聞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在這方面，“補遺”又提供了許多生動的材料。1937年11月8日范長江在上海發起成立了“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後，不辭辛勞，為團結、組織各地新聞記者投入抗日救亡的宣傳事業做了大量工作。《今後之戰時新聞政策》《建立積極的新聞領導政策》等對國民黨政府的戰時新聞政策提出尖銳批評。《祝記者學會長沙分會成立》《怎樣推進廣西地方新聞工作》《怎樣紀念今年記者節》等則對新聞工作者提出了懇切的希望和要求。
范長江認為，新聞工作者應堅持人民的利益，講真話，而不應以追求個人升官發財為目的。他在1941年9月1日記者節發表的《九一散記》中說：“‘御用記者’在人民面前是被看作卑鄙無恥的奴才，因說真話的人，往往又被少數人看作‘洪水猛獸’。分別就在真話。一條路是：出賣人格，昧良心以博個人物質的尊榮。一條路是：嚴守正義，說真話，不顧個人生活的顛沛，甚至冒生命的危險。實在前一種只是升官發財之一道，不能算作記者的正途。要作記者，就不能違反人民的利益。”
在抗日戰爭期間，范長江主持的青年記者協會的工作十分活躍，創辦“記者宿舍”是頗有創造性的亮點之一。戰爭期間，記者到處採訪，顛沛流離，飄忽不定，尋找吃住是一大難題。針對這一情況，范長江他們先後在武漢、長沙設立了臨時的“記者宿舍”，使遠道而來的記者們有了一個臨時歇腳的“家”，為他們解決了生活急需。記者們還在這裡辦壁報“記者之家”，交流戰時採訪的經驗和體會。“記者宿舍”不但是記者們臨時的生活之所，也成為他們提高思想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的生動活潑的學習班。
寫於1947年9月11日的《范長江同志關於在陝北堅持工作的情況給總社社委會的信》，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在胡宗南率二十萬大軍向陝北發動重點進攻，企圖一舉消滅我黨中央的危急時刻，他作為承擔通訊聯絡工作的“四大隊”的負責人之一，跟隨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領導轉戰陝北，度過了近一年驚心動魄的時光。在給新華總社社委會的信中，他對這段難忘的歷程，特別是6月中旬和8月中旬兩次險境作了簡要的回顧。范長江由此談了自己發自肺腑的五點體會：
第一是中央同志始終壓倒敵人的氣概，無論敵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沒有考慮過敵人（無論遠的或近的）是不可戰勝的。因此能驚人的鎮定，研究敵人的錯誤與缺點，不斷出奇制勝，轉劣勢為優勢，渡過重重危難。
第二是真正的對人民負責，中央宣布與邊區人民一道，堅持陝北。現在深深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沒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場與對人民的高度熱愛，是無論如何堅持不下去的。不少人勸過中央過河東，中央始終不動搖。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當初決沒有想到中央只帶三四個連堅持陝北，以為起碼有幾個旅保護，而事實上中央絕不要大部隊掩護自己，只要他們很好地去獨立作戰，自己的安全完全靠自己嚴密偵察與不畏艱難的行動來保證。
第四是科學的工作方法。
第五是動人的工作作風。
這五點體會，是范長江在時代的疾風暴雨中親身經歷、親身體驗、親眼觀察總結出來的，是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
1938年1月，當范長江還是《大公報》的記者時，曾寫過一篇文章《抗戰中的黨派問題》，主張抗日黨派的民主團結，反對蔣介石提出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反動路線。《大公報》老闆拒絕發表這篇文章，要他改變態度，並和他開始產生政治上的分歧。當時他把這篇文章拿到鄒韜奮主編的《抗戰三日刊》上去發表了。同年秋天，當這種政治上的分歧進一步發展，范長江還是離開了《大公報》。范長江感到有自己創辦新聞事業的必要，擺脫老闆們的壓迫，力爭言論自由，堅持抗日和民主的主張。於是，他和胡愈之等人發起成立了國際新聞社，他任社長，積極宣傳抗戰、團結、民主、進步的主張。國新社的名稱雖然和美國的“國際新聞社”的名稱一樣，但是組織上沒有任何聯繫。國新社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進步新聞事業，在桂林由八路軍桂林辦事處主任李克農同志領導，在社內有地下黨支部。
“文革”中他受到殘酷迫害，被冠以種種“莫須有”的罪名，於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確山全國科協“五七”幹校被迫害致死。
在上世紀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整個抗日戰爭期間，鄒韜奮和范長江是中國新聞出版界的雙子巨星，對於團結鼓舞廣大愛國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時代洪流、推動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在本“補遺”中，收錄了范長江的兩篇文章《韜奮的思想的發展》《一個光輝的榜樣——紀念韜奮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對鄒韜奮的業績和思想給予很高的評價。惺惺相惜，於茲可鑑。鄒、范二星貢獻相近，命運迥異。鄒韜奮英年早逝於絕症，年僅50歲，實屬不幸，令人惋惜；范長江身體健康，年逾六旬，有望高壽，卻被“文革”摧折，怎不令人萬分痛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