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若愚

范若愚（1912年－－1985年）一位具有全國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山西五寨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范若愚
• 出生地：山西五寨
• 出生日期：1912年
• 逝世日期：1985年

個人簡介

歷任：（不分先後）

周恩來總理理論秘書

劉少奇主席學習秘書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中共黨刊《紅旗》副總編輯

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

四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中共八大代表

個人履歷

1932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五寨縣區委書記、晉綏邊區二專署秘書主任。1948年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建國後，歷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高級黨校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主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秘書，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中共黨刊《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副教育長、顧問，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六屆全國政協委員。長期從事馬列主義理論的宣傳和教學研究工作。著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主編《科學社會主義概論》等。1977年中央黨校復校後，任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顧問，校副教育長、校顧問。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

范若愚(1912～1985),原名純智,山西五寨縣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中共五寨縣區委書記、晉綏邊區二專署秘書主任(後稱為副專員)、晉綏邊區第二中學校長、八路軍一二○師獨立第二旅參議、中共雁北區黨委宣傳部秘書等職。

1948年,范若愚進入中共中央馬列學院第一班學習,師從楊獻珍、艾思奇等人,從此確定了他一生宣傳馬列主義理論的方向。范若愚學習期間十分刻苦,這也為他後來長期從事理論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49年春,中央馬列學院隨中共中央機關遷入北平,這就是後來中共中央黨校的雛形。當時,學院先成立了政治研究室,隨後又成立了哲學、政治經濟學、馬列主義基礎、中共黨史、黨建等教研室。范若愚歷任中共中央馬列學院以及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政治研究室秘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副主任及主任、校教學委員會委員、校黨委委員、校委委員、副校長等職。其間,范若愚以講授《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而著稱。

范若愚最重要的經歷之一,是於1956年至1959年奉命調至總理辦公室,兼任周恩來的理論秘書。其間的1958年初,他又兼任了劉少奇的學習秘書。

1956年,范若愚擔任周恩來理論秘書赴任前,中央黨校校長楊獻珍叮囑他,在總理需要時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平時則仍在學校工作。後來,有人因此稱他是“總理府行走”。

范若愚後來結集有《在周恩來身邊的日子裡》一書,其中收入7篇回憶文章,主要記述了他當年在周恩來身邊所感受到的領袖風範。如周恩來的優秀“學風”,是“實踐”、“調研”、“從實際出發”、“認真”、“言必有據”、“揭露矛盾,解決矛盾”、“推陳出新”、“階級分析”、“言行一致”、“謙虛”、“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周恩來的學習方法則是“習作合一”、“抓住中心”、“與不正確的思想作鬥爭”等。

范若愚回憶說:“1956年,我調到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工作。當時給我分配的工作任務是,由周恩來同志口授,讓我記錄或長或短的檔案及其他書面材料,有時也查查文獻。就在我初到總理辦公室工作的那個時候,我們經濟建設工作中發生了冒進的苗頭,在某些建設中開始出現了緊張的局面。當時由於鋼產量趕不上其他有關生產的需要,周恩來同志為此曾親自到過鞍鋼和太原。具體情況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來同志要我查找馬克思的一段話的出處。這段話是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的:‘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由於周恩來同志要找這段話,我聯繫到他的鞍鋼、太原之行,以及我聽到辦公室其他同志談到的一些簡單的情況,我意識到,周恩來同志和陳雲同志是反對經濟建設中開始出現的冒進現象的。”

“1958年,在成都會議期間,周恩來同志對我說,回到北京以後,要起草一個準備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稿,要我到總理辦公室的宿舍住幾天。回到北京後,我就到總理辦公室宿舍去住,聽候周恩來同志給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來同志對我說,他這次發言,主要是作‘檢討’,因為‘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在南寧會議上已經被提出來了。由於我沒有隨他去過南寧,也不了解那次會議的內容,只是在這次談話中,我才知道。周恩來同志指示我:過去起草檔案,是由他先談內容,由我記錄下來整理成書面材料。這次發言,不能像過去那樣,因為這是自己的檢討發言,不能由別人起草,只能他講一句我記一句,只是在文字的連線上做一點工作。周恩來同志還說,關於他這次‘犯錯誤’的問題,他已經和毛澤東同志當面談過了,主要原因在於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澤東同志。這說明必須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周恩來同志在講了這些情況後,就開始起草發言稿的開頭部分,他說一句,我記一句。就在這個時候,陳雲同志給他打來電話。陳雲同志講的什麼,我只聽到一兩句(他們使用的電話機有增音裝置),周恩來同志講的話,我當然聽清了。打完電話之後,他就說得很慢了,有時甚至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句來。這時,我意識到,在反冒進這個問題上,他的內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當的詞句表達他想說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我暫時離開他的辦公室,讓他安靜地構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來記錄一段。我覺得,這時我如果守候在他的辦公桌旁,對他是一種精神上的負擔,會妨礙他構思和措辭。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見,當時已經深夜12點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隨叫隨去。在第二天凌晨2時許,鄧大姐把我叫去,她說:‘恩來獨自坐在辦公室發獃,怎么你卻睡覺去了?’我把周恩來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議的情況講了以後,鄧大姐說:‘走!我帶你去和他談。還是由他口授內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這樣,我隨鄧大姐到了周恩來同志辦公室。她和周恩來同志爭論了很久。最後,周恩來同志勉強地同意,還是由他口授內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記錄。在整理到學習毛澤東思想問題時,我引了一句成語說:我和毛主席‘風雨同舟,朝夕與共’,但是在思想上還跟不上毛主席。後來,我把整理後的記錄請周恩來同志審閱時,他看到‘風雨同舟,朝夕與共’這句成語時,嚴厲地批評了我。他說,在關於他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上,在整風以前還可以引用這句成語,但是在整風以後不能引用。‘這也說明你對黨史知識知道得太少!’周恩來同志講這些話時,幾乎流出了眼淚。最後,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動筆修改一遍,又親自補充了幾段,才列印出來,送交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傳閱。後來稿子退回,周恩來同志看過以後,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話謄寫清楚,再列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提的意見,把‘檢討’部分中的一些話刪掉了,有些話改得分量較輕了。我看了之後,心裡的緊張情緒才緩和下來。但是,我發現周恩來同志在起草這個發言稿的10多天內,兩鬢的白髮又增添了不少。”
這一段回憶,把周恩來當時苦悶、難過的心情,以及他顧全大局的偉大人格,真實地記述下來。同時,也把鄧穎超心疼丈夫受到委屈的感情披露出來,並把作者自己對黨內生活和黨史的無知間接地表現了出來,實屬難能可貴。由范若愚起草、周恩來親自修訂的長達8000多字的檢討發言稿,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為大會材料印發給了與會代表。周恩來十分內疚,感到自己作為總理“犯了錯誤”,考慮自己不便繼續擔任總理了。於是,在隨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提出這一問題,但會議表示挽留他繼續擔任總理。會後,鄧小平草擬了一份會議記錄,即:會議認為周恩來“應該繼續擔任現任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此外,作為劉少奇的學習秘書,范若愚在1961年還參加了《劉少奇選集》的編輯工作,當時在康生主持下,曾組織了熊復、姚溱、王力、范若愚、李鑫等幾個工作人員,收集和查閱了劉少奇的檔案和文章,約有300萬字,為編選作準備。

1958年6月1日,毛澤東親自提議創辦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紅旗》雜誌最初的編委有鄧小平、彭真、陸定一、王稼祥、張聞天、胡喬木、陳伯達、康生、陶鑄、王任重、李井泉、柯慶施、舒同、李達、周揚、胡繩、鄧力群、王力、范若愚、許立群。《紅旗》編委的名單是毛澤東“一個一個擬定的”,基本上囊括了當時黨內幾個著名的“筆桿子”。范若愚長期從事宣傳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當時還擔任周恩來的理論秘書和劉少奇的學習秘書,並且因為他對列寧主義較有成就的研究,受到過毛澤東、周恩來等的讚揚,被稱為是中國研究列寧主義問題的專家。所以,作為黨內幾位著名的“筆桿子”之一的范若愚,理所當然地就被毛澤東選入《紅旗》編委名單之中。

1966年“文革”爆發之前,范若愚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輯,主要工作是在紅旗雜誌社。他還是當時以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為首的中央文革五人(即彭真、陸定一、康生、周揚、吳冷西)小組領導下的成員之一,參與了起草擬定文革的“導火線”《二月提綱》。

“文革”開始後,范若愚陷入苦難之境。其間,他曾以死抗爭,後身陷囹圄,失去自由。“文革”結束後,1977年,中央黨校復校,范若愚任科學社會主義教研室顧問、校副教育長、校顧問。此外,他還是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會長。

追悼會

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范若愚同志，因病於1985年6月20日在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三歲。范若愚同志追悼會在中共中央黨校舉行。

胡耀邦、彭真、鄧穎超、習仲勛、王震、胡喬木、鄧力群、喬石、薄一波、程子華、王鶴壽、吳學謙、董其武、楊成武、陳再道、呂正操、趙朴初、馬文瑞等送了花圈。送花圈的還有全國政協、中共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校、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紅旗雜誌社、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交通部以及山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等單位。

參加追悼會的有范若愚同志的生前好友：習仲勛、鄧力群、喬石、程子華、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康世恩、楊成武、趙朴初、馬文瑞、張友漁、王從吾、李葆華、張平化、張稼夫、胡克實、舒同、張策、張香山、錢之光、鐘師統、李卓然、羅青長、高克林、平錯旺階、戎子和、張邦英、蘇謙益、王照華、郁文、王惠德、黃志剛、聶真、趙毅敏、劉火、武靖華、劉華峰、劉達、段雲、賈震、李琦、梅行、張仲實、張震寰、黎澎、許滌新、任繼愈、劉大年、馮鉉、周秋野、張大中、郝德青、朱其文、劉有光、陳翰伯等。中央黨校韓樹英、楊獻珍、李踐為、牟澤銜、桑子楨、江流、王介山、楊培先、邢家鯉等也參加了追悼會。

追悼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主持。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致悼詞。

悼詞稱其“長期致力於黨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研究和教育事業,成為全國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為宣傳和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和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黨的理論教育事業,為高級黨校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特別是理論隊伍的培養和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將之作為黨的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