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范聚東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三莊鎮
人物介紹,從歷史看范聚東,
人物介紹
范聚東，一個今人幾乎完全忘記的人，一個永遠不該忘記的人；一個山河破碎時舉家共赴國難的人，一個抗戰勝利不久即冤死於鄉人棍棒的人。
范聚東的父親范慶瀾，辛亥革命中受孫中山“三民主義”和“興教救國”思想影響，聯合本村和周圍村莊開明士紳，宣傳新思想、新文化。北伐後，一舉將附近滾石崖的天齊廟神像搬走，建成日照西部最早、最大的新制國小，為該村乃至全縣的文化教育事業做出突出貢獻。范慶瀾一生獻身教育事業，也培養兒子讀書育人，這使范聚東既受到了中國傳統文化薰陶，也接受了西方先進文化的教育，教書後又接觸了許多進步思想，為他一生獻身進步事業奠定了基礎。
德蔭一方，范聚東憑自己威望被推選為周圍48個村的社長。期間，為方便學生就近上學，決定將滾石崖國小分到村辦，並毅然將曾在濟南受過高等教育，時任汶南礦務局會計、收入可佳的弟弟范梅言勸回擔任范家樓國小校長。滾石崖廟裡的樹木是周圍村莊的公產，分校時被人搶去變賣，范聚東領人一一查出追回，變為村國小開辦費。范聚東家的土地財產幾乎占全村一半，他按比例集資，帶頭籌建辦學經費，並劃出十幾畝土地歸學校經營。1931年，范家樓國小在校生達120餘人，後多數走上抗日道路，很多成了國家高、中級幹部。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駐山東的國民黨部隊也聞風而逃，濟南、青島相繼失守，諸、日、莒的區縣政府官員也逃到山區避難，假抗日之名，乘機招兵買馬，搶占地盤，而共產黨、八路軍則毅然挺進敵後。時范聚東主持村政，在目睹國民黨山東省政府兵敗如山倒的現實後，他清楚地認識到只有共產黨、八路軍才能領導抗日救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正在范聚東翹首以盼時，八路軍山東抗日軍政幹校招收學員的布告傳到他日照。此時，范聚東正在縣中讀書的17歲的兒子范熙彭（范希彭）和同村在莒縣縣中讀書的范乾民，受抗日救國思想影響，懷著滿腔熱血找到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畢業的日照共產黨員楊心培，經介紹準備前往報名，回家稟告父母，籌集路費，得到范聚東大力支持，他立即找到范乾民的父親商榷。范乾民的父親是個老教師，與范聚東志同道合，兩人當即備齊行李和路費，趁夜深人靜悄悄將兒子送到山東抗日軍政幹校所在地沂水岸堤。
范熙彭和范乾民在校間很快加入了中共，1938年11月結業後分配到魯東南特委，由特委安排回日照與當地黨組織接上關係，組成臨時縣委，開展抗日活動。在范家樓發展了范崇學等黨員，建立了第一個黨支部。以後又陸續發展了幾批黨員，先後動員范慶服、范慶德參加八路軍，選拔了范崇收、范奉吉、范熙信、范象明等到區鄉擔任領導工作。范熙彭臨走時，並帶走了家裡僅有的兩枝看門短槍。
當時國民黨七區區長楊百福曾在滾石崖上過學，與范聚東熟悉，看到范熙彭參加共產黨，就勸范聚東：共產黨土八路，兔子的尾巴長不了，成不了大氣候。范聚東當即回答：你的眼睛蒙上灰了？依我看，以後要由共產黨主天下。
其長子范熙彭，1921年4月生。1938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任臨時縣委交通。1938年12月後，任日照縣委青年部長、莒南縣委青委書記。濱海青聯宣傳部長、日照青聯主任。1943年9月，任日北縣委宣傳部長、藏馬縣委民運部長。1949年7月後，歷任徐州市團委副書記、團中央青工部副部長。1956年後任建材部玻璃局局長。1982年離休，仍任建築玻璃及工業玻璃協會會長。
山東淪陷後，中共中央指示山東省委：“應以發動游擊戰爭與創建游擊區的根據地為中心，工作基礎應以魯中為中心，努力向東發展。”鑒於諸、日、莒山區的戰略位置，有利於開展游擊戰爭、創建根據地；二戰時發生過暴動，民眾基礎好這一特點，1938年中秋節後，剛組建不久的八路軍山東人民抗日游擊第二支隊奉命由莒南大店一帶東進，至莒縣的招賢，兵分兩路，一路由司令員劉涌帶領東進，途經管帥、中至、馬耳山，宣傳抗日，建立統一戰線。12月底，開赴東部沿海地帶。
另一路由政委景曉村帶領，組成中共魯東南特委機關，以八路軍後方司令部的名義，進駐桑園、石場一帶。1939年夏天逐步轉移到洪凝一帶，改稱五地委，與各縣區委一起，通過設辦事處，派工作團隊進村，很快在這一帶數十個村莊發展了黨員，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黨組織比較堅強，突出的有三個：范家樓支部、洪凝鄉支、街頭特支。
1938年12月，中共日照縣委成立，曾在滾石崖國小讀過書、與范聚東和范乾民的父親范慶淑早有交往的傅疃族人范景蘧任書記，以八路軍駐日照辦事處名義，在靠近暫時與八路軍友好的朱信齋部的小曲河公開辦公，范熙彭、范乾民參加縣委和辦事處工作，范熙彭擔任青年部長。
1939年2月，日照縣委覺察到朱信齋部有要叛變趨向，決定遷出。經綜合考慮安全、交通、食宿等問題，選擇的目標就是范家樓。這是因從地理上講，該村與朱信齋部占領區有泰石（莒日）公路相隔，可以避免與朱部摩擦。村後不遠是大山，緊連著魯東南特委（五地委）駐地桑園、石場一帶，有退路，有後盾，也便於聯繫工作。更重要的是，該村有堅強的黨支部，有縣委的兩名工作人員，有主持村政、積極支持共產黨、八路軍抗日活動的范聚東、范慶淑等開明士紳。該村又是大村，絕大多數屬范姓，與范景蘧是本家，縣委和辦事處的同志進出有人保護，吃住有保證。
中共縣委和辦事處遷駐范家樓後，一切供給全由范聚東安排，為此，范聚東將自家的土地變賣了一些，他家成了接待站，是路南通向路北的第一站，整天人來人往不斷，不分白天黑夜，不管什麼時間來人，吃住基本在他家。范聚東的妻子范牟氏烙餅很有名，凡是吃過她烙的餅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後范景蘧的妻子兒女，因家在路南敵占區很難住下去，也全家搬來。隨後，八路軍濱海部隊老六團又來了，范聚東家又成了團長賀東生的住處和實際上消滅朱信齋的指揮所。賀團長因戰鬥一時失利，有時心情不好，范聚東就婉言相勸。
范聚東雖不是共產黨員，但接受了保護共產黨八路軍的幹部，以及全村抗屬的任務，他充分利用上層可利用的關係，並有意識的安排八路軍的人打進敵人內部。范聚東有一個好友叫夏良尋，是夏家嶺的大戶，他的女兒與范聚東二兒指腹為婚，他是日軍翻譯，就經常為范聚東通報重要信息。偽日照縣維持會準備在三莊區成立維持會，要叫范聚東當區維持會長，中共日照縣委正好利用這層關係，就由范聚東安排其弟范梅言去了，日本鬼子一投降，馬上撤回來。他們裡應外合，幾次救了被捕的同志，且鬼子一掃蕩，據點裡一有風吹草動，范聚東就將後門打開進山，帶人北去崮山、房家溝一帶隱蔽起來。房家溝地處深山，是地委工作團活動的區域，有共產黨的支部，有范家的親戚，在此非常安全，生活有保障，該村成了中共日照縣委可靠的後方基地。
1940年春夏之間，抗日形勢惡化，受日偽操縱和利用的會門組織萬仙會暴亂，襲擊抗日政府和軍隊，殺害抗日軍民，范象明、范崇連等因沒來得及撤退被萬仙會抓去，準備殺害。范聚東趕緊找到本家本支在國民黨部隊任職的范均室。因范均室曾救過時已當了匪首的朱信齋，跟朱成了鐵交，范均室通過朱信齋將范象明救出。范聚東又通過本支香谷與榮莊上層人物的親戚關係，救出范崇連。
范聚東一生為黨為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事情，但因他性情剛烈直爽，在村里說一不二，也得罪了極少數人，以致造成土改中受“左”的路線影響，誤傷於個別人的口號和棍棒之下。當地政府為挽回影響，為他進行了厚葬，1947年秋即宣布平反。1992年中共日照市委又專門下文為其恢復名譽。
六十年甲子輪迴，我們今天反思范聚東的悲劇，決不能局限於個人恩怨，更不是為追究那些個體的責任，而必須置於時代大視野、民族潛意識中冷靜解剖。
如按范聚東的社會身份定位，屬於中國傳統的鄉村紳士階層！
“士大夫居鄉者為紳”！在《從鄉村到都市：晚清紳士群體的城市化》一文中，余子明先生指出：
傳統的紳士是傳統社會的產物，傳統的社會是以小農業結合著家庭手工業為特徵的，是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所以傳統的紳士必然以鄉村為其活動舞台。也就是說，紳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職並居住在鄉里又受到鄉里敬重的人士。標準的紳士應當具備的條件，除了功名和官職外，就是要在鄉里有一定的影響，能受到人們的敬重。要達到這一點，功名和官職是不可缺少的，但僅僅有功名和官職還不夠，還應在家世方面有榮耀的歷史，比如他的祖輩、父輩或他本人對地方有所貢獻，或者維持本地的風俗和秩序，或者推動本地的公益事業的建設。因此，紳士階層是與傳統的家族制度緊密相聯的。同時，紳士要有影響並受人敬重，還須有豐厚的財產，比如較多的土地和房屋。紳士與地主往往密不可分，雖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紳士，不過紳士大都是地主。這樣，紳士又與農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剝削制度相聯繫。
毫無疑問，范聚東與此幾乎分毫不差。范聚東青年時就在村里主政，不僅忙於村務，連族內事、家務事不該管的也管。誰家打架鬥毆，他到那裡一站，很快平息；誰家有困難，不管窮富，他總是想方設法幫助解決。
有一年特大旱災，村里許多戶缺糧斷炊，到他家借糧，借一袋、給兩袋，確無償還能力的有借無還，全村無一人餓死。
有一次他家丟失了一個拉瓜，他要看青的家人找回，原來是村里一戶因家裡斷了頓，不好意思去借糧而摘，找到時拉瓜只剩一半了，要是拿走，這家就什麼吃的也沒了。范聚東聽了不但沒責怪，還馬上送了幾袋糧去。
有一頑軍催給養，全村窮得實在繳不上，而繳不上就要把要給養的莊長范偉善領去抵押，還要進村燒殺搶掠。范偉善找到范聚東，說全村只有“九玉堂”范桂祿家有兩囤穀子。范聚東為給他解困，也想儘量少為村人惹是非，就說：“你去要吧，就說是我說的。”結果，馱了兩驢（大約200斤左右）頂上，免了一場災禍。
范聚東多年“主政”一方，又趕上兵荒馬亂，四方是路、八面來風，帶刀的都得支應，如他家裡不但長年駐著共產黨、八路軍，也常有國民黨和雜牌隊伍去，有時“共軍”住東屋，“國軍”住西屋，當時雖同在“抗日”屋頂下，但多年積怨，一見就眼紅，兩句話說不來就要動手。每遇這種情況，范聚東就往中間一隔：這不是打仗的地方，誰動手，以後別進這個門！幾句話，就把緊張局勢緩過來。
在天下未定時，像范聚東這樣的鄉村紳士自然左右逢源，成為各方爭取的“統一戰線”盟友，甚至某時成為拉鋸雙方的仲裁者。但一旦江山有主，其存在立時貶值為“民主革命路上的同路人”，並極可能因當年的“立場”而成“繼續革命”的對象。特別當從天上掉下個“打土豪、分土地”，面對祖祖輩輩做夢都想的“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坑頭”，所有親情、鄉情都抵擋不過土地的誘惑！
在農耕文明社會，在現代社會保障機制未建立前，土地不但是一切財富的根基，甚至是一家一族生存的前提。而土地的不斷集中直到高度集中、壟斷，自耕農的減少、赤貧直到農奴化，最後通過在“等貴賤、均貧富”或“均田免糧”旗幟下大規模的社會動盪而一時緩解土地與農民的矛盾，這是傳統中國惡的歷史規律。因此，在每次“暴風驟雨”中，“分地”只論畝數，不分人品。這就像飢年“吃大戶”――不管是誰，只要囤里有糧，就得拿出來。隨之，在患了“社會老花眼”的阿Q們那裡，歷史的犧牲品，就絕不僅只是那些橫行一方的酷吏惡霸，也包括那些省吃儉用的商販地主。
當時，范聚東家的地幾占范家樓的一半，不分他家的，分誰的？
從歷史看范聚東
當然，這並不是說范聚東的悲劇是完全不可避免的。如拋開政治、經濟的必然性因素，其更可悲的在於空間和時間的偶然性。
讓我們把目光再轉回那烽火連天的歲月，當時整個山東的“土改”出現了極其嚴重的“左傾”錯誤。
在《解放戰爭時期山東“土改”複查運動中的“左傾”錯誤及其原因和教訓》中，曹東亞先生如此分析：
解放戰爭時期，在中央和華東局領導下，山東解放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這場偉大的社會變革，曾一度出現“左”的錯誤……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地主富農打擊過度。一是各地大量出對地主富農亂打、亂抓、亂殺現象。不少地方“一開鬥爭會並不經過清算、說理階段，也不準被斗者申訴，一開始就是打人、打死人，甚至每會必斗短斗必打，每打必死，以打死人多為堅決（《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9輯第351頁，《舒同主任1947年8月在渤海區黨委高幹會議上的講話》）”。左傾錯誤比較嚴懲的諸城縣，“全縣12個區各區殺人都在百人以上，有的區多達六七百人（《諸城縣的土改和土改複查運動》，中共諸城市委黨史委）”。二是很多地方將地主富農不加區別一律掃地出門，不給地主分地，給富農分壞地，使他們的基本生活難以維持。萊西縣僅一個多周的時間裡，就將1100多戶地主富農掃地出門，其中許多是開明紳士和對革命有功的軍工烈屬（《中共膠東區黨史大事記》第305頁）。
（二）嚴重侵犯中農利益。很多地方將部分中農錯劃為地主或富農，列為鬥爭對象，被斗中農一般占被斗戶總數的百分之十以上，有的地區比數更高，如霑化縣八個區就有1684戶中農被斗，占被斗戶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七（《山東黨史資料》1985年第2期第9頁，《解放戰爭時期渤海區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共惠民地委黨史委），相當一部分中農的土地受到侵犯，甚至有的中農被掃地出門。
（三）損害了民族工商業。各地地主富農兼營的工商業普遍被沒收、分配，許多民族工商業者被斗，甚至被打死或掃地出門。例如，土改複查期間，周村200多家商店店主被斗，財產被沒收，20多人被打死（《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20輯166頁）。各地除了村幹部辦的合作社以外，私營工商業幾乎全部倒閉。
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從時代大背景看，1946年5月後，國、共逐鹿中原，中共決定在各解放區廣泛開展“土改”，以最大限度爭取廣大農民支援戰爭。特別從1947年初決定進行土改複查開始，中央“土改”指導思想明顯向左偏轉，主要有三個原因：
一是中央認為各地“土改”不徹底，存在右的偏向，民眾發動不夠充分，必須進行激烈鬥爭，才能解決問題。
二是解放軍反擊國民黨全面進攻雖取得重大戰果，但敵強我弱的形勢仍未改變，急需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支援。換句話說：戰爭急需兵源，兵源只能是農民，而農民最需要土地。因此，對此土地的擁有者來說，不管其來源如何，是祖上積攢，還是八方營財，或是巧奪豪取的，結局都一樣――“分田地”，歷史就是這樣殘酷無情！
三通過前段“土改”動員起來的解放區農民積極參軍，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歷史已經證明：以“餉銀”維繫的“國軍”，是無法抵擋以“土地”為信仰的“解放軍”的，也正是一句“打土豪、分田地”改變了中國！）因此，土改複查開始後，中央急於擴大土改成果，片面地強調反右，強調讓貧僱農分到足夠的土地，強調民眾要怎么辦就怎么辦。結果，“五四指示”等檔案關於區別對待地主、保護中農利益、照顧開明紳士、保護工商業等一系列規定，成為一紙空文。對“土改”中普遍發生的農民的過激行為，中央不僅沒採取措施制止，反給予肯定。如劉少奇曾主張對地主掃地出門，在1947年4月30日《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講話》中甚至說：
太行經驗證明，消滅地主剝削一定要徹底，他們叫做讓地主掃地出門，土地財產一切搞乾淨，讓他要飯七天，挑糞三擔。
對山東前段土改，中央認為華東局指導思想上“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山東革命歷史檔案資料選編》第19輯第132頁，《鄧子恢1947年6月在華東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因此，1947年6月下旬華東局召開擴大會議對黎玉進行了錯誤的批判。此後，山東“左傾”錯誤日益加劇，7至9月發展到非常嚴重的程度。
在中央和華東局一再批判“右傾”、“富農路線”，強調“民眾路線”，強調“大權必須交給百分之九十的農民”，規定“如果黨的規定與百分之九十農民的要求不符合時則應修改黨的決定”的情況下，山東基層幹部普遍產生“越左越革命”的誤區，認為“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所以“寧左勿右”，用“左”的眼光看待和處理問題。1984年5月，曾任中共五蓮縣委第一任書記的辛瑋在《回顧1947年五蓮縣的土改複查工作》這樣回憶當時：
甚至有的幹部認為，減租減息是向地主要“糧”，土地改革是向地主要“地”，土地複查是向地主要“命”！
結果，山東各地黨組織一度程度不同地放棄了對農民運動的領導，尤其將殺人權由地委以上下放到縣區甚至是農民臨時組成的“法庭”，造成局勢嚴重混亂。
如從文化歷史的角度，作為小生產者，農民具有較重的自私、狹隘意識，言行常從自身利益和個人及家族恩怨出發，因之農民的造反精神經常是與嚴重的平均主義思想和自私、狹隘意識相伴生的。特別因其雖長期被束縛在一個統治和服從的體系中，但並不缺少造反精神，一旦被動員起來，往往表現得非常勇敢和具有侵犯性，極易產生過激行為。
在這個問題，魯迅先生真不愧為聖哲，其《阿Q正傳》下筆栩栩如生，恰如先見之明預見了後來。
中共五蓮縣委黨史委在《五蓮縣的土改複查運動》如此記述：
在1947年山東的“土改複查”中，窮怕了的農民為獲得夢寐以求的土地，強烈主張沒收一切土地進行平分，有的農民為多分土地，故意擴大打擊面；有的村幹部利用職權按其親疏關係亂劃階級成分；還有的農民乘機搞挾私報復和宗族鬥爭，隨意給人扣“帽子”，實行殘酷打擊，混淆了階級陣線，各地普遍實行土地“大推平”，嚴重侵犯了中農，過重打擊了富農。許多地方在批鬥地主的大會上，情緒激動的農民發泄積壓已久的憤怒時，就象火山爆發噴出的岩漿一樣，很難控制，一些地主常常喪生於他們的拳腳之下。他們意識到自己的巨大力量後，向地主提出苛刻的要求或作出過激舉動，如一律將地主掃地出門，甚至強行將地主的妻子女兒當作浮財分掉。
而從“空間歷史”看，中共山東黨史大事記中這樣刻著：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委員饒漱石、曾山、張鼎丞率中共華東中央局機關以及山東省政府機關進駐五蓮山仁里、大茅莊一帶。
7月，因國民黨軍隊對五蓮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華東局機關轉移到安丘縣柘山區王莊村。
9月6日，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副司令員張雲逸、副政委黎玉等率軍區機關駐進王莊村。
11月，華東局機關再次進駐五蓮縣仁里、大茅莊一帶。
當時，范家樓與之近在咫尺！
而在八年抗戰中范聚東與之相處的中共方面的人物，或已捐軀為國（如范景蘧），或已轉戰異鄉，或出於政治高壓而明哲保身……
實際上，也不僅是范家樓。據筆者父親回憶：農曆1947年7月初六，在大河口（傅疃河入海口）“打地主”，一把棍一個，其中很多夠不上地主成份，有的只是與掌權者祖上積怨，甚至或只是曾言語不和。最後，打得老天爺都掙不開眼了，從西南天突然上來一塊黑雲彩，剛開始只有鍋蓋大，可轉眼就是瓢潑大雨，終於把人淋散了。
1 947年秋，華東局對“左傾”錯誤開始有所察覺，並著手糾正。11月，發出《關於暫停土改及禁止亂殺的指示》，嚴告各地一律停止土改，禁止亂打、亂抓、亂殺。同年12月，中央開始採取措施糾正“左傾”錯誤。此後，山東“左傾”錯誤逐漸得到糾正，黨的工作中心由土改複查轉向生產救災。但此時，范聚東已含冤九泉。
讓我們回到哲學：必然性總是通過偶然性為自己開闢道路，而偶然性則是必然性的實現形式！不幸的，范聚東成為了歷史的必然性與歷史的偶然性的聚焦點！
假設范聚東未傾家共赴國難，日照抗戰走向將會如何；假設1947年的山東“土改”複查未犯“左傾“錯誤，范聚東能否躲過此劫；假設中共華東局機關未駐五蓮，日照的“土改”複查可會烈度稍減；假設范聚東活到1966年，以其剛烈的秉性在十年“文革”中命運又將怎樣？
歷史無法假設，范聚東也就如此走上歷史的祭壇！
匆匆忙忙的“土改”，如火如荼的“分地”！
時人，並未為之抱愧；今人，可曾為之落淚？政者，是否為之懺悔？
造化，就這樣輾過逝者而前行！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願未來的社會，和諧平安；祝未來的中國，告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