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演變及其邏輯》是陳岳指導的國際關係學的博士論文。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演變及其邏輯
- 導師：陳岳指導
- 學科專業：國際關係學
- 學位級別：博士論文
基本信息,內容簡介,
基本信息
副題名
基於國際關係學科史的比較研究
外文題名
Evolu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Americ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 c
論文作者
石賢澤著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9
關鍵字
國際關係學 學科發展 學科學
館藏號
D80
館藏目錄
2010\D80\7
內容簡介
自國際關係學於1919年具有正式的學科制度形式以降，它的發展歷程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國際關係學科在其自身理論增長和制度建設中不斷前進，在其知識地域上不斷擴展，今已成為一門“國際性的”學科。然而，正是在這一“國際性的”國際關係學中，我們發現了知識領域中的中心——外圍知識關係結構的存在，英美國際關係學赫然處於學科的中心位置，英美成為國際關係學的知識發散地。 當前的國際關係學科史研究對於英國國際關係學和美國國際關係學各自的內部知識狀況進行了許多知識探究，但是，對於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探究卻是缺失的，只是在總體印象中認為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具有一種“特殊關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研究試圖去探究作為國際關係學的知識中心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歷史演變過程以及這一演變背後的動力因素”。 “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的歷史演變主要包含兩個維度的內容： 一個是內在知識構成上的“關係”維度，它指的是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構成模式的歷史演變，具體地說就是英美國際關係學的各自內部知識狀況和知識發展之間的關係，它們是呈現為一種知識合流模式還是呈現為一種知識分流模式。 一個是外在知識力量對比上的“關係”維度，它指的是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格局結構的歷史演變，具體地說就是英美國際關係學在國際性的學術市場競爭中，二者各自的知識地位是怎樣的，二者之間的知識力量對比又是怎樣的，二者是存在一種“知識霸權”關係還是存在一種“知識複合相互依賴”關係? 通過對一戰以來的英美國際關係學各自內部“知識狀況”的演變過程的歷史敘述，我們可以發現“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的歷史演變的兩個方面的大致演變即英美國際關係學的“內在知識構成模式關係”與“外在知識格局結構關係”的演變： 在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內在知識構成模式的演變上，它大體經歷了由兩戰期間的“英美知識合流”、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英美知識分立”、冷戰後的“英美知識對話”的演變過程，更加細緻的歷史演變過程可以概述如下： 1919——1939，英美知識合流，知識更多的表現為知識共性，自由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成為思想主體；1939——20世紀50年代中期，局部相似下的潛在總體分歧，美國現實主義崛起為主導範式，但古典現實主義仍然具有“二元性”，而英國也在尋求一種知識綜合，將權力和秩序結合起來；20世紀50年代中期— —1966年，英美知識分裂，英美之間發生了傳統主義/古典主義與科學主義的知識論戰，美國知識主流走向了社會科學理論，而英國基本上在“國際社會”框架下繼續傳統主義的方法；1966——冷戰結束，英美知識分立，英美知識平行發展；冷戰後，英美之間知識對話，跨大西洋學術交流，英國學派與美國主流理論之間進行了知識交流和對話，進行知識融合。 在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外在知識格局結構關係上，它的具體歷史演變過程可以概述如下：兩戰期間的“英美知識共治、英國知識主導”，英美共同推動著兩戰期問的自由國際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中心研究議題；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美國知識霸權”，美國確立它在國際關係學的思想理論生產和學科制度建設上的主導地位，英國學派的思想被壓制；冷戰後的“英美知識複合相互依賴”，美國國際關係學與英國國際關係學具有了一種相當對稱的知識交流模式。 對“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研究不僅要求我們了解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歷史演變過程，而且還要求我們揭示這樣一個歷史演變過程的內外動力在哪裡，是那些內外因素促動著這樣一種關係處於變化之中。大致說來，知識領域的現象變化基本上源於兩個大的方面的因素：一個是知識外的社會條件，一個是知識內的思想條件和制度條件。在社會條件中，國家的政治地位即國際情境是最為重要的外在條件，它往往決定著特定國家的學科知識發展的總體方向，在知識內在條件中，學術體的知識傳統、人才條件、知識稟賦和學科制度是最為經常地發揮作用的條件，這些內在條件往往在學科總體方向確定的情況下決定學科的具體知識發展路徑和具體的知識生成。所以，正是這種具有特殊性的內外條件共同推動著自一戰結束以來的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演變，當然，在不同的時段里，外在條件或內在條件中的某一條件或某幾個條件的作用會更加突出一些。 兩戰期間，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表現為英美知識共治下的英美知識合流，主要是源於現實社會情境中的英美兩國之間存在實力上的“霸權接力”，英美兩國共同治理世界，當然英國的作用更大些；還源於兩戰期間的整體的知識界的自由主義理論氛圍、國際關係學科自身的根基的多樣性。 冷戰期間，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表現為美國知識霸權下的英美知識平行發展，這主要是因為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美國的知識稟賦條件即國際關係學的社會科學化、歐洲移民學者的知識貢獻等，美國的特殊的制度條件即大學制度改革所引起的高等教育的發展、政界和學界的交流模式、基金會組織的積極發揮權力與知識之問的“中轉站”作用等。而且，在美國知識霸權生成之後，英語語言、學術設定標準、美國與世界的人才流動模式、以及國際關係學科史的敘述方式又都在繼續建構和再造著美國知識霸權。雖然美國處於知識霸權地位，但英國國際關係學仍然發展出具有自我特色的“英國學派”，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於英國國際關係學的內在知識條件，具體地說，就是英國的國際關係學在一個中心性的學術制度——英國國際政治理論委員會的指導下、在連續幾代知識中堅的知識合作——懷特、布爾、文森特、沃特森等學者的知識合作下圍繞著一個選定的議題——國際社會、用自己的具有優勢的研究方法——歷史闡釋的方法長期深入研究，所以，英國學派的成功更多地源於它的內在知識生產模式。 冷戰後，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表現為知識複合相互依賴下的知識對話，則是源於冷戰的結束這一國際政治情境對美國國際關係學的學術共同體的知識打擊，也是源於美國國際關係學的自我開放，它還由於英國國際關係學者的積極的知識擴展。 通過對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的歷史演變及其動力機制的分析，我們可以藉此對國際關係學進行學科反思： 第一，通過英美國際關係學之間的知識關係分析，我們發現國際關係學並非真的是一門完全的“國際性的”學科，它的“國際性”只是就它的學科擴展範圍而言的，而就它的內在研究議題、理論視角、研究方法而言，它是多元性的，更多的是國別性的，國家的實踐、歷史、文化和知識傳統都在生成不同的國別性的國際關係學。 第二，國別性的國際關係學的不同發展也表明國際關係學的發展並不是完全的美國式的社會科學取向的，雖然美國國際關係學在走向社會科學，走向更加“科學”的國際關係學，但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在英國，國際關係學仍然在繼續著人文學科的傳統，國家知識霸權的結構壓力之下仍然存在知識主體的自主性和能動性。 第三，英美國際關係學中的知識霸權轉換潛在的表明國家知識霸權與國家實力霸權之間是有著密切聯繫的，這樣一種關係體現了知識與權力的關係，也體現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係。 第四，在對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考察中，我們可以發現在國家知識霸權內部實際上又是存在一個範式知識霸權的，兩戰期間的自由國際主義知識霸權、冷戰時期的美國國際關係學中的現實主義知識霸權，這似乎表明霸權國家關注的問題是時代性的問題，而時代性的問題又要求產生一個與時代問題一致的問題解決範式。所以，範式知識霸權更多的是源於時代問題的。 第五，通過對英美國際關係學的知識關係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國際關係學的進步問題不是由理論構成來決定的，無論是存在一種範式的知識霸權還是範式的多元主義，都會導向國際關係學的進步。英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就是在“英國學派”主導下進行的，美國國際關係學的發展是在多元範式理論的爭論中發展的，但我們要注意的是，“英國學派”是具有內在的多元性的，這樣看來，我們未來的國際關係學的發展可能更應該是多元理論之間的融合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