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英國歷史學家E·P·湯普森創作的歷史著作，首次出版於1963年。

該書敘述了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作者通過對這一時期社會生活的廣泛背景（特別是傳統、道德、價值體系等文化因素）的考察，從而具體地說明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這一歷史現象。該書試圖突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模式，為人們提供一幅更為完整的歷史圖景。

作品認為，“階級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的形成，經過相當長的歷史過程，人們可以對這些過程進行研究”。作者在書中從三個不同但又相互關聯的觀點詳細研究了英國工人階級政治和文化的形成。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 外文名稱：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 作者：【英】E·P·湯普森
• 類別：歷史
• 首版時間：1963年
• 字數：750000

內容簡介

該書結構分三部分，分別簡介如下：

自由之樹

該部分先後考察了18世紀英國民眾中存在的三種傳統：異端傳統；英國人的天生權利；18世紀“暴民”的傳統。

異端與正統教派的鬥爭在某種意義上是爭取思想自由，教派鬥爭提供了組織經驗，教會成為集會和募捐的場所，布道壇和星期天學校成為教育和宣傳的地方。天國與現世的緊張關係本身就意味著對統治力量的拒絕，浸禮會派在這方面是最典型的，它最多地保留了加爾文的思想，組織上也最貧民化。衛公理會派的民主精神與教義和教會組織形式之間的鬥爭，既有政治上保守、穩定的一面，也有增進民眾組織自信和能力的一面。這些異端傳統有兩個特徵：一是公有社會的觀念和實驗；二是千年福盛世的觀念。不管這些異端教派創始人的主觀意願以及教派經典的原意如何，一旦窮人們意識到他們的靈魂與貴族和資產階級的一樣時，他們就會轉向人的權利。

18世紀和19世紀初英國社會不時出現動亂，因為麵包價格上漲、新的稅收、採用新機器、圈地等各種各樣的原因使人們感到痛苦。民眾暴動有兩種形式：一是大眾自發採取的直接行動；二是某些上層人物利用民眾活動作為一種政治手段。第一種形式沒有受到學者們應有的重視。一些民眾的直接行動得到了大眾和傳統的認可，最常見的是麵包或食品騷亂，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幾乎每個城鎮都發生過。這種活動絕不僅是開糧倉、搶食品店，它得到一種古老的道德經濟觀念的認可，即用不正當的方法使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來獲利是不道德的。地方官員有時默許甚至縱容這些行為。在一個缺乏警察的國家，“暴民”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政治工具。所以，“騷亂”是一種非常複雜的社會現象。有些學者過高地估計了當時的犯罪率，應該研究大眾對所謂犯罪的態度。正式的法律與民眾不成文的傳統慣例之間是有區別的，任何時期都如此，但18世紀下半葉這種情況最為突出。

普通英國人生而俱有的自由權利有如下內容：不受異族統治；財產保障權；反對專制；免遭任意逮捕；審訊須有陪審團；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許任何人任意進入和搜查住宅；一些有限的思想、言論和意識自由；間接參與社會政治的自由（雖然沒有發言權和表決權，但可以通過遊行、歡呼和嘲笑影響議員們）；自由地旅行、貿易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這是一種道德共識，任何時期的統治者都要考慮的。這種道德共識的限度很關鍵，統治者不願意超過此限，因為那會引起“騷亂”。

英國工人運動中的雅各賓主義的特點首先是強調平等，這有別於以前的集體反抗行為。其他的還有：自我教育、對政治和宗教制度的理性批判、共和意識以及國際主義。它最深遠的影響也許是打破了向下層民眾宣傳的禁忌。

1792-1796年是一個轉折點。這一時期民眾準政治意識的變化影響了階級陣線的形成，開啟了延伸到20世紀的傳統。這一時期經濟蕭條、物價上漲，出現了激進的雅各賓密謀和大規模的民眾運動甚至兵變，一場社會革命呼之欲出。激進運動的動力主要來自工匠和勞工，以民主的平民主義為理論，而不是來自中產階級。90年代的許多事情看上去都是攻占巴士底獄引發的，但大革命前的因素——宗教異端和自由傳統，卻要追溯到很遠的英國歷史中。英國國內民主思想宣傳的廣度和激烈程度被學者們普遍地低估了。包括倫敦通訊協會在內的一些組織成員確實進行過雅各賓式的密謀，但這類“非法活動”大多沒有留下文字性記錄。這個動盪和鎮壓的時期，也正是獨特的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時期。

亞當的詛咒

在許多學者看來，蒸汽機+紡織廠=新的工人階級，似乎工廠不僅生產商品，還生產勞工運動。另外，幾乎所有對工業革命狀況的研究都基於紡織業，尤其是蘭開夏地區的。恩格斯在《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中就認為：1．第一個無產階級是與製造業相聯繫並由製造業產生的；2．工業革命的長子——工廠工人始終是勞工運動的核心。雖然棉織業是工業革命的先行部門，棉織廠是工業制度的絕好模式，但當時棉織廠和棉織工人的作用不應被誇大。從數量上看，至19世紀30年代初，手工紡織工人在人數上仍多於在棉紡廠、毛紡廠和絲廠工人的總和。而且，在這些工廠工人中女工占大多數。從質量上看，工匠或手藝人對早期勞工史的貢獻比史學家們所承認的要多。雅各賓派的影響主要在工匠中，盧德運動也主要是小作坊內技術工人的活動。因此，“工廠工人——除棉織業外——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的任何時期是否構成了勞工運動的核心是值得疑問的”。

工匠包括所有僱人的、獨立的和被雇的手藝人。他們有手藝、有文化，在傳統社會中有社會地位和自尊，還有行會的組織經驗，他們在工業革命中受到的衝擊最大，反抗能力最強，在最初的工人運動中最為活躍。手工織布工和織襪工是自由經濟最悲慘的犧牲者。同城市的工匠一樣，織工們的失落感同對過去“黃金時代”的回憶，使他們在政治上走向激進主義，他們對早期工運史的貢獻是很難被高估的。憲章運動的歷史充分表達了這一群體的政治要求。

過分強調紡織廠或機器的作用，有可能低估政治和文化傳統在工人階級形成中的作用。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生產關係和工作環境的變化並不是強加在沒有生命的原料上，而是作用在信奉生而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法律面前貧富平等、有著鄉村原始權利和行會傳統的勞動民眾身上。工人階級既是被塑造的，同時也是自我生成的。

1760-1820年，在農業上是大規模圈地運動時期，農民失去了土地和傳統權利。工業革命確實是災難性的，也是英國工人階級形成於此時的原因。勞工們同時被置於難以忍受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之下，他們與僱主的關係越來越對立。受經濟利益的驅使，資產者擺脫了原有法令的束縛，卻沒有被置於新的社會控制方法之下。雖然工人們在某種程度上增加了自由，但這種自由只能使他感到更不自由。每當他們試圖抵制剝削時，就會面對僱主或國家而且經常是兩者聯合的力量。工業革命過程在任何社會經驗的意義上必然是痛苦的，因為它伴隨著傳統生活方式的消失。1790-1840年的幾代工人們為了未來的發展做出了犧牲。

學術界對1780-1830年或1800-1850年大眾生活水平是上升還是下降久有爭論。兩派的證據和觀點均有一定的道理，但兩派都將生活消費品的數量和生活質量作了簡單的聯繫：“樂觀派”認為，如果主要生活消費品的消費指數上升，那么人們一定比以前快樂；“悲觀派”認為，如果當時人們留下的文字性資料顯示他們不快樂，或有證據表明消費指數下降，那么他們的絕對物質生活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但湯普森認為，平均消費水平和人們的感受可能是相反的，人們可能消費更多的商品，同時卻感到更不快樂，更不自由。1790-1840年某些行業的實際工資有所增長，但這是以工作時間延長和勞動強度增加為代價的。對任何生活質量做出判斷必須評價全部的生活經驗，即與人相關的各種文化的和物質的因素。從這種觀點看，傳統的“悲觀派”觀點仍是必須面對的。

工人階級的出現

就像羅伯斯比爾曾使溫和的改革派感到震驚一樣，拿破崙第一帝國的建立使英國雅各賓派和共和主義受到很大打擊，共和派始終沒有完全恢復過來。拿破崙的大陸封鎖使英國經濟蕭條、失業率上升，物價飛漲。1795年後的25年可以看做是反革命時期，保皇派常打著反法愛國的旗號。反法戰爭的緊張階段也往往是英國國內民主改革運動的低潮時期。

盧德運動就是在舊的家長製法令被廢棄，自由經濟沒有任何制約的危急時刻出現的。一方面，盧德運動反對無限制的工業資本主義，要恢復傳統的家長製法規，是向後看的，是工人的“農民式造反”。另一方面，它有時又要求法律規定最低工資；控制女工和童工；仲裁勞資糾紛；僱主有義務為被機器排擠下來的技術工人安排工作；禁止偽劣產品；有權利成立工會聯合體等。這些又是向前看的，是向現代工人運動的過渡，反映出要按照道德原則規範工業的增長，追求利潤要服從人的需要。盧德運動不是一種有意識的革命行動，而是準造反運動。但盧德運動並不像一些學者所描述的那么原始和自發，而是表現出很強的組織和自我約束特點，是不同於18世紀的更為獨立和複雜的工人階級文化的表現。1811-1813年是一個分水嶺，一股潮流要退向都鐸時代，一股要走向未來幾個世紀的工廠立法進程。我們習慣於認為，19世紀初經濟活動從各種傳統束縛中解放出來，走向自由經濟是不可避免的和進步的。但當時的民眾不是將自由經濟看做一種自由，而是一種罪惡的強加。

彭特里奇起義是英國歷史上在沒有中產階級支持的情況下，發動無產階級造反的最初嘗試。1817年工人階級造反活動並沒有成功的希望，因為革命組織渙散和缺乏有經驗的領導人。1819年是1832年的一次預演，在這兩年中爆發革命是可能的，因為政府很孤立，統治階級內部有嚴重分歧。1819年改革派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大，因為他們採取了合法的方式，要求政治結社權、自由出著作權、公共集會權和選舉權。彼得盧屠殺事件發生10年後被作為醜聞載入史冊，此後政府再沒敢用這種方式對待手無寸鐵的民眾。這是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一次勝利。

至1832年顯現出兩個激進派陣營，一個是中產階級的，目標是反穀物法；一個是工人階級的，他們的代言人如赫瑟林頓、沃森、克利弗、洛維特、本鮑、奧布萊思已經在醞釀憲章運動了。兩者之間的區別不在於是否改革，而在於選擇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

《為勞工辯護》一書的發表是勞工經濟學家或歐文學說與工人階級運動部分結合的一個顯著的標誌。歐文主義有兩種成分：一種是啟蒙運動的博愛觀念，另一種是工人們依據自己的經驗和需要對歐文理論的選擇和發揮。歐文不是第一個現代社會主義理論家（霍奇斯金比較接近），而是最後一位18世紀理性主義者。歐文主義自20年代以來完全不同於歐文的著作和主張。歐文主義是這一時期第一個為大眾所接受的偉大社會學說。它使人認識到，問題的關鍵不是機器、貪慾和企業規模，而是它們背後的社會資本的控制。歐文主義最致命的弱點是迴避財產所有權問題。歐文思想的模糊性使各種思潮可以在工人運動中並存，如果歐文是歐文主義的最偉大的宣傳者，他也是歐文主義最有害的敵人之一。

1832-1833年在英國各地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可以感到工人階級的存在，工人階級形成了。新的工人階級意識表現在兩方面，一是在各種行業工人之間的利益認同的意識，在1830-1834年眾多的勞工組織都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普遍的工聯主義，而這種意識和組織在1780年還很少見。二是這種工人階級的利益認同反對其他階級利益的意識，並形成要進行制度變革的要求。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到1832年英國議會改革法令的頒布，是英國中產階級意識的形成時期，這個階級與其他工業國家的相比更保守、更怯懦、更自私。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改革家們都在爭取對激進改革運動的控制，但在1831年夏以前中產階級始終占有優勢。1832年的議會改革法令以財產資格限制了廣大工人民眾的選舉權，中產階級利用革命達到自己目的的面目暴露無遺。工人階級運動從此與中產階級的改革運動分流，獨自走上了爭取自身政治解放的憲章運動之路。

工人們最終意識到，他們要反對的不是機器，而是工業資本主義內在的剝削和壓迫關係。工人民眾不應僅被看做是失敗了的群體，在半個世紀中他們以無比堅毅的精神滋養了自由之樹。後來人對此應該是心懷感謝的。

作品目錄

前　言	4．兒童	5．綠林好漢
第一部　自由之樹	第十一章　十字架的轉換力	6．奉行業之命
第一章　成員無數	1．道德機器	第十五章　蠱惑家和殉難者
第二章　基督徒與地獄魔王	2．絕望中的千年至福	1．心懷不滿
第三章　“魔鬼之窟”	第十二章　社會	2．領導權問題
第四章　生而自由的英國人	1．閒暇與人際關係	3．漢普登俱樂部
第五章　栽培自由之樹	2．互助之風	4．布蘭德雷思和奧利弗
第二部　受詛咒的亞當	3．愛爾蘭人	5．彼得盧
第六章　剝削	4．永世萬代	6．卡圖街密謀
第七章　農業工人	第三部　工人階級的存在	第十六章　階級意識
第八章　工匠及其他	第十三章　激進的威斯敏斯特	1．激進文化
第九章　織工	第十四章　替天行道	2．威廉·科貝特
第十章　生活水平和經歷	1．黑燈照	3．卡萊爾、韋德和加斯特
1．生活品	2．無形之影	4．歐文主義
2．住家	3．反結社立法	5．一種機器
3．生活	4．剪絨工和織襪工

創作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開始在英國嶄露頭角，馬克思主義歷史學也逐漸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史學流派：1952年，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創辦《過去和現在》；不久後，高質量的研究成果相繼問世。許多學者把馬克思的著作作為歷史研究的基礎，在許多領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下層人民越來越成為歷史研究的主角。不過，多數馬克思主義學者特別注重早期資本主義形成的歷史，而使工業資本主義時期成了相對的研究空白。

20世紀60年代初，出現一批更年輕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對“英國式的社會主義”感到失望，因而想全面否定英國工人的傳統。他們認為這種傳統不能在英國產生民眾性的社會主義運動，也不能產生有影響的革命政黨，英國的傳統是完全失敗的，完全不值得留戀。他們主張拋棄英國的傳統，轉向“國際主義”，他們對“英國社會主義（及人民鬥爭）的歷史不感興趣，而把注意力放在馬克思關於歷史發展的一般理論問題上”。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在這種學術背景下產生的：一方面，英國工人在工業化過程中的苦難經歷主要由費邊主義和自由主義來塑造；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知識界產生了無視英國傳統、脫離英國實際的傾向。而湯普森試圖要做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理解英國的這段經歷。

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勞動人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所好轉，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許多勞動人民子女接受了高等教育，成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他們在思想上相對左傾，對受剝削受壓迫的人抱有同情，他們對自己的父兄——曾用汗水澆灌了工業革命之花的普通勞動者追憶緬懷、又充滿崇敬，同時又有一種神秘的好奇感，想在他們的經歷中尋找自己的來源。這是一種“尋根熱”，《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恰恰就滿足了這種願望。因此它的出現，既紮根在英國歷史的傳統中，又產生於時代特殊的召喚里。

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歐美知識界普遍左傾，蘇聯的成長和西歐共產黨的發展明顯對他們產生影響，馬克思的著作在學術界廣泛流傳，出現了像阿爾杜塞和薩特這樣一些受馬克思主義影響、而其本身又有很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學術活動使西方出現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流派，“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在各個學術領域進行研究，做出了一些學術性很強、並不為某個黨派的特殊政治目的服務的研究成果。這些人特別重視人類活動中文化的因素，如傳統、道德、價值體系、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等等，這是學術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有些人稱之為“文化馬克思主義”。《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大背景中產生的。

作品鑑賞

作品思想

階級不是一個“存在”，而是一個“形成”

湯普森提出：階級不是一個“存在”，而是一個“形成”，階級不是一開始就有的，它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由人們在無數的經歷中認識到自己的存在而終於形成的。在湯普森看來，每個人都生而處在一個特定的經濟地位上，他於是就形成與這個社會（以及社會的人的）特定的關係，但這並不能自動地產生階級，階級的產生需要人們對自我存在形成認識。相同的經濟地位使人們具有大體上相同的社會經歷，而許多處在相同經濟地位上的人所具備的共同經歷，就形成階級經歷。湯普森說，只有當許許多多的人在無數的共同經歷中認識到他們具有相同的利益，這些利益與其他人不同，並且能清楚地說出這種不同時，階級才產生；也就是說，只有當一些處於相同經濟地位上的人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與其他人的存在不同甚至對立時，階級才能出現。湯普森把這個過程說成是階級的“形成”。

書的第一部寫“18世紀留傳下來的人民傳統”，在湯普森看來，這些傳統包括以下四個方面。首先，是清教非國教派的思想與組織傳統，這從17世紀革命時期的“千年王國派”開始，經過班揚的《天路歷程》和18世紀初的非國教教派組織，到18世紀中葉出現衛斯理宗。湯普森認為，在這樣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新教非國教教派經歷了意識形態上的“後撤”，即從“千年王國派”堅強的戰鬥性後撤到18世紀非國教教派對“內在王國的反身白省”之上。湯普森說：“理解這種後撤——以及在後撤之後還剩下什麼，對於理解18世紀的情況以及後來工人階級政治活動中一個持久的因素非常關鍵”。到18世紀，在革命的理想破滅之後，非國教教派不再要求建立“聖人的國家”，而是努力適應社會現實，力圖與現成的制度達成妥協。在這種妥協中，它們丟棄了原則卻保存了組織，使非國教傳統得以傳留下來。“這些教派在決意耐心地忍受‘現世之苦，”放棄其取得‘政府統治權’的希望時，卻也能夠把政治上的無所作為與一種蟄伏的激進主義結合起來，……一旦遇到比較合適的環境，它就會再次燃燒成燎原之火”。這樣，非國教的思想與組織傳統成為19世紀工人反抗鬥爭的一個深刻的歷史根源。

第二種傳統是人民民眾自發而無組織的反抗行為，主要表現為民眾暴動、搶糧風潮、滋事騷亂等等。整個18世紀，這種人民的“直接行動”始終不斷，儘管它無組織、混亂、渙散，而且時常表現為漫無目標，但“在每次這種形式的大眾直接行動的背後，我們都能發現某些具有合法性的權利概念”。英國人民始終認為他們的權益是受到習慣的保護的，認為自己有權採取直接的行動匡正社會時弊、維護“道德經濟學”，這為日後工人的鬥爭提供了歷史依據。

第三種傳統是英國人對“生而自由”的強烈認同以及作為“生而自由的英國人”的強烈自豪感。從17世紀革命時的平等派開始，經過18世紀的許多人民運動（戈登暴動、威爾克斯事件等）和許多貧民思想家（戈德溫、斯彭斯等）的填補鍛造，到潘恩那裡終於發展為集大成。湯普森對潘恩的《人權論》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它在形成工人階級意識方面起了無與倫比的作用。“《人權論》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奠基之作”，它和班揚的《天路歷程》一起，是英國工人的啟蒙教科書。”

第四種傳統就是法國大革命所激發的英國“雅各賓傳統”。法國革命在英國造成深刻影響，培養了人民的平等共和意識。下層勞動者第一次感到自己有權參加國家的治理，因而引發出工人民眾的激進運動。這種激進主義傳統從18世紀90年代延續到19世紀中期，是構成工人階級“經歷”的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在法國大革命和英國民眾激進主義之問起橋樑作用的，是潘恩的《人權論》，因此《人權論》在激進主義運動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地位。

以上四種傳統就是英國工人階級在“形成”時從過去繼承下來的主要遺產。湯普森在探討英國工人運動的成因時，並沒有從理論到理論地進行某種教條式的演繹，他從英國歷史的實際出發，著手於英國的特殊性，體現了英國歷史學求實、實證的傳統。

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問題

書的第二部分“從主觀因素轉向客觀因素，即工業革命時期不同工人集團的親身經歷”。

這裡所說的“經歷”包括以下這些方面：工資、物價、生活水平、勞動條件和勞動紀律、宗教與道德、休閒與娛樂、婦女與兒童、工會與互助會組織等等。所有這些內容，都最能體現“社會史”的研究範疇，湯普森自稱是“社會史學家”，這在書中的這個部分最能充分地表現出來。

這一部分涉及到英國史學界長期爭論的最重大問題之一——生活水平問題。還在工業革命正在進行的時候，關於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問題就已經引起同時代人的爭論。恩格斯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引用官方各種資料說明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急劇下降。亨利·梅休在英國各地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結果寫成致《晨報》編輯部的82封信，也充分揭示了工人民眾遭受的苦難。19世紀下半期，許多中等階級人道主義者繼續這種社會調查，證明在當時這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中，貧困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這使費邊社會主義者對工業革命中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問題持一種“悲觀”的態度；哈蒙德夫婦也支持這種立場。但“樂觀”派也大有人在，尤爾牧師1835年寫的《工業哲學》是系統地闡述“樂觀派”觀點的最早一本著作，在以後幾十年中，為這種觀點辯護的人不斷出現。20世紀初哈蒙德夫婦的“勞工三部曲”出版後，在生活水平問題上受到克拉潘的《現代英國經濟史》的猛烈批判，這本書用大量統計數字得出一個“平均”的工人生活水平的曲線圖，用以表明工人階級的實際購買力提高了，因此其生活水平也不斷提高。“樂觀派”的觀點在30年代占上風；到50年代，馬克思主義者重新在這個問題上發起進攻，而“樂觀派”則堅守陣地，一直論戰到60年代初。就在這時，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出版了，為“悲觀派”提供了強大的生力軍。

湯普森認為：“平均”的生活水平是沒有意義的，“平均”只說明抽象的工人，而每一個具體的工人，那些受苦受難、饑寒交迫的手織工、織襪工、剪絨工等等，他們的痛苦就被悄悄地埋沒在這個“平均”水平之下，他們的苦難也就被完全掩飾了。他因此分門別類地逐一敘述各個工人集團在工業革命時期的生活狀況，表明受工業革命影響最大的這些人，如何落到了貧困的深淵。除此之外，湯普森還指出：單純的“量”不足以說明生活水平，“質”的因素必須考慮，而且也許更重要：即便某些工人在實際收入方面確實有所提高，但他們喪失了對自己勞動的控制權，喪失了“獨立”，喪失了娛樂和休閒，喪失了與家人團聚在一起的天倫之樂，他們必須服從嚴格的勞動紀律，成為生產與機器所控制的僕人。這些代價，是補償不了物質生活的某些改進的。湯普森以他“生活水平的質”的概念投入論戰，使生活水平問題向更廣闊的方向發展。

與此同時，湯普森還討論了衛斯理宗對工人運動的影響。衛斯理宗是18世紀中葉由國教內部產生的一個新教派，它重視在勞動人民中傳播“福音”，引起下層人民狂熱的“宗教復興”。湯普森認為，衛斯理宗一方面改造了勞動人民桀驁不馴的性格，使他們成為有自制能力的新人，從而為即將到來的工業革命培養了第一代懂得服從和遵守紀律的工人。但另一方面，衛斯理宗為工業革命時在現實中總是遭受挫折（包括反抗鬥爭中失敗）的工人提供了精神上的避難所，因為“強調來世的任何宗教都是失敗者和失望者的千年王國”。衛斯理宗由於不肯拋棄任何一個“被遺棄的人”，堅持在普通勞動人民中傳播上帝的聲音，因此得到勞動者的擁護，使他們在宗教中尋找到一絲慰藉。勞動者在衛斯理宗的小組討論會、民眾性的露天布道、野營傳教活動以及擔任地區及班組負責人和俗人傳教士的工作中找到了自身的價值，從而為形成某種“覺悟”創造了條件。而且，所有這些形式又都為日後的工人運動提供了現成的借鑑，使他們獲得了組織工作的經驗。湯普森沒有對衛斯理宗這樣一劑“宗教鴉片”作簡單了事的判決，而是從生活在那個時代的受苦人的角度來解答這樣一個問題，即“衛斯理宗為什麼能夠成功地發揮既作為剝削者的宗教又作為被剝削者的宗教這樣雙重的作用”。

工人階級政治史

書的第三部分題為“工人階級的存在”，實際上是寫19世紀最初30年代工人階級的政治史，“從盧德運動開始，到拿破崙戰爭結束時那些呵歌可泣的年代。最後，還對19世紀20和30年代的政治理論和階級覺悟的某些方面進行探討”。在這一部分中，作者滿懷深情地描述了工人階級有組織反抗的經歷，在他的筆下，被統治者長期認定是“叛逆”、“罪犯”的工人運動領袖都還了歷史的本來面目，而成為在本階級解放事業中英勇獻身的大無畏英雄。作者的同情心躍然落於紙上，他對工人階級的每一種反抗形式都給予同情的評價，而不管它看起來是如何“原始”、如何魯莽甚至不合情理。他認為那些就是英國工人在工業革命時期的主要經歷，都導致工人階級的最終“形成”、他不願站在後人的高度上來指責前人的“幼稚”，他只願依照他筆下那些人物的立場去理解他們那個時代。這種歷史主義觀點使他對“英國傳統”充滿了感情。

這一部分提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即英國工人是否有革命暴力的傳統。哈蒙德夫婦否認這種傳統，他們把19世紀最初二十年中一再出現的革命密謀乃至真實發生的武裝起義都說成是托利黨政府派遣的奸細人為造成的結果，其目的是為托利黨的高壓政策編造合理性，從而鞏固托利黨一黨的統治。湯普森嘲笑這種說法，說政府派出數十萬軍隊，疲於奔命，風聲鶴唳，結果只是為捕捉連政府自己都不相信的暴動神話，這在一個有健全頭腦的人，是不可想像的。儘管如此，哈蒙德夫婦的說法卻在史學界流行了幾十年。湯普森詳細追述了英國工人運動中每一次暴力活動的痕跡，他試圖要做的，就是徹底糾正哈蒙德夫婦在黨派偏見驅使下造成的歷史扭曲。

最後應該說明，湯普森決不認為英國工人在工業革命時期的反抗鬥爭僅僅是對生活條件惡化作出的反應，而哈蒙德夫婦、費邊社知識分子乃至英共黨員作家都曾作出過這種解釋。湯普森強調傳統、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形式的重要性，強調非經濟方面在階級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強調階級在客觀因素的作用下被形成時又主觀地形成自己的過程。

藝術特色

作品內容全涉及下層人民生活，但湯普森用優美的文筆，將普通老百姓的思想感情與舉手投足表現得淋漓盡致，讓人們讀後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工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了解得如痴如醉，歷歷在目。文中充滿了對工人民眾的深厚感情，對他們的成功充滿了讚譽，對他們的失敗充滿了惋惜，對他們的缺陷充滿了諒解，對他們的未來充滿了期盼。

不足之處

儘管湯普森本人聲稱自己要突破當時結構化理論的束縛，但湯普森在對工人階級形成的論述中，實際上也暗含了結構化的觀點。湯普森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但他自己卻也暗含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理論觀點。在具體分析中，他強調的是生產關係決定階級意識，但他在二者之間用階級經歷提供了歷史調和。

作品影響

儘管湯普森沒有明確表達他的理論主張，但他在豐富的歷史事實記載中實現了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兩大突破，這也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兩大理論貢獻。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開創了研究工人階級形成的新局面，為後來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啟發與借鑑。它的理論貢獻是無可置疑的。該書至今還被西方許多大學奉為政治史、勞工史、社會史和現代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經典之作。

由於作品內容廣泛，特點鮮明，因此自該書出版之後，就一再受到各方關注，贊同和反對的意見層出不窮，形成經久不衰的史學大辯論。這本書已成了這一時期英國社會史和勞工史的經典之作，是創學派的開山之舉。三十多年中，圍繞著湯普森提出的許多問題，英國史學界展開了持久的討論，引發出一大批專門著作，其中有一些已經產生很大影響，形成一個明顯的學術派別。即使是反對湯普森的人，無論是從“左”的還是從右的方面反對，他們也都不得不在湯普森提出的問題範圍內發難，以求攻其一點。湯普森的這本書，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將仍然發揮巨大的影響。它的影響甚至已經超越英國歷史的範圍了，它提出了全世界（至少是歐洲）早期工人運動史上許多帶普遍性的問題，還有工業化時期許多國家都會產生的某些問題，因此它的理論框架甚至可適用於英國以外的國家。由此，《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取得了國際聲譽。

作品評價

《泰晤士報》：“（《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幫助人們重新想起工人階級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表現出的苦惱、英雄事跡和理想追求，凡是對英國人民的歷史進程感興趣的人，都不可不讀這本書。”

《聽眾信箱》雜誌：“這是一部生氣勃勃、有很高價值的歷史著作，其中許多鮮明的觀點，對當代眾多的正統觀點提出了重大的挑戰。”

《書評》雜誌說：“這本書之所以引起爭論，其原因也許僅僅是：許多人已經忘記攝政王時期和維多利亞女王早期英國局勢有多么危險了，自哈蒙德夫婦的經典著作出現以來，這是研究那一時期最重要的一本專著。”

《論壇報》：“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

《紐約書評》：“一部有絕對權威性、經久而重要的著作”。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不僅是一部史學經典，也是一部文學名著。

英國社會學家威廉·塞威爾：對於整個年輕一代歷史學家來說，讀了湯普森的著作，整個工人階級歷史的研究視野突然之間開闊了，《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為整個工人階級歷史研究範疇帶來了革命性的突破。

作者簡介

愛德華·湯普森（ Edward Palmer Thompson，1924-1993年），英國歷史學家，生於英國一個自由派知識分子家庭，在劍橋大學學習文學，後改學歷史，並加入了英國共產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他參軍在義大利和法國作戰。戰後他重返劍橋讀書，其間還曾以志願者的身份去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修建鐵路，這些經歷對他理解普通勞動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很有幫助。在劍橋大學，湯普森遇到了他後來的妻子、英共黨員、伯明罕大學歷史學家和講師多蘿茜。1956年匈牙利事件後，他同許多英共黨員退出了英共。退黨並不意味著湯普森拒絕整體上的共產主義運動，他仍自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共產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