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學術成就,治學原則,
人物生平
1944年，大學畢業，考入中央大學研究院哲學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先後師從著名哲學家宗白華、陳康、方東美、熊偉等學習，畢業後留校執教。曾以陸夷、辛白等筆名在重慶《國民公報》文學副刊《文群》、《新蜀道》文學副刊《蜀道》發表許多散文和雜文；在重慶《時事新報》學術副刊《學燈》，抗戰後上海的《大公報》學術副刊《現代思潮》上發表若干學術論文。
1949年後，先後任教於南京大學、北京大學。
1956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成立，先生加入，直至病逝。1961年，外國哲學史教研室成立，先生為首任教研室主任，對本科教學、研究生培養、學科建設、教材建設、教研室建設等方面，貢獻巨大。1988年，獲吳玉章優秀教學獎，1991年，獲首都勞動獎章。
學術成就
先生從1950年代起即開始指導西方哲學專業研究生。1978年以後，把科研重點、研究生培養方向集中於希臘哲學，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碩士生、博士生。他通古希臘語、英語、德語、俄語，粗通拉丁語，廣泛深入研讀原文原著的基礎上，研究希臘哲學、德國哲學、俄國哲學、現代西方哲學，寫出專著和論文。。
先生晚年，對古人“我注六經”的方式發生濃厚興趣，以札記形式思考西方哲人的思想，完成《〈尼各馬可倫理學〉札記》和《〈形上學〉箋注》。
翻譯被視為外國哲學研究的基本功。先生強調翻譯對於西方哲學研究的重要性。研究者不僅要能夠用原文讀懂外國哲學家的著作，而且還要善於用自己的母語把它準確地表達出來。先生把翻譯戲稱為“教外國哲學家說中國話”。他常以唐高宗稱讚玄奘的對句“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暗而恆明”來自勉。
作為翻譯家，先生積數十年翻譯實踐，提出自己獨特的翻譯原則：
一，“確切”，即要忠實地、完整地傳達原作者當時的本意。
二，“簡潔”，即在翻譯時不隨意對原文加字衍句，嚴禁任己意去鋪陳。
三，“清通可讀”，即要能為現代讀者準確無誤地把握。
四，“歷史感”，即對一些關鍵性的術語，一定要考慮到它的詞源學淵源和思想家使用時的特殊語境，不可僅僅從其現代詞義出發簡單翻譯。
治學原則
在漫長學術生涯中，先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觀、治學原則。
哲學觀
先生認為，哲學史既是哲學理論的總匯，又是思維活動的歷史展示。哲學史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理論命題和公式，二是對這些命題進行思維和論證的過程。所以，考察哲學史必須既從理論觀點又從歷史觀點出發，不可偏廢。他把哲學史看成是千百年智慧積疊的山嶺，每一哲學形態都是其中一座獨秀的高峰，對於人來說，它是一座瞭望塔、觀景台，人們可以憑藉它高瞻遠矚，而不可以把它當成工具箱，指望從中直接找出現成可用的東西。另一方面，哲學又是對智慧的無盡追求。這種追求很可能最終是沒有結果，但在追求的過程中卻鍛鍊了人們的思維能力。
治學原則
在如何治思想史的問題上，先生主張：
首先，做學問切忌為稻粱謀。在他看來，哲學不是實用的、具體的知識，而是對智慧的愛，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大智慧。人們可以在哲學研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開拓自己的胸懷，但不要指望從中獲得高官厚祿。
其次，研究思想史要“人我分清”，不能借著被研究者的觀點講自己的觀點。對學界一些人沒弄懂材料就大講特講一通不著邊際的套話，先生明確反對。他認為，哲學史的研究必須以材料為根本。所謂材料，也就是哲學論證的過程。一個哲學家所作出的結論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的觀點如何被論證。研究者一定要把別人的哲學觀點及其論證過程理清楚。研究者甚至用不著說什麼話，要讓材料自己說話，材料組織好了就是好文章。
再次，做學問必須嚴謹。先生有個近乎苛刻的觀念：治思想史者，功力的積累是非常重要的。因此，50歲之前都只能是打基礎。在這個階段，要“多讀、多想、少寫”。所謂“多讀、多想”，是哲學史專業的特點所決定的。“少寫”的原則，容易引起誤解。其實，先生指的是不要急於為發表文章而發表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少寫不是不寫，而是要下筆慎重。凡論著必反覆琢磨、三易其稿。
最後，治西方哲學必須置外文於首位。通過譯本可以大略知道一個哲人的思想，但要研究則不能僅僅以譯本為依據，不懂哲學家的原文就不要寫關於他的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