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論

花生論，出自廣東省糧食局原副局長駱裕根的一句話，駱裕根在利用公權讓企業吃虧時說出了“我們給了他一大筐花生，現在就拿回一兩個，他居然也不願意”的話，刷新了貪官“雷語詞典”，成為2016年反腐新熱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花生論

由來

2016年3月，廣東省高院披露了一份判決書，廣東省糧食局原副局長駱裕根（曾任廣東梅縣縣委書記）受賄、濫用職權一案，已終審獲刑12年。在一宗土地交易過程中，駱裕根及時任廣東省財政廳工貿處處長危金峰（後任省財政廳副廳長）利用公權力，讓企業吃了啞巴虧。在得知華銀集團董事長陳某不願意做這筆賠本買賣時，駱裕根很生氣地說，“我們給了他一大筐花生，現在就拿回一兩個，他居然也不願意”。

評論

駱裕根的“花生論”說得既形象又“經典”，但卻使貪官曲扭的心理暴露無遺。

首先是以恩賜者自居心理。本來，政府以招拍掛的方式出賣土地，以招投標的形式讓企業獲得工程項目，完全屬於市場交易行為，儘管企業可以從中獲取可觀的利潤，但並非是政府的一種恩賜。駱裕根稱“我們給了他一大筐花生”，顯然是以恩人自居，頗為荒謬。

其次是從企業獲得好處理所當然心理。駱裕根把“拿回一兩個（花生）”，看作很正常。這正如一些貪官被查後在懺悔書中所說的那樣，“當時收錢時曾認為，我讓老闆獲得項目賺了那么多錢，孝敬我一點還不應該嗎？”

此外是把原則不當回事兒心理。官員的頭腦里一旦充斥人情和金錢，黨性原則、是非曲直便丟到了腦後。本來，危金峰作為公職人員，成立公司、倒賣土地是違法違紀行為，作為縣委書記的駱裕根，非但不抵制，反而為其大開綠燈。結果，在駱裕根的干預下，華銀集團以650.7萬元的低價將華銀新區1+2地塊轉讓給危金峰的新都公司，而那幅土地當時的市場實際價格為1673.464萬元，造成華銀集團經濟損失1022.764萬元。此後，危金峰又以人民幣2300萬元的價格出讓，空手套白狼獲利1600多萬元，駱裕根則從危金峰那裡得到50萬元的“好處費”。由此看來，駱裕根的“花生論”，說到底還是為自己謀取非法之財尋找理論根據。

駱裕根的“花生論”儘管十分荒謬，但也不乏捧場者。為了讓華銀集團董事長陳某將現有土地分一塊賣給危金峰，駱裕根指派梅縣副縣長溫某和國土局局長謝某做陳某的工作，陳某對此很生氣，溫某於是做他的工作說，“書記的話一定要聽”。顯然，無論那位溫副縣長也好，還是那位謝局長也好，對駱裕根言聽計從，大概主要是畏懼“一把手”的權力，但可能同樣對“花生論”表示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