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致我們的時代系列:非常魏道
- 出版社：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頁數：303頁
- 開本：32
- 品牌：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 作者：魏劍美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436994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致我們的時代系列:非常魏道》是當代作家魏劍美先生的一本雜文集。在內容上分為四輯：第一輯為“非常魏道”，針對交友、婚姻、飯局、球迷、表演等作了不同角度的解讀；第二輯“邊緣思想”對良心、自由、成功、人生意義等抽象的問題進行了具體獨到的解剖；第三輯“人生鏡像”和第四輯“另眼人生”對看病、娛樂、尊嚴及寫部落格、享樂、借錢、出名、友善、幸福、邏輯等話題進行了戲劇性的描摹。
作者簡介
1971年出生於湖南永州。多家報刊專欄作家，尤以尖銳幽默的雜文、隨筆見長，出版有雜文隨筆集《醉與醒的邊緣》、《下跪的舌頭》、《不要和陌生狗說話》。另有暢銷長篇小說《步步為局》、《做秀》、《空城》等。現為湖南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中國作協會員，湖南省作協理事。
媒體推薦
這些文章的筆勢大氣酣暢，遊刃於歷史、社會、情感的縱深，機巧、犀利、深刻，有獨特的文藝審美價值。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陳忠實
雜文是菜里的胡椒，辣是有點辣，但比不上朝天椒。只要不神經過敏。臼日見神見鬼，食過，開胃。三人的隨筆雜文，風格各異，有的深沉。有的飄逸，有的幽默，有的不正經。但都是有益健康的胡椒，讀者在享用文學大餐之餘，不妨用一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鳴
這些年來，我每年編選《中國雜文年選》，湘辣三人幫皆我必寓目的，魏劍美筆鋒如劍，周湘華筆枝如華，劉誠龍筆走游龍。唐朝司空圖將詩歌按風格分為二十四品，若將當代雜文分為二十四品的話，湘辣三人幫是必然各居其中一品的。
南方周末高級編輯著名雜文作家鄢烈山
無論是劍走偏鋒的魏劍美，單刀直入的周湘華，還是招式多變的劉誠龍，他們都是這個時代最為需要的“鋒語者”和“辣語者”。庸常的人生中，看看思想的刀光劍影，平淡的菜餚里，加道提神醒腦的勁辣，不能不說是一種別樣的風昧，別樣的體驗，別樣的感悟。
自由作家野夫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陳忠實
雜文是菜里的胡椒，辣是有點辣，但比不上朝天椒。只要不神經過敏。臼日見神見鬼，食過，開胃。三人的隨筆雜文，風格各異，有的深沉。有的飄逸，有的幽默，有的不正經。但都是有益健康的胡椒，讀者在享用文學大餐之餘，不妨用一點。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著名作家張鳴
這些年來，我每年編選《中國雜文年選》，湘辣三人幫皆我必寓目的，魏劍美筆鋒如劍，周湘華筆枝如華，劉誠龍筆走游龍。唐朝司空圖將詩歌按風格分為二十四品，若將當代雜文分為二十四品的話，湘辣三人幫是必然各居其中一品的。
南方周末高級編輯著名雜文作家鄢烈山
無論是劍走偏鋒的魏劍美，單刀直入的周湘華，還是招式多變的劉誠龍，他們都是這個時代最為需要的“鋒語者”和“辣語者”。庸常的人生中，看看思想的刀光劍影，平淡的菜餚里，加道提神醒腦的勁辣，不能不說是一種別樣的風昧，別樣的體驗，別樣的感悟。
自由作家野夫
圖書目錄
總序
自序雜文精神既是外諷更是內省
第一輯 非常魏道
做騙子要厚道
一頭豬的幸福
對屁股同志的評價問題
你是誰？
朝聞盜夕死可矣
我愛偽君子
美女猛如虎
土匪的公平
反動派
會議撒尿學
我該感謝誰
老魏的馬屁生涯
看球是件犯賤的事
婚姻是場持久戰
朋友這筆財富
官場邏輯 學
飯局上的演出
扯淡是件技術活
素描官人
沒啥也別沒車
堅決反對官員財產公示
小老百姓幸福多
魔鬼夜訪魏劍美先生
以德治鳥
我也來個答記者問
簽名售書這碼事
人民需要好演員
假如我一夜暴富
第二輯 邊緣思想
中國，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另一種毒害
良心是件奢侈品
若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孫悟空的信徒
有誰在乎拳頭下的蟻民？
被綁架的“人生意義”
鄙視的就是你
“替壞人說話”的意義
遠離成功學
資源化生存
莊子的道德圈套
意淫式愛國主義
所喜本性是書生
愛國何以成賊？
最缺的是“愛人主義”教育
憑什麼要我讓道
再論自由
真理的敵人是什麼
“老師”是一個稱呼
愚弱的根源在哪裡？
高貴是一種超越
第三輯 混世傳奇
來了一群幫忙的
一個牙痛患者是怎樣破產的
好棋
關於吃飯的社會輿論
局長的猴兄弟
答案是王八
借錢
張三狗的鼓掌人生
老王失算了
“人民教師”劉三德的悲喜人生
打劫
心態
關於我的一次新聞炒作
我的素質之旅
老余的大佬生涯
對張三摔掉一顆門牙的熱烈祝賀
一個娛樂明星的誕生
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打錯了
誰說大學生就業難？
關係王
阿Q的幸福生活
人生鏡像
警察的眼淚
無望的獵手
寬容的深度
並非偶然
底層的尊嚴
教授外傳
局長寫部落格
真正的牛人
同學
第四輯 另眼人生
及時行樂又如何
老魏的另類活法
純潔的力量
請你鄙視我
讓我愧疚的母親節
借書與借錢
出名出在名片上
和騙子逗個樂
免費的陽光
我時代，他時代
何爹
友善的目光
最不浪漫的事
狗邏輯
嫁人要嫁武大郎
牙和愛情不可自拔
“偽小人”時代
愛恨皆文人
火星近，隔壁遠
標籤人生
不快樂的“快生活”
浪漫主義的“新聞眼”
在別人的隱私中狂歡
一個官場失意者的酒後瘋話
代後記
從醜惡者身上發現自己的醜惡
從卑賤者身上醒悟自己的卑賤——魏劍美夏昕對談錄
自序雜文精神既是外諷更是內省
第一輯 非常魏道
做騙子要厚道
一頭豬的幸福
對屁股同志的評價問題
你是誰？
朝聞盜夕死可矣
我愛偽君子
美女猛如虎
土匪的公平
反動派
會議撒尿學
我該感謝誰
老魏的馬屁生涯
看球是件犯賤的事
婚姻是場持久戰
朋友這筆財富
官場邏輯 學
飯局上的演出
扯淡是件技術活
素描官人
沒啥也別沒車
堅決反對官員財產公示
小老百姓幸福多
魔鬼夜訪魏劍美先生
以德治鳥
我也來個答記者問
簽名售書這碼事
人民需要好演員
假如我一夜暴富
第二輯 邊緣思想
中國，我能為你做些什麼
另一種毒害
良心是件奢侈品
若批評無自由，則讚美無意義
孫悟空的信徒
有誰在乎拳頭下的蟻民？
被綁架的“人生意義”
鄙視的就是你
“替壞人說話”的意義
遠離成功學
資源化生存
莊子的道德圈套
意淫式愛國主義
所喜本性是書生
愛國何以成賊？
最缺的是“愛人主義”教育
憑什麼要我讓道
再論自由
真理的敵人是什麼
“老師”是一個稱呼
愚弱的根源在哪裡？
高貴是一種超越
第三輯 混世傳奇
來了一群幫忙的
一個牙痛患者是怎樣破產的
好棋
關於吃飯的社會輿論
局長的猴兄弟
答案是王八
借錢
張三狗的鼓掌人生
老王失算了
“人民教師”劉三德的悲喜人生
打劫
心態
關於我的一次新聞炒作
我的素質之旅
老余的大佬生涯
對張三摔掉一顆門牙的熱烈祝賀
一個娛樂明星的誕生
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
打錯了
誰說大學生就業難？
關係王
阿Q的幸福生活
人生鏡像
警察的眼淚
無望的獵手
寬容的深度
並非偶然
底層的尊嚴
教授外傳
局長寫部落格
真正的牛人
同學
第四輯 另眼人生
及時行樂又如何
老魏的另類活法
純潔的力量
請你鄙視我
讓我愧疚的母親節
借書與借錢
出名出在名片上
和騙子逗個樂
免費的陽光
我時代，他時代
何爹
友善的目光
最不浪漫的事
狗邏輯
嫁人要嫁武大郎
牙和愛情不可自拔
“偽小人”時代
愛恨皆文人
火星近，隔壁遠
標籤人生
不快樂的“快生活”
浪漫主義的“新聞眼”
在別人的隱私中狂歡
一個官場失意者的酒後瘋話
代後記
從醜惡者身上發現自己的醜惡
從卑賤者身上醒悟自己的卑賤——魏劍美夏昕對談錄
後記
夏昕：眾所周知，文學在中國一度是核心話題之一，一個作家往往同時是道德宣講者、時勢教育家、文化象徵物。但近些年來似乎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讓作家回歸體制之外、江湖之野。對此你如何看待？
魏劍美：將作家“養”起來或者“供”起來是特殊年代的宣傳策略和統戰策略，是鬥爭思維下的產物。它肯定不適應當今時代的發展，也妨礙著文學的發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話，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上還沒有圈養作家成功的經驗。所有公認的偉大作品都是“野生”的。一些人要問，“這就奇怪了，莫非作家都是賤脾氣，有了穩定的生活保障和政治待遇反而寫不出好作品了？”事實上這絲毫不奇怪，好的文學一定出於本性、超越利害，也就是說文學只有保持在愛好的層面、出於自由的靈魂才有它強烈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如果下筆之先滿腦子都是要回響什麼迎合什麼取悅什麼，怎么可能有趣味和生機？
夏昕：而身為作家的一些人（比如韓寒）也極力鼓吹應將文學與賽車、烹飪、駕駛、修理甚至美容美髮等技藝等同起來。
魏劍美：儘管我並不認為作家有任何需要特別尊重之處，對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作家我歷來並無好感，但我也並不同意將文學等同於技藝、手藝，因為文學和任何其他的手藝或者藝術門類、科學技術都不同的地方是，它不僅傳承人類文明，更創造一種精神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它使我們在現實生活之外，還擁有內在的一種生活可能。動物也有它們的藝術方式，比如舞蹈，比如鳴唱，比如裝飾，但它們卻不可能有文學。將文學貶低為技藝其實就是將有著高尚豐富精神生活的人類降格為動物。當然，肯定有人會說，“動物怎么了？動物身上的很多美德我們還沒有呢？人類才是最自私最殘忍最無知最具破壞性的動物。”誠然，在一定語境下這樣來評價人類也未嘗沒有道理，但是我們要知道，發出這樣質疑與批判聲音的恰恰是人類自己。就像有人評價的那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不犯錯誤，而是懂得不斷地改正錯誤和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夏昕：從王朔開始，“解構崇高”、“嘲笑神聖”就成為潮流之一，恰恰迎合了公眾對偽崇高、偽神聖的嫌惡拒棄心理。文學事業雖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作家個體似乎應該更多的自我反省，自我追問。魯迅先生說：“在解剖他人的同時更在無情地解剖我自己。”而現在不少體制內作家似乎更樂意美化自我和時代，乃至於有某知名作家在海外演講時宣稱自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魏劍美：雖然我高度肯定文學的人類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但從個體的意義來說，文學應該是精神的自慰，是一種自我釋放，也是感知自我的一種方式。不知道為什麼，隨著年齡的增大和閱歷的增多，我越來越喜歡與自我對話，也越來越不在意物質化的和功利化的評價標準，就精神生活而言，我們是很難區分高低貴賤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正當的前提之下，每個人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和幻想。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也許受到太多的限制，但幻想卻是隨心所欲的，所以也有人說“文學就是白日夢”，“文學是對不完美現實的完美補充”。
夏昕：從寫作這個層面上來說，雜文作家似乎有些另類，因為他們的“白日夢”並不局限於自身，往往還映照他人。
魏劍美：像我們這樣出身於社會底層者，寫作其實更多是一種情感本能。在等級社會裡，你我從小都見慣了權勢者的威風，對於外部世界其實是充滿畏懼的。而當知識和理性的光輝映照入我們的內心，我們就止不住要進行由近至遠的追問。直至今天，我仍然常常痛苦地思考：難道我們的社會秩序就建立在權勢和官位的劃分上？
我寫雜文其實和你寫官場小說《陽謀為上》一樣，探尋的都是社會規則的扭曲、社會價值的錯位所導致的人性的扭曲，尤論是飛揚跋扈的權勢者，還是委曲求全的卑微者，都在承擔著人性悲劇的角色。相較於小說通過人物刻畫來表達社會思考而言，雜文更需要單刀直入，也更需要思想資源，更需要反躬自省的真誠與勇毅。
夏昕：說到官場小說，各界褒貶不一。尤其是對揭黑式的和“官場成功指南”式的官場小說。我在創作《陽謀為上》時，就決定不寫那種揭秘式的官場小說。我是將它當作純文學作品來寫的，我試著用一種悲涼的敘述來展望人性的溫暖，用一種殘忍的筆觸來展望美麗的希望。我意在寫人性，寫靈魂，寫良心。
魏劍美：很多火爆的此類小說，不僅思想資源極為匱乏，熱衷於通過批判“少數腐敗官員”來達到謳歌“大多數勤政愛民的優秀領導幹部”和“這個偉大時代”的主旋律意旨，嚴重偏離生活與現實的真實軌道，而且就是在最基本的文字錘鍊上也極為粗糙。但事情怪就怪在這裡，偏偏就是此類貨色可以頻頻拋頭露面。還改編為電影電視火爆熱映。“某某書記”、“某某市長”、“人大主任”、“公安局長”出場無不正氣浩然，一舉手一投足，差不多和樣板戲中的主角有得一比。此類小說的套路其實非常簡單，一些名家大腕已經玩得滾瓜爛熟，那就是先著力刻畫現實中的某些腐敗情景，滿足老百姓對黑暗現實的痛恨心理，然後一臉正氣的正面主角出場，與“極少數腐敗分子”中的某個或某些代表明爭暗鬥，最後天理昭昭，正義戰勝邪惡，再一次證明上級領導一以貫之的偉大光榮正確。此間他們也會寫好官們的委屈、伸張正義的艱難，但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在更高級別的清官的支持下，取得“人民戰爭”的徹底勝利。當然，我並不懷疑也許有類似的某些生活版本，但這樣的描寫與刻畫是不是符合官場生活的普遍邏輯呢？難道我們面對的“官場迷局”其解決之道竟然就是官場規律本身？在作家自身都無法擺脫“救世主情結”的情況下，其作品又有多少匡扶正氣、引領文明理念進步的意義？
夏昕：作為以反映時代、表現生活為己任的作家，在時代的陣痛和現實的矛盾面前閉上眼睛固然可恥，但如果一味睜著一雙詩意的、浪漫主義的眼睛，則不僅無恥，更是貽害！
魏劍美：某些批評家還為這樣的“歌德派”文人大唱讚歌，說“寫不好主旋律的作家絕不是真正的作家”。我就是因為發表了一篇《不跪著寫作》的文章，而招來湖南某博士的冷嘲熱諷，說不向權力低頭其實就是向金錢低頭。他的理由是我的雜文和小說以對抗權力的姿態來取悅讀者，其實就是追求賣點。
夏昕：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自從辯證法在中國被政治強人們庸俗化運用之後，講道理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不是人家不講道理，而是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講法。你說文學應該忠於內心和靈魂，他說文學應該忠於這個那個偉大的政策和任務。你說有個指頭受傷了，他說你心理陰暗怎么不看到完好的那九個指頭。
魏劍美：就雜文這種文體來說，最重要的一是戰鬥精神，二是趣味表達。但是這兩者也是最容易被異化的，“戰鬥精神”經常被用來作為對異己的撻伐甚至是蠻不講理的指責和謾罵，“趣味表達”則被等同為膚淺的戲謔和調侃。這正是我對當代雜文和雜文標準的最大憂慮。我們必須明確“戰鬥精神”是為什麼而戰鬥，要捍衛什麼和鞭撻什麼，雜文作者的主體精神姿態必須是明確而清醒的。時代演進到21世紀的今天，現代公民的權利與尊嚴、人的發展要求、社會的公平與進步這些應該是最基本的判斷前提，是雜文這種文體應有的題中之意，但遺憾的是，就是在這些基本問題面前，很多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行文機趣而又洞見本質、批判有力的文字乃可稱為好的雜文，也許我們暫時沒有很多這樣的雜文和雜文家，但至少我們要知道這個標準，嚮往這個標準，靠近這個標準。
夏昕：在所有的文體中，雜文要算是最尷尬的一種：既要求得生存空間，又要受制市場要素。也就是說它不但需要擺脫“惹是生非”的嫌疑，還要迎合時尚化、快餐化、世俗化的要求，於是只有在夾縫中畸形生長，其結果倒催生了大量的“偽雜文”和“偽雜文家”——在我看來，當下不少所謂的雜文和雜文家其主體姿態不是師承魯迅的獨立批判精神，而是變相的歌功頌德和無聊雜耍。
魏劍美：魯迅是個完全不合時宜的人，因為他骨子有一種不買賬、不苟且、不迎合的脾性。他之所以一度被抬上神壇，是因為他已經去世，沒有了現實的危險性，還正好可以用來作為劈頭蓋臉打人的棍子。毛澤東不就給出了“假如魯迅還活著”的答案嗎，一是顧大局識大體不再寫了，二是還要寫，那就到監獄裡去寫。事實上這兩種可能都不會發生，以魯迅的脾性他不可能不寫，而進了監獄也不可能再允許他寫。到今天，中國小教材中大量刪減魯迅作品是完全符合維穩思維的，因為他的作品越看越像是為當下所寫的。一個徹底的獨立者，無論曾經被怎樣扭曲地運用，他永遠有著逼視現實和人性的巨大力量。
夏昕：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市場上最火的基本上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雜文作者，而是韓寒、陳丹青、易中天、梁文道這一類具有娛樂身份和娛樂背景的人物。雖然他們中間有的人從文筆到思想確實也有一定水準，但總體上來說，肯定不是我們這個最優秀的作家和思想者。易中天在成名之前，曾經出版過一本雜文集叫《你好，偉哥》，儘管書名媚俗到如此地步，但仍然無人問津。而一俟他藉助央視成名，則無論寫什麼東西都追捧者如雲。可見中國讀者普遍都有跟著娛樂風尚走的特點。
魏劍美：別的跟著娛樂風尚走可以理解，讀書也跟著娛樂風尚走則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因為讀書本來就是一種獨立的精神活動，而娛樂永遠是淺層次的。最奇怪的是，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走紅之後，其劇本立馬出版就成為暢銷書。任何一個娛樂明星的出書，肯定都是數十萬的銷量，而一部沒有炒作噱頭的嚴肅作品，能賣上一兩萬冊都算是好成績了。怪不得有外國學者稱“中國已經進入一個低智商時代”。夏昕：在當下雜文界，你算是出道早的了。早在1997年你就在《雜文報》等多家報刊開闢專欄，當時你還只是一個26歲的在讀研究生，被稱為“懷俠肝義膽氣魄，寫痛快淋漓文章”。我記得你《下跪的舌頭》封面上有這樣一行文字——“在權勢面前，我看到太多下跪的東西：下跪的膝蓋，下跪的舌頭，下跪的思想。”你將解剖的匕首始終對準著人脆弱內心深處的奴性，這大約也是你雜文讓人震撼的地方吧！也因此有人說“女讀張愛玲，男讀魏劍美”。
魏劍美：我覺得自己寫雜文最重要的是有一顆不逃遁的心。永遠在現場，在醜陋的現場，在批判的現場，在承擔道義責任和良心追問的現場。我從不認為自己在道德或者別的方面具有某種優越感，我更習慣從醜惡者身上發現自己的醜惡，從卑賤者身上醒悟自己的卑賤。這或許就是我寫雜文的特點吧。
魏劍美：將作家“養”起來或者“供”起來是特殊年代的宣傳策略和統戰策略，是鬥爭思維下的產物。它肯定不適應當今時代的發展，也妨礙著文學的發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話，我們必須承認，世界上還沒有圈養作家成功的經驗。所有公認的偉大作品都是“野生”的。一些人要問，“這就奇怪了，莫非作家都是賤脾氣，有了穩定的生活保障和政治待遇反而寫不出好作品了？”事實上這絲毫不奇怪，好的文學一定出於本性、超越利害，也就是說文學只有保持在愛好的層面、出於自由的靈魂才有它強烈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如果下筆之先滿腦子都是要回響什麼迎合什麼取悅什麼，怎么可能有趣味和生機？
夏昕：而身為作家的一些人（比如韓寒）也極力鼓吹應將文學與賽車、烹飪、駕駛、修理甚至美容美髮等技藝等同起來。
魏劍美：儘管我並不認為作家有任何需要特別尊重之處，對那些自以為高人一等的作家我歷來並無好感，但我也並不同意將文學等同於技藝、手藝，因為文學和任何其他的手藝或者藝術門類、科學技術都不同的地方是，它不僅傳承人類文明，更創造一種精神生活方式，也就是說，它使我們在現實生活之外，還擁有內在的一種生活可能。動物也有它們的藝術方式，比如舞蹈，比如鳴唱，比如裝飾，但它們卻不可能有文學。將文學貶低為技藝其實就是將有著高尚豐富精神生活的人類降格為動物。當然，肯定有人會說，“動物怎么了？動物身上的很多美德我們還沒有呢？人類才是最自私最殘忍最無知最具破壞性的動物。”誠然，在一定語境下這樣來評價人類也未嘗沒有道理，但是我們要知道，發出這樣質疑與批判聲音的恰恰是人類自己。就像有人評價的那樣，一個偉大的民族不是不犯錯誤，而是懂得不斷地改正錯誤和從錯誤中吸取教訓。
夏昕：從王朔開始，“解構崇高”、“嘲笑神聖”就成為潮流之一，恰恰迎合了公眾對偽崇高、偽神聖的嫌惡拒棄心理。文學事業雖然有著重要的意義，但作家個體似乎應該更多的自我反省，自我追問。魯迅先生說：“在解剖他人的同時更在無情地解剖我自己。”而現在不少體制內作家似乎更樂意美化自我和時代，乃至於有某知名作家在海外演講時宣稱自由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魏劍美：雖然我高度肯定文學的人類學意義和社會學意義，但從個體的意義來說，文學應該是精神的自慰，是一種自我釋放，也是感知自我的一種方式。不知道為什麼，隨著年齡的增大和閱歷的增多，我越來越喜歡與自我對話，也越來越不在意物質化的和功利化的評價標準，就精神生活而言，我們是很難區分高低貴賤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正當的前提之下，每個人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和幻想。按自己的意願去生活也許受到太多的限制，但幻想卻是隨心所欲的，所以也有人說“文學就是白日夢”，“文學是對不完美現實的完美補充”。
夏昕：從寫作這個層面上來說，雜文作家似乎有些另類，因為他們的“白日夢”並不局限於自身，往往還映照他人。
魏劍美：像我們這樣出身於社會底層者，寫作其實更多是一種情感本能。在等級社會裡，你我從小都見慣了權勢者的威風，對於外部世界其實是充滿畏懼的。而當知識和理性的光輝映照入我們的內心，我們就止不住要進行由近至遠的追問。直至今天，我仍然常常痛苦地思考：難道我們的社會秩序就建立在權勢和官位的劃分上？
我寫雜文其實和你寫官場小說《陽謀為上》一樣，探尋的都是社會規則的扭曲、社會價值的錯位所導致的人性的扭曲，尤論是飛揚跋扈的權勢者，還是委曲求全的卑微者，都在承擔著人性悲劇的角色。相較於小說通過人物刻畫來表達社會思考而言，雜文更需要單刀直入，也更需要思想資源，更需要反躬自省的真誠與勇毅。
夏昕：說到官場小說，各界褒貶不一。尤其是對揭黑式的和“官場成功指南”式的官場小說。我在創作《陽謀為上》時，就決定不寫那種揭秘式的官場小說。我是將它當作純文學作品來寫的，我試著用一種悲涼的敘述來展望人性的溫暖，用一種殘忍的筆觸來展望美麗的希望。我意在寫人性，寫靈魂，寫良心。
魏劍美：很多火爆的此類小說，不僅思想資源極為匱乏，熱衷於通過批判“少數腐敗官員”來達到謳歌“大多數勤政愛民的優秀領導幹部”和“這個偉大時代”的主旋律意旨，嚴重偏離生活與現實的真實軌道，而且就是在最基本的文字錘鍊上也極為粗糙。但事情怪就怪在這裡，偏偏就是此類貨色可以頻頻拋頭露面。還改編為電影電視火爆熱映。“某某書記”、“某某市長”、“人大主任”、“公安局長”出場無不正氣浩然，一舉手一投足，差不多和樣板戲中的主角有得一比。此類小說的套路其實非常簡單，一些名家大腕已經玩得滾瓜爛熟，那就是先著力刻畫現實中的某些腐敗情景，滿足老百姓對黑暗現實的痛恨心理，然後一臉正氣的正面主角出場，與“極少數腐敗分子”中的某個或某些代表明爭暗鬥，最後天理昭昭，正義戰勝邪惡，再一次證明上級領導一以貫之的偉大光榮正確。此間他們也會寫好官們的委屈、伸張正義的艱難，但結局無一例外，都是在更高級別的清官的支持下，取得“人民戰爭”的徹底勝利。當然，我並不懷疑也許有類似的某些生活版本，但這樣的描寫與刻畫是不是符合官場生活的普遍邏輯呢？難道我們面對的“官場迷局”其解決之道竟然就是官場規律本身？在作家自身都無法擺脫“救世主情結”的情況下，其作品又有多少匡扶正氣、引領文明理念進步的意義？
夏昕：作為以反映時代、表現生活為己任的作家，在時代的陣痛和現實的矛盾面前閉上眼睛固然可恥，但如果一味睜著一雙詩意的、浪漫主義的眼睛，則不僅無恥，更是貽害！
魏劍美：某些批評家還為這樣的“歌德派”文人大唱讚歌，說“寫不好主旋律的作家絕不是真正的作家”。我就是因為發表了一篇《不跪著寫作》的文章，而招來湖南某博士的冷嘲熱諷，說不向權力低頭其實就是向金錢低頭。他的理由是我的雜文和小說以對抗權力的姿態來取悅讀者，其實就是追求賣點。
夏昕：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自從辯證法在中國被政治強人們庸俗化運用之後，講道理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情，不是人家不講道理，而是每個人有每個人不同的講法。你說文學應該忠於內心和靈魂，他說文學應該忠於這個那個偉大的政策和任務。你說有個指頭受傷了，他說你心理陰暗怎么不看到完好的那九個指頭。
魏劍美：就雜文這種文體來說，最重要的一是戰鬥精神，二是趣味表達。但是這兩者也是最容易被異化的，“戰鬥精神”經常被用來作為對異己的撻伐甚至是蠻不講理的指責和謾罵，“趣味表達”則被等同為膚淺的戲謔和調侃。這正是我對當代雜文和雜文標準的最大憂慮。我們必須明確“戰鬥精神”是為什麼而戰鬥，要捍衛什麼和鞭撻什麼，雜文作者的主體精神姿態必須是明確而清醒的。時代演進到21世紀的今天，現代公民的權利與尊嚴、人的發展要求、社會的公平與進步這些應該是最基本的判斷前提，是雜文這種文體應有的題中之意，但遺憾的是，就是在這些基本問題面前，很多人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行文機趣而又洞見本質、批判有力的文字乃可稱為好的雜文，也許我們暫時沒有很多這樣的雜文和雜文家，但至少我們要知道這個標準，嚮往這個標準，靠近這個標準。
夏昕：在所有的文體中，雜文要算是最尷尬的一種：既要求得生存空間，又要受制市場要素。也就是說它不但需要擺脫“惹是生非”的嫌疑，還要迎合時尚化、快餐化、世俗化的要求，於是只有在夾縫中畸形生長，其結果倒催生了大量的“偽雜文”和“偽雜文家”——在我看來，當下不少所謂的雜文和雜文家其主體姿態不是師承魯迅的獨立批判精神，而是變相的歌功頌德和無聊雜耍。
魏劍美：魯迅是個完全不合時宜的人，因為他骨子有一種不買賬、不苟且、不迎合的脾性。他之所以一度被抬上神壇，是因為他已經去世，沒有了現實的危險性，還正好可以用來作為劈頭蓋臉打人的棍子。毛澤東不就給出了“假如魯迅還活著”的答案嗎，一是顧大局識大體不再寫了，二是還要寫，那就到監獄裡去寫。事實上這兩種可能都不會發生，以魯迅的脾性他不可能不寫，而進了監獄也不可能再允許他寫。到今天，中國小教材中大量刪減魯迅作品是完全符合維穩思維的，因為他的作品越看越像是為當下所寫的。一個徹底的獨立者，無論曾經被怎樣扭曲地運用，他永遠有著逼視現實和人性的巨大力量。
夏昕：富有諷刺意味的是，市場上最火的基本上都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雜文作者，而是韓寒、陳丹青、易中天、梁文道這一類具有娛樂身份和娛樂背景的人物。雖然他們中間有的人從文筆到思想確實也有一定水準，但總體上來說，肯定不是我們這個最優秀的作家和思想者。易中天在成名之前，曾經出版過一本雜文集叫《你好，偉哥》，儘管書名媚俗到如此地步，但仍然無人問津。而一俟他藉助央視成名，則無論寫什麼東西都追捧者如雲。可見中國讀者普遍都有跟著娛樂風尚走的特點。
魏劍美：別的跟著娛樂風尚走可以理解，讀書也跟著娛樂風尚走則是件很可笑的事情。因為讀書本來就是一種獨立的精神活動，而娛樂永遠是淺層次的。最奇怪的是，一部電影或者電視劇走紅之後，其劇本立馬出版就成為暢銷書。任何一個娛樂明星的出書，肯定都是數十萬的銷量，而一部沒有炒作噱頭的嚴肅作品，能賣上一兩萬冊都算是好成績了。怪不得有外國學者稱“中國已經進入一個低智商時代”。夏昕：在當下雜文界，你算是出道早的了。早在1997年你就在《雜文報》等多家報刊開闢專欄，當時你還只是一個26歲的在讀研究生，被稱為“懷俠肝義膽氣魄，寫痛快淋漓文章”。我記得你《下跪的舌頭》封面上有這樣一行文字——“在權勢面前，我看到太多下跪的東西：下跪的膝蓋，下跪的舌頭，下跪的思想。”你將解剖的匕首始終對準著人脆弱內心深處的奴性，這大約也是你雜文讓人震撼的地方吧！也因此有人說“女讀張愛玲，男讀魏劍美”。
魏劍美：我覺得自己寫雜文最重要的是有一顆不逃遁的心。永遠在現場，在醜陋的現場，在批判的現場，在承擔道義責任和良心追問的現場。我從不認為自己在道德或者別的方面具有某種優越感，我更習慣從醜惡者身上發現自己的醜惡，從卑賤者身上醒悟自己的卑賤。這或許就是我寫雜文的特點吧。
序言
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的閱讀體驗往往決定著他的審美品位和性格取向。雜文之於我，也可以算是明證之一。
我之喜歡上雜文，正是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對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學生來說，所能接觸到的觀點讀物基本上都是單一取向的，哪怕是以文學面目出現者，也多是變著花樣來統一戰線的宣傳材料。在這樣狹窄的閱讀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讀到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內心所承受的衝擊可想而知。
當時還有一份在校園裡廣受歡迎的報紙叫《雜文報》，其所登載的雜文雖短小精悍，但立論和材料往往都別具一格，異乎我們日常接觸的語文、歷史和政治教本。
當然，無論《醜陋的中國人》還是當時的《雜文報》，雖指斥時弊激濁揚清，但對於一個正常社會背景下的人來說實在不過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常識而已。言說常識，批評時政，本是公民社會的日常生活方式，而於我們這樣一個特別的國度，則需要運用文學的技巧：既要在某些事情上入木三分，又要在更重要的某些事情上點到為止；要會雜耍般地把玩語言的花樣；要糅入幽默搞笑的成分。如此曲里拐彎加擠眉弄眼，說出的道理其實常常不過是“人要吃飯”一般。
幸運的是，當下終於是一個允許張揚個性的“我時代”，隨著網路的普及與發展，每一個體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起一個以自我為評判中心的所謂“自媒體”。然而也正因此，抱怨、責怪、辱罵之聲開始不絕於耳，“憤青”迅速成為讓人五味雜陳的名詞和龐大群體，而雜文也被人目之為“憤青文體”。我所謀飯的大學，有學生就將我評選為“情青教師”，雖也在“魅力教師”榜中，但我自感卻並非什麼好頭銜。要說我多大程度上表現出鬱郁不得志的苦悶、抱怨或者“天下人負我”的激憤，還真冤枉。考我“憤青教師”的頭銜來源，其實也就源於我之寫作雜文。
我非常贊同崔永元關於“抱怨也是建設性意見”的觀點。一個不敢不願不會批評社會時政世情的作家，肯定缺乏對真善美的信仰，必然沒有內心的力量，也絕對不會為現實的苦難承擔情感痛苦。但我更要說的是，所謂“雜文精神”，除了與社會病態、吏治腐敗、人性醜惡鬥爭之外，更多的時候其實更需要內省。魯迅的戰士形象眾所周知，也因此而為過去和近來的很多所謂純正的學者和作家所不屑，殊不知其並不是站在自設的某種道德高度上指點世人的，其痛斥中國人的奴隸根性正是從剖析、痛挖自己的奴隸根性開始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其語何其坦誠，其情何其沉重！
在這一點上，一直以大師自居的李敖相較魯迅無法以道里計。自大情結和導師情結結出的必然是傲慢、仇恨和隔離，而後者導向的才是悲憫、自省和理性。我們不難看到，某些知名評論人、雜文家、學者、公知，正是因為背離了基本的內省精神而只剩“鬥士”的外殼，結果曰益成為暴虐之徒，言論間透著法西斯的暴力衝動和野蠻思維。
我寫雜文，就時時如此自我提醒。所謂“見賢思齊”或許不是很難，難的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因為別人未嘗不是另外一個自己，別人的缺陷與可笑在自己身上未嘗不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明白了這點，我想，自己寫雜文或許才可以脫離簡單憤怒的層次，才不至於淪為另一種暴力。
我之喜歡上雜文，正是在高中一年級的時候。對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學生來說，所能接觸到的觀點讀物基本上都是單一取向的，哪怕是以文學面目出現者，也多是變著花樣來統一戰線的宣傳材料。在這樣狹窄的閱讀背景和思想背景下讀到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內心所承受的衝擊可想而知。
當時還有一份在校園裡廣受歡迎的報紙叫《雜文報》，其所登載的雜文雖短小精悍，但立論和材料往往都別具一格，異乎我們日常接觸的語文、歷史和政治教本。
當然，無論《醜陋的中國人》還是當時的《雜文報》，雖指斥時弊激濁揚清，但對於一個正常社會背景下的人來說實在不過是最普通最平常的常識而已。言說常識，批評時政，本是公民社會的日常生活方式，而於我們這樣一個特別的國度，則需要運用文學的技巧：既要在某些事情上入木三分，又要在更重要的某些事情上點到為止；要會雜耍般地把玩語言的花樣；要糅入幽默搞笑的成分。如此曲里拐彎加擠眉弄眼，說出的道理其實常常不過是“人要吃飯”一般。
幸運的是，當下終於是一個允許張揚個性的“我時代”，隨著網路的普及與發展，每一個體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建立起一個以自我為評判中心的所謂“自媒體”。然而也正因此，抱怨、責怪、辱罵之聲開始不絕於耳，“憤青”迅速成為讓人五味雜陳的名詞和龐大群體，而雜文也被人目之為“憤青文體”。我所謀飯的大學，有學生就將我評選為“情青教師”，雖也在“魅力教師”榜中，但我自感卻並非什麼好頭銜。要說我多大程度上表現出鬱郁不得志的苦悶、抱怨或者“天下人負我”的激憤，還真冤枉。考我“憤青教師”的頭銜來源，其實也就源於我之寫作雜文。
我非常贊同崔永元關於“抱怨也是建設性意見”的觀點。一個不敢不願不會批評社會時政世情的作家，肯定缺乏對真善美的信仰，必然沒有內心的力量，也絕對不會為現實的苦難承擔情感痛苦。但我更要說的是，所謂“雜文精神”，除了與社會病態、吏治腐敗、人性醜惡鬥爭之外，更多的時候其實更需要內省。魯迅的戰士形象眾所周知，也因此而為過去和近來的很多所謂純正的學者和作家所不屑，殊不知其並不是站在自設的某種道德高度上指點世人的，其痛斥中國人的奴隸根性正是從剖析、痛挖自己的奴隸根性開始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其語何其坦誠，其情何其沉重！
在這一點上，一直以大師自居的李敖相較魯迅無法以道里計。自大情結和導師情結結出的必然是傲慢、仇恨和隔離，而後者導向的才是悲憫、自省和理性。我們不難看到，某些知名評論人、雜文家、學者、公知，正是因為背離了基本的內省精神而只剩“鬥士”的外殼，結果曰益成為暴虐之徒，言論間透著法西斯的暴力衝動和野蠻思維。
我寫雜文，就時時如此自我提醒。所謂“見賢思齊”或許不是很難，難的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因為別人未嘗不是另外一個自己，別人的缺陷與可笑在自己身上未嘗不是或多或少地存在。明白了這點，我想，自己寫雜文或許才可以脫離簡單憤怒的層次，才不至於淪為另一種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