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自由落體：美國、自由市場以及全球經濟的沉沒
- 又名：《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 出版社：諾頓公司
- 類型：經濟
- 類別：書籍
圖書信息,作者簡介,紐約時報書評,序言,
圖書信息
中文名：《自由落體：美國、自由市場以及全球經濟的沉沒》
英文名：《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作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著
出版社：諾頓公司（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
作者簡介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員。他於1979年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提出經濟全球化的觀點。他還曾經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任職。
紐約時報書評
在《紐約時報》2008年11月份社論對版的一篇文章中，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寫道，聯邦政府必須推出一項龐大的刺激方案（2年內投入1萬億美元），方能把這場“大衰退”（Great Recession）轉化為強勁的經濟復甦；為了使起初把美國拖入財政災難的華爾街不再出現同樣的“大規模殺傷性”錯誤，新的監管措施也是十分必要的。
大約4個月後，斯蒂格利茨在該報另一篇社論對版文章中，猛烈抨擊了歐巴馬政府拯救陷於困境的銀行的計畫。他聲稱，這是“一項贏家-贏家-輸家的計畫：銀行和投資者是贏家——納稅人是輸家。” 他還把聯邦政府的這一舉措描述為“仿造資本主義，將利益私人化，將損失社會化。”
斯蒂格利茨的新書《自由落體：美國、自由市場以及全球經濟的沉沒》（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進一步擴充了這些平民主義論調。他解構了2008年“大衰退”的原因，分析了小布希及歐巴馬政府應對這場危機的舉措，並且建議美國利用這次“瀕死體驗”著力解決經濟體系的缺陷，面向21世紀重新構築自身。在這個世紀中，美國面臨眾多令人畏懼的問題，比如暴漲的赤字、貿易不平衡、製造業就業崗位大幅度喪失，以及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挑戰。
身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斯蒂格利茨運用他的教學經驗，以流暢易懂的語言向普通讀者描述了過度槓桿化的銀行、卑劣的抵押貸款業、掠奪性的信貸和未受監管的交易是如何導致美國經濟陷於崩潰的。在他看來，構思拙劣的拯救措施或許暫時阻止了經濟下墜的趨勢，但並未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
他流暢地闡述了危機爆發前的美國經濟是如何依靠“房市泡沫支撐下的舉債消費熱潮”得以延續的，並且極富激情地宣稱，美國政府未能對經濟體系進行實質性改革。儘管“過度槓桿化將受到遏制，”他寫道，“但是，太大了而不能倒下的銀行在很多方面將一如往昔，讓納稅人損失累累的場外衍生品交易幾乎不會減弱，金融高管將繼續領取巨額紅利。”在每一起案例中，他都這樣寫道，“將會出現一些裝點門面的措施，但這些蜻蜓點水式的舉動，是遠遠不夠的。”
在2008年那個致命的秋天到來之前，斯蒂格利茨是極少數“預期美國經濟即將崩盤並且會引發全球性後果”的經濟學家中的一位。這種先見之明，也進一步增強了他在書中針對財政崩潰原因所作分析的可信度，但它也導致斯蒂格利茨在講述衰退和華盛頓的對策時，有時會冒出“我以前怎么說來著”之類的偽善語氣。
“我猜測，假若政府採納了本章中提及的簡單建議，房屋止贖問題或許已成為過去式，”他寫道。“但令人遺憾的是，歐巴馬政府延續了小布希政府的應對方式，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拯救銀行上面。”
當然，斯蒂格利茨是一位高調的凱恩斯主義者，他對2008年衰退及其後果的分析，反映了他的總體哲學。就此而言，這本書的許多觀點與他之前的著作《全球化及其不滿者》（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中的某些觀點相類似。這些觀點充分表露出了他對於“市場原教旨主義”（即，“無拘無束的市場自身就足以確保經濟的繁榮和增長”）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必須履行監管市場之責等理念的信仰。
實際上，斯蒂格利茨在書中總結道，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 ）的坍塌之於市場原教旨主義，或許就猶如“柏林圍牆倒塌之於共產主義”：“在那一天之前，這種意識形態存在的問題已經為人所知，但在那一天之後，沒有人會真心實意地捍衛它。伴隨著大銀行和金融機構的倒閉浪潮、隨後的經濟動盪以及雜亂的拯救措施，美國必勝主義甚囂塵上的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在另一章中，斯蒂格利茨聲稱，“金融體系的失敗，象徵著我們的經濟體系中更廣泛的失敗，而經濟體系的失敗則反映出美國社會更深層次的問題，”比如，日益加劇的財富不平等現象、對企業和政治領導人缺乏問責、過於強調短期而不是長期收益。
這本書對歐巴馬政府應對衰退的舉措提出了相當多的批評意見。斯蒂格利茨聲稱，總統和他的顧問選擇“矇混過關”, 只打算把“鐵達尼號甲板上的椅子”稍微調整一下，而無意在“解決銀行體系的結構性問題”方面進行大膽嘗試。
他寫道，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都“低估了衰退的嚴重程度，” 雖然歐巴馬的刺激方案“已經產生了顯著影響”，但它的規模依然“太小了”，而且“太多的資金（大約三分之一）用在了減稅上，救助各州、地方及那些沒有被社會保障體系覆蓋的人群的資金太少了。”
與前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L. Powell）提出的“壓倒性軍事優勢學說”相類似，斯蒂格利茨寫道，“2009年初，當世界經濟出現極其萎靡的態勢時，必須使用壓倒性的攻擊力量。”使用“不充足的彈藥”解決這個問題，“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戰略，尤其是當歐巴馬政府低估了衰退強度（包括失業人數的增加）這一情況已變得日益清楚的時候。”
他陰鬱地預測，政府運用索然無味的力量造成的結果是，經濟復甦的速度減緩，“當危機消散後，我們將背負數額更為龐大的債務遺產，競爭力和效率雙雙受挫的金融體系更易於引發另一場危機。”
跟《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一樣，斯蒂格利茨提醒讀者，美國之所以能在二戰後的數十年間免於遭受嚴重的經濟危機，是因為那時“有強有力且被有效實施的監管體系。”
然而，隨著關於大蕭條的記憶變得逐漸模糊，去監管化成為了越來越時髦的趨勢——這不僅僅發生在里根和布希父子執政的共和黨政府期間，也發生在柯林頓主政期間。曾經是柯林頓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後來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的斯蒂格利茨，經常批評時任財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E. Rubin）及其繼任者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放鬆監管的政策；在這部著作中，他質疑歐巴馬總統任命薩默斯擔任首席經濟顧問，任命蓋特納（柯林頓主政期間，他曾經是薩默斯和魯賓的助手）出任財政部長的決定。
斯蒂格利茨說，“歐巴馬選擇了這支團隊，” 他的字裡行間似乎有一種酸葡萄的味道，“儘管他肯定知道（當然有人提醒過他），擁有一支由嶄新面孔組成的經濟團隊，是十分重要的。團隊成員不能跟讓我們陷入當前困境的去監管化運動，或2008年針對貝爾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直至美國國際集團（AIG）的踉踉蹌蹌的拯救行動有一絲利害關聯。”
斯蒂格利茨在本書中提及的一些重構美國經濟（以及美國社會）的建議，過於偏離了具有操作性，有望贏得公眾廣泛支持或被國會通過的政策建議領域。他寫道，“重新分配收入”及增加累進稅率，或許有助於穩定經濟，並提議建立全新的全球儲備體系。他還把不丹王國的GNP（國民幸福總值）概念，與美國專注的GDP（國內生產總值）進行比對，洋洋灑灑地談論美國人“對利潤的不懈追求”以及自私自利造就的“道德赤字”（moral deficit）。
這樣的言論不僅給保守派批評家（他們試圖把斯蒂格利茨描述成一位不值一駁的歐洲式自由派）留下了攻擊的把柄，還可能使讀者的注意力無法專注於他在《自由落體》一書中就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成因和後果進行的如許多敏銳的分析。
序言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469
2010-05-17
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在2008年開始的那場經濟衰退中，美國乃至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人們失去了房產和工作，更多的人承受著由此帶來的焦慮與恐懼。那些將儲蓄用於未來退休或孩子教育的人們，眼睜睜看著這些資產的價值縮水到原先的幾分之一。這場源自美國的經濟危機迅速波及到全球，導致無數的人失業——僅中國就有2000萬人——更多的人則陷入了貧困。
事情本不該如此。標榜自由市場和全球化的現代經濟學，承諾可以為所有人帶來財富。被大肆追捧的“新經濟”——20世紀後半葉最令人驚嘆的創新，包括放鬆監管和金融工程——被認為有助於更好地進行風險管理，跳出經濟循環周期。一直以來，我們都被告知，“新經濟”和現代經濟學的融合即使無法完全消除經濟波動，至少可以減弱它們的影響。
這次經濟衰退（顯然是75年前的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粉碎了這一切幻覺。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那些長期以來奉若至寶的信條。20多年來，自由市場的理念盛行於世——自由而無所束縛的市場更有效率，即便犯錯也能迅速自我修正。最好的政府是小政府，管制只會妨礙創新。中央銀行應當獨立，只需關注維持低通貨膨脹率。時至今日，即便是這一意識形態的最高祭司，在這些觀點盛行時期擔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格林斯潘，也開始承認這一推理存在缺陷。但對於已為其承擔後果的那些人而言，這一表白來得太遲了。
危機總會結束，但所有危機尤其是如此嚴重的一場總會留下遺產——對於一向被認作能帶來最大利益的這一經濟體系，我們將獲得一些重新認識的視角。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爭或許早已終結，但以多種面孔出現的市場經濟，彼此間將展開激烈競爭。
我堅信在任何一個成功的經濟體中，市場都居於首要位置，但市場僅憑自身並不能良好運轉。從這個意義上，我是英國知名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堅定支持者，此人的影響超越了現代經濟學研究本身。政府在經濟運轉中負有責任，不單單是在市場失靈時來拯救，同時要通過監管來避免類似我們剛剛所經歷的災難。經濟需要政府和市場兩種角色的平衡，非市場和非政府機構在其中也應起到重要作用。在過去25年間，美國恰恰於此失衡，並將這種失衡傳遞到世界上的其他國家。
存有缺陷的觀念導致了危機的發生，並使得關鍵私有和公共部門的決策者忽略了這些潛在問題，影響到他們未能迅速有效地挽回局面。危機持續時間的長短將取決於政策如何選擇。事實上，目前所做出的錯誤決定使得危機進一步升級，但是危機的管理只是我關心的一個方面，我同樣關心危機之後的世界。我們不會也不可能回到昨日。
危機前的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已經在面臨諸多問題，不單單是如何應對氣候變化這么簡單。全球化進程深刻推動了經濟結構轉型，對各個經濟體的應對能力要求更高。危機之後，這些挑戰仍將持續並進一步放大，但我們的應對資源將大大減少。
我希望這場危機能夠引發政策和觀念層面的變革。如果決策正確，而非僅僅是政治或社會層面的權宜之計，一方面將減輕類似危機的衝擊，同時通過加速真正意義上的創新進程，來改善人類生活。相反，如果決策失誤，我們將不得不面對一個更加分裂的社會：經濟會更易受到下一次危機的衝擊，而且在面對21世紀的各類挑戰上顯然準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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