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文藝思想批判，中國20世紀50年代對胡風文藝思想展開的批判運動，後發展為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的大規模政治鬥爭。
胡風是一位勤奮、活躍的理論批評家。他的理論活動涉及的方面廣泛，對詩歌、報告文學、小說、戲劇、電影、兒童文學、小品文等都作過探討，對“大眾語”、兒童文學、文學遺產、現實主義創作原則，以及如何塑造典型等理論問題都進行過闡述。有關現實主義的論述是其理論的核心，他在晚年回顧自己的理論工作時說： “我追求的中心問題是現實主義的原則、實踐道路和發展過程。”他認為“現實主義的發展是在兩種似是而非的不良傾向中進行的，一種是主觀公式主義（標語口號是它原始的形態），一種是客觀主義（自然主義是它的前身）”（《（胡風評論集）後記》）。他對於革命文藝運動中庸俗社會學傾向的批評具有積極意義。在《論現實主義的路》等文章中系統闡述了他對現實主義的理解，提出“主觀精神和客觀真理的結合或融合”的觀點，強調“主觀戰鬥精神”並將其作為“主動地把握以及改造客觀現實的人底素質”，認為現實主義所應表現的“真實的人生”是存在於光明與黑暗、肯定的人物與否定的人物搏鬥中間的，認為應當“為文藝請命：不要逼作家說謊，不要污衊現實的人生”。這種觀點具有創見性。但他在文章中只肯定現實主義，認為“唯美主義”、“象徵主義”都是腐朽的社會力量在文藝上的反映，這種說法有其歷史局限性。
早在20世紀40年代，胡風關於“主觀戰鬥精神”的觀點就受到過何其芳等人的批評，何其芳認為，文藝的新方向“並不是簡單地強調什麼‘主觀精神與客觀事物緊密的結合’”，而是強調藝術“應該與人民結合”（《關於現實主義》）。有人甚至認為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論是沿著現實主義的路爬進了唯心主義的泥潭。針對胡風現實主義理論的種種批評至50年代仍然存在。1952～1953年，《人民日報》等刊登文章，認為胡風文藝思想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有牴牾。1954年7月，胡風向黨中央寫了《關於解放以來文藝實踐狀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對於自己在文藝論爭中所受到的批評進行了反批評，並結合文藝發展的歷史提出對當前文藝工作和若干文藝理論問題的意見。黨中央將“三十萬言書”交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處理。主席團將“報告”的部分篇章印成專冊，隨《文藝報》附發。此時，毛澤東在一份批示中提出文藝界應對胡風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進行徹底批判。由此，一場全國性的胡風文藝思想批判運動全面展開。這一運動在胡風舊友舒蕪交出胡風先前給他的信件，繼之審查者又得到當事人交出的有關往來信件後，演變為政治上的對敵鬥爭。信件被作為胡風的“反黨罪證”，經摘錄、編排並加注釋和毛澤東親自撰寫的17條按語後，作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於1955年5～6月分3批在《人民日報》上公布。胡風的關於文藝問題的意見被誇大為政治問題，進而他被作為敵對分子處理。5月18日胡風被捕，路翎、阿壠、魯藜、牛漢、賈植芳等78人被定為“胡風分子”。先後被捕的有幾十人。1965年，胡風被判刑15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加判“無期徒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這一錯案得到糾正，胡風於1979年被釋放，1980年、1986年和1988年3次平反得到徹底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