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談文學》由胡適所著，胡適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直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他的名字在整個二十世紀都是中國現代思想學術領域最具爭議的焦點，贊者捧入雲霓，批者貶若草芥。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名聲鵲起之後，一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學術界的風雲變幻之中，他都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繞不開的話題。在20世紀中國的政治、思想、學術、文化等諸方面，胡適都曾發揮巨大作用。但尤為難得的是，其始終保持“建設者”的姿態。這裡，我們通過對胡適主要學術思想的梳理，試著為準確解讀胡適提供一些思路或啟發，也為今天的讀者認識胡適。《胡適談文學》通過對胡適主要學術思想的梳理，試著為準確解讀胡適提供一些思路或啟發，也為今天的讀者認識胡適。
基本介紹
- 書名：胡適談文學/新編胡適國學文叢
- 出版社：哈爾濱出版社
- 頁數：277頁
- 開本：16
- 作者：胡適
- 出版日期：2013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8413103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胡適談文學》由胡適所著，“文學革命”是胡適學術研究最早發軔的課題，也是他學術思想中最受人關注的內容。在《胡適談文學》的編選中，胡適的相關文章被分為五個部分，即“文學改良論”、“文學史論”、“文體論”、“古典小說論”和“雜論”，它們可以大致地反映出胡適文學研究的基本思想和輪廓。
作者簡介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中國現代學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1910年赴美留學，1914年獲康奈爾大學文學學士學位後，又去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J.杜威，深受其影響。1917年獲博士學位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曾參加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編輯部，提出白話文與文學革命。1917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極大地衝擊了中國的傳統文學觀念。1932年創辦《獨立評論》。1938—1942年出任駐美國大使。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49年赴美定居。1957年出任台灣當局駐聯合國代表。1958年出任台灣“中央研究院”院長直至1962年去世。一生著述豐富，在學術界影響極大。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嘗試集》《胡適文存》《戴東原的哲學》《白話文學史》《淮南王書》《中國古代思想小史》《說儒》《中國新文學運動小史》等。
圖書目錄
第一編 文學改良論
文學改良芻議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導言
第二編 文學史論
《國語文學史》大要
《白話文學史》引子
《中古文學概論》序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第三編 文體論
談談《詩經》
讀《楚辭》
詞的起原
《詞選》自序
《曲海》序
論短篇小說
傳記文學
第四編 古典小說論
《水滸傳》考證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西遊記》考證
《三國志演義》序
第五編 雜論
白話詩人王梵志
《孔雀東南飛》的年代
狸貓換太子故事的演變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
編後贅語
文學改良芻議
文學進化觀念與戲劇改良
《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卷》導言
第二編 文學史論
《國語文學史》大要
《白話文學史》引子
《中古文學概論》序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第三編 文體論
談談《詩經》
讀《楚辭》
詞的起原
《詞選》自序
《曲海》序
論短篇小說
傳記文學
第四編 古典小說論
《水滸傳》考證
《紅樓夢》考證（改定稿）
《西遊記》考證
《三國志演義》序
第五編 雜論
白話詩人王梵志
《孔雀東南飛》的年代
狸貓換太子故事的演變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清閨秀藝文略》序）
編後贅語
文摘
吾惟以施耐庵、曹雪芹、吳趼人為文學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語”之論也(參看上文第二條下)。蓋吾國言文之背馳久矣。自佛書之輸入，譯者以文言不足以達意，故以淺近之文譯之，其體已近白話。其後佛氏講義語錄尤多用白話為之者，是為語錄體之原始。及宋人講學以白話為語錄，此體遂成講學正體(明人因之)。當是時，白話已久入韻文，觀唐、宋人白話之詩詞可見也。及至元時，中國北部已在異族之下，三百餘年矣(遼、金、元)。此三百年中，中國乃發生一種通俗行遠之文學。文則有《水滸》《西遊》《三國》……之類，戲曲則尤不可勝計(關漢卿諸人，人各著劇數十種之多。吾國文人著作之富，未有過於此時者也)。以今世眼光觀之，則中國文學當以元代為最盛：可傳世不朽之作，當以元代為最多：此可無疑也。當是時，中國之文學最近言文合一，白話幾成文學的語言矣。使此趨勢不受阻遏，則中國幾有一“活文學出現”，而但丁、路得之偉業(歐洲中古時，各國皆有俚語，而以拉丁文為文言，凡著作書籍皆用之，如吾國之以文言著書也。其後義大利有但丁(Dante)諸文豪，始以其國俚語著作。諸國踵與，國語亦代起。路得(Luther)創新教始以德文譯《舊約》《新約》，遂開德文學之先。英、法諸國亦復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舊約》乃1611年譯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歐洲諸國之文學，在當日皆為俚語。迨諸文豪興，始以“活文學”代拉丁之死文學；有活文學而後有言文合一之國語也)，幾發生於神州。不意此趨勢驟為明代所阻，政府既以八股取士，而當時文人如何、李七子之徒，又爭以復古為高，於是此千年難遇言文合一之機會。遂中道夭折矣。然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為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此“斷言”乃自作者言之，贊成此說者今日未必甚多也)。以此之故，吾主張今日作文作詩，宜採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如“於鑠國會，遵晦時休”之類)，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
P8-9
P8-9
序言
2012年，是胡適誕辰121年，也是他逝世50周年。也許是因為這樣一個有點特殊的年份，胡適的名字又一次活躍在人們的視野，成為許多媒體的話題。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胡適一直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說他是標誌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季羨林語)，不僅在哲學、史學、佛學、文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人文學科聲名顯赫，而且在社會活動、政治領域也為人矚目，被世人譽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二是他的名字在整個20世紀都是中國現代學術領域最具爭議的焦點，贊者捧入雲霓。批者貶若草芥。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聲名鵲起之後，一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學術界的風雲變幻之中，他都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繞不開的話題。
在20世紀的中國，產生過許多成就輝煌的文化大師，諸如史學界的王國維、陳寅恪、錢穆；文學界的魯迅、郭沫若、林語堂；哲學界的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佛學界的虛雲、湯用彤、任繼愈……這些大師術有專攻，各擅所長，以深入的研究和豐富的成果，名揚四海，成為一代宗師。和這些大師相比，胡適的學術研究不免顯得有些駁雜而疏淺：他的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部寫完，即成絕響；《白話文學史》也是寫完上部，再無下文。至於他頗為自許的史學研究、禪學研究，也都隨興而起，無疾而終，不僅缺少系統與條理，而且許多結論的牽強與粗疏一直為學者所詬病。然而這些明顯的疏失似乎並不妨礙他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代表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批判胡適的運動中，郭沫若曾經做過這樣的總結：胡適是“學術界的孔子”，胡適批判應該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來：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築藝術、語言學、教育乃至於自然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鬥爭”。這樣的結論，從另一個角度證明胡適在整箇中國學術界影響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
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這種悖論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者迴避，這種忽視或者迴避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們對胡適解讀的含糊和混亂：胡適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的思想和學術研究究竟價值幾何？為什麼他會引出這么多截然對立的評價？在胡適去世50周年後的今天，對這些疑問的合理解答應當是今天我們重新認識胡適必不可少的前提。
這裡，我們通過對胡適主要學術思想的梳理，試著為這種悖論的詮釋提供一條思路或一些啟發，為今天的讀者認識胡適提供一些素材。
胡適一生給後人留下了數以千萬字的著述，內容涉及人文科學的很多領域。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他所倡導的白話文理論與新文學運動。陳獨秀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中聲稱：“文學革命之風氣，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20世紀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當時普遍的文化訴求，在胡適之前和同時，醞釀並推動這種變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啓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等等。與這些同人相比，胡適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論家，也是一個勤勉的實踐者。他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中充分闡發了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意義，並且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為其找出了淵源。他特別明確地指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從《詩經》、《楚辭》、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辭、五言詩、七言詩，直到小說、戲曲，“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上，哪一樣新文學不是從民間來的”。這種鮮明、積極的文學史觀，不僅破除了幾千年來正統文學觀念的束縛，為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提倡和發展找到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學革命”有了廣闊的前景和切實的可行性。在反覆宣揚自己的觀點的同時。胡適還通過具體的文學史研究、古典小說的考證以及對傳統文學作品的重新解讀。使自己的理論得到了充分的闡釋和驗證。至於他在詩歌、小說、戲劇等領域的創作，雖然稚嫩粗糙，但作為引領風氣的實踐，更為自己的白話文理論提供了鮮活的範例。正是這種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使得胡適的白話文理論在當時眾多的喧鬧中顯得實在而詳備、具體而生動，較之一般的號召和鼓動，來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從而產生的影響也就格外重大且深遠。胡適的白話文理論和實踐奠定了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領袖地位，為整個現當代文學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題。
同樣，胡適也曾在20世紀初的中國哲學界掀起過驚濤駭浪。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稱讚它有四大特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梁啓超更是稱讚該書有三大特點，即“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談到對當時人的影響，任繼愈說：“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於封建時代哲學史書代聖賢立言，為經傳作註解，而敢於打破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聖賢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學家擺在同樣的地位，供人們評論，這是一個大變革。”當時的中國。西學漸入，中學凋零，許多有志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學者產生了很多困惑和焦慮：國學前途何在？做學問的路徑何在？胡適的見解和主張恰好解除了縈繞在人們心頭的困惑，而這種“解除”的途徑，就是新的學術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適曾極自信地說：“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件事要算中國的一件大幸。這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部書的影響。”口氣之大、自信之深，國人之中確乎少有。然而，歷史證明：胡適所言不謬。雖然《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確而清晰的西方實用主義的方法論顛覆了傳統中國因循了幾千年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法，它借鑑西方哲學的學術規範、理論框架和方法進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轉換、中國現代哲學的創立都作出了無法磨滅的貢獻。被譽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馮友蘭，其學術觀點與胡適始終分庭抗禮，但談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也多次強調：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有開創之功的。
與此相對照，胡適的史學思想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和質疑。胡適的史學理論的核心是倡導懷疑的精神，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度和實驗主義的方法。去整理、發掘古代學術思想，為現實的目標服務。他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單純以考察和證實歷史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適應時代潮流，必須以歷史進化的眼光和以古為今的標準重新審視。在當時，歷史進化論和厚今薄古的觀點並非胡適的首創。嚴復、康有為、章炳麟等人都是歷史進化論的鼓吹者，梁啓超、陳獨秀、李大釗等也都提出過厚今薄古的主張。而胡適與眾不同之處則在於：他的懷疑和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或摒棄。而是要從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對今人有益的東西來．在符合客觀史實的基礎上，對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評價。換句話說，整理國故的目的在於“再造文明”。按照這種思路，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從當前的立場出發。對史料進行新的組織和詮釋，批判地吸取精華，從而引發合乎現實需要的歷史結論。在這裡，歷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簡單堆砌，而是現實人們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構”。胡適的史學研究完全秉承了這樣的宗旨：為了證明中國無為政治和自由主義的傳統，他刻意強調了老子、孔子學說的相關命題：為了推廣實證主義的理論，他重新詮釋了清儒考據的治學精義。這樣的史學理論一改中國歷來“代聖人立言”的傳統觀念，著力強調現實的目的和實用的態度。把闡釋學意義上的歷史研究變成了干預現實的工具，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且開啟了一代“疑古”的學風。當然，這套理論所帶有的強烈主觀特色和實用傾向也招致了許多批評。“把歷史當做一個隨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對胡適史學觀點眾多質疑中最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惡謚。
胡適的佛教研究，實際上是他史學理論的延伸，而他的禪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適的禪宗史研究主要是圍繞神會和尚的生平，整理歷史上從唐朝開始到北宋時期中國禪宗發展的情況，考察中國禪的建立過程。胡適通過對敦煌材料和日本發現的材料的考證和辨析。指出正是神會和尚的努力，南宗頓悟之說才成為中國禪宗的“真宗”。胡適把神會和尚的努力視為“佛教內部的一種革新或革命”，從神會開始，中國禪宗進入了歷史上的革命時期，是把印度禪轉化為中國禪的時期。仔細研讀胡適關於神會的一系列論述，不難發現：胡適之所以對神會在中國禪宗史上的作用極力推崇，甚至到了誇張的地步，是因為他堅決地認為，神會給禪宗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帶有轉折意味和里程碑意義的。這種價值和作用，和胡適自許對於中國現代思想的改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歷史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禪宗史的學者。他的佛學研究不僅在國內是開創性的，而且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他在禪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學術界曾引起強烈的反響，而且直至今日也還受到相當的重視。
從上面的簡單梳理中不難發現。五四運動以來，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適的確有其不同凡響的地方：從文學革命到整理國故，從哲學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討論，在傳統文化面向現代變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現出獨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創造力；他學貫中西又不拘一隅，儼然成為整個人文科學領域引領風氣的通才。更為難得的是，在變革傳統的過程中，胡適並不滿足於簡單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濁揚清的同時，努力尋找一條基於傳統而又變革傳統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場可以有人反對，結論或許受到質疑，但他所提出的問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法，卻把中國文化從原有的封閉傳統帶入了現代世界，把中國傳統的古典學術轉變成現代學術。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帶給現代中國的不是幾部經典的理論著作，也不是若干精闢的學術觀點，更不是幾句振聾發聵的口號。而是一種立場、一種方法、一種面向現代的態度。李澤厚曾經做過這樣的比較：“中國現代曾出現王國維、陳寅恪等史學巨匠以及顧頡剛、湯用彤、錢穆、金岳霖等，在學術上，都非胡適所能比擬。但他們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遠不能與胡適相比。這就是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區別。”宋代禪師法演法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說的是不要把治學的門徑輕易示人。胡適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將一種新的治學方法和態度推己及人，“普度眾生”。如果“鴛鴦”算是成果、“金針”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門徑的話，胡適自己繡的“鴛鴦”或許並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針”不僅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學術，而且在整個現代中國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烙印。
這，或許就是胡適雖然學術未為醇厚，但在許多領域依舊備受推崇的原因，或許就是胡適一生毀譽蝟集，但歷時百年無法被人忘卻的理由。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逐步深入，關於胡適的思考還將持續下去。並會成為中華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命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認識胡適和他的思想自然成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選編了這套“新編胡適國學文叢”。內容包括“胡適談文學”、“胡適談哲學”、“胡適談史學”、“胡適談佛學”，基本涵蓋了胡適學術研究的重點領域，很好地體現了胡適學術思想的基本面貌。“文叢”在內容的選擇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適學術思想的精華所在，同時也力求表現其學術觀點的完整面貌。因此，本叢書的編排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選取最能反映胡適相關理論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學革命”理論的《文學改良芻議》，最先闡述“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著名論斷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減省之外，編者儘量全文選錄，不對原文做割裂和刪改，從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於讀者做出客觀的評價。
最後，在文章類型的選擇上，編者也儘可能兼顧文體、論題、文筆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適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史學卷”為例，書中既選錄了胡適的中國史通論《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也選入了有關治史理論《研究國故的方法》。在具體的史學問題上，則選錄了《兩漢人臨文不諱考》等一組文章，可以讓人清晰地看到胡適在史學實踐中的方法運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讀史隨筆以及胡適晚年最為傾心的《水經注》考證的文章，胡適的整個史學風貌就顯得豐富而生動許多。
這樣的選文安排不僅有助於讀者對胡適的研究成果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對他學術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當年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萬千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認為，這段議論借用到胡適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個認真讀過胡適作品的讀者，都會有自己的評價。
(作者系人文學者，現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
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胡適一直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說他是標誌性的人物，一是他“以青年暴得大名，譽滿士林”(季羨林語)，不僅在哲學、史學、佛學、文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人文學科聲名顯赫，而且在社會活動、政治領域也為人矚目，被世人譽為“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二是他的名字在整個20世紀都是中國現代學術領域最具爭議的焦點，贊者捧入雲霓。批者貶若草芥。從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聲名鵲起之後，一個世紀以來，在每次學術界的風雲變幻之中，他都成為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繞不開的話題。
在20世紀的中國，產生過許多成就輝煌的文化大師，諸如史學界的王國維、陳寅恪、錢穆；文學界的魯迅、郭沫若、林語堂；哲學界的梁漱溟、馮友蘭、熊十力；佛學界的虛雲、湯用彤、任繼愈……這些大師術有專攻，各擅所長，以深入的研究和豐富的成果，名揚四海，成為一代宗師。和這些大師相比，胡適的學術研究不免顯得有些駁雜而疏淺：他的一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部寫完，即成絕響；《白話文學史》也是寫完上部，再無下文。至於他頗為自許的史學研究、禪學研究，也都隨興而起，無疾而終，不僅缺少系統與條理，而且許多結論的牽強與粗疏一直為學者所詬病。然而這些明顯的疏失似乎並不妨礙他成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代表人物。在20世紀50年代批判胡適的運動中，郭沫若曾經做過這樣的總結：胡適是“學術界的孔子”，胡適批判應該把“文化學術界的一切部門都包括進來：在文化學術界的廣大領域中，無論是在歷史學、哲學、經濟學、建築藝術、語言學、教育乃至於自然的各部門，都應當來開展這個思想鬥爭”。這樣的結論，從另一個角度證明胡適在整箇中國學術界影響的範圍之廣、程度之深。
這是一個奇怪的悖論．這種悖論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被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者迴避，這種忽視或者迴避所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人們對胡適解讀的含糊和混亂：胡適到底是什麼樣的人？他的思想和學術研究究竟價值幾何？為什麼他會引出這么多截然對立的評價？在胡適去世50周年後的今天，對這些疑問的合理解答應當是今天我們重新認識胡適必不可少的前提。
這裡，我們通過對胡適主要學術思想的梳理，試著為這種悖論的詮釋提供一條思路或一些啟發，為今天的讀者認識胡適提供一些素材。
胡適一生給後人留下了數以千萬字的著述，內容涉及人文科學的很多領域。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他所倡導的白話文理論與新文學運動。陳獨秀在他的《文學革命論》中聲稱：“文學革命之風氣，醞釀已非一日，其首舉義旗之急先鋒，則為吾友胡適。”20世紀之初，批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當時普遍的文化訴求，在胡適之前和同時，醞釀並推動這種變革的文人很多，如梁啓超、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等等。與這些同人相比，胡適既是一位卓越的理論家，也是一個勤勉的實踐者。他在《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中充分闡發了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意義，並且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為其找出了淵源。他特別明確地指出：一切新文學的來源都在民間。從《詩經》、《楚辭》、漢魏六朝的樂府歌辭、五言詩、七言詩，直到小說、戲曲，“中國三千年的文學史上，哪一樣新文學不是從民間來的”。這種鮮明、積極的文學史觀，不僅破除了幾千年來正統文學觀念的束縛，為白話文和新文學的提倡和發展找到了堅實的基礎，而且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眼界，使他鼓吹的“文學革命”有了廣闊的前景和切實的可行性。在反覆宣揚自己的觀點的同時。胡適還通過具體的文學史研究、古典小說的考證以及對傳統文學作品的重新解讀。使自己的理論得到了充分的闡釋和驗證。至於他在詩歌、小說、戲劇等領域的創作，雖然稚嫩粗糙，但作為引領風氣的實踐，更為自己的白話文理論提供了鮮活的範例。正是這種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使得胡適的白話文理論在當時眾多的喧鬧中顯得實在而詳備、具體而生動，較之一般的號召和鼓動，來得更加真切而有生命力，從而產生的影響也就格外重大且深遠。胡適的白話文理論和實踐奠定了他在新文學運動中的領袖地位，為整個現當代文學研究奠定了基本的格局、思路乃至命題。
同樣，胡適也曾在20世紀初的中國哲學界掀起過驚濤駭浪。1919年2月，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出版，蔡元培在序言中稱讚它有四大特長：“證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統的研究”。梁啓超更是稱讚該書有三大特點，即“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談到對當時人的影響，任繼愈說：“讀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使人耳目一新……它不同於封建時代哲學史書代聖賢立言，為經傳作註解，而敢於打破封建時代沿襲下來的不準議論古代聖賢的禁例。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學家擺在同樣的地位，供人們評論，這是一個大變革。”當時的中國。西學漸入，中學凋零，許多有志於弘揚中華文化的學者產生了很多困惑和焦慮：國學前途何在？做學問的路徑何在？胡適的見解和主張恰好解除了縈繞在人們心頭的困惑，而這種“解除”的途徑，就是新的學術眼光和新的研究方法。胡適曾極自信地說：“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件事要算中國的一件大幸。這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部書的影響。”口氣之大、自信之深，國人之中確乎少有。然而，歷史證明：胡適所言不謬。雖然《中國哲學史大綱》只完成了上部，但它第一次以明確而清晰的西方實用主義的方法論顛覆了傳統中國因循了幾千年的思維方式和學術方法，它借鑑西方哲學的學術規範、理論框架和方法進行中西哲學融會貫通，對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中國哲學研究範式的轉換、中國現代哲學的創立都作出了無法磨滅的貢獻。被譽為“中國哲學史研究之集大成者”的馮友蘭，其學術觀點與胡適始終分庭抗禮，但談到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也多次強調：胡適在中國哲學史上是有開創之功的。
與此相對照，胡適的史學思想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和質疑。胡適的史學理論的核心是倡導懷疑的精神，用“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度和實驗主義的方法。去整理、發掘古代學術思想，為現實的目標服務。他認為，中國傳統史學單純以考察和證實歷史為目的的研究方法已不能適應時代潮流，必須以歷史進化的眼光和以古為今的標準重新審視。在當時，歷史進化論和厚今薄古的觀點並非胡適的首創。嚴復、康有為、章炳麟等人都是歷史進化論的鼓吹者，梁啓超、陳獨秀、李大釗等也都提出過厚今薄古的主張。而胡適與眾不同之處則在於：他的懷疑和批判，不是簡單的否定或摒棄。而是要從古人的思想中找出對今人有益的東西來．在符合客觀史實的基礎上，對古人思想做出新的評價。換句話說，整理國故的目的在於“再造文明”。按照這種思路，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從當前的立場出發。對史料進行新的組織和詮釋，批判地吸取精華，從而引發合乎現實需要的歷史結論。在這裡，歷史已不再是史料的簡單堆砌，而是現實人們有思想、有目的的“重構”。胡適的史學研究完全秉承了這樣的宗旨：為了證明中國無為政治和自由主義的傳統，他刻意強調了老子、孔子學說的相關命題：為了推廣實證主義的理論，他重新詮釋了清儒考據的治學精義。這樣的史學理論一改中國歷來“代聖人立言”的傳統觀念，著力強調現實的目的和實用的態度。把闡釋學意義上的歷史研究變成了干預現實的工具，在當時的學術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且開啟了一代“疑古”的學風。當然，這套理論所帶有的強烈主觀特色和實用傾向也招致了許多批評。“把歷史當做一個隨意打扮的婢女”，就是對胡適史學觀點眾多質疑中最為人熟悉，也是最形象的惡謚。
胡適的佛教研究，實際上是他史學理論的延伸，而他的禪宗史研究又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胡適的禪宗史研究主要是圍繞神會和尚的生平，整理歷史上從唐朝開始到北宋時期中國禪宗發展的情況，考察中國禪的建立過程。胡適通過對敦煌材料和日本發現的材料的考證和辨析。指出正是神會和尚的努力，南宗頓悟之說才成為中國禪宗的“真宗”。胡適把神會和尚的努力視為“佛教內部的一種革新或革命”，從神會開始，中國禪宗進入了歷史上的革命時期，是把印度禪轉化為中國禪的時期。仔細研讀胡適關於神會的一系列論述，不難發現：胡適之所以對神會在中國禪宗史上的作用極力推崇，甚至到了誇張的地步，是因為他堅決地認為，神會給禪宗帶來的改變是根本性的、革命性的，是帶有轉折意味和里程碑意義的。這種價值和作用，和胡適自許對於中國現代思想的改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胡適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用思想史的眼光、歷史學的態度和方法研究禪宗史的學者。他的佛學研究不僅在國內是開創性的，而且在國際上也很有影響。他在禪宗史研究中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學術界曾引起強烈的反響，而且直至今日也還受到相當的重視。
從上面的簡單梳理中不難發現。五四運動以來，在新文化的思潮中，胡適的確有其不同凡響的地方：從文學革命到整理國故，從哲學研究到中西文化的討論，在傳統文化面向現代變革的很多方面，他都表現出獨特的眼光和卓越的創造力；他學貫中西又不拘一隅，儼然成為整個人文科學領域引領風氣的通才。更為難得的是，在變革傳統的過程中，胡適並不滿足於簡單的批判和否定，而是在激濁揚清的同時，努力尋找一條基於傳統而又變革傳統的可行之道。他的立場可以有人反對，結論或許受到質疑，但他所提出的問題、解決問題所使用的方法，卻把中國文化從原有的封閉傳統帶入了現代世界，把中國傳統的古典學術轉變成現代學術。從這個意義上說，胡適帶給現代中國的不是幾部經典的理論著作，也不是若干精闢的學術觀點，更不是幾句振聾發聵的口號。而是一種立場、一種方法、一種面向現代的態度。李澤厚曾經做過這樣的比較：“中國現代曾出現王國維、陳寅恪等史學巨匠以及顧頡剛、湯用彤、錢穆、金岳霖等，在學術上，都非胡適所能比擬。但他們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卻遠不能與胡適相比。這就是思想史與學術史的區別。”宋代禪師法演法師云：“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說的是不要把治學的門徑輕易示人。胡適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希望且努力的，恰恰是將一種新的治學方法和態度推己及人，“普度眾生”。如果“鴛鴦”算是成果、“金針”算是修成正果的方法和門徑的話，胡適自己繡的“鴛鴦”或許並不那么精美，但是他大力度人的“金針”不僅極大地影響了當時的中國學術，而且在整個現代中國的思想史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烙印。
這，或許就是胡適雖然學術未為醇厚，但在許多領域依舊備受推崇的原因，或許就是胡適一生毀譽蝟集，但歷時百年無法被人忘卻的理由。
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逐步深入，關於胡適的思考還將持續下去。並會成為中華文化復興的一個重要命題。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認識胡適和他的思想自然成為一件十分有益的事情。
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選編了這套“新編胡適國學文叢”。內容包括“胡適談文學”、“胡適談哲學”、“胡適談史學”、“胡適談佛學”，基本涵蓋了胡適學術研究的重點領域，很好地體現了胡適學術思想的基本面貌。“文叢”在內容的選擇上首先注重反映胡適學術思想的精華所在，同時也力求表現其學術觀點的完整面貌。因此，本叢書的編排在以下幾個方面做了精心的考量：
首先是要選取最能反映胡適相關理論的代表作，如最早提出“文學革命”理論的《文學改良芻議》，最先闡述“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一著名論斷的《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其次，除了不得已的減省之外，編者儘量全文選錄，不對原文做割裂和刪改，從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章的原貌，有助於讀者做出客觀的評價。
最後，在文章類型的選擇上，編者也儘可能兼顧文體、論題、文筆各方面。力求全面反映胡適學術研究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以“史學卷”為例，書中既選錄了胡適的中國史通論《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也選入了有關治史理論《研究國故的方法》。在具體的史學問題上，則選錄了《兩漢人臨文不諱考》等一組文章，可以讓人清晰地看到胡適在史學實踐中的方法運用，加上那些短小精悍的讀史隨筆以及胡適晚年最為傾心的《水經注》考證的文章，胡適的整個史學風貌就顯得豐富而生動許多。
這樣的選文安排不僅有助於讀者對胡適的研究成果有一個相對完整的印象，而且也是對他學術思想的尊重和致敬。
當年陳寅恪在紀念王國維的碑銘中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萬千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有人認為，這段議論借用到胡適身上也有一定的道理。相信每一個認真讀過胡適作品的讀者，都會有自己的評價。
(作者系人文學者，現供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