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郁（1942-1970），陝西榆林人。1965年，胡文郁撰寫了一篇《是實事求是，言行一致嗎?》的文章，寄給人民日報社編輯部。文章闡述了他對現實生活中一些幹部不按黨的階級路線辦事的意見和看法，並提出黨的階級路線應該首先是"重在表現"，其次才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這年9月，榆林開始了系統的"四清"運動，胡文郁曾經給《人民日報》的投過稿，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於是他被揪回榆林接受車輪戰式的批判。"四清"運動工作組無限上綱，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將胡文郁定性為"右派分子"，強制性地把他從榆林遷送到桐條溝鄉楊莊村接受勞動改造。1968年10月，胡文郁被榆林縣軍管小組判處有期徒刑20年，押送勞改農場勞動改造。1970年被軍管小組判處死刑，於同年9月24日被槍決。1980年2月28日，榆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宣布為胡文郁徹底平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文郁
- 國籍：中國
- 籍貫：陝西榆林
- 出生日期：1942年
- 逝世日期：1970年
人物經歷,
人物經歷
胡文郁，陝西榆林城內人，1942年出生，上中學時，他父親被錯劃為右派，為此，在高考政治審查申被刷了下來，和其他出身不好的青年一樣，上大學、求公職的權利被剝奪了。不幸的遭遇一次又一次接锺而至，然而，他並沒有因此而失掉生活的勇氣，更沒有動搖他鑽研馬列主義、追求真理的雄心，他用自己當臨時工、當鄉村民請教師賺來的錢購買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8卷吠列寧選集》28卷，《毛澤東選集》1?卷等經典著作。從1962年到1965年，他除通讀了上列經典著作外，還學習了《申國通史》《申共黨史》，並在原著上眉批了很多讀後感，還認真地作了10多本讀書筆記。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書，當時很難買到，他就從縣圖書館借來一本，用14個晚上的時間把全書一筆不漏地抄寫下來。命運的坎坷，生活的桔據，並沒有使他氣餒，在廢寢忘食地研讀馬列著作的同時，他還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各個階段的路線鬥爭，思想精神境界不斷地提高。在理論研究中他發現，社會生活申，道理與現實常常相互對立，理論與實際時常脫節，尤其是對一些地方官員欺上瞞下、弄虛作假、漁肉百姓的所作所為，他深惡痛絕，他認為說假話是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踐踏，是對馬列主義的背叛，是對老百姓的犯罪，他曾經發出這樣的感嘆:"難道我們的人民跟著共產黨革命幾十年，就是為了換一批新的老爺再騎在自己的頭上嗎!"
1965年，胡文郁撰寫了一篇《是實事求是，言行一致嗎?》的文章，寄給人民日報社編輯部。文章闡述了他對現實生活中一些幹部不按黨的階級路線辦事的意見和看法，並提出黨的階級路線應該首先是"重在表現"，其次才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他從和自己情況類似的很多人的不幸經歷中，意識到"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成了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無辜青年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淵之中"。他在給黨中央寫的信中說:"彭德懷的問題搞錯了。"他認為"自從1957年反右鬥爭以後，很多人不敢講真話，黨內缺乏民主，人民缺少民主"，他建議中央應該改革國家體制，政府的主席、總理、省長、市長、縣長以及公社的主任等領導均應由人民民眾直接選舉，而不應由上級任命。在認真分析了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的問題以後，胡文郁認為:"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是中國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因為"人民公社藉以生存的物質條件還遠沒有成熟"，"形式主義、浮誇風盛行，勞民傷財，違背客觀規律胡作非為，這難道說推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嗎?"
1965年一個偶然的機會，胡文郁被延安南泥灣農建師招去當工人。這一機遇使他欣喜若狂，於是他便更加發憤學習，追求知識，了解社會，探討中國富強之路。他身無半文卻心憂天下，他在日記中寫道:"要想讓生活充滿燦爛的色彩，就得準備經受歲月風浪的沖刷和雕琢，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由艱難換來的。"在艱難的求生路上，他除了踏實勞動外，就是積極探索真理。然而，安穩的日子並不長，這年9月，榆林開始了系統的"四清"運動，胡文郁曾經給《人民日報》的投稿，給黨申央的信，都成了他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於是他被揪回榆林接受車輪戰式的批判。"四清"運動工作組無限上綱，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的情況下，將胡文郁定性為"右派分子"，強制性地把他從榆林遷送到桐條溝鄉楊莊村接受勞動改造。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爆發，當時，還是監督勞動改造對象的胡文郁在《千萬個為什麼?》的文章中寫道:"劉少奇、鄧小平、陶鑄究竟犯了什麼錯誤?為什麼不準劉、鄧、陶公開在電台、報刊上發表自己的意見?是誰，是 哪一級組織的決定?請不要對人民隱瞞，實行愚民政策。" 他不能理解的是，為什麼身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卻得不 到憲法和法律的保護，被誣陷為叛徒、內奸、工賊，並失去 了一切申辯的權利?優國憂民的胡文郁為此感到惶惑、震驚和不安。1967年，他在日記中對文化大革命，對現代個人迷信，對林彪、陳伯達，對文化專制主義，對破四1日，對 迫害知識分子等問題都寫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表明了自己鮮明的立場和觀點，他多次寫信給黨中央，毛主席，真誠地建議，毫不隱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和主張。
1967年10月，胡文郁帶著《千萬個為什麼?》等材料，親自赴京上訪。到了首都北京以後，他看到了更大規模的真槍實彈的武鬥，更加感到迷惑彷捏。從北京返回西安後，他寫的《千萬個為什麼?》的材料，被人發現告密，西安市公安局因此將胡文郁拘捕審查。每次提審，他都據理抗辯，毫不畏懼，獄中的警察用繩捆、皮帶抽打，用木棍猛擊，拳打腳踢，他卻高呼"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每一次刑訊時，他都忍著劇烈的疼痛唱毛主席語錄歌，念毛主席語錄。
同年寒冬臘月，胡文郁由西安押送回榆林，在新明樓旁的看守所里，他仍然堅強不屈，繼續鑽研學習，堅持著自己的立場。在提審中，他用已經背熟了的憲法和黨的方針政策去據理力爭，慷慨陳詞，然而，在憲法被踐踏，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年代裡，他得到的是"罪行"不斷升級的回報。1968年10月，胡文郁被榆林縣軍管小組判處有期徒刑20年，押送勞改農場勞動改造。
在服刑勞改中，胡文郁為了追求真理，頑強地與"四人幫"惡勢力抗爭，堅持評說劉少奇是馬列主義者，並且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由於他在獄中堅定不移地維護真理，為劉少奇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鳴冤，又多次被關進勞改場內設的禁閉室，遭到慘無人道的折磨與迫害。儘管如此，他仍然用笑臉去迎接悲慘的厄運，用百倍的勇氣來應付一切不幸，冰冷的手鑄、腳鐐，無情的棍棒、皮鞭，都無法阻止他對真理與光明的追求，他一次一次地寫報告，提建議，為民請命。他的"不軌"行為觸怒了當權者，1970年他又被押回榆林。在各種刑訊逼供中他仍然堅持:搞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打倒劉、鄧、陶的口號是錯誤的。這些言論又一次地成了胡文郁反對文化大革命，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確鑿證據"，特偵組以"頑固地堅持反動立場"的"現行反革命罪"判處胡文郁死刑，立即執行。為了阻止胡文郁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喊出真理的呼聲，1970年9月24日行刑的那天，他的嘴裡被塞滿了棉花和布團。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開始了全面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為劉少奇等一大批冤假錯案徹底平反。1979年開始，榆林地、縣兩級人民法院對本地區"文化大革命"期間判處的1759人的反革命冤案、錯案進行了複查糾正，認為原審以胡文郁為劉少奇鳴冤叫屈、為彭德懷等人翻案而定性為"現行反革命罪"直至判處死刑是完全錯誤的，應該宣告無罪，徹底平反。1980年2月28日，榆林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在榆林召開了千人大會，大會上宣布了為胡文郁徹底平反的決定，至此，一起長達15年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