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串子”這個詞是地道的老北京話，講的沒有事乾的人整天胡同里亂竄閒逛無所事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胡同串子
- 屬於：老北京話
- 解釋：年輕人整天胡同里亂竄閒逛
- 類型：詞語
詞意,發展歷程,清朝,清王朝垮台後,新中國成立之初,文革開始後,結局,1977年,進入九十年代,
詞意
早年間胡同串子也指流動人口，外地人居多
如果不說成上面說的那樣，似乎貶義稍多，指一些青壯年貪圖並適應了胡同生活，整日遊手好閒，不勞動居然也活下來的諸如此類的人。
發展歷程
清朝
擱早先的北京方言里，“胡同串子”專指那些不務正業，成天兒在胡同里逛來逛去、遊手好閒的人。意思類似於土話里的“落台幫子”、“敗家子兒”云云。反正歸了包堆，都不是什麼好鳥兒。這些人大都家趁點兒老本兒，祖上要不是吃鐵桿莊稼的“某某額真”；再不就是哪個王府傳下的苗裔；至小了說還許是哪家買賣鋪戶的少爺、家裡站著房躺著地兒。胡同串子們每天一大早兒就提籠架鳥直奔茶館，碰上仨倆哥們兒一侃就是小半天兒。到了中午，這些人出了茶館進飯館，幾盤兒下酒菜二兩燒刀子。下午出了飯館進澡堂子。晚上一擦黑兒，呼朋喚友搖著摺扇兒聽戲逛窯子去。在早先，這種生活只限於上層社會、王公貴族，但清末以來，八旗總數已經占到了全北京人口的三分之一，達到了二十四萬。連清宗室人口較初期也已經翻了四倍，僅男丁就有八千之多。再加上在京的官員、商人。如此龐大數量的人群全都屬於消費者，北京也就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消費城市。那時候有首《竹枝詞》曾這樣寫道：“衫敞前襟草帽橫，手擎虎叭喇兒行。官差署里原無事，早飯完了便出城。”這可得算是北京最早一撥胡同串子了。
清王朝垮台後
隨著清王朝的垮台，胡同串子的命運也發生了改變。祖上的鐵桿莊稼吃不上了，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北京話叫：“倒驢不倒駕。”更何況積攢了百年的習氣哪兒能說扔就扔了。老舍說了，“這裡的有錢人、會講究，沒錢的、也知道窮講究。”這一階段，胡同串子已經是徹徹底底的平民化了，擺弄的玩意兒看上去也有點小打小鬧。一幅自得其樂、遊戲人生的態度。但也有人說民國初年是北京歷史上最好的時期，這段年月北京既保持了深厚的傳統文化氛圍，又逐步擺脫了皇權再上的封建專權，另外隨著北大、清華、燕京大學等一批高校興起，這裡自由民主的氣息日漸活躍。皇城內外，聚集了眾多知名的學術大家。魯迅就是在這時來到了北京，先後住在南半截紹興會館、八道灣兒和西四宮門口三條。那時先生在教育司的事由很清閒，從留下的日記里看，他那時最愛在公務之餘攜郁達夫、孫伏園等好友四處聚飲或是到琉璃廠一帶書肆閒逛、憑欄弔古嬉笑怒罵。單從字面上來講，魯迅可以說是那一時期最有品位的“胡同串子”，也是民國時期文人的典型代表。
新中國成立之初
新中國成立之初，窯子就政府堅決被取締了。從此以後逛窯子一詞徹底消失了近五十年，直到90年代初才慢慢復甦。與此同時，機關部隊的大院圈地風開始盛行，這些大院裡住得大都是各部委宿舍家屬。像我們家胡同西口就有個國防部大院，東四八條有個陸軍總院大院，另外像外交部街的二號大院、倉南胡同的總參大院也是相當有名的。住在大院跟胡同是有著截然不同的，一種是原著民、土生土長，舉手投足都帶有著濃厚的皇城遺風。而另一種是外來戶，是某某開國功臣及其家屬，卻被認為是新文化的代表。大院孩子回家後，看的是露天電影和內部讀物，聽的是革命故事，管長輩叫叔叔阿姨。而胡同孩子家裡的書也是一些三國水滸，聽大人講的大多是京劇故事，管長輩一般稱呼大爺大媽，三叔，五嬸，八大姨，口音都是正宗京片子。即使兩方都在同一個教室內上課，也從來互不往來。我媽說她們上學那當兒，管國防部大院的一律稱為生番或者野孩子，那些人稱呼胡同孩子大抵就是“胡同串子！”
文革開始後
文革開始後，北京的各大娛樂場所如茶館、茶舍、遊藝社、戲園子都陷於停頓。大人們大都忙著抓革命促生產，再沒工夫閒逛了。“老三屆”連同69屆幾撥孩子全都回響號召“上山下鄉”去了，這座城市屬於更年輕的孩子。作家王朔在《動物兇猛》裡面寫道：“除了幾條規模不大的商業街，多數大街只是零星幾間食品店和百貨鋪子，不到季節，貨架上的商品也很單調，大多是憑票供應的基本生活用品。街上常見的是四輪驅動的軍用吉普車和一些老式的蘇聯、波蘭轎車。上班上學時間，街上只有一些外地出差幹部在閒逛，路邊公共汽車、無軌電車都乘家寥寥。”在這種單調的背景下，“打群架”便成為當年胡同串子們的一種時尚。想來也不奇怪，都是一幫半大小子火氣正旺，上學無事可乾，再加上天天聽著收復台灣、打擊美帝“橫掃一切”的口號，不滋事兒才新鮮？！那時候打架分幫分派，戰場就是附近一些僻靜的胡同。大院和大院之間、大院和胡同之間，或是瑣事摩擦、或是因為爭風吃醋，往往一個“照眼兒”就會引來一場惡戰，黑話叫“茬架”。如果一方實力不足，就會分頭去找關係瓷器的哥們兒來幫忙。於是成天兒著，一群半大小子都會騎著車在胡同里亂串。這些孩子也都被稱作“胡同串子”，他們中間一些下手狠、又很仗義的通常會在打架中大顯其能，北京土話管這些人叫做“頑主”。當時有句順口溜：“刀子、板兒帶、口裡、口外……”說的就是當年胡同串子們茬架的情形。
結局
1977年
1977年是國務院宣布恢復高考的頭一年。參加考試的從六十年代入學的老三屆到七十年代剛入學的高中生，年齡跨度大都在十多歲上下。那一年的高考簡直到了萬人空巷的程度，去王府井書店排大隊買課本成為北京街頭一景兒。而且那一年從參加高考人數到大學招生人數都是空前絕後的，相當一部分“胡同串子”洗心革面跨入了大學校門。剩下的人們也都在大趨勢下，謀劃著名自己的出路。那時候胡同里的待業青年似乎遠比現在多，街道上也在千方百計的為他們尋找著合適的出路。電影《二子開店》反映的就是當年一夥兒胡同串子們“改惡從善”的經歷。他們下海經商、幹個體、開公司、當倒爺、辦雜誌，這些現在看來普通的舉動放在那會兒都是新鮮事兒。再搭著那會兒的人觀念老、錢也好掙、競爭少，在秀水街練個服裝攤兒都能狠發一筆，掙錢靠的就是魄力。家住在前門外打磨廠的趙振開原本是個建築工人，從七十年代末開始和顧城、多多、芒克等人成立了“今天”詩社。為了出版雜誌，哥兒幾個曾經蹬板兒車往返幾十公里躉香蕉、販賣帶魚籌集經費。可以說八十年代的“胡同串子”，是一批充滿了激情和理想遊手好閒的新一波文化流氓。
進入九十年代
北京的變化可以說是一年一個樣兒。九二年蓋京廣中心商務圈，九四年三環路通車，九五年朝陽門內外大街改造、九七年王府井東安市場改造、九八年平安大街改早……放眼一望，北京的路寬了、樓高了、人多了、越來越時髦、越來越國際化。從前老話說“北京城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沒名兒的胡同賽牛毛”，到而今滿打滿算北京留下來的胡同也超不過一千五百條。大部分胡同居民告別了延續800多年的生活模式，搬進了小區公寓。留下來的很少一部分胡同也被劃成了遊覽區以商業經營為主，再沒有了我小時候那樣濃郁的生活氣息。三輪車塗著絢麗的色彩，照相機打著刺眼的閃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都宣稱自己體驗了半天兒的“胡同串子”生活。然而真正的生活只能是被動的經受，卻不能成為主動的體驗。傳統生活方式的改變意味著“胡同串子”們已經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壤，繼而在過快的城市化進程中銷聲匿跡。於是此刻我們開始徒然的懷念往昔，懷念那一串串漸行漸遠的車鈴聲、空靈的鴿哨、那些在路燈下打牌的老人、厚重低沉的買賣吆喝、木門、台階、滴水的屋檐。我夢到一個孩子站在鐘鼓樓底下，正找不到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