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里斯

翟里斯，英國著名漢學家，學術範圍觸及中國文化的小說、詩歌、古文方面尤其精通。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翟里斯
• 外文名：Herbert Allen Giles
• 國籍：英國
• 出生地：英國牛津
• 出生日期：1845年12月8日
• 逝世日期：1935年
• 職業：漢學家

人物生平

其父約翰·翟理斯是一位具有相當知名度的編輯和翻譯，這對翟理斯後來的成長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翟理斯的父親曾經因為對教規有些微違背而被關在獄中三個月，獲釋後由於生計所迫而求助於筆墨，出版了一系列實用性質較強的書籍，包括適應學童的有關希臘和羅馬的學習用書。

作為家裡的第四個兒子，翟理斯在文學方面明顯受到父親的濡染，對古希臘和拉丁經典較為熟知，他最早比較正式的文學實踐也與這方面有關，比如1863年在巴黎逐字翻譯了希臘悲劇詩人埃斯庫羅斯（Aeschylus）著名的三部曲，六年後又在台灣翻譯了朗吉努斯的《論崇高》，而這些都是為其父所編的《經典關鍵》（Keys to Classics）所作。正如傅尚霖所指出的，家庭的薰陶和他自己對古典的興趣與實踐，為他將來在英譯漢著中體現的高標準和旁人難以模仿的風格奠定了基礎。

在頗負盛名的查特豪斯（Charterhouse）公立學校就讀了四年之後，翟理斯迫於家庭的經濟問題並沒有繼續進入牛津大學深造。1867年他通過了競爭相當激烈的考試，被任命為英國駐華使館通譯生， 隨後漂洋過海來到北京，開始了他在中國長達二十六年的外交生涯。翟理斯的特殊職業要求他必須掌握良好的漢語技能，而事實上他在這一方面具有超乎常人的天賦。

1872年，在他來華的第五年，翟理斯便出版了漢語學習教材《中文無師自通》，該書以後多次重版，在1922年已經出至第八版。緊接著，他又在1873年出版了《官話口頭習語字典》。中國的書面語雖然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和穩定性，但由於地域廣闊，各地的方言呈現出較大的差異，甚至有時會因此造成相互之間口頭交流的障礙，這在早期“越歌楚說”的故事中便可清楚地得知。當年鄂君子皙泛舟新波，越人擁楫而歌。鄂君子皙不懂越語，幸好有翻譯在場，“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劉向《說苑·善說》），不懂方言的鄂君子皙險些與那份美麗與浪漫擦肩而過。然而翟理斯對方言的興趣，並不是為了在中國邂逅一份男女之間的浪漫，其主要目的在於增進實際溝通的能力。

1876年5月8日至8月16日期間他出任汕頭代領事，居留的時間並不長，他卻出人意料地完成了《汕頭方言手冊》，充分顯露其語言天賦。翟理斯在語言上的優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在外交領域內地位的上升，他從1867年的見習通譯生不斷向上攀升，1872年升為二等助理，並先後擔任天津、寧波、漢口、廣東等地領事館翻譯，

到1876年已經成為一等助理。後來，翟理斯並未能在外交事業上晉升至較高的職位，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咎於他那鮮明甚至好鬥的個性，用 Charles Aylmer的話來說，極度缺乏外交家的氣質。翟理斯的個性強烈在當時絕對是出了名的，甚至有一點臭名昭著的味道。曾經有一位中國評論家對他的英國朋友如是說：“翟理斯博士是狂熱型的人，因此，他比你在中國方面有更多的成就。但是他的狂熱，經常是不顧對錯而憤怒地採取立場，這使他成為一個……”話不用說完，我們不難想像翟理斯將被描述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翟理斯對仇敵的鬥爭不僅僅是唇槍舌戰，也是一種生命的較量，正如他在給其父的信中談到，對仇敵最好的報復就是活得比他們長。翟理斯的壽命誠然很長，也快意目睹了仇敵無可奈何地離開人世。人事滄桑的砥礪使他的稜角益加分明，晚年依舊本色不改，因此舊仇方去，新怨又結，倒也省卻了沒有對手的空虛和寂寞。

1897年，翟理斯繼威妥瑪之後成為劍橋大學中文教授，然而他個性中天生好鬥的一面招致了與劍橋中諸多人士的不和。

1919年《新中國評論》上刊登了翟理斯的照片，歷史系教授Philip R. Marshall對這張照片的評論是：一個七十七歲高齡的老人，其銳利的目光足以阻止任何人的挑戰和辯論。

典故軼事

個性坦誠開罪人

不過，不同人的眼中對他的個性也有著不同的看法。在翟理斯的外曾孫Giles Pickford看來，翟理斯那讓很多人頭疼的個性緣於其坦誠的品質，他言為心聲，而且言出必行，因此開罪了不少人，而大多數與他為敵的人都是因其著作被翟理斯痛批過的，其中包括與他同時代的英國漢學家、同樣身為英國駐華外交官員的莊延齡（E. H. Parker）。好鬥的翟理斯雖然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英雄無畏氣概，但是他的個性並非只有單一的維度。比如，如果他知道跟他談話的人懂汕頭話時，就會用當地的方言來打招呼，讓人立即覺得倍加親切，而在另外的某些場合，他也會用諸如“你吃過飯了嗎”之類的北京話來問候對方。此外，從他與父親的通信中我們不僅可以感受到他對父親的尊敬和關心，還可以窺見他對自己的兒子舐犢情深的一面。

1871年7月20日，身在天津的翟理斯興高采烈地通過信件向他父親描繪自己剛剛出世的兒子，並開玩笑地說要給他取名為“成功·智慧·翟理斯”。

性格強悍和學問精深

Moule曾總結了翟理斯的兩大特徵：性格強悍和學問精深。翟理斯的好鬥，特別是學術上的爭論，與他對漢學的熱愛和稔熟密切相關。作為一名未受過正規學院訓練卻蜚聲遐邇的漢學家，翟理斯對西方中國學的研究貢獻巨大，其涉足的領域亦十分廣泛，包括文學、歷史、哲學、語言、藝術、宗教，甚至於他所處時代的眾多社會現象。從他一生豐富的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翟理斯最主要的貢獻還是在對中國文學的傳播和研究。

在翟理斯之前的英語世界，大腕級的漢學家非詹姆士·理雅各 （James Legge）莫屬。理雅各是十九世紀英國傳教士和漢學家，也是早期中學西傳過程中屈指可數的傑出翻譯家。事實上在腳步踏上中國的土地不久，早期的歐洲傳教士們就已經逐步清楚地認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角落中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十六世紀的著名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在入華後先是以西僧自稱，在意識到這一點後，立即退卻僧服，蓄髮稱儒，走合儒易佛的路線，從而迅速打開局面，與中國文人士大夫建立起良好的人際網路。既然認識到儒家思想在中國被奉為圭臬，對西方傳教士而言，學習、翻譯儒家經典就是一項極具價值和緊迫性的工程，而理雅各在此方面的努力可稱得上典範，其扛鼎巨著《漢文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將四書五經一併囊括在內。時至今日，在談到儒家經典的西傳史時，理雅各的譯著仍然是一個無法逾越的高度。Norman J. Girardot就曾經指出：“如同鳩摩羅什，理雅各所具有的持久文化意義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作為一個翻譯者的偉大。”

很明顯可以看出，理雅各的翻譯主要集中在儒家經典上，而相比之下，中國文化中儒家經典以外的廣袤畛域依然不為西方了解和重視。中華民族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鑄就了世界上罕有的輝煌文明，其中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就是中國文學。文學與民族的整體文明建構息息相關，因此錢穆先生說：“若我們能了解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亦可對於了解此一民族之文化特性有大啟示。”目光犀利的翟理斯一眼覷定，以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為中心，開闢出中國文化向英語世界傳播的新局面。

1867年5月，二十二歲的翟理斯開始在北京學習漢語，他曾先後使用過倫敦東方學院Morrison教授編的《漢語字典》和著名漢學家威妥瑪的《自邇集》，但是由於效果不佳，他對二者均不滿意。之後翟理斯買了一本《三字經》，並在後來的自傳里稱自己“開始如國小童一樣用心學習”。這種獨特的語言學習方式也使翟理斯從一開始就以文化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此後他的閱讀範圍逐漸擴大，但大都集中在中國文學的領域，特別是小說，比如四大名著和《聊齋志異》。1873年，不足二十八歲的翟理斯首次嘗試翻譯了中國詩，實際上是《三字經》和《千字文》的英譯。

傳播中國文化

具體而言，翟理斯對中國文學傳播上的成就主要體現在小說、古文和詩歌三個方面。小說翻譯上，1878年翟理斯完成了《聊齋志異》的英文選譯，並於兩年後出版，在英國乃至歐洲都引起了轟動，好評如潮。不過最讓翟理斯感到驚喜和自豪的是意外地受到當時遠在巴黎的外交家曾紀澤來信讚許。在1880年3月的信中，曾紀澤對翟理斯的《聊齋志異》英譯本評價甚高，認為它既忠實又傳神，甚至視其為英譯中國作品的登峰造極之作。翟理斯也因此士氣大振，時隔多年，八秩高齡的他追憶起這段往事依然溫暖如昔。

古文翻譯成就顯著

翟理斯在古文翻譯上亦有佳績，1883年完成了《古文選珍》。後來翟理斯通過他的朋友，也是著名出版人Bernard Quaritch出版了這本書。翟理斯為該書撰寫了英文序言，由他人譯成中文並以漂亮的書法寫於該書封底，簡要陳述了該書目的所在：

余習中華語，因得縱觀其古今書籍，於今差十有六載矣。今不揣譾陋，采古文數篇，譯之英文，以便本國士人誦習。觀斯集者，應念恍然於中國文教之振興、辭章之懿鑠，迥非吾國往日之文身斷髮、茹毛飲血者所能仿佛其萬一也。是為序。

《古文選珍》的出版，確實帶來了眾多好評，翟理斯在他的自傳中僅選錄了一條來自《先驅報》的評論。在翟理斯心目中，這一評論極為清楚而又恰如其分地將翟理斯的嶄新貢獻與理雅各先前的儒學譯介成就區分開來。這不難看出，翟理斯對理雅各心存芥蒂，二人後來在《道德經》上有過激烈的爭執，理雅各也直言批評過翟理斯。不過令人奇怪的是，翟理斯這次並沒有將仇恨進行到底，仿佛不打不成交，二人後來成為摯友並且書信往來頻繁，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惺惺相惜吧。

中國詩歌是古代文苑的奇葩英華，翟理斯在這方面的斐然成就同樣有目共睹，他的一些譯詩甚至讓中國人大為折服，如蘇曼殊就十分欣賞翟理斯的英譯《長恨歌》，並讚賞其“詞氣湊泊，語無增飾”。對《三字經》和《千字文》的翻譯是他早年初出茅廬的開山之作，也注定了他一生與中國詩歌難解的特殊情緣。1894年1月，已近知天命的翟理斯向刊物《十九世紀》提交了題為“古今詩選”的論文。四年後，他擷取中國歷史上若干有名詩人的詩作，翻譯出版了英譯中詩集，仍以“古今詩選”為題。《古今詩選》一共選取了從《詩經》到清代詩歌近兩百首，主要目的是在總體上向英語讀者介紹長達三千年的中國詩歌。翟理斯的目標客群是英語世界的普通讀者，因此他在翻譯風格上追求優美和簡練乾淨，避免了用眾多的腳註來解釋中國古典詩歌中晦澀的典故，使譯詩較為通俗，具有較強的可讀性，易於英語讀者接受。《古今詩選》的問世對中國詩歌在西方的傳播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其中的一些詩歌先後被譯成法文和義大利文，還有的被譜成動人的樂章。

翟理斯對中國文學的貢獻還集中體現在他所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上，該書作為E. W. Gosse主編的《世界文學簡史叢書》的第十種出版。《中國文學史》的初版時間在國內尚有不同表述，不過據筆者反覆勘查，確認該書是在1901年由倫敦威廉·海納曼出版公司出版。《中國文學史》的主體共分八個部分，時間從公元前六世紀延續至清代末期。

不屑日本漢學研究

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日本與中國一衣帶水，並文化往來頻繁，因此在當時的英國漢學界面前，日本的漢學研究在中國文化和文學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權威。然而翟理斯對日本的漢學權威毫不買賬。七十三歲的時候他寫了一篇評論，指出亞瑟·韋利《一百七十首中國詩》中的錯誤。不久韋利在回覆中予以辯解，聲稱翟理斯所言是對詩歌的不同解讀，並強調自己的解讀得到了日本漢學家和詩人桂五十郎的認可。翟理斯對此頗為不屑，表示日本人對於中國文本的注釋向來不可靠，而且他們對中國古代文明極為嫉妒。

翟理斯的人生道路顯然影響到了他的兩個兒子，長子Bertram在中國從事外交工作，次子Lionel 則選擇了學術道路，關注中國研究，並在後來成為大英博物館東方研究部的負責人。

榮譽貢獻

“他的與世長辭使英國漢學家中最顯赫的人物從此被一拭而去”。1935年，A. C. Moule在訃告的末尾中宣告了這一無比沉痛的事實，而這位被A.C.Moule譽為英國漢學家中最顯赫的人物的就是曾任劍橋大學中文教授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

倘若翟理斯天國有知，對於這樣的溢美之詞他會如何反應，我們不得而知。無須在此一一列舉他的全部著作，讓我們把目光投向翟理斯逝世前四年的1931年，時在清華大學任教的傅尚霖先生在4月出版的《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上發表了“One Generation of Chinese Studies in Cambridge”一文，該文的末尾附有翟理斯教授的主要著作，包括從1872年的《中文無師自通》（Chinese Without A Teacher，being a collection of easy & useful sentenc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with a vocabulary）到1925年的《中國笑話選》（Quips from a Chinese Jest Books），總計六十種，堪稱著述豐贍。2004年，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納分校東亞系教授Joshua A. Fogel將翟理斯在大約一百年前出版的兩部著作重新結集出版，並明確指出今天的讀者仍可從中獲益良多。由於他在漢學領域的傑出貢獻，1922年翟理斯被皇家亞洲協會授予金質獎章，這一殊榮也是首次授予漢學研究的領域。可見，A.C.Moule 當時所言的“最顯赫的英國漢學家”並非是一種過分的恭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