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孤獨: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群體性孤獨: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群體性孤獨》是2014年3月1日由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美] 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 ,副標題是為什麼我們對科技期待更多,對彼此卻不能更親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群體性孤獨
  • 作者:雪莉特克爾
  • 譯者:周逵,劉菁荊譯
  • 出版時間:2014-03
  • ISBN:978-7-213-05984-1
  • 版 次:1
  • 頁 數:364
  • 開 本:16開
  • 紙 張:膠版紙
  • 類別:外文
內容簡,作者簡介,目錄,前言,節選,

內容簡

你是否也熟悉這樣的場景:家人在一起,不是交心,而是各自看電腦和手機;朋友聚會,不是敘舊,而是拚命刷新微博、微信;課堂上,老師在講,學生在網上聊天;會議中,別人在報告,聽眾在收發信息。所有這些現象都可以歸結為“群體性孤獨”——我們似乎在一起,但實際上活在自己的“氣泡”中。我們期待他人少,期待技術多。不間斷的聯繫,是否讓人類陷入了更深的孤獨?
被譽為網路文化領域的“瑪格麗特·米德”的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為了研究人與機器人之間的互動,15年來深入兩家養老院,對200多人進行了實地研究;為了研究人們的網上互動,與7家中學合作,收集了450名中學生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她通過研究發現,信息技術在給人們帶來溝通便利的同時,也使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弱化,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喪失了面對面交流的能力。特克爾認為,人們發簡訊、發郵件,上社交網站,玩電子遊戲,從形式上看人們之間的聯繫似乎更輕鬆、更密切,但實際上卻更焦慮、更孤單。
本書將電子文化的兩大趨勢在過去15年中的新變化、新發展進行了新的闡釋,將焦點集中在年輕的“電子土著”身上,這一代人的成長伴隨著手機和智慧型電子玩具。如今的我們既缺乏安全感、卻又渴望親密關係,因此才求助於科技,以尋找一種既可以讓我們處於某種人際關係中、又可以自我保護的方法。作者認為在網際網路時代,如果我們既要享受信息技術帶來的便利,又要擺脫信息技術導致的孤獨,就必須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一方面,我們要學會獨處,體會獨處帶給人們的好處;另一方面,朋友、親人要更多地坐在一起,面對面談話、討論。

作者簡介

雪莉特克爾 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自我創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學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博士。 採用“實地研究”和“臨床診斷”兩種方法,對人與信息技術的關係進行了長達15年的系統研究,被譽為網路文化領域的“瑪格麗特米德”。 在哈佛大學獲得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博士學位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開始研究計算機文化,並成為人與技術關係領域首屈一指的社會心理學家。《連線》創始主編凱文凱利稱她為技術領域的“弗洛伊德”。

目錄

各方讚譽
推薦序 要了解人類的未來,就必須了解人與技術的關係
作者序 轉折點
引言 技術讓我們的關係更親密了嗎?
第一部分 機器人時代:孤獨中的新型親密關係
第1章 最親密的夥伴“拓麻歌子” :有生命的電子寵物
電子寵物改變了孩子們對“生命”的理解。他們在養育“拓麻歌子”的過程中,付出過愛,也感受到愛的回報。當這些電子寵物“死去”時,孩子們會體驗到失去親人般的悲傷。在他們心裡,這些電子寵物也是值得懷念的“生命”。
第2章 栩栩如生的“菲比”:涉足情感地帶
人們可以與機器人建立親密關係。“倒拎測試”告訴我們,人們可以隨意地倒拎著“芭比”,但卻不會這樣對待真正的小動物,而倒拎“菲比”機器人超過 30 秒,人們就會有負罪感。我們本以為只有人才能涉足情感地帶,實際上,機器人對此也很在行。
第3章 一起長大的“愛寶”:我們都有美好童年
孩子們忘不了跟他們一起長大的那個“泰迪熊”,因為它會喚起人們的童年記憶。而對於朝夕相伴的那個機器人“愛寶”,人們更無法割捨,因為它還會喚起人們對機器人童年的記憶。對於孩子們來說,“愛寶”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勝過一切”。
第4章 魅力無限的“真寶”:你是它唯一的關注
機器人“真寶”不會發脾氣,做事守規矩,並一心一意地圍著你轉。而現實中的保姆儘管有時更加貼心,但她們也有她們自己的事兒。孩子們開始可能將自己未能實現的願望寄託到機器人身上,但最後他們卻與機器人建立了真實的關係。
第5章 社交高手“凱斯麥特”:你愛它,它也愛你
“凱斯麥特”是能通過社互動動而進行學習的機器人,它擁有一套“情感”系統,知道在交談中怎樣應對自如,並與人建立親切感。通過“關愛”,孩子們不但可以向機器人釋放他們內心的苦悶,還渴望與機器人發展一段真實的情感。
第6章 能治病的“帕羅”:半個心理醫生
“帕羅”是“最具治療性”的機器人。這些機器人所喚起的“傾訴欲”,只有一半兒的療效,只有讓真正的人與它們一起工作,才能收穫另一半兒療效。機器人的情緒表達,也許是“作秀”,可我們還能找回無可替代的親密關係嗎?
第7章 擁抱“機器人時代”:親密關係的美好未來
機器人能為我們做很多實實在在的事兒。機器人的面部表情和聲音,讓它們有了像人一樣的思想和靈魂。因此,我們與機器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將人們從“虛擬”拉回到“現實”的“機器人時代”正在到來。
第二部分 網路化生存:親密關係中的新型孤獨
第8章 永遠線上:網路自我的三種新狀態
人們通過移動設備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網路上,從而獲得自我的新狀態。第一種狀態是“逃離現實世界”:也許他們正在你身邊,但他們的精神已經游離到了另一個世界。第二種狀態是“雙重體驗”:人們能夠體驗到“虛擬與現實的雙重人生”。第三種狀態是“多任務處理”:人們由於可同時處理多種事情而贏得了更多時間。
第9章 網路技術改變成長曆程:“分開”和“獨處”都失去了原來的意義
今天的年輕人生活在“永遠線上”狀態,他們期待著被“打擾”。網路技術改變了人們對“分開”的理解,也讓年輕人失去了“獨處”的機會。通過遊戲,人們還可以在虛擬世界中重新塑造一個比現實更為完美的“第二人生”。
第10章 有打電話的必要嗎?聲音傳遞情感,簡訊給你安全
話的必要嗎?聲音傳遞情感,簡訊給你安全
發簡訊讓人有一種安全感,並且可以通過細心斟酌而展現出一個期望的自我。但虛擬空間對“道歉”等現實問題是無能為力的。打電話意味著你在全神貫注地做一件事,也意味著一種“交談”能力。聲音傳遞情感,我們卻巴不得讓聲音在生活中消失。
第11章 削弱與背叛: 亦真亦幻的《第二人生》
通過“演練”和“實踐”,《第二人生》也可以與現實的人生相差無幾。如果遊戲裡的角色跟現實中的人完全不同,也不能稱之為“背叛”。虛擬人生也許能讓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更有自信、更勇敢地去改變自我。有些在現實生活中失意的人,可從遊戲中獲得滿足。
第12章 真情告白:網上告白只是用“分享”避開“孤獨”
有些人會選擇去“自白網站”排解孤獨。人們寧願在網上對著陌生人懺悔和釋放情感,也不願意直接面對你所傷害的人給他一個真正的道歉。實際上,網上告白沒有想像的那么好,人們只是為了感覺良好而用“分享”避開“孤獨”
第13章 焦慮:科技提供便利,也帶來焦慮
“手機在身”讓孩子們擁有了安全感,但孩子們生怕漏掉任何一條重要信息。網上友情容易獲得,但這種親密關係也存在著隨時失去的風險。在網上,人們既無法抗拒“偷窺”的誘惑,又擔心被他人“偷窺”。網路在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會給他們帶來焦慮。
第14章 年輕人的懷舊情結:網路世界不是“瓦爾登湖2.0”
獨一無二的關注真好!年輕人越來越喜歡寫信、打電話或面對面聊天,他們喜歡展現一個真實的自我。網路上的“表演”很累人,他們已經厭倦了,他們渴望靠近真實的感覺。年輕人越來越懷念那些正逐漸消逝的美好事物,在他們心裡,手機和網路世界不是可以“逃離”的另一個“瓦爾登湖”。
結語 不可或缺的對話
後記 家書的意義
譯者後記
數字時代的瓦爾登湖

前言

我們生活在一個跨界的年代:賈伯斯跨了科學和藝術的界,把蘋果電腦和蘋果手機變成了藝術品;社會網路研究跨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界,把屬於傳統的定性研究的社會學變成了純粹的數據科學;擴展現實(Augmented Reality)更是跨了真實和虛擬的界,人們越來越難以分清,從谷歌眼鏡里看到的哪些是真實的外部世界,哪些是虛擬的數據……
今天,對大眾而言,最重要的跨界是:計算機、網際網路正在跨進原來只屬於人類的世界。IBM的超級計算機沃森在智力問答遊戲中戰勝所有人類取得了冠軍;谷歌無人駕駛汽車已經在美國加州獲得了上路駕駛的實驗牌照:微軟正式推出了計算機全自動同聲傳譯系統……一夜之間,我們最引以為豪的發明、我們最重要的幫手,搖身一變成了我們最大的敵人,電影《終結者》也似乎已經從虛幻變成了預言。
面對這樣的跨界,悲觀者有之,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G.Carr)的《淺薄》(The Shallows)一書認為,網際網路正在使我們變得膚淺;麻省理工學院(MIT)數字經濟中心的教授埃里克.布林約爾松(Eric Brynjolfsson)和安德魯&mdot;麥卡菲(Andrew McAfee)合著的《與機器賽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進一步描述了大量職業被機器替代的慘澹前景。不過,在他們的新書《第二個機器時代》(The Secand Machine Age)中,他們重新變得樂觀起來。樂觀者也有之,《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克萊夫.湯普森(Clive Thompson)在《比你想像的更聰明》(Smarter Than You Think)一書中認為,機器不是人的對手,而是人的夥伴,因為人的創造力、模糊判斷能力等技能仍然是機器人所不具備的。
進而,哈佛大學法學教授羅伯托.曼戈拉.昂格爾(Roberto Mangabeira Unger)響亮地喊出了:“人類就不該做機器能做的事情。”他認為,機器智慧型的提升恰恰是促進人類進一步激發潛能、發揮創造力的最大動力。
不管樂觀還是悲觀,我們都應該承認,計算機和網際網路越來越深入人類的生活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
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霍華德&mdot;加德納在30年前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慧型理論,認為人的智慧型不是簡單的一種,而是由8種相互獨立的智慧型構成的。它們分別是:語言智慧型、音樂智慧型、邏輯智慧型、空間智慧型、身體智慧型、自省智慧型、交流智慧型和自然智慧型。其中,其他7種智慧型對於現代社會中的人類仍然非常重要,只有自然智慧型已經變得像盲腸一樣,成了對人類而言可有可無的東西。“會不會在森林裡迷路”再也不是自然選擇的條件之一了。
與森林等自然環境的境遇相反,計算機和網際網路正在成為人類賴以生存的新環境。和與自然接觸會產生自然智慧型相同,我們與計算機和網際網路接觸會產生機器智慧型(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能思考的機器,而是人們如何更好地駕馭機器的智慧型)、網路智慧型(不是網路里產生的群體智慧型,而是人們如何更好地利用網路解決問題的智慧型)。機器智慧型、網路智慧型的智商高低,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
就像深入了解自然才能提高自然智慧型一樣,深入了解我們與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的關係,不僅僅簡單地把對方當成冷冰凍的機器,才能提高我們的機器智慧型和網路智慧型。因為,機器和網路也像人一樣,有很多複雜的特性需要了解,更重要的,我們在與機器和網路互動的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細微的、和別處完全不同的感情,這些感情會進而影響我們的判斷、我們的決策、我們的智慧型。
雪莉‘特克爾教授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與自我創新中心主任,哈佛大學社會學和人格心理學博士。她從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關注人與計算機、人與網際網路互動時產生的心理變化和行為變化等前沿問題,相繼出版了探討人與機器的互動與心智融合的《第二個自我》(The Second Serf)和探討人類的網路虛擬身份的《虛擬化身》(Life On the Screen)等一系列書籍。
今天,這本《群體性孤獨》更是把這兩大領域內的最新發展以及特克爾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呈現給了讀者。
可以說,要了解人類的未來,就必須要了解人與計算機和網際網路的關係,尤其是情感關係。這一切,可以從這本著作開始!

節選

技術讓我們的關係更親密了嗎?
技術,作為人類親密關係的紐帶,如今已經成為人們從現實關係中解脫的工具。在諸如“第二人生”(Second Life)這樣的網路虛擬世界中,你可以創建自己的虛擬化身、虛擬住房、虛擬家庭和社會生活。它的廣告大意是這樣的:“終於有這么一片天地,讓你熱愛自己、熱愛朋友、熱愛人生。”在這個虛擬的世界裡,許多人以虛擬化身的方式生存著。在這裡,他們比在現實生活中更富有、更年
輕、更苗條、穿著更體面。同時,我們也深深迷戀著諸如機器寵物這樣的社交機器人。2009—2010年最受歡迎的節日禮物是一款名叫“豬豬鼠”的機器寵物,它比真實寵物更完美:可愛、反應靈敏、不需要清理排泄物,而且長生不老。
技術是極具誘惑力的,因為它能彌補人性中脆弱的一面。而我們的確是非常脆弱、敏感的物種。我們時常感到孤獨,卻又害怕被親密關係所束縛。數位化的社交關係和機器人恰恰為我們製造了一種幻覺:我們有人陪伴,卻無須付出友誼。在網路世界中我們彼此連線,同時也可以互相隱身。比起面對面交談,我們更習慣於發簡訊交流。一位年近五旬、憂心不已的母親講述的這個故事,就能很好地說明這一點:
我當時正在尋找一個新保姆。通常,我都希望在應聘者自己的住所面試她們,因為我認為這樣就能夠在她們自己的生活環境中更好地考察她們,而不是在我的家中。所以,當一個叫羅尼的人來應聘時,我立刻和她約定了面試時間。我來到她的公寓,她的室友為我開了門。室友是個年輕女孩,21歲左右,很專注地在她的黑莓手機上打字。她的兩個大拇指被繃帶嚴嚴實實地包紮著,小拇指上還夾著夾板,讓人看著都心疼。我覺得應該安慰一下她,就說:“那一定很疼吧?”但她只是聳了聳肩膀,說:“沒事兒,我還能打字。”我告訴她我是來面試羅尼的,能否幫我敲敲羅尼的門告訴她我來了。這個女孩看上去非常驚訝:“噢,不行。我從不敲門,那樣太冒昧了,我會給她發簡訊。”於是,她發了一條簡訊給離她不到5米的羅尼。
這本書是我關於“計算機和人際關係研究”三部曲的最後一部。我在本書中試圖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為何變成如今的模樣,我們是否滿意這樣的生活?
在我的第一本書《第二個自我》中,我探究了個人電腦的主體性問題:不要問電腦能“為”我們做些什麼,而要問電腦“對”我們幹了些什麼,對我們看待自我的方式、我們的社交關係、作為人的自我知覺有什麼影響。人們很早就開始藉助互動式、反應式的計算機反思自我,思考人與機器之間的區別。智慧型機器是活物嗎?如果不是,那原因何在?在研究過程中,我發現兒童最可能將這類計算機物品視為某種“活物”——一個還在不斷進化中的故事。在三部曲的第二部《虛擬化身》中,我將關注點從人類如何看待計算機,轉移到了人類如何在網路空間塑造新的身份認同。而在本書中,我試圖展示技術將如何把上述兩本書中的觀點推上一個新台階。
計算機不再等著人類來賦予它們意義。如今的社交機器人能與我們眼神交流、侃侃而談,並學著識別我們。它們向我們賣萌求收養,我們也想像著有一天它們能給我們回饋。如今機器人設計領域討論最多的話題正是關於陪護功能的研發。2010年夏天,《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大幅報導了有關機器人教師、機器人伴侶、機器人醫師的新聞。微軟公司也演示了他們研發的虛擬人“麥洛”(Milo)。“麥洛”能識別那些與它互動的人,它的性格也在這樣的互動中逐漸形成。更給力的是,在向公眾介紹“麥洛”的宣傳片裡,一個年輕人在一個虛擬花園裡與“麥洛”玩遊戲,而在片子末尾,更讓人興奮的事情出現了:他在被父母斥責後選擇向“麥洛”大倒苦水。
我們不得不問,這些新興技術預示著什麼。一些人希望未來機器人能幫忙打掃地毯、洗衣服;另一些人甚至希望發明機器新娘。社交機器人是真實人際關係的一種替代,而網路終端設備提供的計算機中介式社交,則是真實人際關係的另一種替代。當我們和機器人談情說愛、和智慧型手機難捨難分時,我們通過機器重新定義了自己,也重新定義了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人們將黑莓手機的上網功能視為生活中“希望的田野”,在這裡再也沒有寂寞和孤獨。一位年近七旬的女士這么描述她的蘋果手機:“就像袖珍書上有一個小型時代廣場,燈光閃耀,人潮匯聚,盡在其中。”當人類寂寞難耐時,網路正散發著迷人的魅力。但倘若我們沉迷於此,則會錯失獨處的快樂。
機器人時代
2005年11月末,我帶著14歲的女兒麗貝卡來到坐落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參觀達爾文主題展。從博物館門口那個巨大的恐龍骨架標本開始,我們就開啟了一場地球生命禮讚之旅,觀賞達爾文所說的“無限形體美麗至極”(endless for msmostbeautiful)。這些不計其數的生物標本如今已經寂然無聲,但它們卻是大自然進化在全世界每一個角落裡的印證。這裡是記錄達爾文的一生和他的思想的最佳場所,他的物種進化論是當代生物學的核心理論。這次達爾文展的目的正是想取悅和說服觀眾,同時給那些攻擊進化論的行為一個小小的回擊。
展覽入口處陳列著兩隻巨大的海龜。它們來自厄瓜多西部的加拉帕戈斯群島,也正是在那裡,達爾文展開了聲名遠播的進化論研究。博物館將這兩隻海龜視為奇珍異寶。在充斥著各種塑膠模型的博物館裡,只有它們是活的,而且和達爾文在150多年前看到的加拉帕戈斯海龜一模一樣。有一隻海龜藏了起來,另一隻則蜷縮在籠子裡,紋絲不動。麗貝卡仔細地觀察著這隻海龜,若有所思,過了一會兒,她一本正經地說:“他們完全可以用一隻機器龜的!”我大吃一驚,問她什麼意思。她說,如果海龜只是在博物館裡無所事事、一動不動的話,完全沒有必要費盡千辛萬苦,把它從太平洋的小島運到紐約。她十分同情這隻海龜過著監禁一般的生活,卻對它的真實性無動於衷。
這一天是感恩節周末,觀摩的人們排了很長的隊,每個人都凍得瑟瑟發抖。我開始與其他父母和孩子交談。我的問題是:“你會在意這是不是一隻真的海龜嗎?”這個問題馬上在無聊等待的人群中引發了熱烈討論。一個10歲的小女孩說,她更願意看到一隻機器海龜,因為活的實在不怎么好看:“這些養海龜的水看起來髒兮兮的,好噁心。”許多支持採用機器海龜的觀點進一步呼應了我女兒的想法:活海龜經不起折騰。一個12歲的女孩堅定不移地說:“看看這些海龜,它們什麼也不用乾,沒必要用活的。”她的父親看著她,困惑地說:“但是最關鍵的是,它們是真實的、活生生的,這才是最重要的。
達爾文主題展把生物的真實性問題放在了醒目位置,不僅展出了達爾文當年野外研究用的放大鏡,而且還有他用過的筆記本,上面記錄著他第一次闡述進化論時的名言妙句。但是,孩子們面對遲鈍的、會呼吸的加拉帕戈斯海龜時的漠然態度,使這次主辦方關於“真實性”的賣點幾乎沒有什麼立足之地。這次在博物館的見聞,讓我想起麗貝卡7歲時的另一件事。
那次我們乘船遊覽地中海,海水碧波蕩漾,美得如同明信片上的畫。那段時間麗貝卡正熱衷於電腦上的模擬魚缸軟體。因此,當她發現地中海水裡有什麼東西在動時,興奮地指著喊道:“噢,媽媽快看,這是個水母!它看起來像真的一樣!”後來我把這件事告訴迪士尼公司的一位副總裁,他說他一點都不驚訝。因為當年迪士尼“動物王國”主題公園在奧蘭多市開張的時候,主要的賣點就是裡面養了各種“真的”動物——都是活體動物。然而,來到公園的第一批遊客卻對此怨聲載道,他們抱怨這些動物看起來不如其他迪士尼公園裡的電子動物那么“真實”:機器鱷魚拍打著尾巴,眨巴著眼睛,總之,它們能把鱷魚典型的活動展示得活靈活現。而真實的鱷魚,就像加拉帕戈斯海龜一樣,反而不願意和人接觸。
我相信,在我們的仿真文化里,我們如何看待事物的真實性,就像維多利亞時期的人如何看待性愛一樣——是危險的、令人困擾的,是禁忌、也是魅力。
很多年來,我一直堅持這個觀點。但是在博物館,我卻發現孩子們的立場令人不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認為真實性沒有內在價值,只有在實現特殊目的時才有意義。達爾文眼中的“無限形體美麗至極”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再是必須的。我又追問了孩子們另一個問題:“如果你在展覽上把一隻真海龜換成了機器海龜,你覺得有必要告訴觀眾嗎?”結果許多孩子告訴我沒有這個必要。對於是否告訴觀眾動物的真假,取決於“觀眾是否需要知道”,即是不是為了實現某一特殊目的。但是,這些動物活著的目的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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