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7世紀，烈性傳染病天花隨著殖民者傳入美洲大陸，給印第安人帶來巨大的災難，加速推進了歐洲殖民者對美洲的征服。“地理大發現”讓美洲成為歐洲人主導的“大西洋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亦使天花的傳播變得更加便利。天花在西葡屬美洲的大流行與美洲的特定環境息息相關。天花病毒可以藉助空間環境滋生和散播，亦可利用社會環境加快傳播速度。從空間環境看，天花病毒在歐洲和美洲大陸的傳播模式存在差異，在美洲傳播的路線和變異加劇其破壞力；從社會環境看，傳教活動、黑奴貿易和群落環境的人口密度和梯度增強其傳染烈度。空間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共同編織了天花在美洲大流行的傳染鏈，天花在“新大陸”傳播的歷史也是環境、病毒和人類活動相互影響的歷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美洲天花大流行
- 時間段：16—17世紀
殖民時期美洲天花大流行的特點及其影響
16—17世紀西葡殖民時期美洲天花大流行的特點及其影響
16-17世紀，烈性傳染病天花隨著殖民者傳入美洲大陸，給印第安人帶來巨大的災難，加速推進了歐洲殖民者對美洲的征服。“地理大發現”讓美洲成為歐洲人主導的“大西洋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亦使天花的傳播變得更加便利。天花在西葡屬美洲的大流行與美洲的特定環境息息相關。天花病毒可以藉助空間環境滋生和散播，亦可利用社會環境加快傳播速度。從空間環境看，天花病毒在歐洲和美洲大陸的傳播模式存在差異，在美洲傳播的路線和變異加劇其破壞力；從社會環境看，傳教活動、黑奴貿易和群落環境的人口密度和梯度增強其傳染烈度。空間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共同編織了天花在美洲大流行的傳染鏈，天花在“新大陸”傳播的歷史也是環境、病毒和人類活動相互影響的歷史。
天花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也是死亡率最高的人類傳染病之一，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慘痛的印記，並深刻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烈性傳染病也伴隨西方的殖民活動而來，給印第安人帶來巨大災難，導致部落人口急劇下降，有些甚至徹底消失。天花由西班牙人帶入美洲，並輕而易舉摧毀了阿茲特克和印加兩大帝國。美洲土著人口的大量死亡及其社會結構的瓦解，快速推進了歐洲征服美洲的歷史進程。尤卡坦國王休尼克(King Hunyg of Yucatán)的孫子弗朗西斯科·赫南德茲·阿拉納(Francisco Hernández Araña)在他的回憶錄里，記載了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擊敗阿茲特克人，天花在特諾奇提特蘭城(Tenochtitlán)大流行後觸目驚心的場景：“屍體的惡臭如此強烈，在我們的祖輩和父輩死於天花後，有半數的人逃向曠野。野狗和禿鷲貪婪地吞下他們的屍體。死亡率高得可怕，你們的祖輩死了，和他們一樣死去的還有國王的兒子、兄弟以及伺臣。”正如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所言，與在歐洲流行的黑死病一樣，天花對美洲歷史進程的影響力令人震驚。
天花在西葡屬美洲殖民地的肆虐存在著不同人群和不同地域的差異性，新的病毒傳播方式在當地土著居民中發病率和病死率極高，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卻大抵安然無恙，傳播呈明顯的單向性。史學界對於這種差異性的研究並不多，原因主要是文字記錄的缺乏和醫學對美洲印第安人遺骨研究的不足。英美學者圍繞人口、文化融合、貿易和黑奴制等問題進行過闡述，多數學者的聚焦點在英屬北美和西屬北美殖民地，只有為數不多的學者關注天花最早侵入的西葡屬美洲殖民地。近幾年，外來傳染病對美洲土著印第安社會的衝擊和影響引起中國史學界的重視，但利用西葡相關原始資料和文獻的成果並不多見，且相關研究以天花在美洲流行的社會、經濟史占主流地位，但未能充分說明天花大流行和環境變化之間的關係。20世紀70年代，以美國學者麥克尼爾為代表，史學界開始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生態學和病理學，探討“熟悉疾病在有經歷的族群里爆發和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能力的族群中蔓延”的巨大差異。這些研究為本文提供一種新的思路。本文擬以16-17世紀天花在西葡屬美洲大陸的傳播為背景，圍繞戰爭征服、奴隸貿易、傳教、人口遷徙、部族發展等史實，追溯不同時期天花流行的路線與傳播特徵，探究天花等傳染病與美洲殖民歷史的關係，以及傳染病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征服時期：空間環境的轉移和天花大流行
1519-1540年，伴隨著歐洲人的征服活動，天花沿著兩個巨大的弧形圈，從安的列斯群島向外展開在美洲大陸進行傳播。1519-1522年，天花從古巴席捲墨西哥摧毀阿茲特克帝國，然後從墨西哥高原中部往南、北方向輻射。1524年，向南方推進穿越今日的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20年後抵達瑪雅中心，之後向北的過程變得緩慢。天花傳播的另一個弧形圈始於巴拿馬，1523-1524年迅速向北推進至尼加拉瓜，1531-1533年取道太平洋往南征服印加帝國，1534-1536年從秘魯往北前進至基多和波哥大。短短21年，天花就在西葡屬美洲呈現出大流行態勢，傳播速度如此之快，原因究竟幾何？
首先，天花病毒在歐洲和美洲大陸傳播的模式存在差異。世界上不同的空間環境是不同疾病的棲息地，不同地域有屬於自己的“專有疾病”，即地方病，這與病毒本身和寄生對象以及傳播媒介等有關。地方性流行病和傳染病大流行存在明顯的區別。前者指在一個區域持續發生的某種傳染病；後者指一種疾病偶爾襲擊一個區域並迅速傳播，病毒迅速從一個人傳播到另外一個人，從而使很多居民在短時間內被感染，並在廣大區域乃至全球傳染人或其他物種，除了造成病亡、摧毀城市、國家、瓦解文明外，甚至還可以毀滅種族或物種。
公元6世紀之前，歐洲沒有明確的天花記錄。公元7世紀，隨著摩爾人(Moors)入侵基督教的伊比利亞半島，天花便伴隨著伊斯蘭軍隊穿越北非，在710年傳播到西班牙和葡萄牙。731年，日耳曼人入侵法國，打敗了摩爾人，天花作為摩爾人的“遺產”留在了法國。之後，天花不時在歐洲其他地區暴發。到10世紀下半葉，天花在歐洲的流行已經相當普遍。1187-1279年，穆斯林醫學家拉齊斯(al─Razi)早期描述天花的著作《天花與麻疹》被譯成拉丁語，在西班牙古城托萊多(Alcázar de Toledo)和法國安茹帝國(Empire d'anjou)被廣泛傳閱。歐洲大陸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患過天花並留下痘斑和麻點，甚至連英、法、德的皇帝也難逃厄運。15世紀，天花一直局限於歐亞大陸和它鄰近的一些國家。在人口不夠稠密且偏遠的冰島和格陵蘭島，天花偶爾有零星的傳播，每個年齡段都有受到感染而死亡的人。16世紀以前，天花成為除俄羅斯以外歐洲許多地區的地方性流行病，在巴黎甚至發展成一種兒童病。隨著宿主和病毒相互適應走向一種靜態平衡，逐步演變成地方病。16-17世紀，獲得後天免疫力的西班牙人通過跨越大西洋的航海探險，把天花病毒首次帶到新大陸。
早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入侵之前，美洲是另一番天地。大約2萬年前，一群亞洲人跨越白令海峽北部陸(冰)橋，成為美洲大陸第一批移民。據粗略統計，兩千年前，美洲的總人口大約是500萬；公元1000年翻了一番；1500年前後，美洲土著人口超過2，500萬人，最多高達1.2億。在墨西哥，阿茲特克帝國擁有約800萬臣民，略多於秘魯的印加帝國(Inca)。特諾奇提特蘭和庫斯科是人口眾多的大城市。沿著北美東海岸，在加勒比海、墨西哥南部、中美洲、委內瑞拉、哥倫比亞、巴西北部和東部還有一些半農業部落，為這塊大陸增加了500萬到600萬的人口。此外，大約有300萬獵人和食物採集者在北美中部和西部廣闊而空曠的土地、巴西的熱帶叢林和阿根廷南部人煙稀少的荒原上漫遊。如此龐大的人口，無論是城市居民還是鄉村農民，都沒有歐洲常見的傳染病。阿茲特克帝國的古抄本里找到有關疫病死亡的證據，但這似乎與饑荒和糧食歉收有關。美洲當地疫病的發作時間間隔很長，推測的時間分別為：公元780年、1320年、1454年。奇蘭·巴蘭是美洲瑪雅人負責記載歷史的祭司，16世紀他完成了《楚瑪耶爾的奇蘭·巴蘭》一書，該書記錄了瑪雅人被征服前的歷史。書中一些土著老人回憶稱：“他們骨頭不疼，不發高燒，更沒有天花這樣的傳染病。生活有條有序，然而西班牙人的到來，一切都變了。”西方征服活動開啟後，這片“未被污染”的“新大陸”變為“舊世界”病毒的“沃土”。
從病原生物學角度來看，天花病毒的最大特點是對各種環境適應力頑強，乾燥和低溫條件下均能存活，另一個特點就是病毒在常溫下存活時間超長，在病人痂皮、塵土和被服上，可生存數月至一年半之久。從天花接觸性傳播方式看，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群居模式、原始的衛生條件都加速了病毒的傳播。人群密集的地方，污穢積聚加速，有機物腐爛，為病毒提供了“溫床”。歐洲人攜帶著大量病毒來到美洲，成為傳染源，對印第安人構成威脅。加之感染者呼出的飛沫被他人吸入、死亡患者的屍體、被患者膿汁和結痂污染的衣服、裹屍布、毯子等也成為傳播的中介，這就使得未接觸過天花的印第安人極易受到感染。值得注意的是，天花在西班牙人當中流行，被大多數西班牙人獲得免疫力以後，就只在小孩和動物中小規模流行，但在對此毫無免疫力的美洲印第安人面前，天花無疑是強大的“生物武器”。
其次，天花病毒傳播的路線加劇了破壞力。天花在美洲首先襲擊的是加勒比海的小島和沿海港口，而正是這些地區在征服時期與伊比利亞半島保持頻繁的接觸。故可以肯定，天花經海路傳入。天花一旦出現在港口城市，傳染鏈便從一個港口延續到另外一個港口。當更大更快的帆船載著攜帶病毒的船員跨越大洋時，這條傳染鏈就拉得更長更寬。有研究認為，絕大多數有傳染性的病毒是由1493年哥倫布的第二次航行所帶領的1，500名船員組成的17艘艦隊傳入的，其中就包括天花病毒。天花致使印第安土著死亡人數最多的島嶼分別是伊斯帕尼奧拉島(Hispaniola)、安的列斯群島(Las Antillas)以及加勒比海附近群島。哥倫布在伊斯帕尼奧拉島登入時，島上人口總數約八百萬到1400萬人。1518年，天花再次在該島暴發，島上約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的阿拉瓦克人(Arawak)死亡，泰諾人(Taíno)也於1544年絕跡。天花徹底洗劫了伊斯帕尼奧拉島，西班牙人在沒有遭遇抵抗的情況下將其變為殖民地。
而後，天花從伊斯帕尼奧拉島啟程，於1518-1519年相繼傳播到古巴和波多黎各。1520年，天花從沿海地區向內陸蔓延，9月到達墨西哥河谷，之後不久到達首都特諾奇提特蘭。西班牙征服者科爾特斯和他帶領的不足六百人的軍隊在攻克這座城市時，曾遭到印第安人的激烈反抗而被迫撤出。但同時，印第安人感染上了天花，這座城市暴發了大規模流行病。
天花不僅擊潰了印第安人的抵抗力，也給他們造成極大的心理衝擊。印第安人不再相信神的庇護，轉而信仰“歐洲上帝”。天花肆虐後的6個月內，這裡30萬居民中的一半暴斃，包括國王蒙特祖瑪(Moctezuma)的侄子庫伊德拉瓦克(Cuitláuac)。1525年，一位西班牙修士來到墨西哥，描述了這樣的場景：“印第安人像臭蟲那樣大量死亡，所有的人同時患病，不能相互照顧，也沒有人給他們麵包或者其他食物，還有很多人餓死了。在許多地方，一家人全部死亡。因為人們不可能埋葬如此眾多的死人，為了遏制屍體發出來的惡臭，他們推倒了房屋，就這樣死者的家園變成了他們的墳墓。”可以說，阿茲特克帝國不僅被歐洲人的槍炮所摧毀，更受到了天花的致命打擊。1568年天花肆虐後，墨西哥中部人口已經減少至300萬，只有科爾特斯登入時的十分之一。
最後，天花病毒變異增強了破壞力。天花登入美洲奪取大約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後，其傳播的趨勢並未減弱。1728年，來自葡萄牙的傳教士將天花療法引入殖民地，但並沒有廣泛使用。天花在整個18世紀幾乎沒有得到控制，每隔幾年就會流行一次。更可怕的是，廣闊的疫區致使這些地區成了天花病毒的變異“溫床”。如此循環往復的流行讓病毒獲得了新的活力，病毒的破壞力進一步增強。在天花肆虐的瓜地馬拉和尤卡坦半島，那裡在1515年早些時候可能已經遭到天花的襲擊，大大減少了尤卡坦半島原本稠密的人口。同樣的悲劇在南美洲繼續上演。天花於1524-1527年到達印加人的土地，致使20萬居民病亡，其中包括印加皇帝瓦伊納·卡帕克(Huayna Cápac)和他指定的繼承人。1554年，西班牙士兵第一次把天花帶進智利，1561年和1591年當地暴發了兩次天花疫情。許多在當地出生的西班牙人後裔也沒有接觸過天花，缺乏抵抗力，其中約300人死亡，還有不計其數的印第安人遭受厄運。16世紀中葉的阿勞坎尼亞地區(Araucanía)是一個人口密集的地區，據估計約有100萬人口。第一批遠征阿勞坎人的目擊者巴爾迪維亞在1551年寫給西班牙國王的信中，介紹了當時秘魯沿海和中部的情況：“單一的城鎮，有花園和金礦，無空地再蓋房子，除非重疊在其他房子上。然而5年的時間，因為天花的大流行，這裡的人口猛減60%。”
1506年，根據教皇法令，新大陸基本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瓜分。葡萄牙的征服和販奴活動同樣傳播了天花病毒。1560年、1562年和1563年，葡萄牙人從非洲輸入新的黑人奴隸，天花又一次跨越洲際線在葡屬巴西沿海地區大流行，最後沿著海岸和河流傳播到被森林覆蓋的印第安人內陸聚居地，巴伊亞州(Estado de Bahia)一半以上的印第安人因此而喪命。1588年，天花波及整個南美大陸。1597年，葡萄牙人遠征里奧格蘭德(Rio Grande)，把天花帶進該地區，給托巴雅拉人和波的瓜爾人帶來一場浩劫。印第安人數量的銳減對南美洲的歷史進程同樣產生了重要影響。
由此不難發現，天花肆虐了整個美洲，具有普遍性。天花通過空間環境的流動，把分散的人口同城市中心連線起來，並深入農村和偏遠地區，特別是海島。可以說，天花在美洲傳播的強度、烈度和廣度都是史無前例的。與1531-1532年在墨西哥谷地肆虐的麻疹相比較，麻疹的“病區”相對較小，從感染到出現症狀的潛伏期很短，這就限制了麻疹的地理傳播範圍。但16-17世紀天花在美洲的傳播情況則完全不同。人們感染天花病毒後，病毒在攜帶者體記憶體在一周或更長時間，潛伏期比較長。這對其流行很重要，病毒在此期間內可以傳播，因為感染者在發病之前有足夠的時間活動，同時攜帶的病毒也很容易擴散。在其感染的這段時間裡，一位帶口信或者從事某種活動的印第安土著人，一天的行程可達50-60公里。這意味著一周的時間他可能已經從天花流行中心向外旅行了三四百公里，擴展了天花的傳播範圍。因此，天花的“病區”很可能包括白人尚未踏足的整個地區。早年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國編年史學者都提到的圖皮族(Tupis)居住在馬拉諾島(Ilhade Marajo)和亞馬孫河口的低洼地區，島上的涅恩蓋巴人並沒有受到葡萄人的進攻，但也和巴西東部大部分部落一樣銷聲匿跡。
需要指出的是，天花在美洲的傳播也存在地域差異性。一般來說，越密集的人群天花的傳染烈度也越高。因此，人口集中的城市更易遭受傳染病攻擊，城市居民的死亡率要高於農村和偏遠地區。新大陸出現城市社會的三大地區：安第斯山脈地區、中美洲和美洲東南部的人口密度大，城市建築密集是病毒的理想滋生地。特諾奇提特蘭就是一個典型。它是墨西哥人口最密集的地方，開設有商店，辟有集市，並有商隊與遠方的部落進行貿易。墨西哥熱帶沿海地帶和加勒比海沿岸的印第安人消失得更快，規模更大。港口城市的空間環境更有利於天花的傳播。與城市相比，美洲農村封閉性更好，不易受到疾病侵擾。但是，西班牙征服時期的各種殖民活動讓土著農民背井離鄉，再加之饑荒和糧食歉收使許多農民長期處於營養不良的狀態，導致身體抵抗力下降。而且，美洲農村和小城市的散居式社會結構，容易受到間歇性疫病的影響。在人口不夠稠密無法維持穩定疾病模式的偏遠地區，天花仍斷斷續續地暴發。
此外，即使是同一空間環境內，不同的人群因為居住地環境不同，死亡率也有差異。亞馬孫河和其他大河兩岸雖然人口稠密，但是有的部落與世隔絕，村莊之間也有無人居住的河岸，構成了“緩衝地帶”。由於居住的地方貧窮又遠離大西洋，熱族人避免了征服者初期傳染病的影響。熱族人比沿海圖皮人居住得更加分散，這也使他們不易受天花的攻擊。亞馬孫河匯合處(今馬瑙斯附近)的塔魯馬人和內格羅河中游的馬瑙人如今已經絕種，但內格羅河上游的部落卻很少遭到歐洲人的侵犯，在沃佩斯河、伊薩納河和其他一些部落支流一帶仍有存活的部落。馬代拉河流域人口稠密，其下游或附近就有81個部落。安第斯山脈的高寒地區倖免者多，生活在的的喀喀湖(Lago Titicaca)西岸的盧帕卡人(Lupaca)，10年內折損了20%-25%的人口。相比之下，北部安第斯山沿海或者溫暖的河谷地帶則同中部美洲相似，人口損失慘重。
總之，天花病毒以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作為傳播媒介，和美洲印第安人新宿主之間頻繁交流，讓傳染鏈跨越洲際空間擴展到“新大陸”。美洲的相對隔離有助於古代文明發展相對稠密的人口，而這又在客觀上增加了外來傳染病的傳播烈度。印第安人對此缺乏免疫力，便大規模成為天花的犧牲品。不同的自然社會條件和空間環境，導致天花在歐洲和美洲大陸之間流行的普遍性和差異性。
二、殖民時期：傳教、奴隸貿易與天花蔓延
天花的傳播不僅和空間環境有關，也和殖民活動期間人與人的密切交往相關，尤以傳教活動和黑奴貿易這兩種路徑最為典型。
1493年，哥倫布第二次航行到達美洲，隨船而來的還有第一批傳教士。此後，大批傳教士接踵而至，他們輔助征服者展開一系列的殖民活動，試圖利用福音的力量教化印第安人，對他們進行精神控制。傳教士的這種政治功能讓他們成為傳播天花最有力的媒介之一。這些傳教士主要來自托缽修道會的方濟各會(Franciscan)、多明我會(Dominican)、奧古斯丁會(Augustinian)、施恩會(Mercedarian)和後來成立的耶穌會。16-17世紀，教會對西葡屬美洲的滲透無孔不入。教堂、教區、教友會、修道院、學院、醫院、慈善機構以及形形色色的虔誠教徒和組織，甚至連偏遠和貧窮落後的地方也設了教區，這些機構同時也是專職傳教士的活動場所。每個城市的主廣場都有集中傳教區，傳教士從一個地區流動到另一個地區，走訪邊遠地區的印第安部落，為印第安人集體舉行洗禮、婚禮、葬禮、祈禱和懺悔等宗教儀式。聖徒們往往被聚集在一起列隊行進、唱讚美詩歌、問答教義、聽彌撒，以及在教會的公共土地上勞動。到1531年，墨西哥方濟各會教士已經教化了約一百萬印第安人。方濟各會教士莫托尼利亞(Mortonella)宣稱，他一天能為1，500個印第安人做洗禮。17世紀初，在智利中南部雷隆卡維彎的一個耶穌傳道教區內有“220個喬諾人(Chono)受過洗禮，50個未受洗禮。土著被迫在傳道區定居，在那裡因疾病大量死亡”。印第安人頻繁地參加傳教士舉行的各種集體宗教活動，攜帶病毒的傳教士在教堂、修道院和印第安村落之間來回奔波，成為引入和傳播天花的導火線。除此之外，修道會還照顧病人和赤貧者，將其安置在村社(Aldeias)里。1602年在新西班牙和秘魯成立的天主教聖約翰騎士團醫院的兄弟會，即使在天花大流行的時候也照常看護病人，保護尚存的印第安人。他們把分散在村落里的印第安人聚集到擁擠不堪、疾病肆虐的教堂“聚集區”，讓他們受到更好的庇護，不受來自外部疾病的影響。但是，這種人口聚集讓事情變得更糟，“因為印第安人不知道這種疾病的治療方法，他們習慣於經常洗澡，不管是好是壞。即使在感染了天花之後，他們仍然經常洗澡，所以他們像臭蟲一樣一團團地死去”。1602年，羅馬樞機大主教胡里奧·阿夸比瓦提議建立印第安人“居留地”。1610年左右開始在巴拉圭的河岸建立瓜拉尼人(Guaraní)傳教區，逐步把印第安人集中起來。巴西的耶穌會士在亞馬孫河下游主要支流到內格羅河的上游廣泛搜尋印第安人，他們一次把大約200萬名印第安人成群帶進54個村落的耶穌會“居留地”。印第安人被限制在一個600平方桿的狹小空間內，特別容易受到天花的侵襲。1621年，馬拉尼昂島上的圖皮南巴人當中暴發了天花，“其毒性之大使得任何感染此病的人(大部分是印第安人)活不到三天以上”。
1660年，巴西耶穌會士在一些大河的河岸上建立了傳教機構，聚集了大約十萬印第安人，一場天花流行後約4.4萬人喪生，9年後又有2萬人死於天花。為了補救大疫造成的人口創傷，一些傳教士在遠離城鎮、種植園、糖廠的內地無人占領的土地上建立“居留地”，印第安人得以較好地生存下來。
除此之外，奴隸貿易網路也加劇了病毒在西葡屬美洲的傳播。公元8世紀，天花就已經隨伊斯蘭征服者傳播到非洲，並在馬格里布地區(Maghrib)流行蔓延。據推測，公元1世紀到12世紀，天花沿著阿拉伯商隊的貿易路線穿過撒哈拉沙漠傳播到了人口稠密的西非，而西非南部地區的天花是15-16世紀由葡萄牙人遠征非洲傳入的。從本·賽卡角到幾內亞灣漫長的西非沿海地區是葡萄牙人掠奪黑奴的傳統區域，販奴船往來不斷，天花又從西非“出口”到了美洲。新航線開闢後，西班牙殖民者視奴隸制為統治和剝奪印第安人土地的手段。之後的400年裡，奴隸船開始橫渡大西洋，穿梭於非洲、歐洲和美洲之間，捕奴隊、奴隸船、港口、交易所、大莊園共同構成一張巨大的貿易網路，通過全方位、多渠道的複雜交往模式，為天花的近距離、遠距離、多途徑的傳播提供了絕佳條件。天花藉此跨越大洋，從港口深入內地，擴展它的影響範圍，並以這樣的方式繼續在印第安人中肆虐。
早在黑奴貿易之前，捕獲和販運印第安人奴隸是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殖民活動之一。私人船主通過貿易站和土著接觸，把天花傳播到印第安人當中。西班牙國王頒布敕令允許將抓獲的印第安人變為奴隸，販運印第安人奴隸的活動猖獗一時。當時尼加拉瓜經常有捕奴船活動在沿海地區，專門從事販賣印第安人奴隸的活動。1527-1536年，一千二百八十多艘船隻從尼加拉瓜各港口出發，把多達44，800名印第安人奴隸運送至秘魯。最早掠奪來的奴隸通常運往西班牙從事體力勞動。1511年2月，“布雷阿托”號遠征船離開里斯本，兩個月後到達巴伊亞，同年10月從美洲返回里斯本，船上運回35名圖皮族奴隸。1504年，葡萄牙人在卡布佛里烏(Cabo)建立貿易代理站，天花肆虐後，沿海的圖皮人後來便滅絕了。
此外，大規模販賣印第安人奴隸和黑人奴隸致使人口混合，也促使天花從一個疾病環境傳播到另一個新的疾病環境。當時雇用非洲黑奴的價格很昂貴，使用一個黑奴需要200比索，一個印第安人男性奴隸僅需15比索，而委託監護制下的印第安人不用花錢。利慾薰心的荷蘭海盜和其他外國人掠奪黑奴的活動十分猖獗，導致黑奴供用大幅減少，故而，巴西的“奴隸獵手”便開始轉向“廉價商品”印第安人奴隸。聖保羅高地上定居的著名“捕奴隊”(Bandeira)在內地占領區開始大肆搜捕印第安人。由此，奴隸貿易又把天花從沿海帶入巴西內陸地區。
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迫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重新考慮種植園和礦井的勞動力來源，因為非洲人和歐洲人共享部分交叉的疾病傳染源，非洲人對許多流行病具有抵抗力，所以他們成為西方殖民者眼中奴隸的最佳人選。15世紀，葡萄牙船隊代替了阿拉伯商隊侵入非洲，同時把天花也帶進了這個地區。1484年葡萄牙在安哥拉的羅安達(Luanda)建立了一個定居點，並在西非中部海岸建立大型奴隸倉庫。1444年，葡萄牙向歐洲市場提供首批黑奴勞動力，壟斷了西非的奴隸貿易。西班牙購買黑奴需要仰仗葡萄牙市場轉口。1500年西班牙國王斐迪南(Ferdinand)和女王伊莎貝拉(Isabel la Católica)敕令伊斯帕尼奧拉島總督奧萬多(Nicolás de Ovando)向西印度輸入黑人奴隸。1505年，西班牙向伊斯帕尼奧拉島先後輸入167名黑奴，用以補充礦場必要的勞動力。1510年1月22日，西班牙國王批准將“五十個最強壯的黑奴”運往伊斯帕尼奧拉島的礦山，這是第一批被用於開採金礦的黑奴。1517年，葡萄牙的奴隸船代理商和西班牙的奴隸採購商很快就達成了一項臨時協定。此後的8年間，西班牙向西印度輸送了4，000名黑奴，這些黑奴主要被送往伊斯帕尼奧拉島銅礦做礦工，少數被分配到波多黎各、古巴和牙買加等地。1517年，伊斯帕尼奧拉島礦場的黑奴當中暴發了一場規模很大的天花，並迅速蔓延到全島，致使島上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病亡。1520年4月，古巴總督迭戈·貝拉斯克斯(Diego Velásquez)派遣征服者潘菲洛·德·納瓦埃斯(Pánfilo de Narváez)在維拉克魯斯(Veracruz)附近登入，隨行人員就包括一名患天花的非洲黑人奴隸。士兵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rdo Días del Castillo)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個黑人渾身都是痘瘡，對新西班牙來說這真是不祥之物。他的病在當地到處傳染，造成大量人員死亡。”到16世紀，輸入西葡屬殖民地的黑奴多達7.5萬名。大批非洲黑奴流向西印度諸島、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據記載，墨西哥城和利馬城的黑人占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黑奴在整個南美洲占比更是高達三分之二。之後，葡萄牙和巴西建立定期“供貨關係”，黑奴成為葡萄牙商人的“貨物”，每年運送到葡屬巴西的黑奴高達5萬人，這些黑奴主要分布在巴西的甘蔗種植園。1550年，巴西的種植園開始大量使用非洲“進口”黑奴。1600-1750年，約有135萬名黑奴，數目之龐大堪稱當時世界之最。1517-1555年，西葡屬美洲發生的兩次天花大流行，都是從非洲西海岸流入的，這與1503年開始的非洲黑人奴隸貿易有密切關聯。
在販運黑奴的過程中，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奴隸船成為天花傳播的載體。滿載黑奴的帆船把天花從西非“出口”到美洲新大陸。17世紀，非洲沿海的販奴營地、美洲各海岸口和奴隸船上都有大量關於天花的記錄。英國藝術家透納(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的著名歷史畫《奴隸船》直觀展現了這種運奴船體的內部結構，每層甲板的尺寸以及分配給奴隸的空間數據。販奴者將黑奴裝船後，採用摺疊式方法塞進狹窄的船艙，裡面密密麻麻全是黑奴。即使沒有感染天花的黑人奴隸，在等待裝運或上船時也極其容易被感染。運載奴隸的船員也很混雜，海上生活骯髒又危險。船艙內密集的人群、擁擠的空間、髒亂的環境，都為天花的傳播提供了有利條件。奴隸船上因傳染病死亡的人數也大大增加，中途停靠的碼頭就像一座屍骨存放所。遠航船隊抵達後，美洲的一些港口和城市成為黑奴貿易的主要集散地，一般聚集於伊斯帕尼奧拉島、波多黎各、古巴、牙買加、墨西哥城、利馬和布宜諾斯艾利斯等沿海港口城市或內陸的貿易中心。天花在這種複雜的貿易活動中四散開來。通過耶穌會傳教士阿隆索·德桑多瓦爾(Alonso Sandoval)的記述，我們可以看到剛剛到達新格納拉達的卡塔赫納港口(Cartagena)的黑奴境況，“他們到來時，骨瘦如柴，完全赤裸上岸。隨後被關閉在一個院子或者圍牆裡，有的因疾病而死亡。死後像動物一樣朝天躺在地上，嘴巴張著，裡面全是蒼蠅”。倖存的黑奴則被帶到交易場所出售。巴蒂斯特·奧德瑞(Jean─Baptiste Oudry)的歷史畫生動描述了黑奴交易時的場景：大廳里擠滿瘦骨嶙峋的黑奴，一排排，一堆堆擁在一起。有的奴隸已經生病，無精打采地躺在凳子上。生病的黑奴成為天花病毒的巨大“儲存器”。布瓦爾克·德·奧蘭達在他的《17世紀聖保羅的人口動態》中記載了8次天花頻繁大暴發：1720年、1724年、1726年、1730年、1737年、1744年、1746年和1749年，都是由非洲運奴船帶入的。
三、帝國時期：群落環境的變遷和天花傳播
隨著西班牙殖民帝國的建立和外來移民的定居，美洲的空間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平衡關係被打破，產生了混亂不堪的局面。印第安人原有的傳統社會結構分崩析離，美洲的區域環境出現了重大變化。這種區域環境又具體表現為一種群落關係，即居民聚集定居的大小城市、市鎮、集鎮、村落等。西班牙殖民者定居後的社會生活有兩個中心——帝國城市和大莊園，印第安人則主要居住在村落。西班牙對美洲原有群落環境的重新締造，體現出一種帝國推動下的群落空間和社會發展模式：寬闊、規則的行政中心；毫無規則、雜亂無章的採礦城鎮；擁擠不堪、築有工事的港口以及散落四處的農村茅舍。這種群落環境的梯度和人口密度增加了天花病毒的傳染烈度。
在天花的傳播過程中，城市的角色最重要。從1502年建立聖多明各城開始，西班牙人在美洲總共建立起二百多座新城鎮。有的城鎮直接建立在土著人原有的廢墟上。例如，1578年，瑪雅的埃斯基普拉斯(Esquipulas)新城，每年有8萬人聚集在此朝聖。第二個阿霍日(瑪雅人的宗教曆法)，西班牙人就把傳染病第一次帶入這片屬於瑪雅人的土地。1548年，從墨西哥高原往南遠至智利，在沿海和內地都建立起帝國城市控制中心。其中，就包括墨西哥城和利馬城兩大著名的中心城市，也是大帆船貿易的集散地。之後西班牙對美洲原有土著居民聚集定居點進行了建造，充分利用城市空間聚落環境實現其控制美洲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職能。
城市是病毒橫行的場域，這是由帝國城市空間聚落的特點和帝國城市的功能所決定的。從帝國城鎮人口構成和職業特點來看，複雜的種族混合和多樣化的職業群體有利於天花的傳播。重新建造的帝國城鎮具有多元共生的特點，形成了多群族的城市生態環境。1493年，隨同哥倫布前往新大陸的1，500人中，有水手、士兵、紳士、冒險家、手工藝者、農民、傳教士、商人、律師、官員和貴族等，他們由不同種族和不同職業的群體組成，成分十分龐雜。1519年擬定的一份新巴拿馬城的委託監護制名單里記載：96名征服者中，只有一半是士兵和水手，這群人原為農民和手工藝者的不少於34名，10名來自城鎮中的中產階級和從事專門職業的人。新移民為了謀生，頻繁展開各種公共社交活動，成了帝國城市的中心“人物”。最早到達美洲的西班牙移民主要從事裁縫、鞋匠、銀匠、幫工等工作，後來他們又建立了各種職業行會，並接納印第安人做學徒。另一個城市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建城後，便從一個印第安人密集的地區演變成非洲奴隸聚集的地區，這個城市和宏都拉斯因礦藏發展起來。根據一份職業調查記錄，宏都拉斯和瓜地馬拉的奴隸城(Pueblo de los Esclavos)中75%為農民，14%為僕人，幾個牛仔，剩餘的做日工，還有極少數幸運兒，兩位地主，兩名管家，一名聖器守司，一個木匠和一個織布工。貝略港(Puerto Cabello)則是一個巨大的集貿市場，到處都是商人、士兵、王室官員，熙熙攘攘。帝國城市形成了一個龐大、繁雜的職業群體，這些職業本身又具有流動性和聚眾性的特點，不可避免地為天花擴散創造了條件。
從空間形態看，帝國城市具有集中的特點，群落空間內經常有往返的商業活動，新的傳染病在印第安人中的傳播機會就會增加。典型的帝國城鎮通常包括一個巨大的廣場，延伸出很長、寬闊、筆直的街道，相互交叉形成統一的街區。大廣場有會面場所，經常舉辦各種宗教儀式、大型的商業活動。這裡商賈雲集，凌亂不堪。每個街區分成教堂、市政會和監獄，同時劃出修道院、醫院、屠宰場、肉店。每星期有一次集市，鼓勵生產歐洲商品。與周密規劃的西班牙人居住的街區形成鮮明對比，印第安人的街區則凌亂不堪。通過對17世紀通哈(Tunja)城的研究，我們大致可以了解帝國城市的群落空間和社會環境是怎樣向四周拓展和鞏固起來的。建於1559年的通哈，到1623年已經擁有476棟建築、20座修道院和教堂、7座公共建築物和手工工場，人口包括3，000名成年西班牙人和人數不明的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種人。城市官員住在帶有天井的兩層樓的瓦屋；地位較低的西班牙人，包括商人、手工工場的師傅和工匠，居住在狹窄的草頂住宅里；非歐洲人和混血兒乾重活，往往居住在城外的茅屋裡。商業交往分三個層次：15家大商隊、30個騾子隊以及兩個星期一次的集市。類似的三層次體系也存在於新西班牙，尤卡坦的長途販商和委託監護主關係密切，零售商同農村做買賣，小商販則同印第安人村落做交易。城市帶動商品和貨幣流動的同時，也意味著傳染病的擴散，因為這不需要中間宿主，只要直接接觸就能感染。
除此之外，群落空間和社會環境的互動作用，使得天花在美洲的傳播呈明顯的聚落性。多形態的大莊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天花的大流行讓印第安人口急劇減少，西班牙人乘機占有土地，闢為大莊園。莊園由皇家官員和莊園主經營，印第安人淪為債務奴隸，生活變得更不安定。社會結構的改變致使新的經濟方式以債役制和僱傭勞動制為基礎，開始向農牧業、採礦業、製造業轉變。由皮薩羅建造的利馬城，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成為大洋貿易的樞紐。該城的大量財富投入不動產(農場、葡萄園、製糖業和牧場)、手工工場和受委託監護的印第安人身上。貝爾納韋·科波在《利馬的創建史》中敘述：他在1599年達到利馬時，城裡只有四、五輛馬車，30年後增加到二百多輛。1580年又重建布宜諾斯艾利斯城，作為內地新居住地通向大西洋的港口。利馬和布宜諾斯艾利斯是商業改變美洲大陸殖民的典型模式。各個層次的商業活動產生出大批商人，他們本人也是莊園主、礦主或者牧場主，交叉穿梭於種植園、畜牧場、大莊園、礦山之間，既調劑了各地區的工、農業產品，也傳播了天花這種“副產品”。1599年，西班牙傳教士巴納巴斯(BernabéCobo)在其日誌《新大陸史》(Historia del Nuevo Mundo)中記載：1556-1561年秘魯發生了一系列的傳染病，其中1546年暴發的天花給秘魯致命打擊，天花傳遍全國，土著死亡人口觸目驚心。1558年的天花蔓延對利馬周邊地區產生了致命的破壞。1585-1586年，利馬的3，000名印第安人因天花而死，特別是秘魯的北部海岸，因為那是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首次接觸的地方。
由於大量的土著病亡，殖民者改而採用非部落化和重新安置的方式規劃和建造印第安人村鎮。他們把分散於小村落的土著倖存者集中於靠近修道院的歐洲式市鎮裡居住，組成新的城鎮，稱之為“土著村落”(Reducción)。1512年頒布的《布爾戈斯法》(The laws of Burgos)明確規定，土著茅房面積為450平方英尺。1551年，西班牙敕旨規定“印第安人必須集結到村鎮，不得分散居住在由大山和小山分隔的地方”。土著村鎮一般建立在界線不明的空地，唯一突出的建築是俯視廣場的教堂。1560年，殖民者開始大規模修建新村鎮，大部分土著隨村鎮遷移至地勢低平的地方，被重新安置於人口集中的新村鎮(Congregación)的狹小空間裡。這種聚集性的安置方式不但沒有阻斷天花的肆虐，反而助長了天花的傳播。1576-1581年，瘟疫頻頻發作，之後便是大饑荒。體弱者尤其是窮人遭受飢餓之苦，常常斃命於天花大流行產生的次生災害。在葡屬巴西，耶穌會為了保護倖存的印第安人，把他們安置在村社裡，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免受天花的侵擾。耶穌傳教村落生活的印第安人比葡萄牙城鎮和莊園的奴隸條件略好，存活率稍微高於環境更為惡劣的城鎮和大莊園，這同樣體現了群落環境對天花傳播的重要影響。
結論
通過梳理16-17世紀天花在西葡屬美洲大流行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空間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相互作用編織了天花大流行的傳染鏈，天花在“新大陸”傳播的歷史也是環境、病毒和人相互影響的歷史。“地理大發現”讓美洲成為歐洲人主導的“大西洋時代”的重要組成部分，亦使天花的傳播變得更加便利。天花在西葡屬美洲的大流行與美洲的特定環境息息相關。歐洲環境的緩慢變化使得病毒與人最終達成一種平衡，即在某種程度上病毒和人相互適應，而16-17世紀美洲環境的劇烈變化則打破了這種平衡。病毒和宿主各自的生態系統也發生了變化。從疾病的空間環境看，“新大陸”的印第安人原本沒有類似天花這樣的烈性傳染病，天花被歐洲人和非洲人散播到缺乏後天免疫能力的美洲印第安人當中時，就變成了致命的殺手。從社會環境的角度看，天花的傳播和人際的密切接觸有關。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新大陸展開的各種征服、貿易和傳教活動，以及帝國建立後的城市改造等各種綜合因素對環境產生了強烈的干擾，使病毒的生存環境發生劇烈的變化，致使天花在美洲大流行。
天花大流行給西葡屬美洲帶來深遠的影響，涉及人口、經濟、社會等諸多方面。一，天花病毒作為殖民者的“生物旅行箱”代替土著人的“生態系統”，從而征服後者。印第安人因疾病大量死亡引起的心理危機削弱了其意志和抵抗能力，這在客觀上加快了西葡殖民者的武力征服過程。二，促使黑奴制的開啟。隨著征服後殖民活動的頻繁和深入，造成最明顯的變化是印第安人人口的急劇減少，以及相應的勞動力短缺和經濟衰退。印第安人病亡使殖民地生產陷入癱瘓，印第安社會的破壞和解體也使得王室面臨喪失貢賦的危險，因此，殖民者開始考慮開啟黑人奴隸制度代替已經陷入窮途末路的印第安奴隸制，最終促使黑奴制的形成。三，長期的疫情改變了印第安人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印第安人的傳統生存模式因疫情加速瓦解，他們的健康狀況變得更糟糕，壽命也變得更短。1581年，西班牙國王在瓜達拉哈拉(Guadalajara)法庭斷言，美洲三分之一的印第安人已經死亡，倖存者必須為死者交納賦稅。惡劣的生活條件促使印第安人營養水平下降，社會壓力增加，很多印第安人失去了對生活的信心，他們選擇酗酒、嚼食古柯葉、逃離甚至集體自殺等行為來尋求解脫。四，天花大流行對美洲印第安人的社會文化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阿茲特克和印加文明在傳統的體制下創造出高水平的文化和政治形式，終因病毒這一“催化劑”加速了消亡的進程。天花大流行改變了美洲的人口結構，即使有少數倖存者也無法保存印第安人傳統文化，當地某些知識和技術開始消失，甚至失傳。其中，作為美洲印第安文明和歐洲文明最早接觸點的加勒比各島、墨西哥中部和南美洲安第斯山區中部，受到的摧殘最大。印第安神廟被摧毀，金字塔被夷為平地，文化遺產或被洗劫一空或被付之一炬。殖民者在印第安人的廟宇上加蓋了歐洲式的教堂，迫使他們改變信仰。作為文化載體的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也被“植根”在美洲大陸，今日的拉美有的地區土著本族語已完全消失；庫斯科(Cuzco)、亞松森(Asunción)和尤卡坦的梅里達(Mérida)三座城市部分保留了本族語言，出現了西班牙語和土著語並存的現象。不僅如此，被保留的印第安語言中的很多辭彙也為美洲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所吸收。外來傳染病加速了美洲古老文明的“毀滅”和歐洲文明的“移植”，由此形成了如今獨特的拉美文明。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減少天花大流行造成的損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在控制和預防方面做了一些努力，這些措施在客觀上促進了拉美醫學的發展。1803-1806年，西班牙國王卡洛斯四世(King Carlos IV，1788-1808年在位)敕令醫師巴爾米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和薩爾瓦尼(José Salvany)領導皇家慈善疫苗遠征運動，進行過6萬多次的接種，對控制天花在美洲的大流行意義重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