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史
美國是當今世界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其教育體系呈現多元化、分權式、私立、市場導向的特點。該教育體系的維持和治理離不開數量眾多而又相當活躍的教育團體,這些團體在促進美國教育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AASCU)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同
美國教育理事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
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AAU)、
美國獨立學院與大學協會(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AICU)、
美國社區學院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AACC)、
美國公立與贈地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Public and Land-grant Universities,APLU)並稱美國高等教育的六大核心協會,在教育領域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美國州立學院的創建歷史可追溯至
獨立戰爭前,早期的州立院校主要是一些師範院校,學校的發展與教師教育緊密聯繫在一起。獨立戰爭後,私立學校無法勝任培訓足夠數量的教師的任務,培訓效果也達不到實際要求。由此,州政府創辦或者扶持的師範學校、培訓基地等不斷湧現。1929-1933年的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巨大變化等一系列事件對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促進了高校在辦學規模、培養目的、專業學科等領域的改變。州立大學系統和高等教育協調機構逐漸集中管理學費、設施、入學標準和教學計畫。為了促進溝通與交流,州立學院與大學的管理和協調機構趨向於聯合,以共同討論當前或未來的問題以及有關政策。
在此背景下,1961年,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立,成為全國性的協調機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在創建伊始受到了諸多有利因素的影響。1962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設立了第一家辦事處,由瓦爾特·哈格(Walter Hager)擔任兼職執行秘書長。1963年,
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成為總統後,推動了許多教育類相關法案的通過。1964年,阿倫·奧斯達(Allan W. Ostar)被選為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第一位全職執行董事,即之後的主席。同年通過的《民權法》禁止在教育活動和就業方面的歧視。1965年,在西南德克薩斯州立大學(Southwest Texas State University),作為“偉大社會”運動中最為重要的立法之一——《高等教育法》獲得簽署通過,擴大了美國聯邦對高等教育的援助,支持增加美國人受教育的機會。
20世紀70年代,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其他國家開始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1971年,來自俄勒岡州的時任參議員韋恩·莫爾斯(Wayne L.Morse)組建了“莫爾斯委員會”(Morse Commission),在加強美國新興州立學院和大學建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1972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在
墨西哥普韋布洛地區建立一個中心,在隨後的幾年裡有許多類似的項目。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還向林登·詹森頒發了第一屆傑出校友獎。1975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為了第一個到訪中國的美國高等教育協會,並促成了1981年
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China Educatio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CEAIE)的成立。
針對教育行政管理趨向集中的局面,經過長期醞釀,1979年,美國成立了聯邦教育部。與聯邦教育部加強高校科研的政策相呼應,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立了“卓越教育工作組”(Task Force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以幫助成員機構提升教學水平。1985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發表了《少數族裔高等教育》的研究,該研究經常被媒體引用,並在隨後的幾年中常被決策者提及。
1991年,詹姆斯·阿普爾伯里(James B.Appleberry)成為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第二任主席,制定了首個戰略規劃。1999年,德諾·卡里斯(Deno Curris)成為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第三任主席,協會發起了“千年領導力倡議”(Millennium Leadership Initiative,MLI)。
進入21世紀,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開展的活動與政府策略更加緊密。2000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設立了公共參與專責小組,重點是通過大學將公共參與制度化。2002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和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合作,為大學管理人員開展培訓項目。2003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與《紐約時報》合作,開展“美國民主項目”(American Democracy Project,ADP)。2008年,布希政府通過了《高等教育機會法》;歐巴馬上台後,《退伍軍人教育援助法》通過,擴大了高等院校對2001年9月以來退伍軍人的援助,越來越多的退伍軍人成為協會的服務對象。
目前,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員遍布美國各地,包括
關島、
波多黎各和
美屬維京群島。400多所成員機構的規模小則1000人以下,大則高達4.7萬人,分布於郊區、城鎮和農村。這些州立學院和大學的性質是公立學校。州立院校的收費較低,辦學靈活多樣,吸引著當前絕大多數的高等教育入學者。
機構設定
組織機構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領導機構主要包括董事會、委員會和管理部門。協會的總部設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每年秋季召開年會,選舉董事會。委員會負責經濟和勞動力發展、國際教育、專業發展、可持續發展、教師教育、本科教育等方面的事務。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設有7個管理部門,負責協助協會主席和委員會推行各項政策和任務。其中,學術領導與變革部門(Division of Academic Leadership and Change)的主要任務是根據學生的不同需求,提供個性化教育,致力於提升學生畢業率;政府關係與政策分析部門的職能是與國內的重要政府部門尤其是國會保持良好的關係,關注教育政策動向,及時向成員傳達信息;行政與財務部門提供資源支持,包括財務、設施、人力資源、信息技術服務等。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刊物——《公共目的》搭建了一個強調成員特色的全國論壇,闡明公立高等教育的貢獻,並設有專題和時效性強的評論與分析專欄。除了解決高等教育問題,關注利益攸關方之外,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還設立通信部門(Division of Communications)提供技術支持。
宗旨原則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宗旨是增進人們對高等教育的理解,增加對協會成員機構獨特貢獻的讚賞和支持;鼓勵成員機構培養全球化時代富有競爭力的學生;倡導聯邦層面的有效公共政策,分析州一級的政策,以此更好地為成員機構和學生服務;為政策和方案的制定提供諮詢指導,提高學生的學術素養,促進區域管理改善和經濟進步,促進教育創新;創造職業發展機會,系統培養有助於教育創新的新型領導者。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政策議程重點遵循四項原則:無論學生的經濟背景如何,都應該使其能夠負擔得起高等教育開銷;無論種族背景如何,所有有意願的學生均應該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公立學院與大學獲得的資金的使用情況以及與公眾的交流情況都應該保持公開透明;高等教育公立機構之間的競爭應該有助於現代知識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全球化、經濟競爭力的增強。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致力於服務所有公民,將更多的地區納入高等教育服務的範疇。在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420所成員機構遍及50個州。協會通過履行作為美國教育管理者的承諾,努力參與教育及其他公共事業,實現人們對公立大學的期望,從而改善社區乃至全國公民的生活。
收入支出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每年的收入逾千萬美元,經費主要來源於會費、政府資助、會議與研討會收入。例如,2016年度,協會的總收入為1495.5215萬美元,其中,會費628.6174萬美元,契約與撥款491.5213萬美元,會議與研討會收入142.4297萬美元,贊助和捐款68.0643萬美元,淨投資收益45.404萬美元,其他收入119.4848萬美元。
至於支出,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會按照每年的財政預算進行撥款。例如,2016年度,協會的總支出為1527.2364萬美元,其中占用費(occupancy expenses)58.8033萬美元,印刷和出版費用13.8328萬美元,會議與研討會費用131.7898萬美元,差旅費用91.8499萬美元,其他費用1230.9606萬美元。
組織活動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組織活動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政治活動,一類是專業活動。政治活動主要是在政策制定層面,參與形式一般有兩種:第一種是針對立法和行政機構的遊說;第二種是針對司法機構,通過“法院之友”制度,作為“法院之友”向法院遞交書狀(brief),利用書狀闡明自己的觀點,影響法官的判決。
專業活動的宗旨是提升成員教學水平,增加學生的受教育機會。例如,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組織的“重新思考大學第一年”(Re-Imagining the First Year of College)是一項為期三年的州立學院與大學計畫,得到了比爾和梅林達·蓋茨基金會的150萬美元贈款以及美國基金的32.8萬美元贈款,與來自全國各地的44家協會機構進行合作。該計畫發起於2016年2月,旨在確定和測試一系列方案,使用多種策略和工具提高留學保留率,促進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成功。
社會影響
作為擁有逾半個世紀歷史的美國高等教育六大核心協會之一,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因其專業的政策分析、創新的教育變革以及眾多的服務對象,對美國教育產生了強有力的影響,其具體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對政府教育政策的影響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是一個專注於分析國家高等教育政策以及未來發展趨勢的協會,支持公立高等教育事業,積極宣傳學生工作,其在政府政策層面的工作有助於幫助大學生順利入學,負擔學費,增強學習效果。例如,2007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創建自願問責制(Voluntary System of Accountability,VSA),呼籲公立四年制高校信息要達到可訪問、透明和可比較的標準,促進更多問責制度的形成。自願問責制收集相關機構的績效、訪問熱點、成本、學生進度與成果四個方面的數據,以此來切實關注學生成長。
就有關政策問題,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經常與議員交換意見以影響立法。雖然不同的議員候選人會提出不同的議題,但幾乎所有的提案都來自於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提出的倡議。
在促進教學水平提升方面的作用
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支持成員機構就政策等問題進行合作,確定示範性的教師教育計畫,為管理人員和教師提供資源。鼓勵教育創新,以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採取多種方式推動課程改革,促進教育創新。例如,2016年,國家混合課程聯盟(National Blended Course Consortium,NBCC)啟動了創新線上平台,在不同的高校進行試點。國家混合課程聯盟旨在解決高等教育面臨的三個緊迫問題——成本、獲取和質量,並通過發展和傳播技術加強跨學科建設。
在教師教育方面,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針對教師的需求提供支持。例如,2016年,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組建了教師教育專責小組,評估成員機構中的教師教育狀況,6月在華盛頓特區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之後,協會開展了一項調查,對象主要是全國各地的教育主管。受訪者提供了他們所在機構的教師準備課程的基本資料。該調查討論了教師的需求,評估各地區公立高等教育的狀況。
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重視國際教育交流,長期以來,中國是其關注的重點。中美項目“1+2+1中美人才培養計畫”在高等教育領域展開了雙向交流,
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聯合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以及
中教國際教育交流中心(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CCIEE)共同合作與管理,具體的教學任務由中國和美國符合條件的公立高等院校負責。2001年3月至2012年9月間,參與的中美大學數量從7所增加到了111所。
對人才培養的影響
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及其附屬機構的服務對象眾多,培養了大量的人才。在此過程中,增強了公民參與意識,調整了專業結構,有利於各族裔學生的協調發展。
目前,約400萬人入讀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成員高校,占美國所有公立四年制機構學生的43%,占所有在校四年制學生的26%。以2016年為例:
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員學校的平均在校生人數為10160人,最小的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員機構有870名學生,最大的成員機構有47906名學生。38%的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員機構位於農村和城鎮,19%的成員機構位於郊區,44%的成員機構位於城市。
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員機構已授予了554892個本科學歷,該數量占美國公立學院和大學授予的四年制學士學位數量的46%。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眾多成員學校提供法律、醫學等專業,提供副學士學位(associate degree)。成員機構授予的教育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數量占所有公立四年制教育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數量的62%,成員機構授予的商學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數量占所有公立四年制商學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數量的49%,成員機構授予的衛生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數量占所有公立四年制衛生相關專業學士學位數量的51%。
在美國所有公立四年制機構中,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為其中約44%的少數族裔學生服務——所有公立四年制機構非洲裔學生的56%,西班牙裔學生的40%,美洲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學生的46%,以及45%的亞洲、太平洋島民學生。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成員機構中共有102所學校有少數族裔學生。
當然,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自身發展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經費的籌措會受到不確定因素的影響,這些不確定因素包括政府撥款、社會捐贈等。政府撥款與不同時期的相關政策聯繫緊密,這就使得撥款具有不確定性。
縱觀美國州立學院與大學協會的發展歷程,其在政策分析、提升教育水平以及培養人才方面的突出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我國高等教育事業正處於重要的發展階段,國內類似教育組織的參與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