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馬近衛軍是一譯禁衛軍。古羅馬皇帝的御用衛隊。羅馬共和國時期，作為高級長官的大法官(praetor)，出征時其身邊常置衛隊，其名由此而來。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羅馬近衛軍
- 類型：禁衛軍
- 所屬國家：古羅馬
簡介,活躍根源,政治角色,結 語,
簡介
公元前42年腓力比戰役後，八千名老兵組成這樣的衛隊，分屬屋大維和安東尼。前27年皇帝奧古斯都正式建立近衛軍團(cohortes praetoriae)，包括九個大隊(cohort)，每隊五百人(塞普提米烏斯·塞維魯斯帝時增至千人)，三隊駐羅馬，六隊駐其他義大利城市。從前2年起整個近衛軍由二位近衛軍長官(praefecti praetorio)統領，享有特權。公元23年近衛軍長官塞亞努斯(Sejanus)將所有近衛軍大隊集中駐於羅馬的近衛軍營寨(Castra praetoria)。主要負保衛皇帝及其親族之責。隨皇帝出征時為精銳部隊。2世紀以後其成份日益複雜，入境的“蠻族”也加入進來。1世紀時近衛軍即已參預政治，3世紀帝國政治危機即與近衛軍廢立皇帝有關。312年君士坦丁大帝打敗馬克西穆斯及其近衛軍後，將近衛軍解散，代之以皇帝直接控制的宮廷親衛隊。
活躍根源
近衛軍的政治角色決不限於干預帝位的傳承，但近衛軍在改朝換代之際的作為，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連帶效應，卻是認識近衛軍政治角色核心內容的切入點。近衛軍“示範效應”的連帶性結果，攪亂了帝國的政治秩序。究其原因，大致如下。
首先，元首制對軍隊的依賴構成了近衛軍與政治糾纏的先決條件。元首制與近衛軍相輔相成，近衛軍所享受的種種優待境遇為其他軍隊所無法企及：駐紮羅馬、身居帝國政治中心、陪伴皇帝進出、備受恩寵，服役期短且軍餉高、被委以諸多重任……凡此種種，近衛軍由是成為軍隊中“最有特權的一部分”，日益滋長驕橫，“君主和元老院的權威、公共財富和帝國的王位全都掌握在他們的手中”。近衛軍與帝制同生共長，政治角色內容漸趨豐富得益於皇帝的依恃，在羅馬城內無人能夠應對近衛軍的刀劍，不僅肆無忌憚地捲入政治爭鬥，而且再三以軍事行動決定帝位，其政治角色注入了太多的消極意義。
其次，元首制繼承制度的不完善成就了近衛軍的特殊地位。元首制的“繼承方式既不是王朝繼承，也不是真正選舉”。這種介於血緣傳承和羅馬人熟悉的選舉之間的、無定製的繼承制度，留下了人為操作的餘地，軍隊依武力伺機而入，且近衛軍在前，行省軍團在後。羅馬帝國皇帝產生的合法性，形式上表現為元老院批准和“羅馬人民”認可。但這種程式僅限於正常狀態，一旦近衛軍為代表的軍隊參與其中，原有各種預設變得毫無意義。奧古斯都創建元首制在制度層面欠完善與法律規定的缺失，事實上為皇帝的誕生與元老、軍隊三者之間製造了一種博弈：名義上有決定權的元老院手無寸鐵，要么聽命於皇帝，要么為軍隊武力所挾持。軍隊作為博弈三方中強勢一方，又以近衛軍為突出。要挾皇帝，威懾元老院，近衛軍遠比外地軍團擁有地利之便。
再次，皇帝無能助長了近衛軍的驕橫。近衛軍一而再、再而三地橫行不法，與許多皇帝治軍無方、軟弱無力有直接關係。近衛軍正是利用皇帝的種種弱點，愈加肆無忌憚。間或有皇帝對近衛軍進行治理，卻難維持長久。除非皇帝本人即為驕兵悍將威震天下，否則，只能默認現實，施以金錢安撫，放縱、姑息近衛軍的事例屢屢見諸史乘。為了取悅近衛軍，許多皇帝經常給予近衛軍各種名目的賞金，一般以登基時的賞賜為常見。為數甚多的皇帝或掌控不力，或因自身軟弱，無法對近衛軍形成應有的約束，翻雲覆雨的近衛軍令一些皇帝常有朝不保夕之虞。但每遇鐵腕治軍的強勢皇帝，近衛軍則大為收斂，能夠“安分守己”，較好地履行內平反叛，外抗勁敵等軍隊職能，政治角色和影響是正面的。2世紀，圖拉真、哈德良等皇帝治下的近衛軍對帝國保持忠誠，開赴疆場，浴血拚殺，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了治理近衛軍的力度與帝國政治安定之間的關係。由此不難判定，近衛軍為所欲為，多數皇帝管束不力以致聽之任之應視為主要根源。
近衛軍逐步獲得管理國家事務的某些職能，觸角伸向各個領域：稅收財政、維護公共娛樂活動安全、公共建築工程、司法活動、消防滅火、打擊城市中的盜匪等。由此可見，作為軍隊的近衛軍主要職能分成了兩部分：執行專門的軍事任務、參與都城的某些社會管理。此類屬於侍衛皇室以外的一系列職能，使近衛軍合法躋身政治，平添了多種管理國家事務職能，政治角色內容也隨之多元與多樣。
政治角色
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實現，干預帝位傳承是集中表現，但決定性因素則是軍隊與政治的糾纏，而與政治糾纏的核心內容之一，則是發揮軍隊作用，捲入各種政治鬥爭和紛爭。
近衛軍作為正規的常備軍構成了“羅馬軍團、輔軍之外的第三支武裝……在元首制發展史上發揮了異常重要的作用”。秉承皇帝旨意，鎮壓政治、政權上的異己力量等是近衛軍分內之事的首要內容，屬於必須履行的職能，因此，近衛軍扮演的政治角色所有內容首先通過發揮鷹犬作用，保衛皇帝統治和人身安全得以顯現。皇帝可以隨時調遣自己的御林軍“清君側”，剿滅各種敵對勢力。比如，提比略統治期間，因權傾朝野的近衛軍長官塞亞努斯得意忘形，覬覦皇位，提比略無法容忍，命近衛軍將其除掉。類似事例不勝枚舉，證明了皇家衛隊為主子剪除異己方面發揮的鎮壓職能其他軍隊不能比擬，體現了創製近衛軍的初衷。正是由於直接為皇帝及時、血腥地清肅、屠殺各種反抗、反對勢力，近衛軍的軍隊角色、軍事角色蒙上了比其他軍隊更濃厚的政治色彩，政治作用超過了軍事作用。
在階級鬥爭和政治紛爭此起彼伏的羅馬帝國，軍隊作為政權支柱，既是為奴隸主階級政治服務，履行鎮壓職能的工具，還是某些奴隸主階級利益集團明爭暗鬥的依仗。帝國時代，近衛軍之於皇帝的靠山作用凸顯出唯一性。因此，履行軍隊各項職能，近衛軍從未鬆懈。至於鎮壓羅馬城外各種反叛、譁變等，近衛軍也責無旁貸。正是因為精銳之師的軍隊職能，歷代皇帝無一不將近衛軍用作監視、鎮壓危及統治的敵對勢力的利器，增強了近衛軍作為奴隸制帝國武裝力量的政治屬性。據此，近衛軍的政治角色以武力威懾乃至暴力為核心內容。
近衛軍在羅馬帝國政治舞台上興風作浪，屢屢決定皇帝生死存亡，入駐羅馬城是一系列惡行的起點。近衛軍駐紮羅馬城，名義上有利於皇帝指揮擺布，但是最終結果不是皇帝加強了對近衛軍的管控，反倒是近衛軍把營盤作為惹是生非的根據地，逐步實現了對皇帝的鉗制。近衛軍不止一次在這裡把自己選定的皇帝扶上王位，多個皇帝被迫收掩權威，到這裡尋求近衛軍的支持。皇帝被自己的近衛軍殺戮，反映出帝制積弊深刻，更形成了代代效仿、傳遞的一項邪惡的政治遺產。不同時代的近衛軍不同程度地承襲著這份“遺產”，在帝制史上不斷地製造、利用各種王位繼承危機，操控王座的歸屬，形成了惡性循環。
由於近衛軍羽翼漸豐，對帝國政局和社會的影響力日漸加大，奧古斯都時代結束後，羅馬城內形成了三個權力中心：元老院、皇帝和近衛軍。在帝國統治機構中，近衛軍既不參與政府部門權力運作，亦非官僚機構的組成部分，但每遇帝位更替或某些關鍵時刻，皇帝自身難保，近衛軍的武力剝奪了元老院確定皇帝人選的權力，讓元老院形同虛設，權柄落入近衛軍之手，“權力中心”由此形成。近衛軍之所以成為炙手可熱的權力中心，原因不在於是否為權力主體，更不出於法律淵源，而在於近衛軍的武力脅迫和暴力壓制。這種歷時已久的怪現象，多層面反映出元首制的重重弊端，以及管束機制缺失必然結出的惡果。三個多世紀裡，十數個皇帝死於近衛軍之手，陰謀、謀殺等惡意打斷皇統，禍患帝國，史不絕書，既揭示了近衛軍政治角色的具體表現，也說明近衛軍政治角色及其相關話語權是毫無掩飾的暴力呈現。
近衛軍的“羅馬特色”簡說
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形成有賴於羅馬帝國特殊的政治土壤，與帝制一起處處彰顯“羅馬特色”。
首先，近衛軍的“羅馬特色”。縱觀帝國歷史，近衛軍難以駕馭一直是人們關注的“僅見”，但追問源頭，無論如何離不開羅馬帝國及其帝制。綜合近衛軍數百年間的正反兩方面的表現，不難發現，帝制創建者奧古斯都不僅需要近衛軍保衛宮廷，而且不乏加強軍隊整體實力之意圖。與傳統的羅馬軍隊不同的是，近衛軍是皇帝的御林軍，合法地駐紮政治中心，堂而皇之地走向了前台，政治觸角伸向各個領域，唯一性、特殊性使近衛軍不難成為政治舞台的“主角”，即便那些出身行伍的皇帝也無計可施。言稱所有皇帝都放縱近衛軍，不免武斷，但多數皇帝、帝國制度對近衛軍缺乏管束，助長了近衛軍的氣焰卻是事實。
其次，皇帝與近衛軍穩定關係失衡及其後果。在羅馬帝國，無人將近衛軍視為獨立的政治勢力，或組織系統完備的政治派別，但皇帝倚重，被賦予的一系列軍隊職能之外的一系列管理國事職能，軍隊的威懾力等，增加了近衛軍的政治砝碼，政治的天平自然大幅度向近衛軍傾斜，刀劍對政治的強制性和壓迫性逐步升級，正常的政治生態遭到破壞。這種人類歷史上並不多見的“傾斜”，總是以犧牲帝國安寧乃至讓皇帝成為犧牲品為代價的。帝國常因近衛軍干預帝位傳承發生內亂、兵變，多次遭遇兵燹之禍，所付出的沉重的代價既是社會的、經濟的，也是政治上的。
再次，太多“外力”作用的非正常帝位傳遞。羅馬帝位傳承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多數情況下在“外力”的作用下進行（元老院的提名與確定、軍隊的選擇占據主要內容），而不是依“內力”——血緣依次延續。“外力”否定了血統和出身，在垂直左右皇位更替的“外力”中，近衛軍無疑是重要的、羅馬城中其他諸種“外力”難以匹敵的一種力量。羅馬帝國帝位傳遞過程中，壓倒性的“外力”切斷了皇統和嫡傳，打造出帝制的“羅馬特色”，近衛軍則推波助瀾，使這一特色愈加鮮明。
最後，近衛軍的政治角色來自源遠流長的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和歷史基因。共和國伊始，羅馬軍隊便通過多重路徑參與政治，軍隊成員直至君士坦丁踐位，以公民為主體的時間居多。共和國末年的內戰，軍隊投身政治鬥爭，以及對政治毫無遮掩的壓迫性開啟了羅馬歷史新的一頁。軍隊在權力爭奪廝殺中，用刀和劍表達政治意願，協助多個軍事將領獨裁羅馬，從根本上決定了政局走向。從國家制度層面，帝國終結了共和國，而軍隊左右政治的影響力隨之延伸至帝國時代。肩負特殊職能的近衛軍正式誕生於帝國時代，而就參與政治而言，與共和國時期的軍隊沒有質的區別，近衛軍在帝國的政治角色根本上沿襲的是羅馬軍隊參與政治的傳統，僅僅是過程、目的存在差異。近衛軍捲入政治生活形式上是傳統的延伸，但近衛軍突破了“參與”的界限甚至極限，“變異”了歷史基因，空前地強化了自己的政治角色。
結 語
元首制的運作、宮廷安危有賴於近衛軍，羅馬城安全和有序，近衛軍絕非一無是處。三百餘年間，近衛軍真正攪亂政局，釀成災禍亦未貫穿史冊，只是由於近衛軍種種消極表現後果嚴重，所產生的“漣漪效應”影響惡劣，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積極作為，最終導致惡名遠播，因此，歷代史家多對近衛軍評價較低。但也應關注，近衛軍與皇帝構成了一個矛盾體，“沒有皇帝，近衛軍一事無成”。近衛軍的政治角色及其實現，深層次原因無疑源自元首制，一系列耐人尋味的悖論也由此展開：近衛軍本是皇帝的鷹犬，卻時常將皇帝送上斷頭台；作為軍隊的近衛軍理應是國家安寧的重要保證，卻動輒成為動盪、內亂的源頭；一方面對帝國安寧有過貢獻，另一方面，則因惡意廢黜當朝皇帝擁立新君主破壞帝國的政治秩序。種種悖論反映的是近衛軍政治角色的悖論，驗證了近衛軍是羅馬帝政的重大弊害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