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雲鵬(1910-1946) 原名張會璇，又名張敬載，張西平。黑龍江巴彥人。1926年春考入齊齊哈爾省立第一中學，同年冬轉入天津南開中學學習。參加校刊編輯工作和讀書會活動，接受革命思想影響。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初被派到蘭州，擔任中共甘肅省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他參與領導恢復和發展甘肅各地黨的組織，堅決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1939年4月起擔任中共甘肅省工委代理書記，全面負責省工委工作。1940年1月仍任省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在複雜危險的環境中積極開展黨的工作。6月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在審訊時義正詞嚴地斥責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反動行為。在獄中鼓勵難友堅持鬥爭，決不屈服。1941年春節曾組織同監難友越獄衝出，不幸被抓回。在長期關押期間，他堅貞不屈，繼續組織難友採取各種形式堅持鬥爭。1946年2月25日在蘭州大沙坪慷慨就義。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革命工作,英勇犧牲,
人物經歷
羅雲鵬，原名張會。1910年生於巴彥縣興隆鎮大房身屯一戶殷實的家庭。1926年
春去齊齊哈爾省立第一中學讀書後，出於對宋代哲學家、思想家張載的敬慕，改名為張 敬載。上個世紀30年代在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從事革命活動時化名為張西平。羅雲鵬是他被中共中央派到蘭州任中共甘肅工委副書記後開始使用的化名。
1926年夏天，羅雲鵬離開家鄉興隆鎮來到天津後，憑著自己的勤奮和才華，經過近半年的複習，於同年冬考入中外聞名的南開中學國中一年級插班學習。在南開中學， 他在共產黨員林楓（黑龍江省望奎縣人，建國後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的幫助下，思想進步很快，曾任南開中學學生會執委會主席，是同學們公認的學生領袖。1931年“9·18”事變後，羅雲鵬在南開學生南下南京向國民黨政府請願時，作為 學生代表，他曾當面向監察院院長於佑任陳述了要求政府一致對外抗日的要求。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擔任中共南開中學黨支部書記。
1932年夏季，羅雲鵬從南開中學高中畢業後，開始了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他以學生的身份作掩護，化名張西平，擔任反帝大同盟天津市委黨團書記。同年7月， 中國反帝大同盟全國代表大會確定在中國共產黨江西中央根據地召開後，天津黨 組織派羅雲鵬作為天津市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前往上海，然後再從上海入江西參加會議。羅雲鵬來到上海，按約定的暗號和上海黨組織接上了關係後，等待著嚮導的到來。因為當時正是江西中共根據地軍民投入反擊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反革命 “圍剿”的時候，而且進入中央根據地的道路已被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所以原定的反帝大同盟大會被迫取消。因此，羅雲鵬在上海滯留一個多月後，按黨組織的指示返回天津。
羅雲鵬從上海回到天津後不久，就被調到中共天津市委軍委工作。一個多月後，又被調到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工作。時隔不久被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任命為中 共天津市委秘書長。就這樣22歲的共產黨員羅雲鵬以滿腔的熱情和堅定的信念，在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共河北省委林楓等同志的領導下，全身心地從事著革命工作。1932年冬，中共天津市委機關所在地一處民房突然被敵人破壞，並逮捕了住在 這裡的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部長和其妻子。不知情況有變的羅雲鵬在第二天按照原計畫前去給組織部長送經費時不幸被捕，後被關押到天津軍法處監獄。在獄中無論敵人對他怎樣審訊，羅雲鵬都一口咬定自己是南開中學剛畢業的學生，是托朋友找工作不料走錯了門被抓進來的。因為被捕的中共天津市委組織部長沒有叛變，又沒有別的證據證明羅雲鵬是共產黨員，所以敵人只能把羅雲鵬暫時關押在獄中。羅雲鵬被捕後，他的正在北平國立北京法政大學讀書的同鄉李時雨（共產黨員）馬上找到同學王文忠，由王文忠通過在黑龍江省政府主席萬福麟公館工作的哥哥疏通了天津警備司令，加上得到訊息趕到天津的羅雲鵬的父親張玉君和五叔張玉勤花錢活動，到1933年春羅雲鵬被“保釋出獄，由家長領回教育”。羅雲鵬出獄後，因為接不上組織關係，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只得隨父親和五叔乘火車從天津回到千里之外的家鄉。在久別的家鄉暫避了一段時間後，羅雲鵬於1933年初夏又從家鄉來到天津。因在天津無法找到黨組織，就輾轉到北平，考入黨的早期活動家，“一大”代表李達任主任的北平大學法商學院經濟系學習。在學習期間羅雲鵬同一位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相遇後，因為羅雲鵬在中共天津市委工作時就同這位同志有過接觸，這位同志也知道羅雲鵬被捕的情況和被捕後的表現，組織上也已經查清，所以得以恢復黨組織關係，並被安排到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工作。就這樣羅雲鵬就在北平一面讀書，一面從事地下革命工作。1935年“12·9”學生運動爆發後，羅雲鵬參加了這次運動的組織領導工作。1936年的夏秋之交，他又根據中共中 央北方局的指示前往上海，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工作，擔任組織幹事，為全國救亡工作東奔西忙。羅雲鵬在上海工作了3個多月後的一天，當他到碼頭送材料 返回住處時，在路上和一個遠房親戚不期而遇。這個在國民黨上海特務機關當小頭
目的親戚，對羅雲鵬是共產黨已經早有耳聞，於是就對羅雲鵬盤問起來。羅雲鵬為了擺脫盤問，就告訴他說：是從天津來上海找朋友找工作的，因為沒有找到朋友，只好坐下一班船回塘沽。特務親戚聽了羅雲鵬的話，又見他衣著簡樸，手拎提包，很像出門在外的人，而且還知道再過半小時確實有一艘開往天津塘沽的客船，雖然相信了羅雲鵬說的話，但卻還是有點不託底，於是就對羅雲鵬說：現在到處都不安全，我派一個兄弟送你一程吧。在這樣的情況下，羅雲鵬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和組織機密，只能買了去塘沽的船票，跟著特務親戚派的人登上了開往天津塘沽的客船。
羅雲鵬回到北平後，黨組織決定不派他再去上海，留在北平參加中共北平市委學委工作，領導學生運動。1937年盧溝橋事件爆發後，羅雲鵬按照黨組織的指示，離開北平，奔赴革命聖地延安。1937年8月，羅雲鵬到達延安後，先在中央黨校學習了一段時間，後被派到陝北公學任生活副指導員。此間，由於他感到自己對白區地下工作十分熟悉，在那裡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就在中共中央組織部發給縣、團級以上幹部的登記表中的“對自己今後工作的意見”一欄里，填寫了“去白區作黨的工作”。就這樣中共中央決定派羅雲鵬去蘭州，擔任就要成立的中共甘肅工委的副書記。
革命工作
1938年初，當時化名“張西平”的羅雲鵬受黨的派遣，告別了延安，途經西安，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稍事休息後，就踏上了前往甘肅蘭州的征途。三天后，羅雲鵬風塵僕僕地來到了古稱“金城”的蘭州。按照在延安的安排，羅雲鵬來 到蘭州南灘街54號，走進牆上掛著“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駐甘肅辦事處”牌 子的一處公館。在這裡羅雲鵬受到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黨代表謝覺哉的熱情接待。幾天以後羅雲鵬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和中共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當時化 名孫新華，以報社記者的公開身份作掩護進行工作。建國後曾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二書記、省長等職）見面。接著被安排住在一個叫羅實揚的同志家裡。羅實揚在中共甘肅工委負責學運工作，公開身份是甘肅學院的學生。因為當時蘭州的流亡學生很多，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組織上就讓羅雲鵬以流亡學生的身份進行公開活動，為了和羅實揚以兄弟相稱，還讓他起一個化名。於是，當時化名為張西平的羅雲鵬就說：“就叫羅雲鵬吧！凌雲壯志的雲，大鵬鳥的鵬。”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羅雲鵬了解到甘肅的黨員大多數都是年輕人，他們雖然革命熱情有餘，但斗 爭經驗不足。因此，為了加強黨員的理論教育和思想修養，加強黨組織的思想建設，羅雲鵬不但主編了黨內刊物《黨的生活》，還請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黨代表謝覺哉和辦事處處長伍修權（當 時化名吳壽泉。建國後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等職）等同志到黨建訓練班講黨史、上黨課、講馬列主義理論。到蘭州後羅雲鵬和中共甘肅工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在謝覺哉同志的直接領導下，深入工人、城市勞動者和青年知識分子中開展工作，組織各種進步的民眾團體，宣傳黨的政治主張，使甘肅的抗日救亡活動，很快就出現了一派大好的形勢。在羅雲鵬忘我的為黨的事業工作的同時，孫作賓等同志對他的生活也十分關心。一次，當孫作 賓和謝覺哉及謝覺哉的夫人王定國談起此事時，謝覺哉的意見是：給羅雲鵬組織一個家庭，他們願意結婚就結婚，不願結婚就做假夫妻，掩護工作。認為這個辦法很好的王定國馬上就想到了一個合適的女同志，就是當時化名為張英的樊桂英。 樊桂英是山西安邑人，1937年在陝北安吳青訓班學習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5月被分派到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一個月後到中共甘肅工委開展婦女工作，擔任 婦女委員會的組織委員。因為當時國民黨當局規定單身男女不得租住民房，只得以孫作賓的親戚的身份住在孫作賓的家裡。就這樣1938年8月經黨組織決定，羅雲鵬和樊桂英一同搬到黃家園，住在一家湖北人開的油條鋪子的後院，組成了“一個家庭”。這對“假夫妻”住到一起後，開始的時候雖然都感到有些不習慣，但為了 革命工作，都努力控制自己，以適應新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共同戰鬥的日子裡，兩個人之間有了更多的了解後，經組織批准，就正式結婚了。從此羅雲鵬和樊桂英為了實現偉大的理想，互相幫助，互相鼓勵，真正成了生死與共的革命伴侶。
1939年春，羅雲鵬和樊桂英一道來到天水開展工作，使原來隸屬於中共陝西省委領導的天水黨組織和中共甘肅工委發生了直接聯繫，置於中共甘肅工委和中 共陝西省委的雙重領導下。隨後不久羅雲鵬夫婦又前往徽縣一帶開展工作。1939年春夏之交，中共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被調回延安工作後，黨中央決定由羅雲鵬負責中共甘肅工委的全面工作。因此羅雲鵬夫婦馬 上返回蘭州。回到蘭州後經中共甘肅工委事務秘書趙子明（建國後曾任蘭州市政協副主席等職）介紹，羅雲鵬夫婦住在周家莊2號席維漢的院子裡。此後為了便於工作，中共甘肅工委就在羅雲鵬家中設立了辦公機關，並由羅雲鵬出面，和老實忠厚的席維漢合股籌辦了一個石灰窯作為職業掩護，羅雲鵬以石灰窯經理的身份公開活動。樊桂英因有孕在身不便外出，主要負責工委機關內部的事務。 1939年9月20日，羅雲鵬的女兒俐麗降生後不久，羅雲鵬接到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的通知，要他去延安匯報工作。羅雲鵬對家事稍作安排後，馬上動身前往延安。羅雲鵬到達延安後，先向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賈拓夫（建國後曾任國家計 劃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全面匯報了甘肅工委在組織、宣傳、統戰和學生運動等方面的工作，接著參加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召開的專門研究甘肅工作的會議。這次會議使羅雲鵬進一步認識了白區工作的特點，學到了不少在新形勢下開展秘密工作的方法。回到蘭州後羅雲鵬馬上召開了中共甘肅工委全體委員會議，傳達匯報了延安之行的基本情況。會後，按照工委會議的決定，羅雲鵬和工委的同志立刻分頭深入基層傳達會議精神，檢查安排工作。
1940年1月，新任中共甘肅工委書記李鐵輪（當時化名李雲章。建國後曾任化工部規劃院副院長等職）來到蘭州，並以蘭新公路局職員的身份住在河口。過了一 段時間後，中共甘肅工委決定於6月初在羅雲鵬家中召開工委委員會議。6月4日，李鐵輪和林亦青，（時任中共甘肅工委委員。1944年春，在大沙溝秘密監獄病餓 而終。建國後被追認為革命烈士）分別從河口和徽縣來到羅雲鵬的家中後，因考慮 到很快就要開會，就在羅雲鵬家中住下了。想不到的是意外卻在6日凌晨兩點鐘左右發生了。進行蘭州全市戶口大檢查的警察突然闖進羅雲鵬的家中，由於李鐵 輪和林亦青沒有申報臨時戶口，警察執意要把二人帶走，因為羅雲鵬再三申辯，結 果三個人都被抓走。第二天天剛亮，樊桂英安頓好俐麗，立即以送飯為藉口趕到蘭州警察第4分局去察看情況。當她看到夜裡抓來的一些人都在院子裡或坐著或站，只有羅雲鵬等3人被關在1間屋子裡，頓時就感到情況不妙。回到家中後馬上就把工委機關保存的檔案和材料統統銷毀了。不出樊桂英所料，當天中午一些警察就來家裡進行了搜查。7日下午樊桂英和僅8個月的俐麗及房東席維漢、羅雲鵬的住房介紹人趙子明也被捕入獄。羅雲鵬等人被捕後，一開始並沒有公開自己的政治身份。後來在搜身時，羅雲鵬帽子中的一張寫著黨員教育計畫的紙條被敵人搜去後，敵人就知道羅雲鵬是共 產黨員了。但在以後的審訊中，敵人卻指控羅雲鵬等人是漢奸，並聲稱要嚴加懲處。羅雲鵬認識到這是敵人的陰謀，只有公開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才能挫敗敵人 的陰謀。因此，在接下來的一次審訊時，羅雲鵬向敵人莊嚴地宣告：“我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我們現在所做的工作，都是為了抗日救國，何罪之有？”不久羅雲鵬等人被押送到蘭州警察一分局看守所。在接下來的一次次審訊中，羅雲鵬都和敵人進行 著針鋒相對的鬥爭。在理屈詞窮惱羞成怒的敵人對他施以坐老虎凳、壓槓子、懸樑 棒打等酷刑時，他橫眉冷對面無懼色，表現出了一個共產黨員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在一次審訊中，敵人拿出紙筆對他說：“如不怕死，你就簽字。”他毫不猶豫地接 過紙筆，寫下了“共產黨員羅雲鵬不畏犧牲”的豪言壯語。羅雲鵬等人被捕後，黨組 織立即設法營救。1940年7、8月間，王實先（時任中共甘肅工委青委書記。建國後曾任江西省副省長等職）來到延安，向李富春報告了甘肅工委被破壞的詳細經過 後，李富春當即給王實先寫了一封信，讓他去找周恩來。周恩來聽了王實先的匯報 後，說他將向重慶國民黨政府發電，通過這個途徑試試看。1940年秋，羅雲鵬等人被押送到蘭州郊外沈家坡警察總局看守所關押。這座由破廟改建的監獄，由於牢房不多，羅雲鵬等人被押送到這裡後，除樊桂英母女被關在女牢外，羅雲鵬、李鐵輪、林亦青和趙子明4人只能關在一間牢房裡。1941年2月（正月初五的晚上），經過十分秘密的精心準備，乘看守們喝得爛醉酣睡之後，羅雲鵬等4人順利越獄。但 遺憾的是，當走到孫家台（在現蘭州市七里河區雷壇河西岸）碰上敵人的巡邏兵，4個人跑散後，雖然李鐵輪和趙子明逃脫了，但羅雲鵬和林亦青卻不幸又一次被捕。被押回看守所後，羅雲鵬雖然遭到了更殘酷的拷打，並被戴上了24斤重的腳鐐 子，但他仍然寧死不屈，不斷地發動難友在獄中同敵人進行鬥爭。
1941年3月，羅雲鵬、林亦青和樊桂英母女4人，被押送到蘭州城內的甘肅省第二模範監獄。到這裡不久羅雲鵬便染上了嚴重的傷寒病，高燒不退，頭髮都脫光了。1941年4月，重病在身的羅雲鵬和林亦青及樊桂英母女又被押送到遠離蘭州、民黨甘肅省黨部調統室設在大沙溝的秘密監獄。到這裡不久羅雲鵬嚴重的傷寒病在一無醫藥，二缺營養的惡劣條件下，竟奇蹟般的地痊癒了。在以後長達5年多 的獄中生活里，羅雲鵬成立了以自己為首的獄中黨小組，帶領難友們不斷地同敵 人作鬥爭。
英勇犧牲
1946年2月27日夜裡，羅雲鵬和中共西北局交通線負責人胡潤寶被慘無人道的敵人秘密活埋。羅雲鵬血灑蘭州時，年僅36歲。需要說明的是：羅雲鵬臨刑前，將女兒羅俐麗的名字改為羅力立，並告訴她無論在什麼境遇下都不要忘記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責任，要充滿力量地挺立於天地之間。1946年8月，因為敵人找不到樊桂英是共 產黨員的確鑿證據，便將樊桂英母女一同釋放，出獄後樊桂英繼續為黨工作，建國 後定居在山西運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