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人物生涯,批判修正主義,反戰鬥士,德國革命,遇害,感情生活,重要著作,評述,鷹之歌,《獄中書簡》,“紅色羅莎”,永遠是一隻鷹,評價,政治人性美學,盧森堡的魅力,名言,參考書目,
人物經歷
生於俄屬波蘭邊界附近的扎莫什奇一個相當富裕的、有文化的中產階級猶太家庭，在家裡五個孩子中年齡最小，卻最聰敏，五歲時已能讀書寫字。
童年
童年1874年，全家遷到華沙。1880年，就讀華沙第二女子中學。是一個具有獨立精神的、聰明的和學業成功的姑娘。1887年，中學畢業，不久成為“第二無產階級黨”某下屬小組的成員。1888年10月，該黨遭破環，不少成員被捕，她曾流落外地，1889年底，到達瑞士蘇黎世。在一段時間內，曾借居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卡爾·柳別克家。
人物生涯
1893年7月，與約基希斯創辦《工人事業》雜誌。1894年3月，創建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
演講
演講1898年4月19日，通過與德國人古斯塔夫·呂貝克結婚的方式，獲得了德國國籍，以進行德國占領區波蘭民族的工作。5月，遷居柏林。此後，積極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競選活動，多次在集會上發表演說，展現了傑出的才能。
批判修正主義
羅莎·盧森堡的重要功績是，挑起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旗幟，寫下一系列文章。1898年9月，任《薩克森工人報》主編，後辭職。1900年，與弗蘭茨·梅林共同主辦《萊比錫人民報》。始終以極大的精力從事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就策略和戰略問題向該黨的總委員會提出意見和建議，被視為該黨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和理論家。1902年，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起草了綱領性檔案《我們要什麼？》。
1905年，俄國革命的風暴吹向波蘭。與約基希斯先後秘密回國，都化名為德國記者。兩人密切配合，與其他同志一進領導著波蘭革命運動。1906年，沙皇當局發現這兩個德國記者竟是領導革命的著名人物，便下令搜捕。3月，他們在同一個夜晚被捕。4月11日，移囚華沙要塞監獄。7月8日，因病交保證金獲釋。12月12日，德國魏瑪國家法庭判處其兩個月監禁。1907年6月12日－8月12日，判處生效，被囚於魏瑪國家監獄。10月，任教於德國社會民主黨黨校，直到1914年。此間，赴彼得堡等地會見列寧，交換關於革命戰略和策略方面的意見。1907年，代表德國社會民主黨以及波蘭王國和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赴倫敦參加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五次代表大會。 1913年1月，出版《資本積累論》。
1914年2月20日，被德國國家法院以“叛國罪”判處一年徒刑，因病緩期執行。
反戰鬥士
卡爾·李卜克內西與羅莎.盧森堡1915年2月18日，病中被捕，囚於柏林巴爾尼姆女獄。在4月出版的《國際》上刊有其揭露機會主義的《重建國際》一文。獄中撰寫了《社會民主黨的危機》（又名《尤尼烏斯小冊子》）。1916年2月18日，刑滿出獄。7月10日，以“預防性監禁”之名被捕入獄，囚於柏林巴爾尼姆女獄。一個月後轉送佛龍克要塞監禁。1917年7月，轉至布累斯勞監獄。1918年9月，著手著作《論俄國革命》一書，至出獄尚未定稿。後經保爾·列維整理出版。
德國革命
1918年10月，李卜克內西獲釋。在其推動下，11月9日，數萬工人走上柏林街頭，李卜克內西宣布自由的社會民主共和國成立。10日，獲釋出獄；11日，與李卜克內西、約基希斯等主持召開斯巴達克派全國會議，將其改組為斯巴達克同盟。此時，政府落到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領導者謝德曼手裡。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團結左派，發動民眾，開展反艾柏特與謝德曼的鬥爭。12月30日，創建了德國共產黨。
遇害
1919年1月，組織大規模示威遊行，15日，與李卜克內西一起被資產階級“自衛民團”逮捕，隨即遇害。遺體被殘忍地用鐵絲綁在木板上，於深夜秘密沉入水中。後遺體被發現，在很多民主人士的幫助與奔走下才得安葬。
羅莎·盧森堡墓
拋屍處的紀念碑
羅莎·盧森堡墓拋屍處的紀念碑感情生活
1898年4月。這位傑出的女革命家和一位叫古斯塔夫·呂貝克的德國青年舉行了莊嚴的婚禮。然而熟悉盧森堡的人們都知道，她真正的愛侶是約基希斯。
盧森堡和約基希斯的性格不同，才能也各有所長。盧森堡熱情大膽，活潑開朗；約基希斯嚴峻深沉，多謀細緻。盧森堡善於寫作和演講，約基希斯則長於組織領導工作。在艱苦的鬥爭環境裡，這對革命情侶常常含笑別離，只好在信中交流思想，互致關懷。他們以思想交流來縮短在空間上的距離，比起在朝夕相處的時候，更增加了幾分思念之情。
1897年，盧森堡結束了在蘇黎世大學的學習生活。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已經發展壯大，成為第二共產國際中最大最有影響的黨。盧森堡常為德國黨機關刊物《新時代》撰稿，德國黨的領導人是了解他的。在無法返回祖國的情況下，她決定到德國去從事革命活動。約基希斯完全支持她的這一行動。遺憾的是，由於工作需要，他本人仍要留在瑞士。不僅如此，為了能公開地在德國活動，盧森堡還必須加入德國國籍。對於一個波蘭女子來說，這是非常困難的。經過一番籌劃，盧森堡使戲劇般地舉行了假婚禮。對於一對情人來說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痛苦。但是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們毅然決然地做了，盧森堡順利地取得了德國國籍，她告別了約基希斯，隻身來到了柏林。
從此，約基希斯只能在少數假日裡秘密地來到柏林和盧森堡短暫相聚。
1903年，盧森堡和呂貝克的假婚結束了。五年的假婚歲月，使盧森堡和約基希斯的真正愛情，受到了一次特殊的考驗、雖身居異國，處境艱難，但是他們的愛情卻更加純潔而真摯了。這時，約基希斯雖已移居柏林，可他仍然是一個秘密流亡者，他和盧森堡還是不能公開地在一起生活。在那風雲變幻的年月，他們以全部精力投入了德國和波蘭黨的工作。根本顧不上建立自己的小家庭。
1916年，他們又分別被捕入獄。這時他們雖已結束了15年的愛侶關係，但仍是親密的戰友和同志。在獄中的苦難日子裡，盧森堡還通過書信，向約基希斯表達了深切的懷念之情。
1918年的德國十一月革命，使約基希斯和盧森堡得以衝出牢籠，在他們和李卜克內西等人的領導下，於年底召開了德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然而，僅半月之後，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又遭逮捕，並於當日被害。這時約基希斯擔負了德國共產黨主要領導的重任。盧森堡犧牲兩個月不到，約基希斯和他的兩位戰友陷入魔掌，旋即遇害。
重要著作
《 社會改良還是革命？》（1898.9－1899.4）
《馬克思主義的停滯和進步》（1903.3）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1904.7）
《民眾罷工、黨和工會》（1906）
《我們想要什麼？》（1906）
《疲勞還是鬥爭？》（1910.5.23、6.3）
《資本積累論》(1913）
《社民主黨少數派的政策》（1916）
《尤烏斯提綱草案》（又名《社會民主黨的危機》，1916.2）
《斯巴達克聯盟想要什麼？》（1918.12）
評述
鷹之歌
——盧森堡八十年祭
共產主義幽靈從出現那天起，為之奮鬥獻身者遍布世界各地，反對詛咒者也勢力強大，都毫不奇怪。
在自己營壘內，即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諸領袖人物中，反思這個運動者也代不乏人。波蘭的偉大女性羅莎·盧森堡，是較早較突出的反思者之一。反思是值得稱道的，反思就是總結經驗教訓。
盧森堡1871年生於波蘭扎莫布奇一個木材商家庭，她是家裡五個孩子中最小的，但也最聰敏，五歲時已經能夠讀書寫字。她出生後幾年，全家遷居華沙，她入華沙第二女子中學。由於父母醉心於文化生活，這個家庭里充滿了崇拜席勒的氣氛。盧森堡特別迷戀波蘭的偉大詩人密茨凱維支，她自己也寫詩。她十二歲時，德國皇帝威廉一世訪問華沙，她就寫了一首帶有政治色彩的諷刺詩。
中學畢業不久，她參加了無產階級黨的一個小組的地下活動，並在不到十八歲時秘密越過邊境，流亡瑞士。從此她就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事業。她考入蘇黎世大學，先後曾學哲學、政治經濟學、法學和自然科學。她對植物學和動物學有著特殊的興趣，但多災多難的人類社會使她轉到社會科學，研究國民經濟學。她對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的研究，使她的老師也不得不刮目相看，認為她是“一個天資最高的學生”。這期間她結識了許多著名的人物，其中就有普列漢諾夫。她大學畢業的論文《波蘭工業的發展》，獲得博士學位。她出席了第二國際的蘇黎世代表大會和倫敦代表大會，並開始在《新時代》雜誌上發表文章。1898年，她以假婚取得德國國籍，遷居柏林，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後來成了領袖人物。她曾在德國社會民主黨舉辦的黨校講授政治經濟學，後來在這一時期講稿的基礎上寫成兩部著作《國民經濟學入門》和《資本積累論》。她出現於數以百計的大會之中，她在哪裡演講，民眾就潮湧而去。反動派稱她為“嗜血羅莎”，工人稱她為“勇敢的女英雄”。她一生九次被捕或被判處監禁。1919年，她與李卜克內西同時被捕，當日即被兇殺，遺體被投入運河，五個月後才浮出水面，安葬於柏林弗里德里希墓地。
盧森堡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著名的領袖人物，公認的革命活動家、理論家。她的偉大品格，對共產主義事業的真誠和獻身精神，沒有人懷疑過。列寧曾列舉了盧森堡一生所犯的“錯誤”，仍認為“她始終是一隻鷹”。列寧還引用了俄國一個寓言的兩句話：“鷹有時比雞還飛得低，但雞永遠不能飛得像鷹那樣高。”
鷹確實飛得更高遠，然而鷹的翅膀就不能被折斷嗎？事實上我們以前對盧森堡的介紹是不客觀不全面的。1964年我國翻譯出版了東德弗雷德·厄斯納的《盧森堡評傳》。這本書在蘇聯及相似國家中有過很大的影響。不能說這本書不是精心撰寫的，但最大的毛病是，一切以列寧、史達林和《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的論斷為真理，有違此者均被斥為錯誤，成了一個標準的史達林主義讀本。這本評傳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戰鬥的一生》，就在這部分中也時不時揭露和批評盧森堡的所謂錯誤；第二部分《一個錯誤的體系》（盧森堡主義），則是從歷史根源、哲學觀、經濟概念及革命理論等方面徹底清算盧森堡主義了。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國際共運史研究資料》（盧森堡專輯），讀者才得以全面客觀的認識盧森堡。
她一生著作豐富，但引起爭論最多的是她的兩篇文章：《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1904）和《論俄國革命》（1918）。她的《資本積累論》一書也引來不少批評，那是更理論性的話題，這裡從略。
1904年2月5日，列寧寫了《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闡述了他的建黨思想，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進部隊，是無產階級的最高組織形式，黨必須按照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等等。盧森堡看到列寧這個著作後寫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對列寧的書提出批評。列寧認為：“要利用黨章條文鍛鍊出比較銳利的武器來反對機會主義。機會主義的根源愈深，這種武器也就應當愈銳利。”盧森堡認為：“黨的章程本身也不能成為防止機會主義的武器，它僅僅是黨內實際上存在的革命無產階級大多數用來施加決定性影響的形式上的手段。”列寧認為機會主義潮流的特殊標誌就是知識分子生來就喜歡自治制和組織渙散狀態，害怕黨的生活中的嚴格“紀律”和任何“官僚主義”。盧森堡認為：“極力強調無產階級具有接受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天賦能力而‘知識’分子卻是懷疑社會民主黨運動的，這種說法本身就毫無‘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的氣味……”恰恰從列寧害怕知識分子對無產階級運動產生危險的影響這一角度來看，列寧的組織觀念對俄國社會民主黨是最大的危險。”她與列寧在建黨思想上最重要的分歧是集中制問題。她並不反對俄國社會民主黨實行集中制，在沙俄的專制恐怖統治下，一個戰鬥的工人政黨，如果沒有紀律和集中制，就沒有戰鬥力，她與列寧的分歧是在黨內如何實行集中。她認為列寧所主張的是“無情的集中主義”，是“極端的集中主義”，其結果“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她說：“工人民眾還沒有做到的對黨的機關的活動和行為的公開監督反而可以由中央委員會對工人階級的活動實行的監督來代替，那就是錯誤的。”
“所謂工人階級決不是一個七人或哪怕是十二人的黨的執行委員會，而是有覺悟的無產階級民眾本身。”因此，社會民主主義的紀律決不意味著八十萬有組織的黨員要服從一個中央機構、一個黨執行委員會的意志和決定，而是相反，黨的所有中央機構要執行八十萬有組織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意志。她還嘲諷地說，“這一次是以社會民主黨工人運動中央委員會的皇帝陛下的身份出現”。她的名言是“真正革命的工人運動所犯的錯誤，同一個最好的‘中央委員會’不犯錯誤相比，在歷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價值得多”。
從理論上說，盧森堡的這些意見是正確的，問題在於全體黨員的意志通過什麼形式和渠道集中到中央去，中央又以什麼方式保證不歪曲執行全體黨員的意志。這個問題當時列寧沒解決，盧森堡也沒解決，一個世紀後的今天似乎也沒有解決好。但是盧森堡的建黨思想側重在充分發揮黨內民主，增強黨的活力，充分尊重人民民眾的首創精神，確實有許多閃光之處，但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隨著列寧在國際上取得崇高的威信，就較少有人重視盧森堡的建黨思想了。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時，盧森堡還被關在德國布勒斯勞監獄中，但她非常關注這個革命，次年秋季在獄中寫出《論俄國革命》手稿。她滿腔熱情地歌贊這個革命，開篇即說：“俄國革命是世界大戰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發，它的史無前例的激進主義，它的持久的影響，最好地駁斥了官方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起初迫不及待地從思想上為德帝國主義征服戰爭進行粉飾的謊言：德國刺刀擔負著推翻俄國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壓迫的各民族人民的使命。”她進而論道：“他們的十月起義不僅從實際上挽救了俄國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國際社會主義的榮譽。”她認為“列寧和托洛茨基以及他們的朋友們是第一批給世界無產階級作出榜樣的人”。同時，她對這次革命中的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也提出自己的看法，最有爭議的是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意見。
八十多年過去，今天讀她這篇文章，仍然能感到那種難得的歷史洞察力。她分析了一些具體問題，如1917年11月著名的解散立憲會議事件，蘇維埃政府關於選舉權的規定，恐怖統治等等。她認為“恐怖統治恰恰是敗壞道德的”。她進而說“列寧和托洛茨基用蘇維埃代替了根據普選產生的代議機構，認為蘇維埃是勞動民眾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陷於癱瘓。沒有普選，沒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會自由，沒有自由的意見交鋒，任何公共機構的生命就要逐漸滅絕，就成為沒有靈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動因素。公共生活逐漸消亡，幾十個具有無窮無盡的精力和無邊無際的理想主義的黨的領導人指揮著和統治著，在他們中間實際上是十幾個傑出人物在領導，還有一批工人的精華不時被召集來開會，聆聽領袖的演說並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來的決議，由此可見，這根本是一種派系統治——這固然是一種專政，但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她認為，無產階級專政“在於運用民主的方式，而不是在於取消民主”，“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一專政必須是階級的事業，而不是極少數領導人以階級的名義實行的事業，這就是說，它必須依靠民眾的積極參與，處於民眾的直接影響下，接受全體公眾的監督……”她還有一句名言：“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盧森堡關於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的見解同她的建黨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她的這些意見十分精彩，說出了民主的真諦。
波蘭的霍赫弗爾德認為《論俄國革命》一文有兩個極有價值的思想。一是在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如果法律、自由和民主保障遭到破壞，或者哪怕受到限制，這個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蛻化。二是把第一個取得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當作戰略和策略的樣板向國際工人階級推薦是有害的。關於後一點盧森堡寫道：“這是工人階級專政的第一次世界歷史性試驗，而且這試驗是在想像得到的最困難的條件下進行的……如果認為在如此不正常的條件下進行的一次工人專政的試驗中，俄國所做的一切正好就是完善的頂峰，這確實是一種荒謬的構想”，如果“把它當社會主義的樣板推薦給國際（無產階級），要他們加以模仿，從這時起危險就開始了”。她還說：“社會主義作為一種經濟的、社會的和法律的體系，它的實際實現決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運用的現成處方的總和，而是十分模糊的未來的事情。”歷史已經證明，這確實是她的英明預見。
《獄中書簡》
革命漸次隨著歲月的塵煙遠去。
有各種革命，也有各種不同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委身於他理想中的事業，這事業，是同千百萬無權者的福祉聯繫在一起的。在革命中，他們往往為自己選擇最暴露、最危險、最容易被命中的位置，結果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當黎明還沒有到來，他們已經在黑暗中仆倒。
在這個倒下的佇列里，我們記住了一個人：羅莎·盧森堡。
“紅色羅莎”
盧森堡自稱是猶太裔波蘭人，不止一次地聲稱波蘭是自己的祖國。曾有人在書中提及，波蘭有史以來，在對外鬥爭中從來不曾出現過叛徒，足見波蘭人的忠誠、英勇和傲岸。她的獨特的猶太家庭背景，使她從小培養出一種人性的、平等的觀念；民族的浪遊性質，又使她恪守“猶太同齡群體”的倫理規則，而不與任何“祖國”相一致。正如政治學者阿倫特指出的，猶太知識分子的祖國事實上是歐洲；用尼采的話說，他們會因自身的位置和作用而注定成為最卓越的“好歐洲人”。
1871年3月5日，盧森堡出生於波蘭扎莫什奇的一個木材商人家庭，兩歲時，全家遷居華沙。在這裡，她完成了中學教育，並開始參加革命活動。
1889年底流亡瑞士，入讀蘇黎世大學，先後學習哲學、政治經濟學、法學及自然科學。在此期間，結識利奧·約基希斯，後來他成為她事實上的丈夫和情侶。1894年，他們共同組建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1898年，盧森堡取得德國國籍，遷居柏林，參加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在黨內，她積極從事組織活動，為報刊撰文，發表演講，先後批判黨內元老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也曾同列寧展開論戰。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議會團一致支持帝國主義戰爭，背叛革命，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等組織斯巴達克同盟，後成立德國共產黨，成為黨的重要的領導人之一。
盧森堡自稱是永遠的理想主義者。讀書時，她在題贈女同學的照片背後寫道：“確保以純潔的良心去愛所有的人，那樣一種社會制度是我的理想。只有在追求它並為之奮鬥時，我才有可能產生憎恨。”像這樣一個懷抱著宏大的社會理想的人，在當時，命運注定要和革命扭結到一起。為此，她多次被捕，在監獄裡度過相當長的歲月。1917年春夏之交，斯巴達克同盟鑒於她在獄中健康惡化，曾醞釀過一個營救計畫，考慮到她擁有俄屬波蘭地區的出生證，試圖向官方提出要求，放她出獄到俄國去。然而，她拒絕了這個計畫，因為她根本不願意與官方當局發生任何聯繫。在革命隊伍中，她以思想激進和意志堅強著稱，所以，帝國主義者及右派稱之為“嗜血的‘紅色羅莎’”。
1919年1月，德國共產黨與其他革命組織共同行動，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接著，鬥爭遭到政府軍隊的血腥鎮壓，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同時被捕，當日慘遭殺害，她的屍體被扔進運河。當此危急時刻，約基希斯傾全力蒐集盧森堡遺文，調查事件真相，一個多月後隨之遇害。
盧森堡逝世後，列寧下令出版她的傳記以及她的著作的完整彙編，同時，還斥責了德國黨對於承擔這一義務的冷漠態度。史達林不同，於1931年著文強調盧森堡犯過許多極其嚴重的政治錯誤和理論錯誤，這等於給盧森堡蓋棺論定，以致後來發展到誰引用盧森堡的話便是反革命的地步。蘇共二十大以後，情況有了變化，在蘇聯和東德等國家，開始尋找盧森堡與列寧的思想的一致性，涉及兩人的分歧，當然仍將錯誤歸於盧森堡。所以，阿倫特在一篇論述她的文章中把她描寫成歐洲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位“邊緣性人物”， “德國左派運動中最有爭議的、最少被人理解的人物”。直至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紅色羅莎”才獲得應有的崇高的評價，她的著作在國際上興起出版和研究的熱潮。
“重新發現”盧森堡，在國際共運史上，是一個堪稱奇特的現象。
永遠是一隻鷹
盧森堡的政治思想，在論戰中顯得特別活躍和鮮明。其中，關於革命與暴力問題、政黨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等問題，帶有很大的原創性。在蘇聯、東歐劇變十多年以後，回頭再看盧森堡的相關論述，判斷的深入和準確是驚人的。
在盧森堡看來，革命，不是任何組織或個人“製造”出來的，不是根據哪一個政黨的決議產生的，而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自動地”爆發的。不是組織先於行動，而是行動先於組織，而這“行動的迫切壓力”總是來自社會下層。她指出：首先應當具備“革命形勢”這一必要的條件，必須認真考慮大眾的情緒。在組織問題上，她從不信任有一種絕大多數人在其中都沒有位置、也沒有聲音的所謂的革命的“勝利”，不信任那種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奪取權力的行為，以致她“擔心革命受到扭曲更甚於擔心革命的失敗”。
正由於當時德國的客觀形勢與俄國不同，盧森堡和李卜克內西都沒有作過以武裝奪取政權的嘗試。
但是，盧森堡並沒有因此否定暴力，相反對於那些把暴力等同於革命，從而加以反對的“機會主義的學理主義者”予以嚴厲的批判。暴力是有階級性的，她特別指出，必須警惕來自反動政府的合法性暴力的隱蔽性和欺騙性。她認為，無條件地否定革命暴力，把議會政治、憲政政治看作被壓迫階級得救的唯一出路是空想的、反動的，這也正如把總罷工或街壘看作唯一的出路一樣。在她看來，並不存在一種預設的絕對合理的方式，任何方式的採用都是隨機變化的、可選擇的。人民民眾惟有擁有潛在的暴力，並足以作為自衛的武器或攻擊武器，來發揮它的作用，才能在階級力量的對比中，最大程度上改變政治鬥爭的條件，其中包括議會條件。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盧森堡指出，改良是革命的產物；而革命，並非出於革命者對暴力行動或革命浪漫主義的偏愛，而是出於嚴酷的歷史必然性。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告別革命”之聲不絕於耳。頗有一批學者極力誇大革命的破壞性，儼然歷史真理的代言人。事實上，階級社會發展的諸種因素，是互相補充、互相完善又互相排斥的。革命暴力的正當性和正義性，正在於被壓迫階級在爭取自身解放的鬥爭中，在所處的階級對抗的有限的階段中，他們自身的損失可以因此被減少到最小。所以，盧森堡才會一再指出，。暴力是革命的最後手段。她承認，“在今天的情況下，暴力革命是一件非常難以使用的雙刃武器。” 1904年春，列寧發表《進一步，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一書，論述關於無產階級的政黨學說。7月，盧森堡發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評論了列寧的建黨思想，引起論爭。在建立一個集中統一的政黨這一問題上，兩入之間沒有分歧；爭論的中心，是盧森堡說的“集中程度的大小、集中化更準確的性質”問題。
盧森堡批評列寧的“極端集中主義觀點”，是“無情的集中主義”，認為這是把“布朗基密謀集團的運動的組織原則機械地搬到社會民主黨的工人民眾運動中來”；她說，這樣做的結果是“中央委員會成了黨的真正積極的核心，而其他一切組織只不過是它的執行工具而已”。文章尖銳地提出：究竟是誰執行誰的意志?她認為列寧構想的中央擁有“無限的干涉和監督權力 ”，強調的是黨中央機關對黨員民眾的監督，而不是確保自下而上對黨的領導機關的公開、有效的監督。她確信權力的高度集中必然產生思想僵化、壓制民主和輕視民眾，形成並助長專橫獨斷的危險，窒息積極的創造精神，唯餘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
在這裡，盧森堡表現出了重視人民民眾的非凡的熱情，以致後來有人稱她為“一個純粹民眾民主的理論家，一個出色的非定型的革命的預言家”。
1918年，她在獄中寫下著名的《論俄國革命》，直接地把社會主義民主等同於“無產階級專政”。這部未完成的手稿對蘇聯布爾什維克黨的批評尤其激烈，其中除了土地問題、民族自決權問題之外，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批評布爾什維克黨把專政和民主對立起來，強化專政而取消民主。她強調說，無產階級專政是“階級的專政，不是一個黨或一個集團的專政，這就是說，最大限度公開進行的、由人民民眾最積極地、不受阻礙地參加的、實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階級專政”。她從來認為，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在於大多數勞動民眾不再是被統治的民眾，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的主人，在有意識的、自由的自決中主宰著這全部的生活。
關於社會主義民主，盧森堡總是把它同自由聯繫到一起，並且以自由進行闡釋。在《論俄國革命》中，她指出，“自由受到限制，國家的公共生活就是枯燥的、貧乏的、公式化的、沒有成效的，這正是因為它通過取消民主而堵塞了一切精神財富和進步的生動活潑的泉源。”又說：“隨著政治生活在全國受到壓制，蘇維埃的生活也一定會日益癱瘓。”她提出，要警惕無產階級專政演變為“一種小集團統治”，“一小撮政治家的專政”，“雅各賓派統治意義上的專政”；同時警告說，如果聽任這種情形的發展，一定會引起“公共生活野蠻化”，引起強制、恐怖和腐敗，引起“道德崩潰”。她進而指出，“這是一條極其強大的客觀規律，任何黨派都擺脫不了它。”阿倫特認為，她對布爾什維克政治的批判是“驚人準確的”，“ 她的異端性是坦率的、毋庸爭辯的”。
關於自由，在《論俄國革命》稿的邊頁上，盧森堡加注道： 只給政府的擁護者以自由，只給一個黨的黨員(哪怕黨員的數目很多)以自由，這不是自由。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不是由於對“正義 ”的狂熱，而是因為政治自由的一切教育的、有益的、淨化的作用都同這一本質相聯繫，如果“自由”成了特權，它就不起作用了。其中，“自由始終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這句話，作為盧森堡的“名言”，代表著她的一個深刻的信念而廣為流傳。
《論俄國革命》出版後，列寧於1922年2月寫了《政治家的短評》一文，稱它是一部“犯了錯誤的著作”。他在文中列舉了盧森堡一生所犯的“錯誤”，但對盧森堡仍給予高度評價，說“無論她犯過什麼錯誤” ，“她都是而且永遠是一隻鷹”。
評價
《馬克思主義辭典》中的
在她很年輕時，她就反抗籠罩在俄羅斯波蘭中學中的那種約束性的制度，參加了社會主義政治活動。後來，為了逃避逮捕，她不得不在1889年離開波蘭去蘇黎世。她在那裡進了大學，同時，她也積極參加來自俄羅斯帝國的革命流亡者的政治生活，反對波蘭社會黨的民族主義；1894年，她同從事相似活動的親密同志利奧·約吉希斯一起，領導創立了波蘭王國社會民主黨，約吉希斯是該黨的主要組織者，盧森堡則是該黨最有才智的人和該黨的喉舌。他們倆人已形成了一種長久的和熱切的關係，他們之間的緊密的政治聯繫超過了以後個人間的疏遠。為了有一個適合發揮她的能力的更廣闊的政治舞台，羅莎·盧森堡在1898年移居德國。
在這以後，她在歐洲社會主義內部的重要辯論中嶄露頭角。在同修正主義爭論中（參看修正主義條目），由於《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一書使她一舉成名，這本書可能仍不失為一般馬克思主義對改良主義所作的最好反擊。她堅決主張，隨著資本主義的持續下去，它的危機和矛盾不可能得到緩和，因而不能像伯恩施坦所提出那樣，把馬克思主義核心砍掉，否定社會主義綱領的客觀基礎，而把社會主義變成一種抽象的倫理上的烏托邦。工人運動確實要通過工會和議會活動為實現改良而鬥爭。但是，由於這些改良不足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因此，工人運動決不能忘記它的最終目標：通過革命奪取政權。1904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書中，盧森堡介入了列寧和孟什維克之間的爭執，她批評了列寧關於高度集中化的先鋒黨的概念；她認為這一概念試圖把工人階級置於監護之下。在這裡，她的命題——這也是她所有著作的特點——就是，工人獨立的首創精神即自我活動使他們有能力經過自身的經歷和自身的錯誤，認識到相應地需要建立在廣泛基礎上的民主組織。在這些年中，她還有其他同列寧不一致的地方。儘管她痛恨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壓迫，但是她同列寧不一樣，她既不支持波蘭獨立，在更一般意義上，她也不支持民族自決權的口號。
然而，對1905年革命的共同反應使他們更接近了；他們都構想，只有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經過無產階級的鬥爭方式，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才能進行到底。此外，在關於俄國工人的民眾行動的問題上，盧森堡被認為是發現了一種有關國際聯繫的策略思想，而且她還開始敦促德國社會民主黨去接受這種策略，說明這和其他事情一樣，也是這一組織左派的事情。在《民眾罷工、黨的和工會》中，她提出民眾罷工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典型形式。最廣大民眾的創造力和消除官僚惰性毒害的自發表現，把政治鬥爭同經濟鬥爭聯繫在一起，並同更長遠的要求直接聯繫在一起，在這中間潛伏著對資本主義秩序的全球性的鬥爭。1910年，這一觀念使她同考茨基決裂了，考茨基主張重整黨領導的謹慎的、以選舉為特徵的政策。她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同戰爭威脅有關的帝國主義問題。在她1913年的主要理論著作《資本積累論》，她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因作了解釋。她證明，一個封閉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不同非資本主義社會接觸，必然會因為沒有能力吸收所生產的全部剩餘價值而崩潰。帝國主義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為了殘存的非資本主義環境而展開的競爭鬥爭，但是，由於後者受到了侵蝕，就造成資本主義關係的動搖和這一體系的不可避免的崩潰。
盧森堡在德國領導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革命的國際主義者的理智的傑出倡導者集合在斯巴達克派中，她在《尤尼烏斯小冊子》和其他著作中，譴責社會民主黨的護國立場是一種叛賣。戰時的大部分時間她是在監獄中渡過的。在那裡，她寫了《俄國革命》，她與列寧、托洛茨基和布爾什維克派休戚與共，完全一致，她贊同他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嘗試；但是，她也對他們的土地政策和民族主義政策，首先是對他們剝奪社會主義民主，以及對於他們以冠冕堂皇的名義來做這些不幸的、勢所必行的事情作了批判。她在1918年後期獲得自由後就參加了德國革命，在一次流產的起義被鎮壓後，她在柏林被右翼軍官殘酷地殺害了。
羅莎·盧森堡的著作有時被解釋成一種政治上的宿命論，因為她提出了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崩潰的理論；她的著作也被解釋成一種無限制地相信民眾自發性的理論。然而，這是對她的誤解和歪曲。資本主義的崩潰表現為無產階級的選擇：一方面是危機、反動、戰爭，最終是災變和野蠻狀態；另一方面是社會主義。因此，參加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必然的和緊迫的。在她看來，這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命題，這種鬥爭的實質確實是由工人階級的自發性、自我解放的結果所提供的。但是，她並不否認需要組織，也不否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有能力的領導的重要性。她同列寧的分歧常常被誇大了。他們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盧森堡畢生所關注的民主和解放，這毫無疑問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所關注的。因此，不應該把她同對這一傳統持批判態度、跟她完全對立的人——自由主義者、改良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混為一談。
政治人性美學
盧森堡個人確實有過不少試圖遠離政治和革命的表示，比如致信約基希斯說：“俄國革命對於我，就像第五條腿對於狗一樣，沒有多大的意義。”可是，對於俄國革命，她不但關注到了，而且介入太深，正如我們所看到的諸如《論俄國革命》等許多相關的論著那樣。正義和自由感對於她是支配性的，致命的。在信中，她說：“我得不斷地關心全人類的大事，使得這個世界變得更美好。”既關心人類，便無法擺脫政治的誘惑和制約，以致她不得不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對政治事務的關心，在盧森堡的著作中，可以說隨處可見。她的私人通信，也記錄了不少關於工人罷工，失業，冬小麥歉收，革命，黨的會議，黨綱的制訂及人事變動等內容。但是，書信畢竟不同於政論，除了表現對應於公共性的立場、思想、觀點之外，更多地體現了她個人的人格、品質、情感、趣味，精神世界中最基本、最深隱、最柔弱的部分，更人性化的部分。或者可以說，政治原則在書簡中轉換為一種道德原則，一種特有的氣質。
盧森堡的內在氣質，在《獄中書簡》中展示得最為充分。她敬畏生命，從一隻糞甲蟲到一隻蝴蝶，從一隻土蜂到一隻知更鳥，她都會留心地觀察它們，傾聽它們，像親人和朋友一樣親近它們，為它們經受的慘劇而悲憤，而痛苦，一旦離去以至於黯然神傷。她那般感動於青山雀的問候般的啼聲，每次聽到那“戚戚勃”的活像孩子嬉笑的聲音，就忍不住發笑，並且模仿它的叫聲來回答它。她寫道： 昨天我忽然從牆那邊聽見了這熟悉的問候聲，可是聲音全變了，只是很短促的接連三聲“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以後就寂然無聲了。我的心不覺緊縮在一起。在這遠遠傳來的一聲短促的啼聲中包涵著多少東西呵。它包涵著一隻鳥兒的全部簡短的歷史。這就是青山雀對於初春求偶的黃金時代的一個回憶，那時候它成天歌唱，追求別的鳥兒的愛情；可是它必須成天飛翔，為 自己為家庭尋覓蚊蟲，僅僅是一瞬間的回憶：“現在我沒有時間——呵，的確，從前真美——春天快完了——戚戚勃——戚戚勃——戚戚勃!—— ”相信我吧，宋尼契嘉，這樣一聲情意綿綿的鳥叫會深深地感動我。
她曾經寫到，在讀地理書的時候，得知德國鳴禽減少的原因，在於日趨合理化的森林經濟、園藝經濟和農業學，使它們築巢和覓食的一切天然條件被消滅，想到那些“毫無抵抗能力的小動物”竟因此默默無聲地不斷滅絕，不禁深感悲痛，差點要哭出聲來。她還說到在監獄裡遇到的“一件極端痛心的事”，就是看見駕車的水牛被兵士鞭打得血跡斑斑的情景。她悲憫地寫道：……卸貨的時候，這些動物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已經筋疲力盡了，其中那隻淌血的，茫然朝前望著，它烏黑的嘴臉和柔順的黑眼睛裡流露出的一副神情，就好像是一個眼淚汪汪的孩子一樣。那簡直就是這樣一個孩子的神情，這孩子被痛責了一頓，卻不知道到底為了什麼，不知道如何才能逃脫這種痛楚和橫暴……我站在它前面，那牲口望著我，我的眼淚不覺簌簌地落下來——這也是它的眼淚呵，就是一個人為他最親愛的兄弟而悲痛，也不會比我無能為力地目睹這種默默的受難更為痛心了。那羅馬尼亞的廣闊肥美的綠色草原已經失落在遠方，再也回不去了!……盧森堡表白說，她有一種感覺，就是她不是一個真正的人，而是一隻什麼鳥、什麼獸，只不過賦有人的形體罷了。她致信宋婭說：“當我置身於像此地的這樣一個小花園裡，或者在田野里與土蜂、蓬草為伍，我內心倒覺得比在黨代表大會上更自在些。對你，我可以把這些話都說出來：你不會認為這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吧。你知道，我仍然希望將來能死在戰鬥崗位上，在巷戰中或者在監獄裡死去。可是，在心靈深處，我對我的山雀要比對那些‘ 同志們’更親近些。”對於植物，她也一樣懷著對小昆蟲和雀鳥般的喜愛，說：“我研究植物，跟乾其他事情一樣，也是滿腔熱忱，全身心地投入。世界、黨和工作，都悄然隱退。每日每夜，我的心中只翻卷著這么一個激情：去春天的原野漫遊，採集成抱成捆的鮮花，然後回家整理、分類、鑑定，再夾到書頁里去……”陽光、白雲、湖光、山色，大自然的一切，都被她賦予了極其生動的人類情感，成為她的外化的生命。正如她所說：不管我到哪兒，只要我活著，天空、雲彩和生命的美就會與我同在。
在書信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盧森堡那般傾情於藝術。從小說到詩，從歌劇到油畫，從高爾斯華綏、蕭伯納到歌德，從倫勃朗到巴赫、貝多芬，她熟悉許多傑出的藝術家，熟悉他們作品中的許多出色的細節。她的眼前展現著一個浩瀚的藝術世界，她常常沉浸其中，內心充滿愉悅。她寫道：她曾因所有的劇場和音樂廳變成政治集會和抗議的場所，無法欣賞音樂而感到遺憾。她寫道：她想重返紐倫堡，但原因不是去開會，而是想聽朋友朗誦一卷默里克或者歌德。她寫道：當她聽完一支溫柔的小曲時，心緒寧靜，卻隨即想到自己曾經給予別人的冤屈，並為自己曾經擁有如此苛酷的思想感情而感到慚愧…… 盧森堡對美的欣賞，還及於女性的形體與儀態。很難想像，這樣一位革命家會在書信中那么仔細地描繪她在獄中見到的一個年輕女囚的美貌，在“ 十八世紀法國展”上看到的漢密爾頓夫人畫像和拉瓦利埃女公爵畫像的不同類型的美。她甚至表示，一些遙遠的事物，比如數萬年以前的黏土片，中世紀風光，乃至“帶有一點腐朽味道的真正的貴族文化”，都是她所喜愛的，迷戀的，對她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一個一刻也不離開現實鬥爭的人是如此地喜歡古典，一個投身於政治運動的人是如此地喜歡安靜，一個堅強如鋼、寧折不彎的人是如此地喜歡柔美，一個以激烈不妥協著稱的人是如此地博愛、寬容!——這就是“嗜血的‘ 紅色羅莎’”! 她坦然承擔生活所給予她的一切：囚禁、各種傷害和痛苦，別離和思念，並且把這一切看成是美的、善的，開朗、沉著、勇敢，在任何情況下都感到幸福，惟是不放棄工作。在書信中，她不只一次說到她的人生哲學。她強調指出，認識歷史的必然性對個人來說非常重要；但是，把對歷史必然性的認識演繹為一種消極無為的哲學，又是她所反對的。她堅信人類的能力、意志和知識的作用，堅持自主意識，所以說，寧可從萊茵瀑布上跳下去，像堅果那樣逐浪漂流，也不願站在一旁搖頭晃腦，看著瀑布奔瀉而下。她要做一個和生活一同前進的人。
“比男人偉大” 革命不是想像。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就是革命者。通過革命者的形象，我們可以目睹革命的面貌，它的全部構成。
說到盧森堡，僅僅閱讀她的政論，哪怕是一度遭禁、以自由和民主作為革命的表達中心的《論俄國革命》，也還不是她的全部；只有結合她的《獄中書簡》，她作為革命者的形象才是大致完整的。在她這裡，不但具有明確的政治信念和道德原則，而且富於同情心，人性和豐饒的詩意。革命並不如某些自命為“自由主義學者”所描繪的那樣只有恐怖，恰恰相反，革命是為了解除恐怖統治而進行的。
1907年的一天，盧森堡和朋友蔡特金在散步時忘記了時間，因此在赴倍倍爾的約會時遲到了。倍倍爾開始還擔心她們失蹤了，這時，盧森堡提議這樣來寫她們的墓志銘：這裡躺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後兩個男人（men）。
漢娜·阿倫特贊同此說：盧森堡身上的“男子氣概”（manliness），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中是空前絕後的。如果用這個比方定義革命，應當承認，僅僅有男子氣概可能是野蠻的，強制的，可怕的，所幸其中的參與者和領導者有如盧森堡似的女性。她在信中說：“我這個人太柔弱了，比我自己想像的還要柔弱。”正由於有了柔弱的人性做基礎，有人類理解和人道主義做基礎，革命風暴的力量才是可接受的。
盧森堡的魅力
——周懋庸
一九八四年，《盧森堡文選》上卷出版，結束了世界上許多國家或有盧森堡全集或有她的選集、專題文集，而唯獨我國沒有任何集的局面。讀者得到上卷，盼著下卷。卻一盼七年。關於下卷的難產以及它幾乎夭折的事本文不必多談了，這裡先講一講很有意思的盧森堡風波。
德國共產黨創始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羅莎·盧森堡一八七一年出生於波蘭，一九一九年犧牲於德國。反動勢力以為殺害了這個女人，並把她的遺體投入柏林河中，資本主義世界便將得到安寧。哪會料到，七十多年來，盧森堡的精靈一次次從運河水中升起，她在德國的上空呼喊：“我過去這樣，現在這樣，將來依然這樣！”這句話本是盧森堡的絕筆，也可譯作“我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依然存在！”無論從那種意義上講，他都在不斷敲擊後世的現實世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引發政治風波，產生實際的社會效應，使恨她畏她的人永世驚魂。
郵票風波
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德國學生運動，是歐洲學生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青年學生不滿意資本主義制度，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也感到失望。不滿和失望促使他們尋求理想的社會。這種尋求可以說是這場學生運動的主要動因。學生們當時吸收的思想非常龐雜。毛澤東、卡斯楚、薩特、哈貝馬斯的著作都曾風行一時。後來他們中的多數傾心於盧森堡的思想。他們覺得，將盧森堡的思想用於剖析與批判他們生活的那個社會最為切帖。德國的社會結構最終分解並消化了學生運動，學運大潮中的弄潮兒各有有所歸。水流雲在，潮退石出，其中有幾位男女青年如今已是研究盧森堡思想的知名學者。
在一九七三年的社會氣氛下，聯邦德國郵電部決定發行一套盧森堡紀念郵票。訊息發布，掀起了一場郵票風波。《萊茵郵報》、《世界報》、《法蘭克福總匯報》、《上黑森報》諸家報刊發表了各種人物的抗議。
“德國有許多可紀念的婦女，為什麼挑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支持者？”
“不要忘了羅莎是和卡爾·李卜克內西一起搞暴動的頭子！”
當年逮捕卡爾·李卜克內西盒盧森堡的是白色武裝“自由民團”。一個前民團成員、早已是德國社會中的一位富商名叫阿·齊林的寫信給報刊說，他的民團當年是執行國防部長、社會民主黨人古·諾斯克的命令才逮捕盧森堡的。而諾斯克又是執行總統弗·艾伯特的命令。齊林說，他認為這正是艾伯特盒諾斯克的歷史功績。當今政府同意發行盧森堡紀念郵票，是什麼意思？是不是給盧森堡平反？另一個人直截了當地說：‘我們政府不害臊，竟用發行紀念共產黨人的郵票去向東占區（指當時的民德）和蘇聯討好。“
儘管抗議不斷，德國郵電部仍然在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五日，即盧森堡犧牲紀念日發行了這套郵票，票面是盧森堡頭像（這枚郵票目前在德國已極難找到）。郵電部長霍爾斯特·艾姆克（社會民主黨人）收到了幾百封抗議信。有人威脅說，他不為宣傳共產主義出錢，他發信絕不貼這種郵票；有的在郵局工作的人說，他只要見到貼這種郵票的信，立即打上退回的印章。有的地方甚至焚燒了一些郵票。
前任郵電部長、基督教社會聯盟黨人、議員理察·斯提克倫自然更不會放過這一機會。他提請公眾注意，東柏林的共產黨在一月十五日舉行紀念盧森堡的遊行，德國郵電部同日發行盧森堡的紀念郵票，顯然是呼應性的一致行動。
德國電視電影周刊組織了全國性討論會，約請的人比較全面，既有反對者，也有支持者。周刊記者還對研究盧森堡的權威人士進行了專訪。如伊林·費洽爾。費洽爾發表意見說，許多人根本不了解盧森堡在工人運動中的地位。她是德國共產黨創始人，可他也是社會民主主義支持者。但是一定要弄清，她當年所理解的社會民主主義並不認同今天的社會民主黨，也不等於今天東歐的社會主義。至於說她主張暴力，別忘記倒是她自己被暴力所害。費洽爾對德國社會裡這種反對出紀念郵票的情緒作了獨到的分析。他以為這是一種心理上的陰影，一種對殺害盧森堡下意識的、不自願的負罪感。費洽爾的意思是，正是由於這種心理，有人才不願再聽到盧森堡的名字和在看見她的形象。
郵電部長公開答覆抗議說，他認為盧森堡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堅定的反對者，但也是為民主自由而鬥爭的代表人物之一。發行她的紀念郵票無可非議。
恩格斯故鄉烏培塔爾市的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克勞斯·戈貝爾大概是聯盟黨中唯一贊同發行郵票的人。他的理由是：儘管不同意盧森堡的政治立場，但她是一個歷史人物。既然德國容許紀念馬克思和恩格斯，又為什麼不可以同樣對待盧森堡？戈貝爾這番話遭到他黨內的責難。
一位作家費德里克·黑特曼對於。抗議發行郵票的情緒，先是不解，後是憤慨。他覺得這一事件暴露了德國社會民族意識的淡薄，暴露出許多仇恨、偏見和惡意。他考慮到歷史對後人的影響。他說，歷史傳統絕非保守勢力的特權。黑特曼察覺出這股反盧森堡的情緒中的新法西斯氣味。他本來不是盧森堡研究者，而是寫小說和兒童及青年讀物的作家。從此時起他決心研究盧森堡，弄清為什麼在盧森堡已故去幾十年後，還有人想再殺死她。黑特曼收集資料，儘量尋找並訪問在世的，曾親識盧森堡的人，如馬爾赫列夫斯基的女兒等。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出版了《盧森堡的歷史和她的時代》。這是一本非常生動的書。
對於德國社會民主黨，盧森堡公案是一枚苦果。盧森堡之死，諾斯克的罪責是難以推卸的。整個社會民主黨卻從來不承認負有責任。理由是迄今並未發現正是當時政府（包括艾伯特總統本人）下令殺害盧森堡和卡·李卜克內西的檔案。這理由並不充分。正如費洽爾指出的，無論如何，當時的德國政府至少是同謀。在郵票風波中，像前面提到的斯提克倫那類指責，說什麼討好蘇聯和東歐，社會民主黨並不在意。因為勃蘭特的“東方政策”為德國外交打開了局面。而盧森堡被害的責任問題卻總讓這個黨尷尬不安。
盧森堡的魅力
盧森堡思想在當代日益受到注意和重視。今年一年就有兩次國際學術會議討論盧森堡思想。盧森堡對於追求社會主義和進步的人具有極大魅力。這種魅力首先來自她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堅持、發展和運用。
盧森堡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在她心上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也是龍子。盧森堡一九○三年就說過，既不應當教條地搬用馬克思主義詞句，也不許可為證明“自己思想的獨立性而拚命擺脫馬克思主義”。盧森堡總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去分析和處理問題。她對改良與革命、對民眾運動與黨的領導、對專政與民主等問題的分析都是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精采範例。
盧森堡當然也有缺點和錯誤。列寧比任何一位同時代人都更嚴正而準確地指出過她的錯誤。也正是列寧對她作了極高的評價。列寧殷切期望德國共產-黨出版盧森堡的全集，說這對於教育全世界好幾代共產-黨人將是極其有益的。原民主德國於七十年代初出版了盧森堡全集，後來又出版了五卷本的盧森堡的書信集，可算是完成了列寧的囑託。
盧森堡的文風使理論文章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說服力。例如她形容講壇社會主義的“社會理想”和伯恩施坦的“最終目的”是“一隻故意捉弄人的蝴蝶，讓人永遠也捕捉不住”。又如她在分析小資本在資本主義發展總進程中和大資本的關係時，她說這就像割草，小資本被周期性地割短，而後它很快又長高，讓大資本用鐮刀再去割。盧森堡和梅林文風稍異，但都一掃理論文章易見的枯燥與蒼白。
盧森堡的性格魅力在於她的多色，至少是雙色。她曾說，在她的墓碑上只需刻上兩個音節：“二——二”。她知道自己是個矛盾體，不是單色的。她在政治鬥爭中戰鬥一生，內心深處卻認為自己本應在鄉村當個牧鵝女。在別人眼中她也是個矛盾體，有人說她是鷹的羽毛鴿子的心；有人稱她是紅色的玫瑰(羅莎在德語中本意為玫瑰花)；敵人污衊她是嗜血的羅莎，同志卻深知她的深情和仁愛。她堅強、她柔弱；她願為革命犧牲，她又熱望能擁有一個普通女人的幸福；她有時慷慨悲歌，有時柔情似水；她是國民經濟學理論家，卻從來算不清楚個人開支。
盧森堡的這些魅力，是永存的，不可抹殺的！
名言
不管一切如何，你仍然要平靜和愉快。生活就是這樣，我們也必須對待生活，要勇敢、無畏、含著笑容地——不管一切如何。
我不要求你像歌德那樣寫詩，但他的生活觀——無所不包的興趣以及內心的和諧——卻是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或者至少是可以追求的。你可能會說，歌德可不是一個政治上的戰士啊。但是我想，恰恰是戰士應該努力追求超然於物外，否則，他就被那些全然無用的東西牽著鼻子走。當然，我在這所指的是高品格的戰士。
參考書目
① 萊里奧·巴索：《羅莎·盧森堡》，1975年英文版。
② 霍萊士·B·戴維斯主編：《民族問題——羅莎·盧森堡著作選》，1976年英文版。
③ 保羅·弗羅利克：《羅莎·盧森堡》，1972年英文版。
④ 諾曼·傑拉斯：《羅莎·盧森堡的遺產》，1976年英文版。
⑤ 迪克·霍華德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1年英文版。
⑥ 羅伯特·盧克主編：《羅莎·盧森堡政治著作選》，1972年英文版。
⑦ 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1913），1963年英文版。
⑧ 羅莎·盧森堡和尼古拉·布哈林：《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1972年英文版。
⑨ J.P.奈特：《羅莎·盧森堡》，1966年英文版。
⑩瑪麗－艾麗斯·沃特斯編：《羅莎·盧森堡言論集》，1970年英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