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崇尚墨子的“兼愛”、盧梭的“自由”、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關羽的“義氣”，他把以上4人稱為“四聖”。從日本留學歸國返家後，即在老家羅村溝菜花村的堂屋神龕上，設立了“四聖”牌位，早晚焚香膜拜。
“五·四”運動後，他推崇白話文，採集民歌百餘首，編印散發。同時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在西充成立了“婦女會”，支持婦女放腳，並認為：“列強環視，國人如同散沙，不足以救亡圖存，惟有利用袍哥之組織，加以發揮之，改良之，始可以救中國。”他參加袍哥，嗨“義”字大爺。並在重慶公開組織“新社會”，團結“窮朋友”，宣傳抗日，抨擊國民黨和四川軍閥“光打內戰，不打日本”。
抗日期間，他屢向劉湘建議，要劉“聯合東北抗日將領馬占山共同抗日”。劉接受此意見後，授羅以“四川善後督辦公署派東北宣慰使”，命赴黑龍江宣慰抗日軍民。行至天津時，東北已全部淪陷，馬占山殘部退至中蘇邊境，無計抵達。羅遂往見寓居天津的原北洋軍閥吳佩孚，並竭力陳述“袍哥救國”主張，吳不以為然，無奈歸渝。
返回重慶後，他繼續發展“新社會”組織，宣傳抗日，並揭露四川軍閥橫徵暴斂、魚肉人民、熱衷內戰、消極抗日的醜行。1937年3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以“造謠惑眾，擾亂治安”的罪名，將羅一農逮捕。4月，被殺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