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爾蓋·尤利耶維奇·維特（Seigei Witte，1849－1915年）是推動了俄國工業化進程的一位不朽歷史人物，其作為俄國現代經濟締造者的地位如同美國的漢密爾頓、德國的李斯特、法國的科爾伯特。本書開卷第一段已寫得很清楚："
基本介紹
- 書名：維特伯爵:俄國現代化之父
- 作者：西德尼·哈凱夫
- 出版社：上海遠東出版社
- 頁數：285頁
- 開本：16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外文名：Sidney Harcave,Count Sergei Witte and the Twilight of Imperial Russia:A Biography
- 譯者：梅俊傑
- 出版日期：2013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4760711X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維特伯爵:俄國現代化之父》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西德尼·哈凱夫 譯者：梅俊傑
西德尼·哈凱夫，2008年去世前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歷史學榮休教授。
西德尼·哈凱夫，2008年去世前系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厄姆頓分校歷史學榮休教授。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這部發人深思的著作重新審視了沙俄晚期這位最具活力、最富爭議的政治家，作者哈凱夫是傑出的學者。也是維特回憶錄英文定本的編者，他認真處理了他人忽略或者曲解的問題，為我們細緻入微地描繪了一個有缺點的天才，及其在幅員遼闊的欠發達帝國內從事的無比偉大卻終遭損害的事業。特將此書強烈推薦給現代俄國史學者，也推薦給關注俄羅斯當下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努力的所有人。
——約翰·J·史蒂芬，美國夏威夷大學榮休教授，著有《俄國遠東史》
這是一部有關沙俄晚期一流政治家的傳記，內容翔實、思想深刻、可讀性強。維特伯爵擁有引人入勝的生平故事，哈凱夫的敘述使人能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洞幽燭微、體察至深。凡對1917年沙皇統治的覆亡感興趣者，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亞伯拉罕·阿斯徹，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著有《斯托雷平：尋求帝俄晚期的穩定》
——約翰·J·史蒂芬，美國夏威夷大學榮休教授，著有《俄國遠東史》
這是一部有關沙俄晚期一流政治家的傳記，內容翔實、思想深刻、可讀性強。維特伯爵擁有引人入勝的生平故事，哈凱夫的敘述使人能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洞幽燭微、體察至深。凡對1917年沙皇統治的覆亡感興趣者，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亞伯拉罕·阿斯徹，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著有《斯托雷平：尋求帝俄晚期的穩定》
名人推薦
這部發人深思的著作重新審視了沙俄晚期這位最具活力、最富爭議的政治家拒重戒。作者哈凱夫是傑出的學者，也是維特回憶錄英文定本的編者，他認真處理了他人忽略或者曲解的問題，為我們細緻入微地定奔講描繪了一個有缺點的天才，及其在幅員遼闊的欠發達帝國內從事的無比偉大卻終遭損害的事業。特將此書強烈推薦給現代俄國史學者，也推薦給關注俄羅斯當下經濟成長和社會穩定努力的所有人。
——約翰·J·史蒂芬，美國夏威夷大學榮休教授，著有《俄仔漿影國遠東史》
這是一部有關沙俄晚期一流政治家的傳記，內容翔實、思想深刻、可讀性強。維特伯爵擁有引人入勝的生平故事，哈凱夫的敘述使人能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洞幽燭微、體察至深。凡對1917年察循背沙皇統治的覆亡感興趣者，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亞伯拉罕·阿斯徹，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著有《斯托雷平：尋求帝俄晚期的穩定》
——約翰·J·史蒂芬，美國夏威夷大學榮休教授，著有《俄仔漿影國遠東史》
這是一部有關沙俄晚期一流政治家的傳記，內容翔實、思想深刻、可讀性強。維特伯爵擁有引人入勝的生平故事，哈凱夫的敘述使人能對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統治洞幽燭微、體察至深。凡對1917年察循背沙皇統治的覆亡感興趣者，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亞伯拉罕·阿斯徹，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教授，著有《斯托雷平：尋求帝俄晚期的穩定》
圖書目錄
譯序
致謝與說明
第一章成長初年（1849～1865年）
第二章敖德薩歲月（1865～1879年）
第三章聖彼得堡和基輔（1879～1891年）
第四章“特快先生”（1889～1892年）
第五章財政大臣（1892～1894年）
第六章新君主舊軌道（1894～1896年）
第七章推行維特體制（1892～1899年）
第八章戰爭與和平問題（1896～1899年）
第九章失勢並出局（1899～1903年）
第十章旁觀者而已（1903～1904年）
第十一章政治小陽春（1904年7～12月）
第十二章流血星期日後（1905年1～6月）
第十三章體面的和平？
第十四章返回家國
第十五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十六章最初十天：蜜月？
第十七章信守10月17日承諾
第十八章革命與反淚盛邀戲革命
第十九章“挽救俄國的借款”
第二十章執行《十月宣言》
第二十一章最後一程
第二十二章流亡？暗殺？（1906年5月～1907年6月）
第二十三章斯托雷平歲月（19（17年6月～1911年9月）
第二十四章最終時光（1911～1915年）
後記
注釋
參考文獻
致謝與說明
第一章成長初年（1849～1865年）
第二章敖德薩歲月（1865～1879年）
第三章聖彼得堡和基輔（1879～1891年）
第四章“特快先生”（1889～1892年）
第五章財政大臣（1892～1894年）
第六章新君主舊軌道（1894～1896年）
第七章推行維特體制（1892～1899年）
第八章戰爭與和平問題（1896～1899年）
第九章失勢並出局（1899～1903年）
第十章旁觀者而已（1903～1904年）
第十一章政治小陽春（1904年7～12月）
第十二章流血星期日後（1905年1～6月）
第十三章體面的和平？
第十四章返回家國
第十五章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十六章最初十天：蜜月？
第十七章信守10月17日承諾
第十八章革命與反淚盛邀戲革命
第十九章“挽救俄國的借款”
第二十章執行《十月宣言》
第二十一章最後一程
第二十二章流亡？暗殺？（1906年5月～1907年6月）
第二十三章斯托雷平歲月（19（17年6月～1911年9月）
第二十四章最終時光（1911～1915年）
後記
注釋
參考文獻
後記
由於世界正忙於戰爭，維特的逝世隨即成為昨日舊聞，直到他的回憶錄問世，情況方有改變。一俟戰爭結束，維特伯爵夫人便著手收回丈夫的回憶未。1919年5月，她坐船前往紐約去見雅各布·席夫。如果席夫曾經為了時憶錄出著作權而出價100萬美元的話，如今因為俄國的君主制已經覆亡，這種出價也不再具有約束力。但席夫確實提供了幫助，他將伯爵夫人介紹給一位熱切的出版商。經由該出版商安排，回憶錄於1921年春同時推出了節略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譯本，隨後，也會推出節略的捷克文、德文、匈牙利文承朵、日文譯本，當然，還有俄文的三卷本。各方對回憶錄的興致一直很高，例如，蘇聯在1960年發行了7，5萬套三卷本回憶錄，三個月內便脫銷。直到1994年，新的俄文三卷本還印刷了一萬備滲戲欠套。
維特曾交代，回憶錄出版時，一律不提健在者的名字。這一告誡未被遵守，由此也觸發了一系列回應。這些回應來自書中沒有得到正面描述的那些人，其中有一次回應看來是由精神錯亂者I·I·柯里希科所炮製。維特將柯里希科描述為一個不誠實的人，而且含蓄地稱之為同性戀者。此人的回套用化名發表，化名為“維特謊言”，他相信維特只配杲在地獄裡。回憶錄除了招致活著的被批評者的怒氣外，也讓讀者們目瞪口杲，畢竟中間透露並刻畫了羅曼諾夫王朝最後幾十年的內幕。假如回憶錄在維特生前就發表，君主制定將遭受嚴重打擊。’時至今日，世人對尼古拉二世統治的看法，也還是由維特對這一時期的敘述所塑造的。
維特的回憶錄問世未久，分析並評價維特作品的工作便已開始，而且持續至今，當然主要是在俄國，但也不限於俄國。在蘇聯，學者們自然必須適應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但這並沒有排斥嚴肅的工作，因為在涉及維特時，黨的路線也允許相當大的迴旋餘地。不妨考察一下有關維特歷史地位的下述言論。A·L·希多洛夫在蘇聯歷史學家中占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在為1960年版回憶錄撰寫的導言中寫道：
謝爾蓋·維特伯爵是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沙皇俄國最知名的政治家，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貢獻良多。在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主席、大臣會議主席任上，以及在外交領域，他展示了偉大的能力。
A·Ia·阿夫列赫是蘇聯名氣稍遜的學者，他將主要重點放在他認為維特生涯的缺點方面，這樣下了結論：
毫無疑問，維特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但以歷史眼光看，他仍然只是一個改良者，試圖利用一切進步力量，強化專制獨裁的餓國及作為其反動產品的官僚體系。
希多洛夫和阿夫列赫都認為，維特在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他們自己則是在順著潮流向前進。歷史中何來最終的判決？
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原先必須追隨黨的路線這一義務已被摒棄。然而，從過去走過來的維特專家依然活躍，某些已故歷史學家的著述在重印。對維特著作的研究在繼續進行，尤其是1999年紀念維特誕辰150周年之際，有關研究成果大量湧現。
新時代帶來了新視角。在反思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懷疑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益處，同樣，開始拋棄蘇聯時代的觀點，不再認為維特的大錯在於敵視革命者。‘俄國的目前形勢促使人們更好地認識到，維特的觀點對當下問題，諸如農業和工業的萎靡不振、政府財政的捉襟見肘、酗酒現象的比比皆是，仍有很大的適用性。’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出版了一本教科書，名為《謝爾蓋·維特的政治經濟體制與當代俄羅斯》，“供總量經濟學和管理專業的教師、學生和研究生使用”。該書作者N·v·拉斯科夫依據維特的著述，以讚賞的態度展示，維特就公民權利、代議政府、法治、教會與國家、國家與經濟、歐洲一體化等問題，會發表何種觀點。作者提示，藉助維特的嚴厲批評，可以很好地改善俄羅斯的現狀。
對維特的歷史地位，該如何評判呢？我將他視為效力於俄國最後兩位沙皇的最傑出的官員，很可能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個世紀中最能幹的官員。首先，應該稍微談一下尼古拉二世與維特的關係。人們老生常談地講到，假如維特的生涯如同俾斯麥那樣，是在德國威廉一世那樣的君主統治下度過，他的政績將能達到足可媲美的偉大程度。話雖這么說，但維特作為大臣的多數歲月卻是在尼古拉二世時期度過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只有區區三年。亞歷山大三世具有威廉一世的某些素質，他強大並自信，向維特提供了有力且一貫的支持，一如威廉一世為俾斯麥所做的那樣。的確，在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最初五年里，這位沙皇缺乏自信，加之受到母親的影響(他母親本身仰慕維特)，故而給予了財政大臣相對自由的運作空間。顯而易見，從一開始，沙皇就沒有覺得這個舉止粗野、好為人師的維特是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隨著尼古拉二世的成熟，他日益不滿於-扮演傀儡角色，畢竟自己是全俄權力無限的君主，他的妻子及其他人就一直如此提醒他。除此之外，與尼古拉二世為伍的那些人對維特的政策普遍持有批評意見，尼古拉二世本人又對財政大臣的忠心日益懷疑，這樣便具備了搗蛋破壞的必要因素，這在維特總理任內變得路人皆知。
維特實際取得的成就令人欽佩，在其政績中，跨西伯利亞鐵路赫然在列。這條鐵路是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重大工程之一，其主要功績應歸於維特名下。維特為鐵路系統和工業所做的一切加速了俄國原被延誤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假如沒有對外戰爭、沒有革命、沒有內戰，俄國經濟本可以實現強勁增長，繼續趕上先已工業化的國家，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城鄉的社會變革也會取得進步。誠然，有人對維特經濟政策的某些方面所作的批評不無道理，但總體而言，他的經濟政策為其贏得了一個堅實的歷史地位。須知，他的貢獻中還有更多的內容呢。這並不是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1917年的話，一切都會陽光燦爛。有許多擾亂因素在蠢蠢欲動，如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日漸壯大的工人階級、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不斷衰落的土地貴族。衝突肯定會有，但革命並非不可避免。
維特在朴次茅斯承擔的使命是一項艱巨任務，他從沙皇那裡得到的授權是贏得和平，但不放棄“一分錢或一寸地”。維特成功做到了前面一點，在此過程中取得了遠超預期的結果，此點俄日雙方均已承認。維特得到了伯爵頭銜，這種榮譽一般給予取得了重大勝利的將軍或者長期卓越盡職的大臣，這本身標誌著他的成就。沙皇和西奧多·羅斯福也值得予以一定的稱讚，但若無維特，談判肯定會有不同結局，很可能就是戰火重燃，而那將使俄國的革命震盪比實際發生的更為劇烈。
維特的重大政績單上還有《十月宣言》及其作為首任總理的業績，在把俄國轉變為立憲君主制國家的進程中，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縱然他生前沒有因為這些貢獻而得到禮讚，但事實是，這兩件事在他的政績單上居於顯赫位置。《十月宣言》是俄國歷史的轉折點，足以比肩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解放令。在維特總理任上的六個月里，他為奠定一個保守立憲君主制的基礎做了大量工作。很難相信，其他任何人能在當時條件下做得同樣好。須知，他尚且健康欠佳，內心還在同情專制政體與認識到憲政的必要性之間痛苦煎熬，另外還遭到沙皇的暗中破壞，況且，當時正趕上國家失控，原本指望可以依靠的自由派言行之間居然成了敵人而不是盟友。
人們往往不會把維特視為一個具有遠見的思想家，因為他主要是一位實幹家。然而事實是，他的經濟規劃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備前瞻的戰略眼光，他構想了一個從長遠看將惠及全體人的工業化俄國。作為一位兢兢業業的財政大臣，維特認識到俄國需要和平。誠然，當風險不大時，他也在從事經濟帝國主義行為。對日戰爭是一大衝擊，讓他意識到，俄國實際上脆弱不堪，有關弱點遠比他曾經想像的要嚴重得多。維餱固然否認了自己在這場戰爭中的任何責任，但他虛心吸取所看到的戰爭教訓，即俄國必須接受自己再也不是強國這一事實；俄國需要一代人的和平去恢復經濟實力；俄國應當為了防禦目的重建武裝力量。這就需要拋棄任何“歷史使命”之類的想法，這些所謂的“使命”例如吞併博斯普魯斯海峽、強占君士坦丁堡、組建斯拉夫聯邦、拓展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假如維特的觀點能夠勝出，即使戰爭逼近，沙皇也不會在1914年8月發布動員出兵令。沙皇發布此令，是因為他聽信了一個論點，以為俄國將會喪失其在巴爾幹已經積累的全部影響。不過，維特觀點占據上風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原因就在於所謂“治國才能”問題，有人說過：“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俄國的政治體制只培養侏儒而不是巨人，它只能靠這些侏儒去充實官僚隊伍。”’而維特不是那個體制的產物，他是個巨人，儘管是個有缺點的巨人。
維特曾交代，回憶錄出版時，一律不提健在者的名字。這一告誡未被遵守，由此也觸發了一系列回應。這些回應來自書中沒有得到正面描述的那些人，其中有一次回應看來是由精神錯亂者I·I·柯里希科所炮製。維特將柯里希科描述為一個不誠實的人，而且含蓄地稱之為同性戀者。此人的回套用化名發表，化名為“維特謊言”，他相信維特只配杲在地獄裡。回憶錄除了招致活著的被批評者的怒氣外，也讓讀者們目瞪口杲，畢竟中間透露並刻畫了羅曼諾夫王朝最後幾十年的內幕。假如回憶錄在維特生前就發表，君主制定將遭受嚴重打擊。’時至今日，世人對尼古拉二世統治的看法，也還是由維特對這一時期的敘述所塑造的。
維特的回憶錄問世未久，分析並評價維特作品的工作便已開始，而且持續至今，當然主要是在俄國，但也不限於俄國。在蘇聯，學者們自然必須適應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但這並沒有排斥嚴肅的工作，因為在涉及維特時，黨的路線也允許相當大的迴旋餘地。不妨考察一下有關維特歷史地位的下述言論。A·L·希多洛夫在蘇聯歷史學家中占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在為1960年版回憶錄撰寫的導言中寫道：
謝爾蓋·維特伯爵是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沙皇俄國最知名的政治家，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貢獻良多。在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主席、大臣會議主席任上，以及在外交領域，他展示了偉大的能力。
A·Ia·阿夫列赫是蘇聯名氣稍遜的學者，他將主要重點放在他認為維特生涯的缺點方面，這樣下了結論：
毫無疑問，維特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但以歷史眼光看，他仍然只是一個改良者，試圖利用一切進步力量，強化專制獨裁的餓國及作為其反動產品的官僚體系。
希多洛夫和阿夫列赫都認為，維特在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他們自己則是在順著潮流向前進。歷史中何來最終的判決？
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原先必須追隨黨的路線這一義務已被摒棄。然而，從過去走過來的維特專家依然活躍，某些已故歷史學家的著述在重印。對維特著作的研究在繼續進行，尤其是1999年紀念維特誕辰150周年之際，有關研究成果大量湧現。
新時代帶來了新視角。在反思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懷疑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益處，同樣，開始拋棄蘇聯時代的觀點，不再認為維特的大錯在於敵視革命者。‘俄國的目前形勢促使人們更好地認識到，維特的觀點對當下問題，諸如農業和工業的萎靡不振、政府財政的捉襟見肘、酗酒現象的比比皆是，仍有很大的適用性。’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出版了一本教科書，名為《謝爾蓋·維特的政治經濟體制與當代俄羅斯》，“供總量經濟學和管理專業的教師、學生和研究生使用”。該書作者N·v·拉斯科夫依據維特的著述，以讚賞的態度展示，維特就公民權利、代議政府、法治、教會與國家、國家與經濟、歐洲一體化等問題，會發表何種觀點。作者提示，藉助維特的嚴厲批評，可以很好地改善俄羅斯的現狀。
對維特的歷史地位，該如何評判呢？我將他視為效力於俄國最後兩位沙皇的最傑出的官員，很可能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個世紀中最能幹的官員。首先，應該稍微談一下尼古拉二世與維特的關係。人們老生常談地講到，假如維特的生涯如同俾斯麥那樣，是在德國威廉一世那樣的君主統治下度過，他的政績將能達到足可媲美的偉大程度。話雖這么說，但維特作為大臣的多數歲月卻是在尼古拉二世時期度過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只有區區三年。亞歷山大三世具有威廉一世的某些素質，他強大並自信，向維特提供了有力且一貫的支持，一如威廉一世為俾斯麥所做的那樣。的確，在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最初五年里，這位沙皇缺乏自信，加之受到母親的影響(他母親本身仰慕維特)，故而給予了財政大臣相對自由的運作空間。顯而易見，從一開始，沙皇就沒有覺得這個舉止粗野、好為人師的維特是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隨著尼古拉二世的成熟，他日益不滿於-扮演傀儡角色，畢竟自己是全俄權力無限的君主，他的妻子及其他人就一直如此提醒他。除此之外，與尼古拉二世為伍的那些人對維特的政策普遍持有批評意見，尼古拉二世本人又對財政大臣的忠心日益懷疑，這樣便具備了搗蛋破壞的必要因素，這在維特總理任內變得路人皆知。
維特實際取得的成就令人欽佩，在其政績中，跨西伯利亞鐵路赫然在列。這條鐵路是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重大工程之一，其主要功績應歸於維特名下。維特為鐵路系統和工業所做的一切加速了俄國原被延誤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假如沒有對外戰爭、沒有革命、沒有內戰，俄國經濟本可以實現強勁增長，繼續趕上先已工業化的國家，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城鄉的社會變革也會取得進步。誠然，有人對維特經濟政策的某些方面所作的批評不無道理，但總體而言，他的經濟政策為其贏得了一個堅實的歷史地位。須知，他的貢獻中還有更多的內容呢。這並不是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1917年的話，一切都會陽光燦爛。有許多擾亂因素在蠢蠢欲動，如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日漸壯大的工人階級、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不斷衰落的土地貴族。衝突肯定會有，但革命並非不可避免。
維特在朴次茅斯承擔的使命是一項艱巨任務，他從沙皇那裡得到的授權是贏得和平，但不放棄“一分錢或一寸地”。維特成功做到了前面一點，在此過程中取得了遠超預期的結果，此點俄日雙方均已承認。維特得到了伯爵頭銜，這種榮譽一般給予取得了重大勝利的將軍或者長期卓越盡職的大臣，這本身標誌著他的成就。沙皇和西奧多·羅斯福也值得予以一定的稱讚，但若無維特，談判肯定會有不同結局，很可能就是戰火重燃，而那將使俄國的革命震盪比實際發生的更為劇烈。
維特的重大政績單上還有《十月宣言》及其作為首任總理的業績，在把俄國轉變為立憲君主制國家的進程中，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縱然他生前沒有因為這些貢獻而得到禮讚，但事實是，這兩件事在他的政績單上居於顯赫位置。《十月宣言》是俄國歷史的轉折點，足以比肩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解放令。在維特總理任上的六個月里，他為奠定一個保守立憲君主制的基礎做了大量工作。很難相信，其他任何人能在當時條件下做得同樣好。須知，他尚且健康欠佳，內心還在同情專制政體與認識到憲政的必要性之間痛苦煎熬，另外還遭到沙皇的暗中破壞，況且，當時正趕上國家失控，原本指望可以依靠的自由派言行之間居然成了敵人而不是盟友。
人們往往不會把維特視為一個具有遠見的思想家，因為他主要是一位實幹家。然而事實是，他的經濟規劃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備前瞻的戰略眼光，他構想了一個從長遠看將惠及全體人的工業化俄國。作為一位兢兢業業的財政大臣，維特認識到俄國需要和平。誠然，當風險不大時，他也在從事經濟帝國主義行為。對日戰爭是一大衝擊，讓他意識到，俄國實際上脆弱不堪，有關弱點遠比他曾經想像的要嚴重得多。維餱固然否認了自己在這場戰爭中的任何責任，但他虛心吸取所看到的戰爭教訓，即俄國必須接受自己再也不是強國這一事實；俄國需要一代人的和平去恢復經濟實力；俄國應當為了防禦目的重建武裝力量。這就需要拋棄任何“歷史使命”之類的想法，這些所謂的“使命”例如吞併博斯普魯斯海峽、強占君士坦丁堡、組建斯拉夫聯邦、拓展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假如維特的觀點能夠勝出，即使戰爭逼近，沙皇也不會在1914年8月發布動員出兵令。沙皇發布此令，是因為他聽信了一個論點，以為俄國將會喪失其在巴爾幹已經積累的全部影響。不過，維特觀點占據上風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原因就在於所謂“治國才能”問題，有人說過：“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俄國的政治體制只培養侏儒而不是巨人，它只能靠這些侏儒去充實官僚隊伍。”’而維特不是那個體制的產物，他是個巨人，儘管是個有缺點的巨人。
序言
近代以來，經濟力量一躍而為國際競爭與社會變遷的主導因素，隨之，經濟學變身為門庭若市的“顯學”。與此同時，本是同根生的經濟史卻蛻化成門可羅雀的“隱學”，此等現象不免令人興嘆。事實上，經濟史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經濟學。俗話說，聽其言，觀其行。如果把經濟理論當作“其言”的話，那么經濟實踐及其演化過程毫無疑問構成了“其行”。顯然，即使不給熱門的經濟學潑冷水，也至少應該大大增加經濟史的熱度。這是組織本套叢書的一個基本緣由。
國人對於經濟史也非完全棄置不顧，可惜本來不多的力量主要投請本國經濟史。然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本質上需要踩著領先者的腳印前行，中國如今的發展更需要面對壘球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所以，我鍆的著力重點理應放到外國經濟史尤其是西方經濟史上。放眼望去，經濟學家卻多缺乏世界史視野，歷史學家又多缺乏經濟學修養。於是，外國經濟史成了我們民族知識結構中的一大薄弱環節，以致要么輕信某些時過境遷的定論陳說，要么甘於閉門造車摸石過河。既然我們立志追尋“中國夢”，在民族層面，就是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和社會，則普及外國經濟史基本知識、借鑑他人的發展經驗，應該也是當務之急。
前幾年，“大國崛起”的話題一度炙手可熱，有關討論確也增加了國人對外國經濟史的幾分興致。然而，受某些人云亦云的流行教條的影響，其中不免存在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誤讀誤判。最突出者，莫過於簡單以為是“自由貿易”等自由經濟政策促成了西方的崛起，往往無視西方列強經由長期貿易保護而後來居上的歷史，未能辨析“重商主義”這一西方的實際制勝法寶和複雜歷史現象。該事實本身反映了一個通病，即大家一味信奉已流乾抽象推論的經濟學說，卻無意細察教科書避雨不談的“悖逆性”經濟史實。
為還原歷史真相，讓人身臨其境地體察主要國家崛起歷程中的成敗得失，特別是為了幫助人們較為輕鬆地切入那些關鍵的歷史片段，且能從中得到經濟理念上的啟發，這裡集中推出那些未必立“言”但無不力“行，，的“經濟戰略家”。此等人物諸如英國的威廉·塞西爾、法國的讓一巴蒂斯特·科爾貝、美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俄國的謝爾蓋·維特，等等。這些經濟戰略家活躍於各大國經濟起飛的關鍵期，幾乎都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各自國家的現代根基，實乃鑄造崛起並恩澤流遠的“經濟英雄”。即使他們也難免英雄氣短之時，終無損其經邦濟世的歷史功勳。
意味深長的是，這些經濟戰略家無一例外既是本國工業化的推動者，又是貿易保護主義者，二身合一諒非偶然。歷史和現實充分表明，現代國家的富強有賴於產業的強大，而產業的成長首先有賴於貿易保護。這些非凡人物的生平故事、經濟方略、治國業績當能從一個個有趣的側面，生動地展現先發國家的現代化足跡，深刻地啟示國家興衰的內在規律。如果通過重溫有關國家曾經的政策實踐，破除某些似是而非的經濟學教條，附帶還能生髮對外國經濟史的進一步興趣，那就不枉本人的微意與薄力了。
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先期出版漢密爾頓傳、科爾貝傳的基礎上，慨然支持啟動本叢書，特向遠東出版社領導及熱情協助的陳占宏先生表示敬意！我們也期待方家同道能為叢書推薦書目、不吝賜教。張旦紅、梅樹恩、王震諸位已對叢書各有貢獻，在此一併道謝！謹以本叢書獻給梅健，他一如既往地激勵著我。
2013年1月12日
記於上海社會科學院外國經濟史研究中心
國人對於經濟史也非完全棄置不顧，可惜本來不多的力量主要投請本國經濟史。然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本質上需要踩著領先者的腳印前行，中國如今的發展更需要面對壘球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所以，我鍆的著力重點理應放到外國經濟史尤其是西方經濟史上。放眼望去，經濟學家卻多缺乏世界史視野，歷史學家又多缺乏經濟學修養。於是，外國經濟史成了我們民族知識結構中的一大薄弱環節，以致要么輕信某些時過境遷的定論陳說，要么甘於閉門造車摸石過河。既然我們立志追尋“中國夢”，在民族層面，就是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和社會，則普及外國經濟史基本知識、借鑑他人的發展經驗，應該也是當務之急。
前幾年，“大國崛起”的話題一度炙手可熱，有關討論確也增加了國人對外國經濟史的幾分興致。然而，受某些人云亦云的流行教條的影響，其中不免存在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誤讀誤判。最突出者，莫過於簡單以為是“自由貿易”等自由經濟政策促成了西方的崛起，往往無視西方列強經由長期貿易保護而後來居上的歷史，未能辨析“重商主義”這一西方的實際制勝法寶和複雜歷史現象。該事實本身反映了一個通病，即大家一味信奉已流乾抽象推論的經濟學說，卻無意細察教科書避雨不談的“悖逆性”經濟史實。
為還原歷史真相，讓人身臨其境地體察主要國家崛起歷程中的成敗得失，特別是為了幫助人們較為輕鬆地切入那些關鍵的歷史片段，且能從中得到經濟理念上的啟發，這裡集中推出那些未必立“言”但無不力“行，，的“經濟戰略家”。此等人物諸如英國的威廉·塞西爾、法國的讓一巴蒂斯特·科爾貝、美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俄國的謝爾蓋·維特，等等。這些經濟戰略家活躍於各大國經濟起飛的關鍵期，幾乎都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各自國家的現代根基，實乃鑄造崛起並恩澤流遠的“經濟英雄”。即使他們也難免英雄氣短之時，終無損其經邦濟世的歷史功勳。
意味深長的是，這些經濟戰略家無一例外既是本國工業化的推動者，又是貿易保護主義者，二身合一諒非偶然。歷史和現實充分表明，現代國家的富強有賴於產業的強大，而產業的成長首先有賴於貿易保護。這些非凡人物的生平故事、經濟方略、治國業績當能從一個個有趣的側面，生動地展現先發國家的現代化足跡，深刻地啟示國家興衰的內在規律。如果通過重溫有關國家曾經的政策實踐，破除某些似是而非的經濟學教條，附帶還能生髮對外國經濟史的進一步興趣，那就不枉本人的微意與薄力了。
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先期出版漢密爾頓傳、科爾貝傳的基礎上，慨然支持啟動本叢書，特向遠東出版社領導及熱情協助的陳占宏先生表示敬意！我們也期待方家同道能為叢書推薦書目、不吝賜教。張旦紅、梅樹恩、王震諸位已對叢書各有貢獻，在此一併道謝！謹以本叢書獻給梅健，他一如既往地激勵著我。
2013年1月12日
記於上海社會科學院外國經濟史研究中心
後記
由於世界正忙於戰爭，維特的逝世隨即成為昨日舊聞，直到他的回憶錄問世，情況方有改變。一俟戰爭結束，維特伯爵夫人便著手收回丈夫的回憶未。1919年5月，她坐船前往紐約去見雅各布·席夫。如果席夫曾經為了時憶錄出著作權而出價100萬美元的話，如今因為俄國的君主制已經覆亡，這種出價也不再具有約束力。但席夫確實提供了幫助，他將伯爵夫人介紹給一位熱切的出版商。經由該出版商安排，回憶錄於1921年春同時推出了節略的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譯本，隨後，也會推出節略的捷克文、德文、匈牙利文、日文譯本，當然，還有俄文的三卷本。各方對回憶錄的興致一直很高，例如，蘇聯在1960年發行了7，5萬套三卷本回憶錄，三個月內便脫銷。直到1994年，新的俄文三卷本還印刷了一萬套。
維特曾交代，回憶錄出版時，一律不提健在者的名字。這一告誡未被遵守，由此也觸發了一系列回應。這些回應來自書中沒有得到正面描述的那些人，其中有一次回應看來是由精神錯亂者I·I·柯里希科所炮製。維特將柯里希科描述為一個不誠實的人，而且含蓄地稱之為同性戀者。此人的回套用化名發表，化名為“維特謊言”，他相信維特只配杲在地獄裡。回憶錄除了招致活著的被批評者的怒氣外，也讓讀者們目瞪口杲，畢竟中間透露並刻畫了羅曼諾夫王朝最後幾十年的內幕。假如回憶錄在維特生前就發表，君主制定將遭受嚴重打擊。’時至今日，世人對尼古拉二世統治的看法，也還是由維特對這一時期的敘述所塑造的。
維特的回憶錄問世未久，分析並評價維特作品的工作便已開始，而且持續至今，當然主要是在俄國，但也不限於俄國。在蘇聯，學者們自然必須適應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但這並沒有排斥嚴肅的工作，因為在涉及維特時，黨的路線也允許相當大的迴旋餘地。不妨考察一下有關維特歷史地位的下述言論。A·L·希多洛夫在蘇聯歷史學家中占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在為1960年版回憶錄撰寫的導言中寫道：
謝爾蓋·維特伯爵是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沙皇俄國最知名的政治家，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貢獻良多。在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主席、大臣會議主席任上，以及在外交領域，他展示了偉大的能力。
A·Ia·阿夫列赫是蘇聯名氣稍遜的學者，他將主要重點放在他認為維特生涯的缺點方面，這樣下了結論：
毫無疑問，維特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但以歷史眼光看，他仍然只是一個改良者，試圖利用一切進步力量，強化專制獨裁的餓國及作為其反動產品的官僚體系。
希多洛夫和阿夫列赫都認為，維特在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他們自己則是在順著潮流向前進。歷史中何來最終的判決？
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原先必須追隨黨的路線這一義務已被摒棄。然而，從過去走過來的維特專家依然活躍，某些已故歷史學家的著述在重印。對維特著作的研究在繼續進行，尤其是1999年紀念維特誕辰150周年之際，有關研究成果大量湧現。
新時代帶來了新視角。在反思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懷疑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益處，同樣，開始拋棄蘇聯時代的觀點，不再認為維特的大錯在於敵視革命者。‘俄國的目前形勢促使人們更好地認識到，維特的觀點對當下問題，諸如農業和工業的萎靡不振、政府財政的捉襟見肘、酗酒現象的比比皆是，仍有很大的適用性。’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出版了一本教科書，名為《謝爾蓋·維特的政治經濟體制與當代俄羅斯》，“供總量經濟學和管理專業的教師、學生和研究生使用”。該書作者N·v·拉斯科夫依據維特的著述，以讚賞的態度展示，維特就公民權利、代議政府、法治、教會與國家、國家與經濟、歐洲一體化等問題，會發表何種觀點。作者提示，藉助維特的嚴厲批評，可以很好地改善俄羅斯的現狀。
對維特的歷史地位，該如何評判呢？我將他視為效力於俄國最後兩位沙皇的最傑出的官員，很可能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個世紀中最能幹的官員。首先，應該稍微談一下尼古拉二世與維特的關係。人們老生常談地講到，假如維特的生涯如同俾斯麥那樣，是在德國威廉一世那樣的君主統治下度過，他的政績將能達到足可媲美的偉大程度。話雖這么說，但維特作為大臣的多數歲月卻是在尼古拉二世時期度過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只有區區三年。亞歷山大三世具有威廉一世的某些素質，他強大並自信，向維特提供了有力且一貫的支持，一如威廉一世為俾斯麥所做的那樣。的確，在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最初五年里，這位沙皇缺乏自信，加之受到母親的影響(他母親本身仰慕維特)，故而給予了財政大臣相對自由的運作空間。顯而易見，從一開始，沙皇就沒有覺得這個舉止粗野、好為人師的維特是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隨著尼古拉二世的成熟，他日益不滿於-扮演傀儡角色，畢竟自己是全俄權力無限的君主，他的妻子及其他人就一直如此提醒他。除此之外，與尼古拉二世為伍的那些人對維特的政策普遍持有批評意見，尼古拉二世本人又對財政大臣的忠心日益懷疑，這樣便具備了搗蛋破壞的必要因素，這在維特總理任內變得路人皆知。
維特實際取得的成就令人欽佩，在其政績中，跨西伯利亞鐵路赫然在列。這條鐵路是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重大工程之一，其主要功績應歸於維特名下。維特為鐵路系統和工業所做的一切加速了俄國原被延誤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假如沒有對外戰爭、沒有革命、沒有內戰，俄國經濟本可以實現強勁增長，繼續趕上先已工業化的國家，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城鄉的社會變革也會取得進步。誠然，有人對維特經濟政策的某些方面所作的批評不無道理，但總體而言，他的經濟政策為其贏得了一個堅實的歷史地位。須知，他的貢獻中還有更多的內容呢。這並不是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1917年的話，一切都會陽光燦爛。有許多擾亂因素在蠢蠢欲動，如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日漸壯大的工人階級、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不斷衰落的土地貴族。衝突肯定會有，但革命並非不可避免。
維特在朴次茅斯承擔的使命是一項艱巨任務，他從沙皇那裡得到的授權是贏得和平，但不放棄“一分錢或一寸地”。維特成功做到了前面一點，在此過程中取得了遠超預期的結果，此點俄日雙方均已承認。維特得到了伯爵頭銜，這種榮譽一般給予取得了重大勝利的將軍或者長期卓越盡職的大臣，這本身標誌著他的成就。沙皇和西奧多·羅斯福也值得予以一定的稱讚，但若無維特，談判肯定會有不同結局，很可能就是戰火重燃，而那將使俄國的革命震盪比實際發生的更為劇烈。
維特的重大政績單上還有《十月宣言》及其作為首任總理的業績，在把俄國轉變為立憲君主制國家的進程中，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縱然他生前沒有因為這些貢獻而得到禮讚，但事實是，這兩件事在他的政績單上居於顯赫位置。《十月宣言》是俄國歷史的轉折點，足以比肩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解放令。在維特總理任上的六個月里，他為奠定一個保守立憲君主制的基礎做了大量工作。很難相信，其他任何人能在當時條件下做得同樣好。須知，他尚且健康欠佳，內心還在同情專制政體與認識到憲政的必要性之間痛苦煎熬，另外還遭到沙皇的暗中破壞，況且，當時正趕上國家失控，原本指望可以依靠的自由派言行之間居然成了敵人而不是盟友。
人們往往不會把維特視為一個具有遠見的思想家，因為他主要是一位實幹家。然而事實是，他的經濟規劃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備前瞻的戰略眼光，他構想了一個從長遠看將惠及全體人的工業化俄國。作為一位兢兢業業的財政大臣，維特認識到俄國需要和平。誠然，當風險不大時，他也在從事經濟帝國主義行為。對日戰爭是一大衝擊，讓他意識到，俄國實際上脆弱不堪，有關弱點遠比他曾經想像的要嚴重得多。維餱固然否認了自己在這場戰爭中的任何責任，但他虛心吸取所看到的戰爭教訓，即俄國必須接受自己再也不是強國這一事實；俄國需要一代人的和平去恢復經濟實力；俄國應當為了防禦目的重建武裝力量。這就需要拋棄任何“歷史使命”之類的想法，這些所謂的“使命”例如吞併博斯普魯斯海峽、強占君士坦丁堡、組建斯拉夫聯邦、拓展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假如維特的觀點能夠勝出，即使戰爭逼近，沙皇也不會在1914年8月發布動員出兵令。沙皇發布此令，是因為他聽信了一個論點，以為俄國將會喪失其在巴爾幹已經積累的全部影響。不過，維特觀點占據上風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原因就在於所謂“治國才能”問題，有人說過：“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俄國的政治體制只培養侏儒而不是巨人，它只能靠這些侏儒去充實官僚隊伍。”’而維特不是那個體制的產物，他是個巨人，儘管是個有缺點的巨人。
維特曾交代，回憶錄出版時，一律不提健在者的名字。這一告誡未被遵守，由此也觸發了一系列回應。這些回應來自書中沒有得到正面描述的那些人，其中有一次回應看來是由精神錯亂者I·I·柯里希科所炮製。維特將柯里希科描述為一個不誠實的人，而且含蓄地稱之為同性戀者。此人的回套用化名發表，化名為“維特謊言”，他相信維特只配杲在地獄裡。回憶錄除了招致活著的被批評者的怒氣外，也讓讀者們目瞪口杲，畢竟中間透露並刻畫了羅曼諾夫王朝最後幾十年的內幕。假如回憶錄在維特生前就發表，君主制定將遭受嚴重打擊。’時至今日，世人對尼古拉二世統治的看法，也還是由維特對這一時期的敘述所塑造的。
維特的回憶錄問世未久，分析並評價維特作品的工作便已開始，而且持續至今，當然主要是在俄國，但也不限於俄國。在蘇聯，學者們自然必須適應馬列主義意識形態，但這並沒有排斥嚴肅的工作，因為在涉及維特時，黨的路線也允許相當大的迴旋餘地。不妨考察一下有關維特歷史地位的下述言論。A·L·希多洛夫在蘇聯歷史學家中占有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在為1960年版回憶錄撰寫的導言中寫道：
謝爾蓋·維特伯爵是19世紀晚期、20世紀初期沙皇俄國最知名的政治家，為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貢獻良多。在財政大臣、大臣委員會主席、大臣會議主席任上，以及在外交領域，他展示了偉大的能力。
A·Ia·阿夫列赫是蘇聯名氣稍遜的學者，他將主要重點放在他認為維特生涯的缺點方面，這樣下了結論：
毫無疑問，維特在歷史上贏得了一席之地。但以歷史眼光看，他仍然只是一個改良者，試圖利用一切進步力量，強化專制獨裁的餓國及作為其反動產品的官僚體系。
希多洛夫和阿夫列赫都認為，維特在逆歷史潮流而動，而他們自己則是在順著潮流向前進。歷史中何來最終的判決？
在後蘇聯時代的俄羅斯，原先必須追隨黨的路線這一義務已被摒棄。然而，從過去走過來的維特專家依然活躍，某些已故歷史學家的著述在重印。對維特著作的研究在繼續進行，尤其是1999年紀念維特誕辰150周年之際，有關研究成果大量湧現。
新時代帶來了新視角。在反思蘇聯經驗的基礎上，人們進一步懷疑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益處，同樣，開始拋棄蘇聯時代的觀點，不再認為維特的大錯在於敵視革命者。‘俄國的目前形勢促使人們更好地認識到，維特的觀點對當下問題，諸如農業和工業的萎靡不振、政府財政的捉襟見肘、酗酒現象的比比皆是，仍有很大的適用性。’引人注目的是，最近出版了一本教科書，名為《謝爾蓋·維特的政治經濟體制與當代俄羅斯》，“供總量經濟學和管理專業的教師、學生和研究生使用”。該書作者N·v·拉斯科夫依據維特的著述，以讚賞的態度展示，維特就公民權利、代議政府、法治、教會與國家、國家與經濟、歐洲一體化等問題，會發表何種觀點。作者提示，藉助維特的嚴厲批評，可以很好地改善俄羅斯的現狀。
對維特的歷史地位，該如何評判呢？我將他視為效力於俄國最後兩位沙皇的最傑出的官員，很可能是羅曼諾夫王朝最後一個世紀中最能幹的官員。首先，應該稍微談一下尼古拉二世與維特的關係。人們老生常談地講到，假如維特的生涯如同俾斯麥那樣，是在德國威廉一世那樣的君主統治下度過，他的政績將能達到足可媲美的偉大程度。話雖這么說，但維特作為大臣的多數歲月卻是在尼古拉二世時期度過的，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下只有區區三年。亞歷山大三世具有威廉一世的某些素質，他強大並自信，向維特提供了有力且一貫的支持，一如威廉一世為俾斯麥所做的那樣。的確，在尼古拉二世統治的最初五年里，這位沙皇缺乏自信，加之受到母親的影響(他母親本身仰慕維特)，故而給予了財政大臣相對自由的運作空間。顯而易見，從一開始，沙皇就沒有覺得這個舉止粗野、好為人師的維特是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人。隨著尼古拉二世的成熟，他日益不滿於-扮演傀儡角色，畢竟自己是全俄權力無限的君主，他的妻子及其他人就一直如此提醒他。除此之外，與尼古拉二世為伍的那些人對維特的政策普遍持有批評意見，尼古拉二世本人又對財政大臣的忠心日益懷疑，這樣便具備了搗蛋破壞的必要因素，這在維特總理任內變得路人皆知。
維特實際取得的成就令人欽佩，在其政績中，跨西伯利亞鐵路赫然在列。這條鐵路是19世紀及20世紀初的重大工程之一，其主要功績應歸於維特名下。維特為鐵路系統和工業所做的一切加速了俄國原被延誤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假如沒有對外戰爭、沒有革命、沒有內戰，俄國經濟本可以實現強勁增長，繼續趕上先已工業化的國家，而隨著工業化的進展，城鄉的社會變革也會取得進步。誠然，有人對維特經濟政策的某些方面所作的批評不無道理，但總體而言，他的經濟政策為其贏得了一個堅實的歷史地位。須知，他的貢獻中還有更多的內容呢。這並不是說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沒有1917年的話，一切都會陽光燦爛。有許多擾亂因素在蠢蠢欲動，如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日漸壯大的工人階級、日益強大的資產階級、不斷衰落的土地貴族。衝突肯定會有，但革命並非不可避免。
維特在朴次茅斯承擔的使命是一項艱巨任務，他從沙皇那裡得到的授權是贏得和平，但不放棄“一分錢或一寸地”。維特成功做到了前面一點，在此過程中取得了遠超預期的結果，此點俄日雙方均已承認。維特得到了伯爵頭銜，這種榮譽一般給予取得了重大勝利的將軍或者長期卓越盡職的大臣，這本身標誌著他的成就。沙皇和西奧多·羅斯福也值得予以一定的稱讚，但若無維特，談判肯定會有不同結局，很可能就是戰火重燃，而那將使俄國的革命震盪比實際發生的更為劇烈。
維特的重大政績單上還有《十月宣言》及其作為首任總理的業績，在把俄國轉變為立憲君主制國家的進程中，他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縱然他生前沒有因為這些貢獻而得到禮讚，但事實是，這兩件事在他的政績單上居於顯赫位置。《十月宣言》是俄國歷史的轉折點，足以比肩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解放令。在維特總理任上的六個月里，他為奠定一個保守立憲君主制的基礎做了大量工作。很難相信，其他任何人能在當時條件下做得同樣好。須知，他尚且健康欠佳，內心還在同情專制政體與認識到憲政的必要性之間痛苦煎熬，另外還遭到沙皇的暗中破壞，況且，當時正趕上國家失控，原本指望可以依靠的自由派言行之間居然成了敵人而不是盟友。
人們往往不會把維特視為一個具有遠見的思想家，因為他主要是一位實幹家。然而事實是，他的經濟規劃在廣度和深度上都具備前瞻的戰略眼光，他構想了一個從長遠看將惠及全體人的工業化俄國。作為一位兢兢業業的財政大臣，維特認識到俄國需要和平。誠然，當風險不大時，他也在從事經濟帝國主義行為。對日戰爭是一大衝擊，讓他意識到，俄國實際上脆弱不堪，有關弱點遠比他曾經想像的要嚴重得多。維餱固然否認了自己在這場戰爭中的任何責任，但他虛心吸取所看到的戰爭教訓，即俄國必須接受自己再也不是強國這一事實；俄國需要一代人的和平去恢復經濟實力；俄國應當為了防禦目的重建武裝力量。這就需要拋棄任何“歷史使命”之類的想法，這些所謂的“使命”例如吞併博斯普魯斯海峽、強占君士坦丁堡、組建斯拉夫聯邦、拓展俄國在遠東的利益。假如維特的觀點能夠勝出，即使戰爭逼近，沙皇也不會在1914年8月發布動員出兵令。沙皇發布此令，是因為他聽信了一個論點，以為俄國將會喪失其在巴爾幹已經積累的全部影響。不過，維特觀點占據上風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原因就在於所謂“治國才能”問題，有人說過：“在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俄國的政治體制只培養侏儒而不是巨人，它只能靠這些侏儒去充實官僚隊伍。”’而維特不是那個體制的產物，他是個巨人，儘管是個有缺點的巨人。
序言
近代以來，經濟力量一躍而為國際競爭與社會變遷的主導因素，隨之，經濟學變身為門庭若市的“顯學”。與此同時，本是同根生的經濟史卻蛻化成門可羅雀的“隱學”，此等現象不免令人興嘆。事實上，經濟史的重要性一點也不亞於經濟學。俗話說，聽其言，觀其行。如果把經濟理論當作“其言”的話，那么經濟實踐及其演化過程毫無疑問構成了“其行”。顯然，即使不給熱門的經濟學潑冷水，也至少應該大大增加經濟史的熱度。這是組織本套叢書的一個基本緣由。
國人對於經濟史也非完全棄置不顧，可惜本來不多的力量主要投請本國經濟史。然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本質上需要踩著領先者的腳印前行，中國如今的發展更需要面對壘球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所以，我鍆的著力重點理應放到外國經濟史尤其是西方經濟史上。放眼望去，經濟學家卻多缺乏世界史視野，歷史學家又多缺乏經濟學修養。於是，外國經濟史成了我們民族知識結構中的一大薄弱環節，以致要么輕信某些時過境遷的定論陳說，要么甘於閉門造車摸石過河。既然我們立志追尋“中國夢”，在民族層面，就是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和社會，則普及外國經濟史基本知識、借鑑他人的發展經驗，應該也是當務之急。
前幾年，“大國崛起”的話題一度炙手可熱，有關討論確也增加了國人對外國經濟史的幾分興致。然而，受某些人云亦云的流行教條的影響，其中不免存在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誤讀誤判。最突出者，莫過於簡單以為是“自由貿易”等自由經濟政策促成了西方的崛起，往往無視西方列強經由長期貿易保護而後來居上的歷史，未能辨析“重商主義”這一西方的實際制勝法寶和複雜歷史現象。該事實本身反映了一個通病，即大家一味信奉已流乾抽象推論的經濟學說，卻無意細察教科書避雨不談的“悖逆性”經濟史實。
為還原歷史真相，讓人身臨其境地體察主要國家崛起歷程中的成敗得失，特別是為了幫助人們較為輕鬆地切入那些關鍵的歷史片段，且能從中得到經濟理念上的啟發，這裡集中推出那些未必立“言”但無不力“行，，的“經濟戰略家”。此等人物諸如英國的威廉·塞西爾、法國的讓一巴蒂斯特·科爾貝、美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俄國的謝爾蓋·維特，等等。這些經濟戰略家活躍於各大國經濟起飛的關鍵期，幾乎都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各自國家的現代根基，實乃鑄造崛起並恩澤流遠的“經濟英雄”。即使他們也難免英雄氣短之時，終無損其經邦濟世的歷史功勳。
意味深長的是，這些經濟戰略家無一例外既是本國工業化的推動者，又是貿易保護主義者，二身合一諒非偶然。歷史和現實充分表明，現代國家的富強有賴於產業的強大，而產業的成長首先有賴於貿易保護。這些非凡人物的生平故事、經濟方略、治國業績當能從一個個有趣的側面，生動地展現先發國家的現代化足跡，深刻地啟示國家興衰的內在規律。如果通過重溫有關國家曾經的政策實踐，破除某些似是而非的經濟學教條，附帶還能生髮對外國經濟史的進一步興趣，那就不枉本人的微意與薄力了。
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先期出版漢密爾頓傳、科爾貝傳的基礎上，慨然支持啟動本叢書，特向遠東出版社領導及熱情協助的陳占宏先生表示敬意！我們也期待方家同道能為叢書推薦書目、不吝賜教。張旦紅、梅樹恩、王震諸位已對叢書各有貢獻，在此一併道謝！謹以本叢書獻給梅健，他一如既往地激勵著我。
2013年1月12日
記於上海社會科學院外國經濟史研究中心
國人對於經濟史也非完全棄置不顧，可惜本來不多的力量主要投請本國經濟史。然而，中國作為後發國家本質上需要踩著領先者的腳印前行，中國如今的發展更需要面對壘球化帶來的各種挑戰，所以，我鍆的著力重點理應放到外國經濟史尤其是西方經濟史上。放眼望去，經濟學家卻多缺乏世界史視野，歷史學家又多缺乏經濟學修養。於是，外國經濟史成了我們民族知識結構中的一大薄弱環節，以致要么輕信某些時過境遷的定論陳說，要么甘於閉門造車摸石過河。既然我們立志追尋“中國夢”，在民族層面，就是要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國家和社會，則普及外國經濟史基本知識、借鑑他人的發展經驗，應該也是當務之急。
前幾年，“大國崛起”的話題一度炙手可熱，有關討論確也增加了國人對外國經濟史的幾分興致。然而，受某些人云亦云的流行教條的影響，其中不免存在對西方現代化進程的誤讀誤判。最突出者，莫過於簡單以為是“自由貿易”等自由經濟政策促成了西方的崛起，往往無視西方列強經由長期貿易保護而後來居上的歷史，未能辨析“重商主義”這一西方的實際制勝法寶和複雜歷史現象。該事實本身反映了一個通病，即大家一味信奉已流乾抽象推論的經濟學說，卻無意細察教科書避雨不談的“悖逆性”經濟史實。
為還原歷史真相，讓人身臨其境地體察主要國家崛起歷程中的成敗得失，特別是為了幫助人們較為輕鬆地切入那些關鍵的歷史片段，且能從中得到經濟理念上的啟發，這裡集中推出那些未必立“言”但無不力“行，，的“經濟戰略家”。此等人物諸如英國的威廉·塞西爾、法國的讓一巴蒂斯特·科爾貝、美國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俄國的謝爾蓋·維特，等等。這些經濟戰略家活躍於各大國經濟起飛的關鍵期，幾乎都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各自國家的現代根基，實乃鑄造崛起並恩澤流遠的“經濟英雄”。即使他們也難免英雄氣短之時，終無損其經邦濟世的歷史功勳。
意味深長的是，這些經濟戰略家無一例外既是本國工業化的推動者，又是貿易保護主義者，二身合一諒非偶然。歷史和現實充分表明，現代國家的富強有賴於產業的強大，而產業的成長首先有賴於貿易保護。這些非凡人物的生平故事、經濟方略、治國業績當能從一個個有趣的側面，生動地展現先發國家的現代化足跡，深刻地啟示國家興衰的內在規律。如果通過重溫有關國家曾經的政策實踐，破除某些似是而非的經濟學教條，附帶還能生髮對外國經濟史的進一步興趣，那就不枉本人的微意與薄力了。
上海遠東出版社在先期出版漢密爾頓傳、科爾貝傳的基礎上，慨然支持啟動本叢書，特向遠東出版社領導及熱情協助的陳占宏先生表示敬意！我們也期待方家同道能為叢書推薦書目、不吝賜教。張旦紅、梅樹恩、王震諸位已對叢書各有貢獻，在此一併道謝！謹以本叢書獻給梅健，他一如既往地激勵著我。
2013年1月12日
記於上海社會科學院外國經濟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