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行動者 ——中國環保組織創業案例》由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創建的社會創業家學院（SEI）在福特汽車資助下完成，這裡講述的中國最典型的15家環保公益組織成長的故事案例，恰恰是整箇中國民間環保組織發展的縮影，他們成功的或者摸索中的發展經驗，對於中國環保事業乃至中國的社會創新具有深遠意義，他們也是中國公益領域的里程碑的寶貴財富和豐盛的生命力，從中我們也許能發現中國環保組織的生存密碼。
基本介紹
- 書名：綠色行動者:中國環保組織創業案例
- 作者：恩派《社會創業家》編輯部
- 出版日期：2013年1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0824272
- 外文名：Green Actors:Soaal Entrepreneurship Cases in Chin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頁數：228頁
- 開本：16
- 品牌：九州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綠色行動者:中國環保組織創業案例》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恩派（NPI）公益組織發展中心是在政府主管部門、國內外資助型機構、企業界、學界等關鍵“擁護群”的支持下發展起來的一個公益支持性組織集合體。從註冊第一個機構——上海浦東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開始，恩派就以“助力社會創新，培育公益人才”為己任，旨在為初創期和中小型民間公益組織提供切實的支持。
2006年，恩派首創“公益孵化器”概念，並於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等地成功運行，為初創期非盈利組織提供支持。2012年，恩派成立社會創業家學院（SEI），在引進國際NPO能力建設理念和課件的同時，已經成功開發出二十餘門本土化能力建設培訓課程。至今SEI已在各地舉辦近百場培訓，累計培訓近千人次，為來自上海、北京等多地的公益領域從業者提供了針對性的能力培訓及諮詢服務。
《社會創業家》刊物亦由恩派出品，致力於發掘民間土壤生長出來的公益創業者，通過講述這些為謀求社會進步而實際行動者的人物故事，喚起更多人投身社會創業，並幫助他們更好地“取勢”、“優術”和“明道”。
未來，NPI將在公益支持性領域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對已有公益產品深耕細作，精益求精，為建立和完善中國公益的基礎設施而不懈努力。
2006年，恩派首創“公益孵化器”概念，並於上海、北京、成都、深圳、南京等地成功運行，為初創期非盈利組織提供支持。2012年，恩派成立社會創業家學院（SEI），在引進國際NPO能力建設理念和課件的同時，已經成功開發出二十餘門本土化能力建設培訓課程。至今SEI已在各地舉辦近百場培訓，累計培訓近千人次，為來自上海、北京等多地的公益領域從業者提供了針對性的能力培訓及諮詢服務。
《社會創業家》刊物亦由恩派出品，致力於發掘民間土壤生長出來的公益創業者，通過講述這些為謀求社會進步而實際行動者的人物故事，喚起更多人投身社會創業，並幫助他們更好地“取勢”、“優術”和“明道”。
未來，NPI將在公益支持性領域不斷推陳出新的同時，對已有公益產品深耕細作，精益求精，為建立和完善中國公益的基礎設施而不懈努力。
圖書目錄
前言
擺脫恐懼，放膽前行 馮永鋒
案例
自然之友
綠色流域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
地球村
綠家園
野性中國
分享收穫
紅樹林
盤錦黑嘴鷗
成都觀鳥會
野草
綠石
廈門綠十字
拜客·廣州
綠色昆明
後記
為基層環保力量喝彩
擺脫恐懼，放膽前行 馮永鋒
案例
自然之友
綠色流域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
地球村
綠家園
野性中國
分享收穫
紅樹林
盤錦黑嘴鷗
成都觀鳥會
野草
綠石
廈門綠十字
拜客·廣州
綠色昆明
後記
為基層環保力量喝彩
序言
前言
擺脫恐懼，放膽前行
馮永鋒
每一個行業都有它的“死穴”。吾儕研究環保組織，多半是相伴成長的方式來參看的。很自然地，在能夠記事的年齡，就會比較清晰地感受到環保組織內心的恐懼。有些恐懼是如此的膚淺，以至於有人堅決不承認曾經在自己身上發生。有些恐懼是如此的堅韌，以至於有人持續纏身也未必察覺。有些恐懼本來不該成為恐懼，因為這樣的恐懼會讓其背離這個行業的本原，但有時候，這個恐懼太過真實，以至於有人最終，“以厭煩這個行業的方式，被這個行業拋棄”。
用這個視角去試圖了解一下民間環保組織20多年來的起伏節奏，會發現這個行業至今仍舊是由“斷續的點”在努力地連線。只是今天點與點之間的密度，比20年前更像一條線，更具有社會迷惑性和自身迷惑性。
一、 註冊恐懼症，或者說程式恐懼症
儘管“綠色未來青年領袖協會天津分部”沒想到會給人叫成“天津綠領”，但天津綠領這個類似於機構又類似於品牌的名稱還是結實地砸在了趙亮和董劍的身上。儘管這兩個人都不是天津本地人，但他們似乎從此要立足海河之濱，胸懷天下環保。有時候，愛戲謔和愛藉機起外號的人們，會稱他們為“亮劍組合”，但困擾他們成長的，似乎不是行動目標，似乎也不是團隊建設，而是“註冊問題”。
話說2013年9月29日晚上，董劍無意間閒逛到天津民政局的網站，看到上面7月份就懸掛出來一條新聞，這條新聞說，天津民政局“為加快推進我市社會組織服務管理創新步伐，促進社會組織健康、規範、有序發展，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和民政部相關會議工作要求，結合我市實際，決定在全市開展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工作”。直接登記的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基金會”，包括，以促進經濟發展和行業自律為主要目的的行業協會商會；從事科學技術研究普及和推廣的科技類社會組織；從事扶貧濟困、賑災救援以及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環境保護等事業的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的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
早在2013年3月份，全國的“兩會”開過之後，貌似有很堅實的訊息在全國各地流傳，社會組織的註冊將不再需要“掛靠單位”或者說“主管單位”，直接到當地民政局登記就好。當時的“亮劍組合”就曾經致電過天津民政局，詢問相關事宜。天津民政局當時反饋的說法是這個法律的實施細則還沒有真正出來，因此不知如何從事，讓亮劍先生再等上一等。
對於“政府管理機構”的恐懼，或者說不熟悉，導致天津綠領一直沒有正式展開註冊工作。雖然每有關心他們進展的人們，詢問上那么一聲，他們躲閃上那么幾下，支吾上那么幾聲，也就過去了。讓人家以為他們一直在用功，只是民政不太給力。直到有一天，細心的人們追查一個問題：你的理事會章程在哪裡？你的成立機構的可行性報告能否分享一下？
這時候才發現，也許是對行動的過分強調，對註冊的刻意忽視，天津綠領直到2013年的國慶節，其實並未真正啟動註冊事宜。自己不啟動，但給外人造成的印象，卻是一直在努力註冊，但只是登記註冊單位的不給力，才讓他們遷延至今。
同樣的表征也在“青島野生動物救助協會”上體現或者說發作。張世平1971年出生，原籍湖北鐘祥，當兵到了青島後就永久居留在了這裡。他是青島野生動物救助尤其是鳥類救助的名人。他為了救助鳥類可以說耗盡所有的家產和精力。他的事跡在青島廣泛流傳，因此，吸引了一批願意從事野生動物救助的志願者和熱心人。有企業老闆，有大學老師，有媒體記者，吸引得最多的，是青島各個大學，像青島海洋大學、青島科技大學、青島大學、青島農業大學的大學生。全國各地的民間環保組織也很早就覺察到了他的存在。
同樣是在2013年9月29日，張世平開著一輛長期沒年檢的車，冒著隨時被交警開出巨額罰單的危險，在青島的各個山頭和濕地間尋找捕鳥網。他站在青島科技大學後面的小山上，舉望遠鏡往周邊一看，發現，“以我為中心，全是鳥網，仿佛世界是由鳥網構成”。由此，他馬上與青島當地的媒體聯絡，策劃第二天早上六點就開始聯合行動，組織志願者小分隊，分赴各鳥網密集地，向森林公安舉報，共同拆鳥網，曝光“捕鳥大叔”，發布行動的微博和記錄。
對行動本身的興致，遠超過了註冊本身。9月底，張世平和幾個骨幹志願者一起，討論了接下來半年的工作計畫，計畫的第一條，就是在國慶節後，啟動註冊事宜。但就是在這個時候，他仍舊沒有仔細地分清，基金會、民辦非企業、社會團體，這三類民間環保組織中，存在哪些區別。註冊成哪一個類型似乎都可以，只要註冊得下來；註冊不註冊似乎也都可以，只要野生動物保護的日子能夠斷斷續續地過下去。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門心理學，叫環保組織心理學，人們可能就會去分析天津綠領、青島野助的恐懼或者說猶豫。註冊機構需要有一個基本的社會認知——就是對社會哪個門可能打開，哪些門必然關上，一直掌握得不透，導致中國的大量草根組織，對註冊害怕得緊。
其實，天津民政局的檔案中，很明確地說：“上述社會組織發起人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出具審查同意檔案。民政部門收到社會組織申請登記的全部有效檔案後，按規定作出準予成立登記並頒發登記證書；作出不予成立登記決定的，要說明理由。”
相信這樣的檔案在全國各地的所有民政局都得到同樣的引述和申明。這樣的條款暗含的一個意思是，只要你沒有進入民政局的黑名單，民政局幾乎沒有理由不讓你註冊。只要註冊者按照程式和步驟，一步步提交需要提交的材料和檔案。
註冊確實有一定的繁瑣，需要提交可行性報告，需要提交章程，需要提交驗資報告，需要提交理事會成員的名單和簡歷，需要提交辦公場地證明，需要“安全生產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等。但這些檔案，是一個團體向政府證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檔案，細分起來，無外乎人、資金、場地和制度。註冊企業、成立商業組織時，政府在對這些資料的要求上，其實比成立社會組織要求繁瑣。而中國每天有無數的企業在新生，有無數的老企業在滅亡。註冊企業的人，為什麼從來沒對政府註冊機關索要那么多檔案感覺到“不可提供”過？難道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就真的強過追求公共利益的動機？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社會組織的諸多創業者，身上的“發動機”就值得拆下來剖析剖析，檢查檢查。如果一個團隊真的想從事一個行業，甚至想把畢生的精力獻給這個偉大和光榮的事業，那么，僅僅是遭遇註冊的門檻，就喪失了闖關的決心，接下來無數折磨人的日子，還怎么過得下去？
其實，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掛靠單位、主管單位一直就不是社會組織登記的真正阻礙。當環保組織哀嘆註冊難的時候，無數的民辦高校、民辦醫院、民辦研究所、民辦寺廟等“民辦非企業”，如雨後春筍一樣誕生。它們的數量遠超過全中國所有的公益組織的總和。這些機構秉承的同樣是公益的理念，同樣不分紅，創業同樣的艱難，但這些機構，怎么就那么不把註冊當回事？幾個回合就搞定了？
民辦非企業是這個國家提供給屌絲級創業者最好的出路。只要你自己有心，幾乎都可在當地找到註冊的入口，尤其是科技局、教育局、文化局、衛生局，這些地方，二十多年前，就有一個辦公室，在等待著想創辦“民非”的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去註冊成立機構，這么多年來，環保草根組織們難道都對此視而不見？難道，因為是環保組織，就必須環保局掛靠？因為是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就必須林業局蓋章？
難道，因為想做“救助協會”，就必須在名字里體現“協會”二字，而忽略了“救助”才是機構的真正使命和要義？
二、 社交恐懼症，或者說難題恐懼症
註冊只是草根社會環保組織必須要走的第一道關。一個機構要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生存，更經常要做的事，是參與社交。
社交這個事情，說起來就豐富多彩了。寫項目書，是與基金會或者說資助方之間的社交。參與同行培訓，是業內的社交。參與一些行動網路，是戰友之間的社交。參與一些跨界的公益行業聯誼，是共生群落之間的社交。而與政府、企業、學校等形形色色的人談合作講道理，則是推進行動理念社會化所必須的社交。
註冊的恐懼症尚未退去，申請項目的恐懼症已經到來。在中國，似乎所有的資助方和基金會都是“不專業”的。他們總是對項目申請者索要多多，議論多多，把關多多，程式要求多多。項目書一改再改，預算一調再調，審批的時間一延長再延長，批覆到達的金額總是一減再減。於是，想要快速解決環保問題的雄心壯志，在與基金會的博弈或者說搏鬥中，喪失殆盡。大好的時機被錯過，大量的精力浪費在了無望的等待中。
但基金會或者說資助方可不這么看。中國的環保組織並不神秘，就那么幾十家，稍微一入行，就已經看得透透的。誰乾過什麼，誰將來能幹什麼，摸索得一清二楚。而項目書和預算表是真正體現團隊穿透力的文本。程式恐懼症讓很多人對這項目書望而生畏，對裡面含混的要求辨析不清。更要命的是，世界上所有的項目書本質上都要求兩件事，一是細化如何做事——於是就涉及人、事在時間框架內的具體分配，一是細化如何花錢——於是就涉及合作夥伴、交通差旅等具體費用的分派。
相信基金會的項目書修繕工作是很有趣的。如果要讓資助方出來訴苦，也許他們倒出來的苦水比申報者還要多，味道比申報者還要難聞。但問題在，這個問題如何平衡？過去，有人強調基金會應當率先改變工作方式，包括，一，基金會應當多到申報方的辦公室去辦公。二，應當簡化程式文本，重視過程中對機構閃光點的把握。三，保持寬容和耐性，所有的項目書其實都是個“假象”，項目書就像是一間房子的柱子，但絕對不是房子本身。如果資助者看到了柱子對一間房子的作用，那么，心地就會寬敞很多，重視柱子本身的支撐和骨架價值，忽略柱子的粗陋和簡易，重視未來那些依據柱子必然會生長出來的住宅框架和內部格局、外部風景，而淡化對柱子本身的過多索要。
這個“服務型資助”的強調至今還是必須要的，因為資助者有資助者的責任和風險。這些責任和風險必須自己承擔，為了資助而產生的困難應當由資助者自己負擔。申報者需要承擔的是執行的風險，如果把他們過多地拖入資助者自身的風險中，那么，申報者起來反抗“程式不公”的心志，遠比反思自身存在問題的心氣要高。
但不等於這樣就可以縱容自己對程式繼續厭煩下去。世界上所有的項目書，其實都是很簡單的一份“思維導引表格”。這份表格的使命就是幫助理一下思路，定一下節點，確認一下大體的時間、任務和財務的分配，以有利於今後更好地開展工作。如果一個連項目書都不願意寫的人，確實很難相信會在執行過程中有多么完美的表現。
同樣，如果一個人對行業尚未熟悉，卻不遍識行業同行的風采，這也是有問題的。我們確實需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業務上”。但這個“業務”是什麼，是值得討論的。了解同行，熟悉同行過去已經有的做事規則或者說“曾經的案例”，某種程度上決定自己能否在這個行業長期紮根。
同樣，人是社會動物，如果對社會形態不加了解，那么，想要解決“社會問題”，那也是難上加難。適度地參與社會來往，尤其是行業之外的異質資源、陌生思路、隔閡行業的來往，只會增加自己的心智，只會在解決問題時提供更多的想像空間，而絕對不會束縛你的思想，浪費你的精力和才華。
何況，所有的公益行業都是服務社會需求的。服務需求的方式，極其多樣。因為服務對象是隨時可能存在的。他可能是公車上的共同乘客，也可能是飯桌上的一位企業員工。他可能是你原來極其難以結交的政府某官員，也可能是一個特別沉悶的大學老師。積極地發現，努力地接應這些社會需求，其實更體現著一家公益組織的捕捉和干預的能力。
公益組織為解決社會難題而生。但如果患上了社交恐懼症，那么，無論是發現社會難題的能力，還是解決社會難題的能力，都會嚴重衰退或者說持續不生長。過去二十多年來，諸多環保組織之所以長成了老頭樹，與這個原因高度相關。這樣的直接後果是，以自己的目光去確定需求，而不是以需求者的目光來決定自己呼應的方式。打個比方來說，如果一個醫生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患了神經病，那么，他只會對每個來急診的人開出神經病的那幾個處方；而如果一個醫生真的把自己當急診室醫生看待，那么，他們絕對會從病人的角度去診斷其病狀，分析其病因，盡當時醫院所有的條件和醫生自身的水平，給出“當時最好的療法”。這才是一個開門面向社會的公益組織的基本運營思路。基於此，廣泛參與社會的各類活動，並從中不停地“被需求者信任和選擇”，才是一個願意參與公民社會的環保組織的基本態度。
三、 發展恐懼症，或者說，邊緣恐懼症
國際上很多所謂的規律在中國根本不成立或者說無法兌換為現實。環保組織這個行業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份，公益人士鄧飛，牽頭髮起了“讓候鳥飛”項目。2013年2月份，又是鄧飛，牽頭髮起了“中國水安全計畫”項目。幾乎是同一個時間，央視記者陶海軍，發起了“保衛母親河公益行動”項目。這些“局外人士”的介入速度如此之快，其結果不是對這個行業產生震動，而是招來了懷疑。
2013年8月28日，“中國水安全計畫”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舉辦了正式啟動的發布會。這個項目與“讓候鳥飛”一樣，都是與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合作，面向中國所有的草根組織共同發展。當時並未表態接下來的資助如何開展。一些參與的環保組織負責人，對此表現出了鮮明的疑慮，他們擔心鄧飛等發起人是一個只會做口頭宣傳的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力量灌輸到這個行業。
真正的力量，無外乎三個，一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是資助行業發展的能力，三是推動行業改善或者說最佳化的能力。
鄧飛等人的進入與此前其他環保組織的生長方式略有不同。鄧飛更擅長把社會的資源激發為公益的能量，並引導其一部分可引導的能量迅速流淌進來，讓這個行業產生一些新的成果甚至是變革。某種程度上說，20多年來，中國真正有活力或者說有願望的百十家環保組織，一直在以“從內向外”生長的方式緩慢地發展，無論是其體量還是其成果，都難以與中國當前極端發展的方式相抗衡。因此，擔憂中國環境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極度的焦慮中。一些責怪也因此落到了中國的環保組織身上，好像是它們的不給力，才造成了今天環境如此惡化的局面。
也許，無論從哪個方式來說，中國當前的環保組織狀態，都是在當前中國社會、歷史能給予的條件下得到的最優狀態。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大家如何在“新媒介賦權”時代下、公眾教育普及時代下、公眾經濟實力增長的情況下，構想一些其他更可能的發展方式。
行業的發展來自於新個體或者說新機構的發展。環保組織和其他行業一樣，每個機構都只負擔一定的歷史使命。那些可能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的機構，如果我們繼續希冀他們擔當新的責任，引發新的變革，結晶新的成果，不如寄希望於那些在新時代混沌的海水中，耦合出來的新生兒。這才是一個肯大力發展的行業的基本心態。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負責人馬軍，最近被業界公認為第二代環保組織的領軍人物，其獨步天下的秘籍，就是持續地對一個領域發起猛攻。這個領域馬軍認為是環境信息公開，而在行業認為，則是以數據和道理，對環境違規企業進行持續的督導和勸告，推動其“像一串葫蘆”那樣逐級改良。2005年以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通過收集環保部門處罰的企業信息——據說已經收集了13萬多條——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企業污染資料庫。然後，對這些數據進行總結和提煉，設計出了“針對行業品牌企業進行倡導，推動其逼迫供應鏈進行綠化”的方式，讓企業一個一個在承認問題的同時，探討儘早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正在IT行業、紡織行業、造紙行業身上試驗。
由於這樣的作為，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被全中國所有的資助方看好。其穩定的運營方式，可信的成果引得，都對重視“效率和產出”的資助方尤其是企業家出身的資助方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和震動力。由此，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開始制訂其“未來五年發展計畫”時，充滿了雄心壯志，據說五年內準備籌集6000萬元左右的資金，在全國各地快速推進其業務模式的複製和擴張。
這樣的機構當然是一家富有發展潛力也保持發展願望的機構。相比之下，很多機構持續在發展與不發展、如何發展的狀態下動盪。而動盪的方式總是停留在原始而粗放的狀態，不是創始人之間出現分裂，就是發展方向不肯定型，導致頻繁地調整；不是人才培養計畫失敗，十年二十年後仍舊是孤家寡人，就是發展一段就出現“迷茫”，原本熱鬧的突然之間冷清起來，以“訓練內功”為由，退回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很多“有經驗有威望”的機構，不僅僅沒有持續在環境保護的邊緣探索，讓智慧與勇氣的鮮花開遍原野，相反，越做越抽抽，退回到創業之前都不如的狀態，面臨“社會信用喪失”和“行業悄然退市”的雙重滑坡。
當然，與一些機構畏懼持續向邊緣進軍相比，放眼全國，中國的環保組織又好像正在遍地開花，隨機冒頭。在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的視野之內，福建的廈門綠十字、江蘇的南京綠石、安徽的綠滿江淮、湖南的綠色瀟湘、湖南的護鳥營、青海的普氏原羚公眾交流基地、廣東的拜客·廣州、浙江的樂綠會、湖北的綠江南、鄭州的綠色中原、四川的成都觀鳥會、四川的成都根與芽，等等，都在成為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最新骨幹。而在這些新生勢力的周邊，山東的綠行齊魯、湖南的長沙曙光環保公益中心、湖北的環境公益律師團，等等，都在以極強悍的方式在業內蓬勃生長。一個機構能否生長，其實只有一個指標，就是看其是否願意針對現實的中國環境問題而展開諸多富有行動力的倡導。
如果在中國，你的眼光只看到環保組織，那么你就錯了。中國更富有生命力的可能是另外兩種人，一種是環境維權者，一種是個體環保行動者。前者相對來說更基於自己所遭受的傷害，但他們博弈的方式總是充滿傳奇和壯烈，充滿智慧和美妙。而後者，則充滿靈動和機智，充滿自由與英雄氣概。
2013年8月份，青海玉樹雜多縣開礦有可能傷害生態的訊息通過微信流傳開來。關注三江源的人們通過微博的聚合，迅速組織了“三江源環境觀察團”，並於2013年9月中旬在青海開展了為期8天的考察，同時與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等諸多部門展開了對話，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重視。這種依事而組合、事畢即解散的方式，有可能成為未來環保行動的最流行方式。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正在迎來一個“行動至上”的時代。無論其外形如何，是否註冊，機構的新老如何，行業的生態位在哪裡，所有的人只能為環境改善而服務。所有願意成為環保行動者的人們，都將成為中國民間環保發展的核心力量。未來的時代，可能更多的是以個體環保行動者為核心，更多的是隨機發起一個個環保干預行動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是不是成立環保組織，可能真的不重要，但社會資源如何與這樣的流態環保形成對接，可能需要更多的實踐者去探索，有人會為此付出代價，有人則會在這一過程中，成為新的一批英雄。英雄不問出身，但問方式。
擺脫恐懼，放膽前行
馮永鋒
每一個行業都有它的“死穴”。吾儕研究環保組織，多半是相伴成長的方式來參看的。很自然地，在能夠記事的年齡，就會比較清晰地感受到環保組織內心的恐懼。有些恐懼是如此的膚淺，以至於有人堅決不承認曾經在自己身上發生。有些恐懼是如此的堅韌，以至於有人持續纏身也未必察覺。有些恐懼本來不該成為恐懼，因為這樣的恐懼會讓其背離這個行業的本原，但有時候，這個恐懼太過真實，以至於有人最終，“以厭煩這個行業的方式，被這個行業拋棄”。
用這個視角去試圖了解一下民間環保組織20多年來的起伏節奏，會發現這個行業至今仍舊是由“斷續的點”在努力地連線。只是今天點與點之間的密度，比20年前更像一條線，更具有社會迷惑性和自身迷惑性。
一、 註冊恐懼症，或者說程式恐懼症
儘管“綠色未來青年領袖協會天津分部”沒想到會給人叫成“天津綠領”，但天津綠領這個類似於機構又類似於品牌的名稱還是結實地砸在了趙亮和董劍的身上。儘管這兩個人都不是天津本地人，但他們似乎從此要立足海河之濱，胸懷天下環保。有時候，愛戲謔和愛藉機起外號的人們，會稱他們為“亮劍組合”，但困擾他們成長的，似乎不是行動目標，似乎也不是團隊建設，而是“註冊問題”。
話說2013年9月29日晚上，董劍無意間閒逛到天津民政局的網站，看到上面7月份就懸掛出來一條新聞，這條新聞說，天津民政局“為加快推進我市社會組織服務管理創新步伐，促進社會組織健康、規範、有序發展，根據《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和民政部相關會議工作要求，結合我市實際，決定在全市開展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工作”。直接登記的社會組織，“包括社會團體、民辦非企業單位和基金會”，包括，以促進經濟發展和行業自律為主要目的的行業協會商會；從事科學技術研究普及和推廣的科技類社會組織；從事扶貧濟困、賑災救援以及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環境保護等事業的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的城鄉社區服務類社會組織。
早在2013年3月份，全國的“兩會”開過之後，貌似有很堅實的訊息在全國各地流傳，社會組織的註冊將不再需要“掛靠單位”或者說“主管單位”，直接到當地民政局登記就好。當時的“亮劍組合”就曾經致電過天津民政局，詢問相關事宜。天津民政局當時反饋的說法是這個法律的實施細則還沒有真正出來，因此不知如何從事，讓亮劍先生再等上一等。
對於“政府管理機構”的恐懼，或者說不熟悉，導致天津綠領一直沒有正式展開註冊工作。雖然每有關心他們進展的人們，詢問上那么一聲，他們躲閃上那么幾下，支吾上那么幾聲，也就過去了。讓人家以為他們一直在用功，只是民政不太給力。直到有一天，細心的人們追查一個問題：你的理事會章程在哪裡？你的成立機構的可行性報告能否分享一下？
這時候才發現，也許是對行動的過分強調，對註冊的刻意忽視，天津綠領直到2013年的國慶節，其實並未真正啟動註冊事宜。自己不啟動，但給外人造成的印象，卻是一直在努力註冊，但只是登記註冊單位的不給力，才讓他們遷延至今。
同樣的表征也在“青島野生動物救助協會”上體現或者說發作。張世平1971年出生，原籍湖北鐘祥，當兵到了青島後就永久居留在了這裡。他是青島野生動物救助尤其是鳥類救助的名人。他為了救助鳥類可以說耗盡所有的家產和精力。他的事跡在青島廣泛流傳，因此，吸引了一批願意從事野生動物救助的志願者和熱心人。有企業老闆，有大學老師，有媒體記者，吸引得最多的，是青島各個大學，像青島海洋大學、青島科技大學、青島大學、青島農業大學的大學生。全國各地的民間環保組織也很早就覺察到了他的存在。
同樣是在2013年9月29日，張世平開著一輛長期沒年檢的車，冒著隨時被交警開出巨額罰單的危險，在青島的各個山頭和濕地間尋找捕鳥網。他站在青島科技大學後面的小山上，舉望遠鏡往周邊一看，發現，“以我為中心，全是鳥網，仿佛世界是由鳥網構成”。由此，他馬上與青島當地的媒體聯絡，策劃第二天早上六點就開始聯合行動，組織志願者小分隊，分赴各鳥網密集地，向森林公安舉報，共同拆鳥網，曝光“捕鳥大叔”，發布行動的微博和記錄。
對行動本身的興致，遠超過了註冊本身。9月底，張世平和幾個骨幹志願者一起，討論了接下來半年的工作計畫，計畫的第一條，就是在國慶節後，啟動註冊事宜。但就是在這個時候，他仍舊沒有仔細地分清，基金會、民辦非企業、社會團體，這三類民間環保組織中，存在哪些區別。註冊成哪一個類型似乎都可以，只要註冊得下來；註冊不註冊似乎也都可以，只要野生動物保護的日子能夠斷斷續續地過下去。
如果這世界上有一門心理學，叫環保組織心理學，人們可能就會去分析天津綠領、青島野助的恐懼或者說猶豫。註冊機構需要有一個基本的社會認知——就是對社會哪個門可能打開，哪些門必然關上，一直掌握得不透，導致中國的大量草根組織，對註冊害怕得緊。
其實，天津民政局的檔案中，很明確地說：“上述社會組織發起人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不再需要業務主管單位出具審查同意檔案。民政部門收到社會組織申請登記的全部有效檔案後，按規定作出準予成立登記並頒發登記證書；作出不予成立登記決定的，要說明理由。”
相信這樣的檔案在全國各地的所有民政局都得到同樣的引述和申明。這樣的條款暗含的一個意思是，只要你沒有進入民政局的黑名單，民政局幾乎沒有理由不讓你註冊。只要註冊者按照程式和步驟，一步步提交需要提交的材料和檔案。
註冊確實有一定的繁瑣，需要提交可行性報告，需要提交章程，需要提交驗資報告，需要提交理事會成員的名單和簡歷，需要提交辦公場地證明，需要“安全生產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等。但這些檔案，是一個團體向政府證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檔案，細分起來，無外乎人、資金、場地和制度。註冊企業、成立商業組織時，政府在對這些資料的要求上，其實比成立社會組織要求繁瑣。而中國每天有無數的企業在新生，有無數的老企業在滅亡。註冊企業的人，為什麼從來沒對政府註冊機關索要那么多檔案感覺到“不可提供”過？難道追求經濟利益的動機，就真的強過追求公共利益的動機？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么社會組織的諸多創業者，身上的“發動機”就值得拆下來剖析剖析，檢查檢查。如果一個團隊真的想從事一個行業，甚至想把畢生的精力獻給這個偉大和光榮的事業，那么，僅僅是遭遇註冊的門檻，就喪失了闖關的決心，接下來無數折磨人的日子，還怎么過得下去？
其實，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掛靠單位、主管單位一直就不是社會組織登記的真正阻礙。當環保組織哀嘆註冊難的時候，無數的民辦高校、民辦醫院、民辦研究所、民辦寺廟等“民辦非企業”，如雨後春筍一樣誕生。它們的數量遠超過全中國所有的公益組織的總和。這些機構秉承的同樣是公益的理念，同樣不分紅，創業同樣的艱難，但這些機構，怎么就那么不把註冊當回事？幾個回合就搞定了？
民辦非企業是這個國家提供給屌絲級創業者最好的出路。只要你自己有心，幾乎都可在當地找到註冊的入口，尤其是科技局、教育局、文化局、衛生局，這些地方，二十多年前，就有一個辦公室，在等待著想創辦“民非”的年輕人、中年人、老年人去註冊成立機構，這么多年來，環保草根組織們難道都對此視而不見？難道，因為是環保組織，就必須環保局掛靠？因為是野生動物保護組織，就必須林業局蓋章？
難道，因為想做“救助協會”，就必須在名字里體現“協會”二字，而忽略了“救助”才是機構的真正使命和要義？
二、 社交恐懼症，或者說難題恐懼症
註冊只是草根社會環保組織必須要走的第一道關。一個機構要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生存，更經常要做的事，是參與社交。
社交這個事情，說起來就豐富多彩了。寫項目書，是與基金會或者說資助方之間的社交。參與同行培訓，是業內的社交。參與一些行動網路，是戰友之間的社交。參與一些跨界的公益行業聯誼，是共生群落之間的社交。而與政府、企業、學校等形形色色的人談合作講道理，則是推進行動理念社會化所必須的社交。
註冊的恐懼症尚未退去，申請項目的恐懼症已經到來。在中國，似乎所有的資助方和基金會都是“不專業”的。他們總是對項目申請者索要多多，議論多多，把關多多，程式要求多多。項目書一改再改，預算一調再調，審批的時間一延長再延長，批覆到達的金額總是一減再減。於是，想要快速解決環保問題的雄心壯志，在與基金會的博弈或者說搏鬥中，喪失殆盡。大好的時機被錯過，大量的精力浪費在了無望的等待中。
但基金會或者說資助方可不這么看。中國的環保組織並不神秘，就那么幾十家，稍微一入行，就已經看得透透的。誰乾過什麼，誰將來能幹什麼，摸索得一清二楚。而項目書和預算表是真正體現團隊穿透力的文本。程式恐懼症讓很多人對這項目書望而生畏，對裡面含混的要求辨析不清。更要命的是，世界上所有的項目書本質上都要求兩件事，一是細化如何做事——於是就涉及人、事在時間框架內的具體分配，一是細化如何花錢——於是就涉及合作夥伴、交通差旅等具體費用的分派。
相信基金會的項目書修繕工作是很有趣的。如果要讓資助方出來訴苦，也許他們倒出來的苦水比申報者還要多，味道比申報者還要難聞。但問題在，這個問題如何平衡？過去，有人強調基金會應當率先改變工作方式，包括，一，基金會應當多到申報方的辦公室去辦公。二，應當簡化程式文本，重視過程中對機構閃光點的把握。三，保持寬容和耐性，所有的項目書其實都是個“假象”，項目書就像是一間房子的柱子，但絕對不是房子本身。如果資助者看到了柱子對一間房子的作用，那么，心地就會寬敞很多，重視柱子本身的支撐和骨架價值，忽略柱子的粗陋和簡易，重視未來那些依據柱子必然會生長出來的住宅框架和內部格局、外部風景，而淡化對柱子本身的過多索要。
這個“服務型資助”的強調至今還是必須要的，因為資助者有資助者的責任和風險。這些責任和風險必須自己承擔，為了資助而產生的困難應當由資助者自己負擔。申報者需要承擔的是執行的風險，如果把他們過多地拖入資助者自身的風險中，那么，申報者起來反抗“程式不公”的心志，遠比反思自身存在問題的心氣要高。
但不等於這樣就可以縱容自己對程式繼續厭煩下去。世界上所有的項目書，其實都是很簡單的一份“思維導引表格”。這份表格的使命就是幫助理一下思路，定一下節點，確認一下大體的時間、任務和財務的分配，以有利於今後更好地開展工作。如果一個連項目書都不願意寫的人，確實很難相信會在執行過程中有多么完美的表現。
同樣，如果一個人對行業尚未熟悉，卻不遍識行業同行的風采，這也是有問題的。我們確實需要“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業務上”。但這個“業務”是什麼，是值得討論的。了解同行，熟悉同行過去已經有的做事規則或者說“曾經的案例”，某種程度上決定自己能否在這個行業長期紮根。
同樣，人是社會動物，如果對社會形態不加了解，那么，想要解決“社會問題”，那也是難上加難。適度地參與社會來往，尤其是行業之外的異質資源、陌生思路、隔閡行業的來往，只會增加自己的心智，只會在解決問題時提供更多的想像空間，而絕對不會束縛你的思想，浪費你的精力和才華。
何況，所有的公益行業都是服務社會需求的。服務需求的方式，極其多樣。因為服務對象是隨時可能存在的。他可能是公車上的共同乘客，也可能是飯桌上的一位企業員工。他可能是你原來極其難以結交的政府某官員，也可能是一個特別沉悶的大學老師。積極地發現，努力地接應這些社會需求，其實更體現著一家公益組織的捕捉和干預的能力。
公益組織為解決社會難題而生。但如果患上了社交恐懼症，那么，無論是發現社會難題的能力，還是解決社會難題的能力，都會嚴重衰退或者說持續不生長。過去二十多年來，諸多環保組織之所以長成了老頭樹，與這個原因高度相關。這樣的直接後果是，以自己的目光去確定需求，而不是以需求者的目光來決定自己呼應的方式。打個比方來說，如果一個醫生以為全世界的人都患了神經病，那么，他只會對每個來急診的人開出神經病的那幾個處方；而如果一個醫生真的把自己當急診室醫生看待，那么，他們絕對會從病人的角度去診斷其病狀，分析其病因，盡當時醫院所有的條件和醫生自身的水平，給出“當時最好的療法”。這才是一個開門面向社會的公益組織的基本運營思路。基於此，廣泛參與社會的各類活動，並從中不停地“被需求者信任和選擇”，才是一個願意參與公民社會的環保組織的基本態度。
三、 發展恐懼症，或者說，邊緣恐懼症
國際上很多所謂的規律在中國根本不成立或者說無法兌換為現實。環保組織這個行業也是如此。
2012年10月份，公益人士鄧飛，牽頭髮起了“讓候鳥飛”項目。2013年2月份，又是鄧飛，牽頭髮起了“中國水安全計畫”項目。幾乎是同一個時間，央視記者陶海軍，發起了“保衛母親河公益行動”項目。這些“局外人士”的介入速度如此之快，其結果不是對這個行業產生震動，而是招來了懷疑。
2013年8月28日，“中國水安全計畫”在北京一家五星級酒店舉辦了正式啟動的發布會。這個項目與“讓候鳥飛”一樣，都是與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合作，面向中國所有的草根組織共同發展。當時並未表態接下來的資助如何開展。一些參與的環保組織負責人，對此表現出了鮮明的疑慮，他們擔心鄧飛等發起人是一個只會做口頭宣傳的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力量灌輸到這個行業。
真正的力量，無外乎三個，一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二是資助行業發展的能力，三是推動行業改善或者說最佳化的能力。
鄧飛等人的進入與此前其他環保組織的生長方式略有不同。鄧飛更擅長把社會的資源激發為公益的能量，並引導其一部分可引導的能量迅速流淌進來，讓這個行業產生一些新的成果甚至是變革。某種程度上說，20多年來，中國真正有活力或者說有願望的百十家環保組織，一直在以“從內向外”生長的方式緩慢地發展，無論是其體量還是其成果，都難以與中國當前極端發展的方式相抗衡。因此，擔憂中國環境的人，每天都生活在極度的焦慮中。一些責怪也因此落到了中國的環保組織身上，好像是它們的不給力，才造成了今天環境如此惡化的局面。
也許，無論從哪個方式來說，中國當前的環保組織狀態，都是在當前中國社會、歷史能給予的條件下得到的最優狀態。我們需要討論的是大家如何在“新媒介賦權”時代下、公眾教育普及時代下、公眾經濟實力增長的情況下，構想一些其他更可能的發展方式。
行業的發展來自於新個體或者說新機構的發展。環保組織和其他行業一樣，每個機構都只負擔一定的歷史使命。那些可能歷史使命已經完成的機構，如果我們繼續希冀他們擔當新的責任，引發新的變革，結晶新的成果，不如寄希望於那些在新時代混沌的海水中，耦合出來的新生兒。這才是一個肯大力發展的行業的基本心態。
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負責人馬軍，最近被業界公認為第二代環保組織的領軍人物，其獨步天下的秘籍，就是持續地對一個領域發起猛攻。這個領域馬軍認為是環境信息公開，而在行業認為，則是以數據和道理，對環境違規企業進行持續的督導和勸告，推動其“像一串葫蘆”那樣逐級改良。2005年以來，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通過收集環保部門處罰的企業信息——據說已經收集了13萬多條——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企業污染資料庫。然後，對這些數據進行總結和提煉，設計出了“針對行業品牌企業進行倡導，推動其逼迫供應鏈進行綠化”的方式，讓企業一個一個在承認問題的同時，探討儘早解決問題的辦法。這個辦法正在IT行業、紡織行業、造紙行業身上試驗。
由於這樣的作為，公眾環境研究中心被全中國所有的資助方看好。其穩定的運營方式，可信的成果引得，都對重視“效率和產出”的資助方尤其是企業家出身的資助方產生了極大的吸引力和震動力。由此，公眾環境研究中心開始制訂其“未來五年發展計畫”時，充滿了雄心壯志，據說五年內準備籌集6000萬元左右的資金，在全國各地快速推進其業務模式的複製和擴張。
這樣的機構當然是一家富有發展潛力也保持發展願望的機構。相比之下，很多機構持續在發展與不發展、如何發展的狀態下動盪。而動盪的方式總是停留在原始而粗放的狀態，不是創始人之間出現分裂，就是發展方向不肯定型，導致頻繁地調整；不是人才培養計畫失敗，十年二十年後仍舊是孤家寡人，就是發展一段就出現“迷茫”，原本熱鬧的突然之間冷清起來，以“訓練內功”為由，退回自家的一畝三分地。很多“有經驗有威望”的機構，不僅僅沒有持續在環境保護的邊緣探索，讓智慧與勇氣的鮮花開遍原野，相反，越做越抽抽，退回到創業之前都不如的狀態，面臨“社會信用喪失”和“行業悄然退市”的雙重滑坡。
當然，與一些機構畏懼持續向邊緣進軍相比，放眼全國，中國的環保組織又好像正在遍地開花，隨機冒頭。在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的視野之內，福建的廈門綠十字、江蘇的南京綠石、安徽的綠滿江淮、湖南的綠色瀟湘、湖南的護鳥營、青海的普氏原羚公眾交流基地、廣東的拜客·廣州、浙江的樂綠會、湖北的綠江南、鄭州的綠色中原、四川的成都觀鳥會、四川的成都根與芽，等等，都在成為中國民間環保力量的最新骨幹。而在這些新生勢力的周邊，山東的綠行齊魯、湖南的長沙曙光環保公益中心、湖北的環境公益律師團，等等，都在以極強悍的方式在業內蓬勃生長。一個機構能否生長，其實只有一個指標，就是看其是否願意針對現實的中國環境問題而展開諸多富有行動力的倡導。
如果在中國，你的眼光只看到環保組織，那么你就錯了。中國更富有生命力的可能是另外兩種人，一種是環境維權者，一種是個體環保行動者。前者相對來說更基於自己所遭受的傷害，但他們博弈的方式總是充滿傳奇和壯烈，充滿智慧和美妙。而後者，則充滿靈動和機智，充滿自由與英雄氣概。
2013年8月份，青海玉樹雜多縣開礦有可能傷害生態的訊息通過微信流傳開來。關注三江源的人們通過微博的聚合，迅速組織了“三江源環境觀察團”，並於2013年9月中旬在青海開展了為期8天的考察，同時與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管理局等諸多部門展開了對話，引起了國內外的高度重視。這種依事而組合、事畢即解散的方式，有可能成為未來環保行動的最流行方式。
某種程度上說，中國的民間環保組織，正在迎來一個“行動至上”的時代。無論其外形如何，是否註冊，機構的新老如何，行業的生態位在哪裡，所有的人只能為環境改善而服務。所有願意成為環保行動者的人們，都將成為中國民間環保發展的核心力量。未來的時代，可能更多的是以個體環保行動者為核心，更多的是隨機發起一個個環保干預行動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是不是成立環保組織，可能真的不重要，但社會資源如何與這樣的流態環保形成對接，可能需要更多的實踐者去探索，有人會為此付出代價，有人則會在這一過程中，成為新的一批英雄。英雄不問出身，但問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