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生態(自然界產業生態)

綠色生態是我們的資源，是我們的財富。“綠色生態”就是“健康”，就是“生命力”。發展綠色產業，建設生態文明，遵循生態規律。造福人類，造福國家，造福自己及子孫後代！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綠色生態
• 外文名：green environment
• 意義：發展綠色產業的指導思想

含義

中國共產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加大生態和環境保護力度，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綠色發展指數年度報告的研究在國內尚屬首次，填補了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空白，使中國能夠有根據地參加關於這一問題的國際對話，有助於提高全民的綠色發展自覺，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背景

全球氣候變化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成為21世紀人類發展最大的挑戰之一。所謂氣候變化是指由於人類活動排放溫室氣體造成大氣成分的變化，引起以變暖為主要特徵的全球氣候變化。這一人為因素主要是1750年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活動引起的，如化石燃料的燃燒、土地利用的變化。
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能源的使用和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在急劇增加。自1750年以來，全球累計排放1.1萬億噸二氧化碳，其中已開發國家排放占80%，美國占26.9%居首位，而中國也已經居第二位，占8.2%。1950—2002年期間，中國的二氧化碳累計排放量占世界同期的9.33%，仍居世界第二位。由此可知，不只是美國負有減排的第一大歷史責任，同樣即使人均排放量仍然很少的中國也已經負有第二大歷史責任。並且根據最新估計，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第一大國。因此，隨著氣候變化影響的加劇，中國也已經面臨來自世界的越來越多的減排壓力。
實際上本文需要指出的很重要一點是，中國的節能減排不僅僅是出於對國際壓力的反應，而是有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內在要求。從可持續發展到科學發展再到提出的綠色發展，這體現了中國人發展理念的創新，甚至也可以說是對世界的發展理念的貢獻。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巨大的挑戰，但同時又是一個契機，中國需要把握住這次發動甚至領導“綠色工業革命”的機會，走出一條綠色發展之路。
2012年10月11日，商務部副部長王超表示，當前綠色發展已大勢所趨，投資促進工作要做好節能環保、服務業等重點產業領域的工作。當前綠色發展已大勢所趨，新形勢下，投資促進工作要為實現我國經濟平衡、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大局服務，必須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

綠色工業革命興起

一方面可以說氣候變化是人類目前共同面對的最大挑戰，但另一方面如果從積極的角度來看，這也將是人類迄今為止的最大的一次發展機遇，我們稱之為“綠色工業革命的興起”。那么這次“綠色工業革命”和前幾次工業革命有什麼不同?可以說最大的不同之處，就在於之前的歷次工業革命都是依賴於化石能源，因此在經濟總產出增長的同時，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增加。而綠色工業革命的實質是人類第一次實現工業或者經濟總產出提高的同時碳排放下降，甚至是“脫鉤”。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包括核能的使用。
回顧1750年以來全球的現代化發展歷程，世界上至少已經形成了三次工業革命。
第一次是英國領導的蒸汽機革命，正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啟動了人類的第一次工業化、現代化。而中國恰恰在這個時期沉溺於清王朝盛世中，而且的確這也正是中國農業文明、農業經濟、農業社會的巔峰時期。但是，我們失去了第一次向工業文明、工業經濟、工業社會轉型的機會。
第二次是美國領導的鐵路革命、鋼鐵革命、電力革命以及化石能源(石油)革命。但是
這也促進了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是大規模的排放。中國同樣也在這場革命中失去了機遇。
第三次工業革命就是信息革命，主要發生在20世紀的下半葉。在這場革命過程中，其實中國一開始是落伍者、邊緣化者(Marginalized)。也正是在這場革命日益蓬勃發展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鄧小平意識到了世界新技術的革命，並且打開國門開始改革開放，才使得我們抓住了最後的機會。由此中國開始從落伍者變成了追趕者，從信息與通訊技術的邊緣化者很快成為了積極採用者、進而成為世界最大的用戶國、生產國和出口國。當然我們也希望能夠為一個新的技術創新國。
以上是三次工業革命中中國的不同表現。另外如果從中國GDP占世界比重的變化角度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這一過程，如表1所示。在182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發展初期的時候，中國正處於農業社會發展的頂峰。此時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將近1/3，達到了32.9%，而此時英國的GDP只相當於中國的15.81%。到了1870年，英國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它的GDP占世界比重已經上升到了9.1%，而中國則迅速下降到了17.2%。之後世界進入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美國開始迅速崛起。1870年美國的GDP相當於中國的大約一半，而到了1950年已經相當於中國的6倍。並且1950年的時候中國GDP占世界的比重也降至歷史的最低點，僅有4.5%。而從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主動應對現代化的挑戰並積極地追趕，於是中國的GDP占世界比重也從1980年的5.2%迅速上升到了2006年的16.78%，也迅速縮小了與美國之間的相對差距。
這三次工業革命的歷程告訴我們，必須順應世界發展浩浩蕩蕩的潮流。當世界潮流來臨之前或者是來臨之中，我們必須要對外開放，積極地迎接並參與。當前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更是如此。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這是一場新的思想解放運動。30年前鄧小平同志發動的思想解放運動使中國脫離了計畫經濟時期的傳統體制和觀念，而這一次我們實際上是要擺脫傳統的發展模式和觀念，來主動地參與第四次工業革命。而這次綠色革命最大的創新點也是與前幾次工業革命最大的區別，就是要使得經濟成長和二氧化碳排放“脫鉤”，即經濟發展的同時二氧化碳的排放並不隨之增加。具體來說，綠色革命也伴隨著綠色能源、綠色製造業、綠色消費以及綠色住宅，等等。因此儘管中國因氣候變化問題面臨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和挑戰，但是這同時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人類歷史上的歷次工業革命，有助於我們更加清晰地理解當前所面臨的形勢。因此實際上歷史已經不允許我們再犯過去那樣的錯誤，未來更不允許我們犯這樣的錯誤。因為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競爭面前，任何一個國家都會不進則退，甚至進慢了也是退。我們要有強烈的危機意識，要把挑戰轉化為機遇。這就是現在的全球背景，第四次工業革命——綠色工業革命即將來臨。

中國發展模式轉變

在討論全球氣候變化與中國綠色發展的時候，其實我們不僅僅是對國際社會做出承諾，更重要的是中國自己需要去主動減排。實際上這是出於中國自身的利益，而不只是迫於國際上的壓力。這也涉及中國發展的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要發展什麼樣的現代化?過去總是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但是盲目地追求發展還會產生“發展悖論”。這就需要認識清楚什麼是中國自身的核心利益，首先也需要討論一下中國的自然國情
（一）中國的“自然國情”
對於中國自然國情的認識並非一開始就具備。1991年中國科學院地學部第一次對中國的“災害國情”做了一個描述，作者本人也參與了。當時的提法就是中國是世界上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發展不平衡、自然資源相對緊缺、生態環境相當脆弱、自然災害發生極為頻繁、影響損失巨大的國家。這是當時我國科學家的共識，但還不是社會共識，更不是政治共識。
當受到了自然界的嚴重懲罰之後，這個共識才逐漸形成。在我國受到南方雨雪災害、汶川地震等一系列自然災害之後，我們才形成了對自然災害國情的政治共識。胡錦濤同志在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上談到的一個核心觀點就是重新認識中國的自然國情：“我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災害種類多、分布地域廣、發生頻率高、造成損失重。我們要深刻認識這一基本國情。”①其實當胡錦濤講這句話的時候，新中國已經建國快60年了。這段話並不是在新中國建國時1949年由毛澤東提出的，也就是說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才認識到這一點。
其實通過數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已經是受到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受災人口最多的國家。從1990年到2007年，全世界因為氣候變化引起的自然災害受災人口平均每年大約2.1億人，而中國占到了其中的1.1億人，相當於全世界受災人口的52.4%，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基本國情。正是這個基本國情告訴我們，中國本身是氣候變化最大的受害者。儘管在溫室氣體的製造和排放上中國是後來者，但是我們的受害卻是最嚴重的。
另外從災害造成的糧食減產量來看，在上個世紀50年代全國每年因災害造成的直接糧食減產是380萬噸，相當於當時每年糧食總產量的2.1%。到了上個世紀90年代平均每年的直接糧食減產就達到了3 290萬噸，相當於同時期年均糧食總產量的7.0%，因此我們可以視自然災害為當前對糧食和農業的最大威脅。
再從災害的直接經濟損失來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每年災害直接經濟損失占GDP的比重就已經是相當高了。後來由於我國GDP規模迅速增大，所以這個比重有所下降，但是損失的絕對數還是在大幅度上升。例如，僅2008年的南方雪災就造成了1 561億元的直接經濟損失。隨著經濟的發展，單位土地面積上的GDP越來越多，單位土地面積的糧食產量也在提高，因此災害造成的損失也越來越大。此外，災害經濟損失占當年新增GDP的比例同樣也很高。作者本人曾經直接參與了“國家綜合減災防災‘十一五’規劃”，裡面規定得很清楚，要求災害直接經濟損失占GDP的比重要小於1.5%，但是最近兩年的實際情況已經超過了這個比例。
另外，以上列出的損失指的只是直接經濟損失，並沒有包含人員的傷亡數。實際上人的生命的價值是無法衡量的。因此我們也提出在“十二五”規劃中應該有“兩個明顯減少”，第一是直接經濟損失占GDP的比重明顯減少，第二就是人員的傷亡數要明顯減少。
（二）中國發展模式的轉變
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制定“九五”規劃的時候，首次明確提出要轉變中國的經濟成長方式。如果回溯一下從那以來我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轉變經濟成長方式”的
努力是先成功後逆轉。在“九五”時期(1996—2000年)，儘管遇到了亞洲金融危機和內需不足的影響，我國仍保持了8.63%的經濟成長率，而且現在看來這也是比較符合中國長期增長潛力的一個數字。而這個時期一個很好的現象是我國實現了能源消費的低增長，只有年均1.10%，從而使得能源彈性係數非常低。這一時期經濟每增長一個百分點，能源消耗的增長只有0.127個百分點，因此能源消費與經濟成長之間有所“脫鉤”。最重要的是，這個階段我國的二氧化碳排放絕對量在下降，年平均下降2.85%，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的首次。所以由此我們可以判斷，“九五”時期中國的經濟成長模式的確得到了轉變。
然而很可惜的是在“十五”規劃中，節能減排沒有得到很好的強調，並且也沒有作為一個重要的指標提出來。因此在2002年以後，中國經濟開始新一輪高增長的同時能源消耗也出現了急劇的增加。如表2右邊一欄數據所示，從2001到2008年，中國年均經濟成長率與前一個階段(1996—2000年)相比只提高了1.6個百分點，但是資源代價和污染代價都是巨大的，例如能源消費的增長率就比前一階段提高了8.3個百分點，達到9.4%。因此我們稱之為“高代價的高增長”。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經濟發展的“淨福利”應該等於名義GDP減去各類損失，如果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我國在這一階段的“高增長”其實是得不償失。
中國所遇到的基本問題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如何“科學發展、綠色發展”。針對“十五”時期我國發展模式的逆轉，2005年10月份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首次做出獨立的第三方評估，尖銳地批評了“十五”規劃期間沒實現節能減排，也沒能很好地轉變經濟成長方式。這份報告當時給國務院主要領導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針對“十五”規劃期間的兩個突出問題——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和單位GDP能耗上升，本屆政府在“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節能減排的定量指標，並且首次將其作為政府的約束性指標，通過法定程式在2006年由全國人大通過並正式開始實施。
過去30多年我國創造了輝煌的經濟奇蹟，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取得這些經濟成就很關鍵的一個前提條件是我們在這一時期成功地創造和維持了30多年的國際和平環境。假如我們未來想要進一步發展現代化，則必須繼續構築新的國際和平環境，而這個國際和平環境本質上就已經需要中國能夠為全球提供公共產品，穩定全球氣候變化，推動全球減排。這既是中國的機會，也是中國的責任。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十二五”規劃時重要的國際和國內背景。
十三五綱要提出 堅持綠色發展，著力改善生態環境
堅持綠色富國、綠色惠民，為人民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富強、中國美麗。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有度有序利用自然，調整最佳化空間結構，劃定農業空間和生態空間保護紅線，構建科學合理的城市化格局、農業發展格局、生態安全格局、自然岸線格局。設立統一規範的國家生態文明試驗區。
根據資源環境承載力調節城市規模，依託山水地貌最佳化城市形態和功能，實行綠色規劃、設計、施工標準。
支持綠色清潔生產，推進傳統製造業綠色改造，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鼓勵企業工藝技術裝備更新改造。發展綠色金融，設立綠色發展基金。
加強資源環境國情和生態價值觀教育，培養公民環境意識，推動全社會形成綠色消費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