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記系列:毛澤東與談家楨》內容簡介：談家楨少年有志，學有所成、回國後致力於我國遺傳事業的研究；毛澤東關心我國的生物科學發展，與科學家經常來往。《人物傳記系列:毛澤東與談家楨》通過毛澤東和談家楨一段交往，表現了毛澤東對我國的科學事業和科學人才的重視和關心，展現了談家楨等科學家的愛國情懷和學術情操，同時也展示了我國建國初期科學事業的發展歷程。
基本介紹
- 書名：統戰人物傳記系列:毛澤東與談家楨
- 出版社：華文出版社
- 頁數：231頁
- 開本：16
- 品牌：華文出版社
- 作者：張光武
- 出版日期：2012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7537154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統戰人物傳記系列:毛澤東與談家楨》屬於首創，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一項富有開拓性意義的重要成果。
作者簡介
張光武，江蘇南通人，先後畢業於上海市育才中學和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90年代赴巴黎第七大學和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進修，師從漢學家、歷史學家、時任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副校長巴斯蒂夫人。2002年起主持民盟上海市委宣傳部工作。發表散文、隨筆、報告文學、傳記文學和論文200餘萬字。作品《年輪》曾獲上海市文聯、作協、記協聯合舉辦的建國50周年大型徵文一等獎和2002年民盟部分省市統戰理論研究二等獎。《塵封的歲月》等被多家省市大學中文系選入範文，《拉雪茲神甫墓地》、《科學殿堂最美的女人》、《那錘另類的拍賣》、《城市、街道和記憶》等作品被選人上海和蘇浙版高中語文教材。
圖書目錄
回顧與展望
《毛澤東與談家楨》代序談家楨
第一章領袖與學者
第一節西湖邊上的一個冬夜
第二節半個多世紀的友誼
一、從第一師範到農民協會
二、北方來鴻
三、“一十八年了”
四、迎接解放
五、中南海聆教
六、“沒有人怪你！”
七、《五一節晉見毛澤東》的前前後後
第三節情系文字緣
一、中國的《西行漫記》
二、“你善於用曲筆”
三、“要‘軟中有硬
第二章談家楨與遺傳學
第一節“中國的摩爾根”
一、少年談家楨
二、人是誰創造的？
三、情鐘達爾文
四、他不是死讀書的學生
五、談家楨初識費孝通
六、李汝祺與談家楨
七、“中國的摩爾根”
第二節大洋彼岸的科學群體
一、赴美深造
二、摩爾根、杜布贊斯基和談家楨
三、“蠅室”生涯
第三節唐家祠堂的追求
一、竺可楨和浙江大學
二、抗戰歲月中的談家楨和浙大
三、終生難忘唐家祠堂
第四節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輸送人才為國服務
二、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
三、李森科其人和前蘇聯的一幕悲劇
四、摩爾根學派在蘇聯
五、“我還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去！”
第三章毛澤東與談家楨的友誼
第一節毛澤東與自然科學
一、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
二、暢談非歐幾何學
三、“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
四、“毛粒子”的故事
五、“主席啊，您是有意考我吧？”
六、二約李四光
七、毛澤東與楊振寧、李政道
第二節毛澤東與史達林
一、毛澤東初晤斯大彬
二、史達林的讓步
三、談判
四、簽約
五、反客為主
六、中蘇分歧
第三節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
第四節“青島會議”前後
一、“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l
二、毛澤東與“雙百”方針及遺傳學
三、毛澤東和周谷城的形式邏輯
四、毛澤東和青島會議
五、為李汝祺文章寫編者按語
第五節“二龍搶珠”與“三八線”
一、“二龍搶珠”
二、“你就是遺傳學家談先生啊！”
第六節“老朋友啦。談先生！”
一、整風開始
二、談家楨的三條“辮子”
三、毛澤東為談家楨剪掉了“辮子”
四、“最好回去還是當總編輯吧！”
五、“宋高宗的‘哥哥”’
六、《新民晚報》辦得好
第七節“毛主席給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氣！”
一、敢于堅持真理
二、“要大膽把遺傳學搞上去！”
三、留得青山在
四、新中國的遺傳學正在急起直追
五、難忘廣州會議
第四章“文革”中的毛澤東和談家楨
第一節劫難
第二節毛澤東與周谷城的最後一晤
第三節家破人亡
第四節心有千千結聚散兩依依
第五節“談家楨還可以搞他的遺傳學嘛！”
第六節堅持真理
第七節“為什麼沒有見到你發表文章？”
第八節相濡以沫的慰藉
第九節大難不死
第五章一個沒有畫上句號的故事
第一節科學的春天
第二節夕陽無限好
一、一個嚴峻的事實
二、抓住機遇與國際接軌
三、三個到位
四、萬紫千紅春色滿園
五、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第三節寶島之行
一、初訪受阻
二、再訪成行
三、談家楨重晤蔣緯國
四、台島人民的心聲
第四節NE×TSTOP——WHERE？——北京
一、回憶與思考I
二、智珠在握贏得成功
第五節跨越時空的對話
第六節心繫教育上書中央
第七節民族之光
第八節保護人類基因資源再度上書中央
第九節總書記的關心
尾聲
再版後記
《毛澤東與談家楨》代序談家楨
第一章領袖與學者
第一節西湖邊上的一個冬夜
第二節半個多世紀的友誼
一、從第一師範到農民協會
二、北方來鴻
三、“一十八年了”
四、迎接解放
五、中南海聆教
六、“沒有人怪你！”
七、《五一節晉見毛澤東》的前前後後
第三節情系文字緣
一、中國的《西行漫記》
二、“你善於用曲筆”
三、“要‘軟中有硬
第二章談家楨與遺傳學
第一節“中國的摩爾根”
一、少年談家楨
二、人是誰創造的？
三、情鐘達爾文
四、他不是死讀書的學生
五、談家楨初識費孝通
六、李汝祺與談家楨
七、“中國的摩爾根”
第二節大洋彼岸的科學群體
一、赴美深造
二、摩爾根、杜布贊斯基和談家楨
三、“蠅室”生涯
第三節唐家祠堂的追求
一、竺可楨和浙江大學
二、抗戰歲月中的談家楨和浙大
三、終生難忘唐家祠堂
第四節山雨欲來風滿樓
一、輸送人才為國服務
二、來自西伯利亞的“寒流”
三、李森科其人和前蘇聯的一幕悲劇
四、摩爾根學派在蘇聯
五、“我還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國去！”
第三章毛澤東與談家楨的友誼
第一節毛澤東與自然科學
一、自然科學是很好的東西
二、暢談非歐幾何學
三、“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
四、“毛粒子”的故事
五、“主席啊，您是有意考我吧？”
六、二約李四光
七、毛澤東與楊振寧、李政道
第二節毛澤東與史達林
一、毛澤東初晤斯大彬
二、史達林的讓步
三、談判
四、簽約
五、反客為主
六、中蘇分歧
第三節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
第四節“青島會議”前後
一、“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l
二、毛澤東與“雙百”方針及遺傳學
三、毛澤東和周谷城的形式邏輯
四、毛澤東和青島會議
五、為李汝祺文章寫編者按語
第五節“二龍搶珠”與“三八線”
一、“二龍搶珠”
二、“你就是遺傳學家談先生啊！”
第六節“老朋友啦。談先生！”
一、整風開始
二、談家楨的三條“辮子”
三、毛澤東為談家楨剪掉了“辮子”
四、“最好回去還是當總編輯吧！”
五、“宋高宗的‘哥哥”’
六、《新民晚報》辦得好
第七節“毛主席給了我巨大的力量和勇氣！”
一、敢于堅持真理
二、“要大膽把遺傳學搞上去！”
三、留得青山在
四、新中國的遺傳學正在急起直追
五、難忘廣州會議
第四章“文革”中的毛澤東和談家楨
第一節劫難
第二節毛澤東與周谷城的最後一晤
第三節家破人亡
第四節心有千千結聚散兩依依
第五節“談家楨還可以搞他的遺傳學嘛！”
第六節堅持真理
第七節“為什麼沒有見到你發表文章？”
第八節相濡以沫的慰藉
第九節大難不死
第五章一個沒有畫上句號的故事
第一節科學的春天
第二節夕陽無限好
一、一個嚴峻的事實
二、抓住機遇與國際接軌
三、三個到位
四、萬紫千紅春色滿園
五、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第三節寶島之行
一、初訪受阻
二、再訪成行
三、談家楨重晤蔣緯國
四、台島人民的心聲
第四節NE×TSTOP——WHERE？——北京
一、回憶與思考I
二、智珠在握贏得成功
第五節跨越時空的對話
第六節心繫教育上書中央
第七節民族之光
第八節保護人類基因資源再度上書中央
第九節總書記的關心
尾聲
再版後記
後記
《統戰人物傳記系列》是本社列入國家“九五”規劃的重點圖書。初版時，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王兆國同志親自作序，並指出：“編撰和出版這套叢書，既具有重要文化價值，更可以發揮以史為鑑、以史育人的作用。”叢書自出版以來，不僅成為統一戰線工作者的案頭書，更受到眾史學工作者和讀者的歡迎。從統一戰線的視角、採用紀實的手法，聚焦鉤沉老一輩革命家與愛國民主人士的歷史交集、人生交往，以豐沛的細節再現中國近現代史的演進歷程，本套書屬於首創，是中共黨史研究、中國現代史研究的一項富有開拓性意義的重要成果。
為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特別是為滿足今日青少年學習歷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長的需要，本社決定修訂再版此書。在此，我們向給予此書諸多支持的作者們、讀者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華文出版社
2012年5月
為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特別是為滿足今日青少年學習歷史、汲取智慧、健康成長的需要，本社決定修訂再版此書。在此，我們向給予此書諸多支持的作者們、讀者們表示深深的謝意！
華文出版社
2012年5月
序言
《毛澤東與談家楨》一書，把我帶回到三四十年前的過往歲月中。儘管往事如煙，人故物非，但不少事情，至今憶來，仍歷歷在目，譬如我和毛澤東主席的那段交往。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是在1956年3月，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也就是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結束後不久。這兩次會議召開的背景，意在貫徹毛澤東主席親自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即“雙百”方針)。兩次會議，我都出席了。對“雙百”方針我抱著積極擁護的態度，這不僅是因為“雙百”方針本身意味著在學術和藝術創作等問題上，鼓勵人們平等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允許不同學術思想、不同學術流派同時存在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還將從根本意義上調動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聯繫我本人和我所從事的遺傳學事業來說，“雙百”方針的提出，毛澤東主席本人對青島遺傳學會議的關注，其實是對當時正岌岌可危、瀕臨夭折的中國遺傳學事業的一種根本意義上的支持。坦白地講，建國以後一直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中國遺傳學事業，在來自蘇聯“李森科學派”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已經到了難以支撐下去的局面。“雙百”方針的提出，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召開，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關注，無論對中國遺傳學事業，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種莫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
毛澤東主席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寬廣、學問淵博、平易近人。從1956年3月後，我前後四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其中，會晤時間最長、談話內容最豐富的是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劉莊的那次會見。在那次會見中，毛澤東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過人的才學、博古通今的知識面和精闢犀利的見解。
毛澤東主席待人是十分隨和的。就以杭州西湖劉莊的那次會見而言，他無論對周谷城，還是對我和趙超構，都顯得十分隨和。毛澤東主席談話不是教條式的，很幽默。那次杭州西湖談話的前後，他正在思考著一些大問題，在跟我們的談話中也表露出來，譬如，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強調的走民眾路線、和工農民眾結合的問題；再譬如，他在談話中反覆提到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幾天后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他都提到了。
毛澤東主席教育人，很講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當的。譬如，在那次西湖會晤時，他希望我們注意到民眾中去，向民眾學習，經過他的譬解，我們心服口服。後來，趙超構就按照毛澤東主席的囑託，去了自己的家鄉，寫出了很好的文章。
毛澤東主席的講話和文章，充滿了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其中最令人感到信服的，就是他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他的“兩論”，也是我們進行自然科學研究的指南。毛主席在《實踐論》中，精闢地闡述了實踐和理論的關係，他指出，實踐(包括生產和科學實踐)相對於理論而言，實踐是第一位的，理論產生於實踐，又反過來作用於實踐，指導實踐。當前，我們提出科教興國，注重加強基礎研究，就涉及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的溫度下，雞蛋能孵化出小雞；在這裡，“溫度”這個外因是必須的，但是，溫度不可能讓鴨蛋孵化出小雞來。這是毛主席對內外因關係的生動的譬解。可以說，當年，正是毛主席的“兩論”，使我掌握了理論的武器，具備了與李森科之流鬥爭的力量和勇氣。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且是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發展的。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工作者，令我印象最深、感觸最多的，是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那次大會，被郭沫若譽為“科學的春天”。小平同志在這次大會上石破天驚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嗣後，又進而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小平同志的話語，小平同志的思想，對於我們廣大科學工作者來說，確確實實，是春天，是及時雨，是旱天雷，是一個延續至今的艷陽天的發端！
坦率地講，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前的近三十年問，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沒有大的發展，而且是明顯地落後於世界各科技先進國家。中國科學技術真正上去，應該是從1978年才開始。誠然，毋庸諱言，由於欠賬過多，差距太大，對於世界各先進國家而言，我們在科學上還是處在跟的階段，殊少創新的東西。但有一點必須看到，我們畢竟是趕上來了！
創新需要基礎研究。“根深始能葉茂”，這個道理是人盡皆知的。
五六十年代盛行浮誇風，諸如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之類的荒唐口號。這股浮誇風對科技界也有影響，例如，忽略和不重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要花大力氣，關鍵是人才的投入。科學技術是要靠人去搞的，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定要跟教育的發展結合起來。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口號，叫“科學救國”，我個人也確實為之奮鬥了大半生，現在提“科教興國”，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一起，就全面多了。
應該說，從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以來的這二十年，為我們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但是，一個大問題也暴露了出來，那就是，我們的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已遠不適應於當前發展的需要。未來的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進入這樣一個時代，管理要知識化，生產要知識化，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綜合性的工程，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教育體制丞須改革，科技體制丞需改革。
1995年10月，我曾就教育體制改革問題上書中央，受到江澤民總書記、李嵐清副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和支持。我認為，教育體制改革，涉及面很廣，例如高等教育，50年代初，我們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學習蘇聯”，結果使我們自己的教育體制，無論在教學思想、教學管理，還是在專業設定、人才培養等方面，都成為蘇聯模式的翻版。1956年，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長的楊秀峰就高校究竟是單一的教書還是應該成為教育和科研中心的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主席為平息這場爭論，風趣地比喻，說是就此畫上一條“三八線”。這條“三八線”延續了幾十年，使高校和科學院這兩大系統產生了鴻溝，其結果是各自都不能發揮最大的優勢。2l世紀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時代。如何培養和造就適應社會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備的高層次的複合型人才，這是教育部門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我舉雙手贊成中央提出的“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其指導思想是把科技和教育作為興國之本，並堅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和超前發展的戰略地位，我認為，可以用“科教興國、教育為本”八個字來概括。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具體加以實施和貫徹。在原有的體制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是無濟於事的。
高等教育要將大學和專科學分開，大學要進行通才教育，加強基礎訓練，培養複合型人才，進入研究生院後才講“專”。
基礎教育要加強素質教育。對於學生來講，要提倡德、智、體、群、勞、美全面發展。“群”，是團隊精神，凡屬大的科學創造都靠集體的作用，一個人聰明有什麼用？有作為、有能力的人，看不起別人，不能團結合作，結果是妨礙自己有更大的作為；科學創造要動手，要勞動，要手腦結合，所以要提倡“勞”。將來的社會要講語言美、行為美。群、勞、美是要從小養成。
提“科教興國”，科學技術的質量是由人的質量來決定的。德、智、體、群、勞、美的重要性可知。
知識經濟不同於過去的工業經濟，是靠人的腦力。因此，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關鍵在教育，在引導。
高新技術產品，首先要有高新技術。高新技術的形成，則在於高新技術理論。由此可見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今天的理論，明天的技術，後天的產品。”
再好的產品也總是感覺存在著不足，於是就需要不斷加強基礎研究。事物發展的根本的原因是內因，外部條件、外部環境是第二位的。你的基礎研究上不去，你的高新技術產品就出不來。毛澤東主席的“兩論”對於今天搞知識經濟同樣有著指南作用。
建國以來，我們走了不少彎路，我們一定要十分珍惜今天由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一切。我覺得，從現在開始的這二十年，一個重點是抓改革。包括教育體制的改革和科技體制的改革。在這個二十年的基礎上，我們才能談突破，談超越。
可以說，我們國家的真正騰飛，前前後後，總需要六十年的時間吧！也許，以我個人而言，已不可能看到那么一天，但我充滿熱望地期待著那一天，因為，那一天，也正是我窮盡畢生精力以追求的目標哪！
1998年5月20日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主席，是在1956年3月，中央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也就是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結束後不久。這兩次會議召開的背景，意在貫徹毛澤東主席親自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即“雙百”方針)。兩次會議，我都出席了。對“雙百”方針我抱著積極擁護的態度，這不僅是因為“雙百”方針本身意味著在學術和藝術創作等問題上，鼓勵人們平等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和意見，允許不同學術思想、不同學術流派同時存在和發展，更為重要的是，還將從根本意義上調動廣大知識分子投身社會主義事業的積極性。聯繫我本人和我所從事的遺傳學事業來說，“雙百”方針的提出，毛澤東主席本人對青島遺傳學會議的關注，其實是對當時正岌岌可危、瀕臨夭折的中國遺傳學事業的一種根本意義上的支持。坦白地講，建國以後一直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中國遺傳學事業，在來自蘇聯“李森科學派”的巨大政治壓力下，已經到了難以支撐下去的局面。“雙百”方針的提出，青島遺傳學座談會的召開，毛澤東主席的親自關注，無論對中國遺傳學事業，還是對我本人而言，都如久旱逢甘露，是一種莫大的支持。這是我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
毛澤東主席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胸襟寬廣、學問淵博、平易近人。從1956年3月後，我前後四次受到毛澤東主席的接見。其中，會晤時間最長、談話內容最豐富的是1958年1月在杭州西湖劉莊的那次會見。在那次會見中，毛澤東主席充分展露了他那過人的才學、博古通今的知識面和精闢犀利的見解。
毛澤東主席待人是十分隨和的。就以杭州西湖劉莊的那次會見而言，他無論對周谷城，還是對我和趙超構，都顯得十分隨和。毛澤東主席談話不是教條式的，很幽默。那次杭州西湖談話的前後，他正在思考著一些大問題，在跟我們的談話中也表露出來，譬如，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強調的走民眾路線、和工農民眾結合的問題；再譬如，他在談話中反覆提到的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問題，以及宋玉指登徒子好色的例子，在幾天后召開的南寧會議上，他都提到了。
毛澤東主席教育人，很講究方式方法，通常不是直截了當的。譬如，在那次西湖會晤時，他希望我們注意到民眾中去，向民眾學習，經過他的譬解，我們心服口服。後來，趙超構就按照毛澤東主席的囑託，去了自己的家鄉，寫出了很好的文章。
毛澤東主席的講話和文章，充滿了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其中最令人感到信服的，就是他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他的“兩論”，也是我們進行自然科學研究的指南。毛主席在《實踐論》中，精闢地闡述了實踐和理論的關係，他指出，實踐(包括生產和科學實踐)相對於理論而言，實踐是第一位的，理論產生於實踐，又反過來作用於實踐，指導實踐。當前，我們提出科教興國，注重加強基礎研究，就涉及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毛主席在《矛盾論》中指出，內因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一定的溫度下，雞蛋能孵化出小雞；在這裡，“溫度”這個外因是必須的，但是，溫度不可能讓鴨蛋孵化出小雞來。這是毛主席對內外因關係的生動的譬解。可以說，當年，正是毛主席的“兩論”，使我掌握了理論的武器，具備了與李森科之流鬥爭的力量和勇氣。
我個人認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而且是隨著實踐的深入而不斷發展的。作為一個自然科學工作者，令我印象最深、感觸最多的，是1978年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那次大會，被郭沫若譽為“科學的春天”。小平同志在這次大會上石破天驚地提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嗣後，又進而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小平同志的話語，小平同志的思想，對於我們廣大科學工作者來說，確確實實，是春天，是及時雨，是旱天雷，是一個延續至今的艷陽天的發端！
坦率地講，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前的近三十年問，我們國家的科學技術沒有大的發展，而且是明顯地落後於世界各科技先進國家。中國科學技術真正上去，應該是從1978年才開始。誠然，毋庸諱言，由於欠賬過多，差距太大，對於世界各先進國家而言，我們在科學上還是處在跟的階段，殊少創新的東西。但有一點必須看到，我們畢竟是趕上來了！
創新需要基礎研究。“根深始能葉茂”，這個道理是人盡皆知的。
五六十年代盛行浮誇風，諸如提出，“十五年趕超英國”之類的荒唐口號。這股浮誇風對科技界也有影響，例如，忽略和不重視基礎研究。基礎研究要花大力氣，關鍵是人才的投入。科學技術是要靠人去搞的，所以，科學技術的發展一定要跟教育的發展結合起來。在我年輕的時候，有一個口號，叫“科學救國”，我個人也確實為之奮鬥了大半生，現在提“科教興國”，把科技和教育放在一起，就全面多了。
應該說，從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以來的這二十年，為我們國家科學技術的發展打下了基礎。但是，一個大問題也暴露了出來，那就是，我們的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已遠不適應於當前發展的需要。未來的時代是知識經濟的時代，進入這樣一個時代，管理要知識化，生產要知識化，擺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綜合性的工程，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教育體制丞須改革，科技體制丞需改革。
1995年10月，我曾就教育體制改革問題上書中央，受到江澤民總書記、李嵐清副總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關注和支持。我認為，教育體制改革，涉及面很廣，例如高等教育，50年代初，我們不加分析，生搬硬套地“學習蘇聯”，結果使我們自己的教育體制，無論在教學思想、教學管理，還是在專業設定、人才培養等方面，都成為蘇聯模式的翻版。1956年，時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長的楊秀峰就高校究竟是單一的教書還是應該成為教育和科研中心的問題發生爭論。毛澤東主席為平息這場爭論，風趣地比喻，說是就此畫上一條“三八線”。這條“三八線”延續了幾十年，使高校和科學院這兩大系統產生了鴻溝，其結果是各自都不能發揮最大的優勢。2l世紀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時代。如何培養和造就適應社會需要的大批德才兼備的高層次的複合型人才，這是教育部門所面臨的嚴峻問題。我舉雙手贊成中央提出的“科教興國”的戰略方針，其指導思想是把科技和教育作為興國之本，並堅持把教育放在優先發展和超前發展的戰略地位，我認為，可以用“科教興國、教育為本”八個字來概括。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具體加以實施和貫徹。在原有的體制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是無濟於事的。
高等教育要將大學和專科學分開，大學要進行通才教育，加強基礎訓練，培養複合型人才，進入研究生院後才講“專”。
基礎教育要加強素質教育。對於學生來講，要提倡德、智、體、群、勞、美全面發展。“群”，是團隊精神，凡屬大的科學創造都靠集體的作用，一個人聰明有什麼用？有作為、有能力的人，看不起別人，不能團結合作，結果是妨礙自己有更大的作為；科學創造要動手，要勞動，要手腦結合，所以要提倡“勞”。將來的社會要講語言美、行為美。群、勞、美是要從小養成。
提“科教興國”，科學技術的質量是由人的質量來決定的。德、智、體、群、勞、美的重要性可知。
知識經濟不同於過去的工業經濟，是靠人的腦力。因此，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關鍵在教育，在引導。
高新技術產品，首先要有高新技術。高新技術的形成，則在於高新技術理論。由此可見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性。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今天的理論，明天的技術，後天的產品。”
再好的產品也總是感覺存在著不足，於是就需要不斷加強基礎研究。事物發展的根本的原因是內因，外部條件、外部環境是第二位的。你的基礎研究上不去，你的高新技術產品就出不來。毛澤東主席的“兩論”對於今天搞知識經濟同樣有著指南作用。
建國以來，我們走了不少彎路，我們一定要十分珍惜今天由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一切。我覺得，從現在開始的這二十年，一個重點是抓改革。包括教育體制的改革和科技體制的改革。在這個二十年的基礎上，我們才能談突破，談超越。
可以說，我們國家的真正騰飛，前前後後，總需要六十年的時間吧！也許，以我個人而言，已不可能看到那么一天，但我充滿熱望地期待著那一天，因為，那一天，也正是我窮盡畢生精力以追求的目標哪！
1998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