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中的“細節”，決不僅僅指歷史事件的真實細節，還包括歷史思考方面的具體內容。第一、目前史學界的研究界所展示出來的歷史真實和細節，就足夠給人們相當多的啟示和警示了。第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當我們直接面對那些離我們還不太久遠的前人留下的文字時帶給我們的觸動、震撼和思索。收在這個小集子裡的文字，是作者在這些年中陸續寫下的，有幾篇是認認真真、按照甚囂塵上的“學術規範”的要求寫下的論文，更多的是在泛泛的涉獵、瀏覽和思索中，或者是在為寫論文而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偶然見到一些有意思的材料（“細節”）時有感而發寫下的隨筆。可以算是這幾年的研究和思考的一部分記錄，這些文章都在各種刊物上發表過，唯一的例外是那篇《“國家主義”理論評析》。
基本介紹
- 書名：細節的警示
- 出版社：三聯書店上海分店
- 頁數：404頁
- 開本：0開
- 作者：吳小龍
- 出版日期：200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2618788, 7542618784
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
作者簡介
吳小龍，195年4月出生。曾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古代文論專業，獲文學碩士學位；其後讀就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代思想史專業，獲博士學位。現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副教授。多年來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史和思想人物的研究，並已經刊物發表相關文章數十篇。
媒體推薦
自序
編完了集子，似乎得交待一下自己的想法吧，今天是雙休日，“無案牘之勞形”。又恰逢北京金秋特有的陽光明媚的日子，令人神清氣爽，兼以“窗明幾亂”，——一位老朋友說過，我的書桌總是亂的，於是欣然入座，展紙命筆。
原想把集子叫《百年逡巡》的，卻又覺得這么叫太不提氣：徘徊逡巡只該是心有所慮、思有所憂之際一時為之吧，要是“逡巡” 上百來年，人壽幾何?改吧。因此接受編輯朋友的提議，順手就把第一篇的標題安在全書之上了。
不過這“細節的警示”恰好也足以表達我學歷史這么多年的真切感受。當然，這個“細節”，決不僅僅指歷史事件的真實細節，還包括歷史思考方面的具體內容。就我自己的專業—— 中國近現代史和近現代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第一，目前史學界的研究所展示出來的歷史真實和細節，就足夠給人們相當多的啟示和警示了。第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當我們直接面對那些離我們還不太久遠的前人，直接面對他們留下的那些文字時，他們那曾經有過的思考更是足以給我們無盡的觸動、震撼和思索。我想，甚至可以這么說，對於任何真正想獲得思想啟悟和研究靈感的人來說，千萬不要去看那些浩如煙海的“研究”論文和專著，而是要去“直面聖人”
看看他們的原著，那裡能給人的啟示和愉悅是今人的無數轉述、評論(包括我的這些議論)之類的“二手貨”遠遠不能相比、不能企及的。
比如，我自己就覺得在讀陳寅恪、胡適、丁文江、吳稚暉，乃至瞿秋白、蔡和森……之際所得到的感悟是使我愉快的，它給了我對過去那些事件、進程和人物的認識，還給了我寫作的靈感。像陳寅恪“鹹、同之際”的自我定位，就是一個意味深長、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思考。百餘年來，我們一直在中學西學之間來回折騰、爭論、混戰，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缺少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所需要理性(思想上)和自信(心態上)。這種理性、心態和氣度上的“下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中國在面臨“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後最佳的“轉型”起點(或者說“機會”)是在什麼時候?陳寅恪認為是在鹹豐、同治年間。反觀過去那令人痛心的機會的丟失，反思那令人憂心的民族心態的不能守持，我認為陳寅恪有相當的道理。我解讀他的“鹹同之際”的自我定位的文章闡述了我對他的這種理解。也許是由於他的表述過於幽深曲折吧，人們至今還未對他的這種文化認定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對他的解讀給了我自己有關的思考一個開端，我還準備循著這一思路再走下去。
社會進步、文化轉型、民族振興，要是缺少心態上的自信和氣度，思想上的理性和自由，那是很難指望其成功的。而在這兩方面，平心而論，在文化自信方面，我們恐怕都遠遜於當年的辜鴻銘、陳寅恪二先生；而在理性態度上，我們更不如胡適、丁文江、周作人這些五四同人。我的《理性追求和非理性心態》一文和關於胡適、丁文江、吳稚暉等人的幾篇文字，關注點之一正在於此蠢當然涉及的則是他們在不同領域裡(政治、科
學、文化)所體現出來的理性或者非理性態度。自從二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和中國社會，在一波又一波籲求進步的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推盪中急步前趨，造就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變革的輝煌。我想起拿破崙晚年說過的話：我過去的無數輝煌戰果，一個滑鐵盧就把它們抹得乾乾淨淨了；只有我的《民法典》將永世長存。那么，我們過去的歷史中， “長存”的應該是什麼呢?歷史輝煌終歸要消失在歷史中的，但歷史陰影有時卻會籠罩在後人心頭，而歷史教訓，如果被漠視，更會影響著後人。在對理性和進步的追求中，我們常常由於想要急切前行而否定、丟棄了歷史進步最重要的東西：理性、自由、寬容。這一點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有過淋漓盡致的表現·甚至於，就是像丁文江這樣完全認同於思想自由和理性進步的價值的人有時也不能倖免。評點前人之際，我更不免悚然自省。
編完了集子，似乎得交待一下自己的想法吧，今天是雙休日，“無案牘之勞形”。又恰逢北京金秋特有的陽光明媚的日子，令人神清氣爽，兼以“窗明幾亂”，——一位老朋友說過，我的書桌總是亂的，於是欣然入座，展紙命筆。
原想把集子叫《百年逡巡》的，卻又覺得這么叫太不提氣：徘徊逡巡只該是心有所慮、思有所憂之際一時為之吧，要是“逡巡” 上百來年，人壽幾何?改吧。因此接受編輯朋友的提議，順手就把第一篇的標題安在全書之上了。
不過這“細節的警示”恰好也足以表達我學歷史這么多年的真切感受。當然，這個“細節”，決不僅僅指歷史事件的真實細節，還包括歷史思考方面的具體內容。就我自己的專業—— 中國近現代史和近現代思想史的角度而言，第一，目前史學界的研究所展示出來的歷史真實和細節，就足夠給人們相當多的啟示和警示了。第二，尤其是在思想方面，當我們直接面對那些離我們還不太久遠的前人，直接面對他們留下的那些文字時，他們那曾經有過的思考更是足以給我們無盡的觸動、震撼和思索。我想，甚至可以這么說，對於任何真正想獲得思想啟悟和研究靈感的人來說，千萬不要去看那些浩如煙海的“研究”論文和專著，而是要去“直面聖人”
看看他們的原著，那裡能給人的啟示和愉悅是今人的無數轉述、評論(包括我的這些議論)之類的“二手貨”遠遠不能相比、不能企及的。
比如，我自己就覺得在讀陳寅恪、胡適、丁文江、吳稚暉，乃至瞿秋白、蔡和森……之際所得到的感悟是使我愉快的，它給了我對過去那些事件、進程和人物的認識，還給了我寫作的靈感。像陳寅恪“鹹、同之際”的自我定位，就是一個意味深長、幾乎是獨一無二的思考。百餘年來，我們一直在中學西學之間來回折騰、爭論、混戰，這種情況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缺少真正解決這個問題所需要理性(思想上)和自信(心態上)。這種理性、心態和氣度上的“下滑”是什麼時候開始的?中國在面臨“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後最佳的“轉型”起點(或者說“機會”)是在什麼時候?陳寅恪認為是在鹹豐、同治年間。反觀過去那令人痛心的機會的丟失，反思那令人憂心的民族心態的不能守持，我認為陳寅恪有相當的道理。我解讀他的“鹹同之際”的自我定位的文章闡述了我對他的這種理解。也許是由於他的表述過於幽深曲折吧，人們至今還未對他的這種文化認定給予足夠的重視。我對他的解讀給了我自己有關的思考一個開端，我還準備循著這一思路再走下去。
社會進步、文化轉型、民族振興，要是缺少心態上的自信和氣度，思想上的理性和自由，那是很難指望其成功的。而在這兩方面，平心而論，在文化自信方面，我們恐怕都遠遜於當年的辜鴻銘、陳寅恪二先生；而在理性態度上，我們更不如胡適、丁文江、周作人這些五四同人。我的《理性追求和非理性心態》一文和關於胡適、丁文江、吳稚暉等人的幾篇文字，關注點之一正在於此蠢當然涉及的則是他們在不同領域裡(政治、科
學、文化)所體現出來的理性或者非理性態度。自從二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思想界和中國社會，在一波又一波籲求進步的思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推盪中急步前趨，造就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變革的輝煌。我想起拿破崙晚年說過的話：我過去的無數輝煌戰果，一個滑鐵盧就把它們抹得乾乾淨淨了；只有我的《民法典》將永世長存。那么，我們過去的歷史中， “長存”的應該是什麼呢?歷史輝煌終歸要消失在歷史中的，但歷史陰影有時卻會籠罩在後人心頭，而歷史教訓，如果被漠視，更會影響著後人。在對理性和進步的追求中，我們常常由於想要急切前行而否定、丟棄了歷史進步最重要的東西：理性、自由、寬容。這一點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中有過淋漓盡致的表現·甚至於，就是像丁文江這樣完全認同於思想自由和理性進步的價值的人有時也不能倖免。評點前人之際，我更不免悚然自省。
圖書目錄
自序
細節的警示
李鴻章的悲劇
試析清末留日學生革命傾向的形成
長歌召國魂
——談鄒容和陳天華
“王法”時代的文化自信
“鹹同之際”的文化定位
——對陳寅恪的一種解讀
“國家主義”理論評析
理性追求與非理性心態
——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評議
從胡適挽葉德輝的詩說起
丁文江論科學和宗教：八十年後的反思
諧謔中的深刻思考
——談吳稚暉
盧作孚的思想遺產
黃炎培的憂思與欣慰
“少年中國”的追求和失落
——簡評少年中國學會
書生革命家的悲劇情懷
——關於瞿秋白
悲情·人格·思考
——《多餘的話》究竟要說什麼
轉折和誤區
——蔡和森早期思想的個案分析
思想資源與思想自由
——也談“六八年人”
平靜的回憶和回憶的平靜
——讀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薩斯”：人·自然·社會
“巨變”前的憂思
——讀歐文-拉茲洛《巨變》
重讀玻恩：人類的希望何在
一生真偽有誰知
…關於貝利亞
失落的對話
——評謝和耐《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
基督教在中國的限度
——讀楊慧林《中國文化基督教的消解》
戊戌“七”君子
——關於徐致靖
“我常有一種夢想”
——丁文江的治軍夢
中國船王盧作孚
瞿秋白與毛澤東
柳亞子所哭的“無雙國士”
謁張自忠墓
純文學期刊：還能再輝煌嗎?
後記
細節的警示
李鴻章的悲劇
試析清末留日學生革命傾向的形成
長歌召國魂
——談鄒容和陳天華
“王法”時代的文化自信
“鹹同之際”的文化定位
——對陳寅恪的一種解讀
“國家主義”理論評析
理性追求與非理性心態
——20年代非基督教運動評議
從胡適挽葉德輝的詩說起
丁文江論科學和宗教：八十年後的反思
諧謔中的深刻思考
——談吳稚暉
盧作孚的思想遺產
黃炎培的憂思與欣慰
“少年中國”的追求和失落
——簡評少年中國學會
書生革命家的悲劇情懷
——關於瞿秋白
悲情·人格·思考
——《多餘的話》究竟要說什麼
轉折和誤區
——蔡和森早期思想的個案分析
思想資源與思想自由
——也談“六八年人”
平靜的回憶和回憶的平靜
——讀周海嬰《魯迅與我七十年》
“薩斯”：人·自然·社會
“巨變”前的憂思
——讀歐文-拉茲洛《巨變》
重讀玻恩：人類的希望何在
一生真偽有誰知
…關於貝利亞
失落的對話
——評謝和耐《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的衝撞》
基督教在中國的限度
——讀楊慧林《中國文化基督教的消解》
戊戌“七”君子
——關於徐致靖
“我常有一種夢想”
——丁文江的治軍夢
中國船王盧作孚
瞿秋白與毛澤東
柳亞子所哭的“無雙國士”
謁張自忠墓
純文學期刊：還能再輝煌嗎?
後記
文摘
書摘
古希臘一個哲人說過，讀史使人智慧。這話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毛澤東就一生讀史，他從中既讀出了智慧，也讀出了權謀，既讀出了激情(如讀《南史·陳慶之傳》： “再讀此傳，為之神往。”)，也讀出了迷誤(如在大躍進時，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大講《張魯傳》)， 因此不可一概而論。
……
書摘1
二、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鄒容的《革命軍》書成後，由章太炎為之作序，章士釗為之題簽，其後，又在愛國學社所掌握的輿論陣地《蘇報》上連續發表文章，為《革命軍》大作宣傳。如在一篇題為《介紹》的文章中這樣說：“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沖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非但如此，作為《蘇報》主筆的章太炎的名篇《駁康有為書》也於此時出版，與《革命軍》互相呼應，震動了中國思想界。而《蘇報》這時更是連續發表一系列文章，毫無顧忌地公開倡言革命，宣稱“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而且鼓動學生： “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之所共認者也”，要求北京的學生學習巴黎、維也納、柏林、彼得堡的學生： “撞自由鐘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還高呼“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祝北京大學堂學生》)哪一個政府，能夠容忍這樣一種號召推翻自己的煽動性言論呢?如此激進的言論，使《蘇報》“隱然執全國新學界之牛耳”，但也把自己置於與清政府完全對立的位置上。於是就有了《蘇報》案的發生。
1903年6月30日，租界巡捕和警探到愛國學社逮捕了章太炎。次日，已避居虹口的鄒容知道此事後不願置身事外，主動投案。《蘇報》被查封，愛國學社被取締。接著，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額外公堂”對章、鄒進行審訊，而清政府則扮演了在自己國土上的外國法庭上，以政府名義控告本國人民的荒唐角色。清廷原想以“挑詆政府，大逆不道”和“圖謀不軌”的罪名將二人引渡到南京殺害，但列強出於堅持其“租界治權”的考慮拒絕引渡，並在輿論壓力下只判章、鄒二人各監禁三年、二年，草草收場。
《蘇報》案是清末的一次重大的文字獄，清廷原想藉此殺一儆百，壓下革命輿論的洶湧浪潮，結果卻適得其反，反而激怒了國內知識界，使得革命情緒更為高漲。孫中山後來在他的《自傳》中這樣說：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
鄒容、章太炎在獄中受到非人的虐待，但他們並不屈服，以詩歌唱和互相鼓舞、激勵，豪情依然。章太炎《獄中贈鄒容》寫道：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州。快剪刀除辯，乾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鄒容則答詩日： “吾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氖?昨夜夢與爾，同興革命軍。”雖然豪情未泯、氣節不屈，但對於清廷的暴虐和自己的命運，年輕的鄒容卻不是沒有某種悲劇性的預感的。當清政府把革命志士沈藎用竹鞭活活打死的訊息傳到獄中時，鄒容寫下了這樣一首悼詩： “中原久陸沉，英雄出隱淪。舉世呼不應，抉眼懸京門。一瞑負多疚，長歌召國魂。頭顱當自撫，誰為墨新墳。”
這首詩也像是自輓詩。詩常成讖，詩讖駭人。1905年4月，年僅21歲的鄒容不堪虐待，瘐死獄中，並被棄屍獄牆外，後來由革命黨人劉三收斂安葬。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授予鄒容“大將軍”的稱號，以表彰這位“革命軍中馬前卒”的殊勛。l922年，章太炎始於劉三處探知鄒容葬所，為之醵資修墓道，舉行公祭，並作表刻石，告慰英靈。“風雨巴山遺恨遠，至今人念大將軍。”鄒容雖然只活了2 l歲，只留下二萬言的文字，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留下了一個不朽的英名。
三、陳天華和《警世鐘》、《猛回頭》
陳天華字星台，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1875年生。他家境貧寒，小時以放牛、作小販為生，十五歲時才人蒙塾。但貧窮沒有消磨他的大志，天華“少時即以光復漢族為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唾棄不顧，而有愧色”。他看不起胡林翼、曾國藩這些為異族效力，屠殺太平軍的所謂“中興名臣”，而盛讚“草澤聚嘯，英雄崛起，顛覆舊政府”的人民起義。童官無忌亦無畏，觀點似為偏激，愛憎卻極為分明。戊戌變法期間，他在家鄉的一所新學堂學習，在一次作文《述志》中，他這樣表達了自己的抱負： “大丈夫立功絕城，決勝疆場，如班定遠、岳忠武之流，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至若運籌帷幄，贊劃廟堂，定變法之權衡，操時政之損益，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不幸而布衣終老，名山著述，亦所願也。至若循時俗之所好，反素真之所行，與老學究爭勝負於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為也。”小小少年，能有這種不取媚於世俗，以國事為念的志向的形成，既是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優秀傳統的傳承，也與當時湖南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關係。在維新變法期間， “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國小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 (梁啓超語)湖南因此被稱為“小法蘭西”。這種風氣成為湖南近代的一種傳統，以至於在近現代史中的歷次革命中，湖南能夠不斷湧現出一批批重要的革命家。 陳天華在學堂學習期間，急切地學習新知識。他“拾閱新學中書報殘紙，慨然欲任天下事”， “尤喜談自由平等諸說”， “每讀中西史志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淚橫流”。他獻身報國、救亡圖存的思想就在這樣的時潮推盪和閱讀思考中逐漸成型了。
1903年春，陳天華官費到日本留學，入弘文書院學習。不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拒俄運動爆發。陳天華積極投身於運動中。他憤於沙俄的侵略和清廷的腐敗無能，寫血書數十封痛陳亡國之禍，郵寄國內各學堂。四月底，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後來又改為軍國民教育會，陳天華和黃興、蔡鍔等人都是中堅分子。在這期間。陳天華發表了《猛回頭》、 《警世鐘》這兩部著作。
在這兩部書里，陳天華以熾烈的愛國熱情、通俗的形式、明白易懂的語言，向讀者宣傳了兩個重要的思想：救亡反帝和反清革命。他說： “日本侵略了台灣，俄國占了旅順，英國占了威海衛，法國占了廣州灣，德國占了膠州灣，把我們十八省都劃在勢力範圍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不在這時，拚命合死保住幾塊地方，世界雖然廣大，只怕沒有中國人住的地方了。不但中國人沒有地方可住，恐怕到後來世界上，連中國人種的影子都沒有了。”這些話似乎有點危言聳聽，當時在面I臨瓜分、淪為殖民地、淪為奴隸的危險的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印度、波蘭的亡國，想到了非洲一些土著居民的滅種，怎么能不感到一種子驚危和悚懼呢？
……
古希臘一個哲人說過，讀史使人智慧。這話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毛澤東就一生讀史，他從中既讀出了智慧，也讀出了權謀，既讀出了激情(如讀《南史·陳慶之傳》： “再讀此傳，為之神往。”)，也讀出了迷誤(如在大躍進時，在八屆六中全會上大講《張魯傳》)， 因此不可一概而論。
……
書摘1
二、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鄒容的《革命軍》書成後，由章太炎為之作序，章士釗為之題簽，其後，又在愛國學社所掌握的輿論陣地《蘇報》上連續發表文章，為《革命軍》大作宣傳。如在一篇題為《介紹》的文章中這樣說：“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稍有種族思想者，讀之當無不拔劍起舞，發沖眉豎。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是所望於讀《革命軍》者。”非但如此，作為《蘇報》主筆的章太炎的名篇《駁康有為書》也於此時出版，與《革命軍》互相呼應，震動了中國思想界。而《蘇報》這時更是連續發表一系列文章，毫無顧忌地公開倡言革命，宣稱“革命之宣告殆已為全國之所公認，如鐵案之不可移”。而且鼓動學生： “學生為革命之原動力，是世界之所共認者也”，要求北京的學生學習巴黎、維也納、柏林、彼得堡的學生： “撞自由鐘矣，樹獨立旗矣，殺皇帝矣，倒政府矣!”還高呼“中國萬歲!中央革命萬歲!”(《祝北京大學堂學生》)哪一個政府，能夠容忍這樣一種號召推翻自己的煽動性言論呢?如此激進的言論，使《蘇報》“隱然執全國新學界之牛耳”，但也把自己置於與清政府完全對立的位置上。於是就有了《蘇報》案的發生。
1903年6月30日，租界巡捕和警探到愛國學社逮捕了章太炎。次日，已避居虹口的鄒容知道此事後不願置身事外，主動投案。《蘇報》被查封，愛國學社被取締。接著，英租界會審公廨組織“額外公堂”對章、鄒進行審訊，而清政府則扮演了在自己國土上的外國法庭上，以政府名義控告本國人民的荒唐角色。清廷原想以“挑詆政府，大逆不道”和“圖謀不軌”的罪名將二人引渡到南京殺害，但列強出於堅持其“租界治權”的考慮拒絕引渡，並在輿論壓力下只判章、鄒二人各監禁三年、二年，草草收場。
《蘇報》案是清末的一次重大的文字獄，清廷原想藉此殺一儆百，壓下革命輿論的洶湧浪潮，結果卻適得其反，反而激怒了國內知識界，使得革命情緒更為高漲。孫中山後來在他的《自傳》中這樣說： “在上海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以鼓吹革命，為清廷所控，太炎、鄒容被拘囚租界監獄，吳亡命歐洲。此案涉及清帝個人，為朝廷與人民聚訟之始，清朝以來未有也。清廷雖訟勝，而章、鄒不過僅得囚禁兩年而已。於是民氣為之大壯。鄒容著有《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甚大。”
鄒容、章太炎在獄中受到非人的虐待，但他們並不屈服，以詩歌唱和互相鼓舞、激勵，豪情依然。章太炎《獄中贈鄒容》寫道：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州。快剪刀除辯，乾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鄒容則答詩日： “吾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氖?昨夜夢與爾，同興革命軍。”雖然豪情未泯、氣節不屈，但對於清廷的暴虐和自己的命運，年輕的鄒容卻不是沒有某種悲劇性的預感的。當清政府把革命志士沈藎用竹鞭活活打死的訊息傳到獄中時，鄒容寫下了這樣一首悼詩： “中原久陸沉，英雄出隱淪。舉世呼不應，抉眼懸京門。一瞑負多疚，長歌召國魂。頭顱當自撫，誰為墨新墳。”
這首詩也像是自輓詩。詩常成讖，詩讖駭人。1905年4月，年僅21歲的鄒容不堪虐待，瘐死獄中，並被棄屍獄牆外，後來由革命黨人劉三收斂安葬。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授予鄒容“大將軍”的稱號，以表彰這位“革命軍中馬前卒”的殊勛。l922年，章太炎始於劉三處探知鄒容葬所，為之醵資修墓道，舉行公祭，並作表刻石，告慰英靈。“風雨巴山遺恨遠，至今人念大將軍。”鄒容雖然只活了2 l歲，只留下二萬言的文字，但在中國歷史上，卻留下了一個不朽的英名。
三、陳天華和《警世鐘》、《猛回頭》
陳天華字星台，號思黃，湖南新化縣人，1875年生。他家境貧寒，小時以放牛、作小販為生，十五歲時才人蒙塾。但貧窮沒有消磨他的大志，天華“少時即以光復漢族為念、遇鄉人之稱頌胡、曾、左、彭功業者，輒唾棄不顧，而有愧色”。他看不起胡林翼、曾國藩這些為異族效力，屠殺太平軍的所謂“中興名臣”，而盛讚“草澤聚嘯，英雄崛起，顛覆舊政府”的人民起義。童官無忌亦無畏，觀點似為偏激，愛憎卻極為分明。戊戌變法期間，他在家鄉的一所新學堂學習，在一次作文《述志》中，他這樣表達了自己的抱負： “大丈夫立功絕城，決勝疆場，如班定遠、岳忠武之流，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至若運籌帷幄，贊劃廟堂，定變法之權衡，操時政之損益，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不幸而布衣終老，名山著述，亦所願也。至若循時俗之所好，反素真之所行，與老學究爭勝負於盈尺地，有死而已，不能為也。”小小少年，能有這種不取媚於世俗，以國事為念的志向的形成，既是中國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優秀傳統的傳承，也與當時湖南的社會風氣有很大的關係。在維新變法期間， “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起，國小會尤盛，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 (梁啓超語)湖南因此被稱為“小法蘭西”。這種風氣成為湖南近代的一種傳統，以至於在近現代史中的歷次革命中，湖南能夠不斷湧現出一批批重要的革命家。 陳天華在學堂學習期間，急切地學習新知識。他“拾閱新學中書報殘紙，慨然欲任天下事”， “尤喜談自由平等諸說”， “每讀中西史志於興亡盛衰之感，則涕淚橫流”。他獻身報國、救亡圖存的思想就在這樣的時潮推盪和閱讀思考中逐漸成型了。
1903年春，陳天華官費到日本留學，入弘文書院學習。不久，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反帝愛國學生運動——拒俄運動爆發。陳天華積極投身於運動中。他憤於沙俄的侵略和清廷的腐敗無能，寫血書數十封痛陳亡國之禍，郵寄國內各學堂。四月底，留日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後來又改為軍國民教育會，陳天華和黃興、蔡鍔等人都是中堅分子。在這期間。陳天華發表了《猛回頭》、 《警世鐘》這兩部著作。
在這兩部書里，陳天華以熾烈的愛國熱情、通俗的形式、明白易懂的語言，向讀者宣傳了兩個重要的思想：救亡反帝和反清革命。他說： “日本侵略了台灣，俄國占了旅順，英國占了威海衛，法國占了廣州灣，德國占了膠州灣，把我們十八省都劃在勢力範圍內，絲毫也不準我們自由。”“須知這瓜分之禍，不但是亡國罷了，一定還要滅種。”“不在這時，拚命合死保住幾塊地方，世界雖然廣大，只怕沒有中國人住的地方了。不但中國人沒有地方可住，恐怕到後來世界上，連中國人種的影子都沒有了。”這些話似乎有點危言聳聽，當時在面I臨瓜分、淪為殖民地、淪為奴隸的危險的情況下，人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印度、波蘭的亡國，想到了非洲一些土著居民的滅種，怎么能不感到一種子驚危和悚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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