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諫說

儒家關於君主應採納臣下批評建議的論說。納諫包括兩個方面：即做為在上者（君）要勇於納諫；而做為在下者（臣）要敢於諫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納諫說
• 定義：儒家關於君主應採納臣下批評建議的論說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論語·憲問》載：“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勿欺也”是指對君主要忠誠，不能欺哄君主。“而犯之”是指對君主敢於犯顏直諫，不能遷就君主過失。孔子還主張：“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論語·先進》）大臣以道事君，包括敢於對君主諫爭，如果君不行道，而諫勸又不聽，則可辭官而去。《論語·微子》還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箕子、比干是殷紂王時貴戚大臣，都是因為向紂王諫爭遭到迫害。孔子稱之為“殷有三仁”，這是很高的評價。紂王暴虐無道，三仁敢於諫爭而遭到殘酷迫害，如比干王子竟被殺死。孔子稱他們為仁，亦具有“殺身成仁”的意義。《論語·微子》還載：“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柳下惠，魯國賢人，曾任士師（監獄官），三次遭到貶黜。這裡所說“直道事人”指對在上者不苟同，敢于堅持原則；“枉道事人”指屈從於人之無道。柳下惠這種直道事人的精神，也是儒家推崇的，因此受到儒家褒彰而記載於《論語》。

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認為對君主諫爭是臣的責任。《孟子·萬章下》載：“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認為，無論是貴戚之卿，還是異姓之卿，均有諫爭君主過失之責。貴戚之卿遇君主有大過，如諫爭而不聽，則可罷黜舊君另立新君。此處所說“君有大過”應是指威脅到國家社稷存亡。異姓之卿遇君主有過，如諫爭不聽，則可致仕而去。此處所說“君有過”，包括一般過失。孟子對異姓之卿，是在發揮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思想。孟子還說：“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孟子·離婁上》）“責難”、“陳善”均指對君主諫爭。朱熹注引范氏說：“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為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孟子集注》卷七《離婁上》）因為君有道或無道，關係到國家興亡，所以臣能矯正君之過失，是對君最大的恭敬，否則將是害君害國。孟子還說：“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這種格君心之非的主張，是要求提高君主的心性修養，使其心存仁義，發之於外自無不正。這種正君正國的主張，較之君有過失而諫爭，其意義更為深遠。孟子褒爭臣而貶諛臣。他說：“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孟子·告子下》）這是說，退賢則進佞，賢者止於千里之外，而佞者即讒諂面諛之人將乘虛而入。任用佞人，而要國家得治則是不可能的。孟子還說：“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同上）法家拂士即嚴於法度和敢於諫爭之臣。他們關係著國家興亡。孟子認為聖賢均有納諫從善美德。他說：“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捨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孟子·公孫丑上》）子路賢人，禹舜聖人，子路聞過則喜，勇於納諫。禹聞善言則拜，從善如流。而舜更有大於子路和禹的長處，即善與人同。朱熹注說：“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系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孟子集注》卷三《公孫丑上》）朱熹這個解釋加進了理學家公天下的意思，然而說明聖王善於人同，即舍己之未善以及吸取人之善的大公無私的氣魄，聖王不僅自己善於遷善，而能以己之遷善感化他人，因此他能做到無有不善，盡善盡美。

諫爭輔拂

繼孟子之後，荀子提出區別“態臣”、“篡臣”、“功臣”、“聖臣”。“態臣”即“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荀子·臣道》），說明“態臣”即諛臣、佞臣。而“聖臣”“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景”（同上）。此處所說“尊君”，包含有矯正君主過失，因此，“聖臣”即爭臣。荀子又說：“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同上）此處所說不用則去，甚至不用則死，表明諫爭成為臣下應當堅持的氣節。這種爭臣精神，為後儒所發揚，他們為官勇於諫爭，甚至不避斧鉞。荀子還提出“諫”、“爭”、“輔”、“拂”之臣。他們能“強君矯君”，敢於“抗君之命”，“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同上）。他說：“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為己賊也。”（同上）對諫爭之臣尊厚或敵視亦是區分明君或暗君的標誌，而這在歷史上對國家興亡已有嚴重的教訓。荀子又說：“明主尚賢能而饗其盛，暗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暗，桀、紂所以滅也。”（同上）荀子將君主能否納諫，對諫臣是褒彰還是迫害，與國家興滅聯繫起來，從而將問題提到極為尖銳的程度。

褒爭臣黜諛臣

納諫成為儒家從政的重要原則，歷代王朝均設有諫官及諫官衙署等機構，如諫院（官署）和諫議大夫（諫官）等。而諫官都必須堅持儒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精神，如唐代儒者韓愈著《爭臣論》說：“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處所說“官守”、“言責”均指諫官，這是批評諫官不能忠於諫官之守而發的議論。韓愈認為諫官能盡職守，對打開言論甚為重要。他說：“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同上）有敢諫之官，才可顯出從諫之君。儒家推崇骨鯁之臣，為堅持真理而不避生死。然而隨著君主專制的強化，諫臣爭臣所冒之風險亦愈大，因而陳述諫言亦須講求方法。宋儒程頤說：“古之善諫者，必因君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因君心所明”即考慮他所以能接受諫勸的明察之處，這就要窺探君主心理而講求方法。程頤又說：“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同上）以理勝而不能氣忿，這是對諫爭之形式和內容均須十分講究。當然，後儒強調諫爭要講究內容和方法，然而對於諫爭這個原則，並無異議，仍以犯顏直諫或讒諂面諛區別士大夫之知恥或無恥，區別忠臣或奸臣。忠臣往往是諫臣，而諛臣必定是奸臣。重用諛臣甚者是要亡國的。明末清初儒者王夫之總結秦亡教訓曾說：“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托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讀通鑑論》卷一《秦始皇》）秦始皇好諛，使諛臣如趙高之流得到重用，這是秦亡的一大教訓。王夫之在明亡之際總結這一歷史教訓，是有他深刻的寓意的。

沒有任何限制的權力必然是暴政。儒家的納諫說實質是為專制君主設定限制，它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