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貝爾勒

約瑟夫·貝爾勒(Joseph Beyrle 1923-2004)是二戰美軍101空降師的一員。

基本介紹

  • 本名:約瑟夫·貝爾勒
  • 中文名:約瑟夫·貝爾勒
  • 國籍美國
  • 外文名:Joseph Beyrle
人物生平
他之所以成為一個傳奇,並不在於他隨部隊在諾曼第戰場上手撕了多少個“大頭菜(Kraut,美國人對德國人的蔑稱)”,而是作為一名美國人,陰差陽錯之下,最後竟成為了蘇聯紅軍中的一員。
貝爾勒於1923年8月25日出生在美國密西根州馬斯基根(Muskegon)。說起來,他其實還是德國移民的後代。來自巴伐利亞的祖母並不會說英語,而貝爾勒又是祖母帶大的,所以小時候的他,英語磕磕巴巴,甚至還因此留過級。除了英語不好之外,貝爾勒還有色盲的毛病,每天早上找出同樣的兩隻襪子來穿這件稀鬆平常的事,對於他而言都算得上是巨大的挑戰。受“大蕭條”影響,貝爾勒的家庭比較困難,哥哥姐姐們都早早出去工作了,只有這個看起來最為愚鈍的小兒子順利完成了學業。
1942年6月,貝爾勒高中畢業,這時候的他已經出落成了一個棒小伙,並在運動方面展露出了自己的天賦,以至於後來,印第安納的一所大學都曾打算將他作為棒球特長生錄取。然而他卻放棄了這一機會,因為他在老家看到了一張徵兵海報,上面畫著威風凜凜的空降兵形象,外加他認為徵兵令也遲早會落到大學生頭上,於是沒有進入大學就讀,志願加入了美軍。
紅綠不分的貝爾勒很擔心自己會被刷下來——因為傘兵在乘機時需要觀察紅綠兩色的信號燈來行動。然而,在得知他是個色盲後,負責徵兵的士官只是問了一句:“那你開車闖過紅燈沒有?”貝爾勒回答“沒。”
“那你還擔心個啥啊,跳傘的時候一飛機的人都得把你往前擠。”士官一邊說一邊在他的申請上面蓋了章,貝爾勒就這么參了軍。
在密西根經過基礎訓練之後,貝爾勒被分配到第101空降師下屬的第506傘兵團(著名的“兄弟連”原型就是該團E連),之後又被拉到喬治亞州托克阿(Toccoa)的部隊駐地進行作戰訓練。然而這裡的場地有限,無法起降C-47等大型運輸機,他們的跳傘訓練只能在本寧堡(Fort Benning)的空降兵學校完成。
約瑟夫·貝爾勒
約瑟夫·貝爾勒
HBO電視劇《兄弟連》劇照
訓練嚴格而辛苦,不過一伙食相當好,像貝爾勒這樣在“大蕭條”中度過童年的新兵們對此非常開心,美中不足的就是軍官們經常會在大家吃到一半的時候衝進食堂,讓他們緊急集合,上山拉練。
貝爾勒擅長通訊和爆破,他成為了3營I連的一名參謀軍士,因為他非常熱衷於跳傘,大家給他起了個“跳傘喬(Jumpin’ Joe)”的綽號。
1943年9月17日,運載著第506傘兵團官兵的輪船在英國利物浦靠岸,506團在下船後被調往倫敦西邊的拉姆斯伯里(Ramsbury)進行訓練,為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霸王行動”做準備。
貝爾勒隨部隊在英國駐紮期間留下的照片
在D日之前,貝爾勒曾被選中去執行秘密任務,兩次被空投到諾曼第地區和抵抗組織接頭,為他們帶去行動所需的黃金。所以當他在6月5日乘機飛過英吉利海峽時,已經是第3次來到法國執行任務了。
貝爾勒在日記里記錄了他在D日的所見所聞:
“我們從英國起飛,飛了90分鐘到達諾曼第,飛行高度大約700英尺的時候,德軍的高炮和地面武器開始射擊,有若干飛機被擊落或者凌空爆炸。
我們得到了“起立”和“掛鈎”的指示,信號燈由紅轉綠,我們在400英尺高度跳出機艙,我降落在聖科姆迪蒙(Saint-Come-Du-Mont)的教堂房頂,有人就在尖頂那裡向我開槍,我滾了下去,一路跑到教堂周圍的墓地裡面。
我躲在牆後,看到了我們的行動目標——杜沃河上的兩座木橋,從那裡可以到達猶他灘頭。德國人已經把我附近的一棟房屋點燃,並還在向後續的飛機開火,滿天都是曳光彈,好多傘兵在天上就被擊中了。”
貝爾勒此時已經落了單,沒法與戰友們匯合,他決定獨自展開騷擾行動。貝爾勒用攜帶的炸藥毀壞了聖科姆迪蒙的變電站,之後卻不小心闖入了德國傘兵的機槍陣地,成了德國人的俘虜。
為了紀念貝爾勒,在2005年時,聖科姆迪蒙的教堂里增添了一塊銘刻著他的名字、101師師徽,以及506團團徽的牌匾
諾曼第戰役期間被德國傘兵抓獲的美軍俘虜
德軍將美軍俘虜向卡朗唐(Carentan)押送,路上遭到美軍的火炮轟擊,貝爾勒的左半邊屁股被彈片擊中,整個人也被掀進溝里,失去意識,但很快就醒轉過來。
在對兩名被炸斷了腿的戰俘進行了簡單救治之後,他和另一名戰俘決定趁德國人趕來之前逃跑,結果在亂跑了幾個小時之後再次被抓,這一次德軍決定將他們送往聖洛(St. Lo)。
在前往聖洛的路上,德軍車隊遭到了美軍飛機的掃射,不過幸運的是沒有人受傷。到了晚上,美軍轟炸了聖洛,把那裡炸了個稀巴爛,但關押戰俘的地方又奇蹟般地沒有挨到一顆炸彈。
第二天,德軍把戰俘轉移到泰西蘇穆爾(Tessy Sur Mur)修道院附近的戰俘營繼續關押。德軍在這裡對美軍戰俘進行了審問,當發現貝爾勒是德裔之後,審訊人員變得非常不客氣:
“他們一天得審我20多個小時,反反覆覆的總問一個問題——我一個德國人後裔幹嘛不向著德國人,非得站在猶太人、羅斯福和美國這邊和他們對著幹?
有一次他們終於把我問急了,我衝著德軍軍官大吼‘你丫逼養的’,然後我便在醫院裡躺了好幾天才醒過來,腦袋生疼,鼻青臉腫,之後沒多久就又給拉回了修道院那裡。”
之後的幾周時間,貝爾勒繼續受到德國人的虐待,德國人還強迫他和其他戰俘一起去修理被炸壞的鐵路。
後來,德國人把貝爾勒等戰俘轉移到巴黎附近一處倉庫看押,在缺吃少喝苦熬兩個星期之後,他們又在巴黎被塞進火車,向東運輸。在路上,運送戰俘的火車遭到盟軍飛機的掃射,車廂被打穿,貝爾勒同車廂有多人被擊中,非死即傷。
5天之後,他們到達了德國林堡的XIIA戰俘營,在這裡,德國人對他們進行了登記造冊,隨後又將他們送往別處,最終在9月17日到達柏林以東舊德雷維茲(Alt Drewitz,今屬波蘭)的IIIC戰俘營。
貝爾勒的戰俘登記卡和存檔照
戰俘營關押著來自法國、英國、蘇聯、義大利、塞爾維亞和比利時的戰俘和囚犯。一天,大家試圖從車上哄搶土豆,結果遭到了看守的射擊,一人死亡,貝爾勒的右臂受傷。
戰俘營裡面的美國人制定了逃跑計畫,但被叛徒出賣,沒能成功。在找出叛徒並動用私刑處置之後,眾人又把懷疑的眼光投射到德裔血統的貝爾勒身上。因此,貝爾勒決定自己想辦法越獄。
在戰俘營里,唯一的“硬通貨”就是定量供給的香菸,而貝爾勒在賭博活動中贏來了差不多60包煙,他決定和另外兩個獄友布羅爾(Brewer)以及奎恩(Quinn)放手一搏:
“商量過後,我們決定採用之前和‘逃跑集團’提到過的一個老方案。非常簡單——我用十包煙賄賂鐵絲網外頭的警衛,和他說好,趁他換班離崗,而下一班警衛還沒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弄開鐵絲網。在溝通了幾次之後,警衛同意了,我們答應逃跑前先給他五包,逃跑成功後再給他五包。”
一天晚上,貝爾勒和獄友賄賂警衛,弄開了鐵絲網,跑進戰俘營南邊的鐵路調車場。按照之前得到的信息,開往波蘭的火車將在9-11點之間由此經過,這樣他們就可以跑到波蘭,與抵抗組織或是蘇軍接頭。
貝爾勒他們成功的溜上了火車,但下一站的站牌把他們嚇了一大跳:這車是開往納粹老巢——柏林方向去的。
貝爾勒他們在車裡藏了一整個白天,晚上盟軍飛機來轟炸,附近雞飛狗跳亂成一團,他們便趁亂溜出,路上找到了一位老鐵路工人尋求幫助。老頭收下了他們的煙,把他們領回家暫避,並在第二天晚上把他們交給了德國地下組織,組織成員答應設法幫他們逃往西線。
沒想到的是,第二天,地下組織“窩點”就被蓋世太保給搗毀了,這些倒霉的美國人也被蓋世太保抓了回去:
“接下來的幾天工夫,我們終於認識到了之前所說有關蓋世太保的一切可真不是吹牛逼。他們審訊我們,嚴刑拷打,拿腳踹,圈踢,往身上踩,反捆雙手,拿鞭子抽,拿棍子敲,拿槍托砸,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揍迷糊了剛醒還接著揍。揍完就往牢房一丟,牢房又冷又黑,沒有馬桶,陳年老屎滿地都是……”
在遭受折磨幾天之後,國防軍終於來到蓋世太保總部領人,把他們拉回IIIC戰俘營關禁閉。本來打算關30天,但關了7天之後,紅十字會代表的到訪又救了他們。
1945年1月,貝爾勒又再次計畫越獄——戰俘藏匿了一台收音機,他們通過廣播得知了蘇軍正在向德國本土推進的訊息,他希望可以和蘇軍接頭。
按照計畫,奎恩會佯裝癲癇發作,其餘兩個拿著擔架過去抬他。與此同時,其他戰俘會故意在操場上打起來,吸引看守注意,他們趁亂把奎恩抬到外面去。
在真正開展行動的時候,他們成功到達了門外的醫務室,並在那裡混上一輛卡車,藏匿在車上的桶里。不料,卡車在下坡時翻了車,車上的桶都滾了出來,越獄者全部暴露。守衛開槍擊斃了布羅爾和奎恩,但沒能逮到貝爾勒,他藏到了旁邊的一條河裡,德國人派出軍犬都沒能找到他。
接下來的三天中,貝爾勒東躲西藏,想要找到蘇軍防線,他聽到炮火聲越來越清晰,蘇德雙方交戰過後,貝爾勒在兩軍之間無人地帶找了個穀倉藏了起來。沒過一會兒,他聽到了坦克的聲音,還有人停留在穀倉外面交談——是俄語,不是德語!
於是貝爾勒激動地舉起雙手,衝著外面的蘇聯人走過去。蘇軍用槍指著他,他便掏出身上的好彩香菸(Lucky Strike),衝著對方大喊他僅會的一句俄語:“Amercanski Tovarish!(美國同志)”!這些蘇軍官兵是近衛第1坦克集團軍的前鋒部隊,他們對這個美國人滿腹狐疑,於是把他押去見長官。
貝爾勒第一次看見裝備謝爾曼坦克的蘇軍部隊,這讓他非常吃驚,然而更令他吃驚的是,這伙蘇軍的長官是個漂亮的年輕女士(此人很有可能是著名的亞歷山德拉·薩穆先科上尉,近衛第1坦克集團軍唯一的女車長),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
“我和她說我是逃出來的美軍戰俘,想和他們一起去柏林殺德國鬼子。在和政委商量了好一會兒之後,她允許我成為蘇軍的一員,還給我發了支帶彈鼓的衝鋒鎗。第二天早上,在密集的炮火準備之後,我們離開農場向西進發——我這個越獄的美軍戰俘坐在一輛謝爾曼坦克上面,而我們的長官還是個女人!”
亞歷山德拉·薩穆先科(Aleksandra Samusenko)沒有貝爾勒那么幸運,這位女英雄1945年3月3日時被自己的戰友開著坦克不慎壓死了,而原因卻僅僅是天黑看不清,終年只有23歲。
在向西進攻的戰鬥當中,貝爾勒的爆破技能在清理樹木之類障礙物時派上了很大用場。一路上,他們解放了包括IIIC戰俘營在內的多個位於德國東部的戰俘營,解救了大批盟國戰俘。
在占領了IIIC戰俘營之後,蘇軍軍官讓他到營地長官辦公室去一趟:
“蘇聯人手頭有一些四分之一磅裝的美制硝化澱粉炸藥,但卻不知道怎么用。我把辦公室里的大保險柜炸開之後,他們只對裡面的相機、手錶。戒指和盧布現鈔感興趣,於是美元、加元、英鎊和法郎全都歸了我。我有個小號行李箱那么大的背包,我把裡面全塞滿了鈔票之後綁在了坦克後面。我還找到了自己的戰俘檔案和存檔照,把它們也帶回了家。”
蘇軍離柏林越近,戰鬥就越激烈。2月份的一天,貝爾勒所在的坦克縱隊被德國對地攻擊機襲擊,他傷的不輕,一會兒明白一會兒糊塗,只知道自己被軍醫送到後方的軍醫院去了——這是設立在瓦爾塔河畔蘭茨貝格(Landsberg an der Warthe)的蘇軍野戰醫院。
一天有大人物前來視察醫院,貝爾勒看見傷員們都試圖站起來迎接,於是他也站了起來——令他大吃一驚的是,這位大人物居然是朱可夫元帥。朱可夫也同樣吃驚,竟然還有個美國人住在他的軍醫院裡。貝爾勒通過翻譯向元帥解釋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聽罷,朱可夫答應想辦法讓他回家。
第二天,貝爾勒接到了前往莫斯科的邀請。他搭乘著運送傷員的專列來到蘇聯境內,一路來到莫斯科附近,一位上校把他帶到了美國大使館,然而,他卻再次遭到了自己同胞的懷疑。貝爾勒被領進一間屋子,在一位海軍陸戰隊衛兵的監視之下,兩名美國陸軍軍官對他展開了訊問——按照美國方面的陣亡記錄,約瑟夫·貝爾勒技術軍士早在1944年6月10日就已經戰死沙場。
原來,貝爾勒被俘的時候,一位德軍士兵取走了他的身份牌,之後,這個身份牌又在諾曼第鄉間的一具無名屍體身上出現了,於是一紙陣亡通知書拍回密西根老家,悲痛欲絕的家人給他舉行了葬禮,連墓碑都立好了。
後來,貝爾勒在戰俘營里往家發了明信片(國際紅十字會負責在交戰國之間傳遞戰俘的信件),他的父母才知道他還活著。經過幾天的調查之後,美國大使館終於確認了貝爾勒的身份。
貝爾勒的陣亡通知書和他在蘇軍醫院留下的醫療檔案
得以證明了清白的貝爾勒先是和一群返鄉的戰俘一起來到敖德薩,然後從敖德薩經埃及、義大利輾轉回到美國,其間還在義大利做了手術,取出了身上的彈片。
1945年4月1日,貝爾勒終於回到了久違的家。隨後不久,納粹德國全面投降,人們終於盼來了歐戰勝利日。
1945年4月,貝爾勒的父母終於盼回了“死而復生”的兒子。
1945年11月28日,貝爾勒光榮退役,之後成為了一名航運主管,在這個崗位上一乾就是將近30年。
次年9月,貝爾勒結了婚,後來生育了一個女兒,兩個兒子。大兒子喬和自己的父親一樣,也成了第101空降師的一名傘兵,曾經參加過越戰。而他的小兒子約翰曾在2008-2012年間出任美國駐俄羅斯大使。
貝爾勒很有可能是二戰期間唯一一個在美軍和蘇軍都留下了服役記錄的美國公民,他後來又多次造訪莫斯科,俄國人常吃的蕎麥也成了他最喜歡的食物,柯林頓總統和葉爾欽總統在諾曼第登入50周年紀念日時曾經在白宮接見過這位老兵。
2004年12月12日,貝爾勒在托克阿故地重遊期間一睡不起,終年81歲。如今,在他的家鄉馬斯基根當地的博物館裡陳列著他的專題展覽。
貝爾勒參加諾曼第登入紀念活動。
2004年出席紅場勝利日閱兵活動的貝爾勒,他佩戴著來自美、蘇兩國的勳章。
貝爾勒去世後入葬阿靈頓國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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