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粟特人聚落
- 地點：寧夏
- 所屬年代：北朝隋唐時期
歷史背景
zhua曲子白渡白顆
北朝隋唐時期寧夏的粟特人聚落
北朝隋唐時期，特別是“安史之亂”之前，西北陸路“絲綢之路”貿易繁盛，中西交流進一步發展。粟特人作為“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商業民族，一方面是高額利潤的推動，大量入華。另一方面，由於粟特諸城邦受到阿拉伯入侵被迫亡命於絲路沿線。寧夏作為絲路貿易的重要區域，吸引了大量粟特人經商貿易，並逐漸定居，形成了粟特人聚落。
首先正式提出“絲綢之路”的是德國人斐迪南·馮·李希霍芬，此後“絲綢之路”的說法廣為流傳，特別是它的英文名稱“Silk Road”被世界各國所採納。粟特人是“絲路”民族，他們所有的榮耀與光輝都與絲路息息相關!粟特人原居住於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澤拉夫善河(唐代文獻作那密水)流域。自公元前5世紀以來，這裡相繼出現了幾個大的城鎮，並逐漸發展成著名的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撤馬爾罕)、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等城邦小國。6—8世紀初，是粟特地區經濟與文化最發達的時期，粟特商人在絲路上大放光彩，該民族扮演重要角色。[1](P376)姜伯勤先生指出他們是“中古時期絲綢之路貿易最重要的擔當者”
公元4世紀以後，入華粟特人相繼處在北魏、北齊、北周、隋唐等政權的管轄之下。而整個北朝隋唐時期是粟特人在絲綢之路上最活躍，貿易最發達的時期，因此也是大量入華的黃金時期，國內各地近年來陸續出現的粟特人考古發現證實了這一歷史時期內入華粟特人在中原內地人數之眾、流動範圍之廣、文化滲透之深，是學術界形成“粟特學”的重要魅力之充分展現。①當然，限於歷史文獻典籍惜墨如金，對粟特人的記載非常稀少，儘管有這些豐富的粟特人考古新發現，要想了解粟特人文化之細部還實屬不易。加之粟特人文字粟特文目前只有數量非常少的學者可以辨認，也給我們的研究帶來一定困難。
①近年來關於入華粟特人墓葬的重大考古發現有：寧夏固原北朝南郊墓地發現的史姓人家族墓地，可參閱羅豐先生的名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山西虞弘墓，當然至今學術界對於虞弘墓誌中的“魚國”，到底是什麼國家，還存在爭議，但是虞弘墓中確有粟特文化因素，可參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局《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簡報》(《文物》2000年第1期);陝西西安發現的安伽墓也是非常重要的粟特人墓葬，詳情請參閱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6期)等等。另外，20世紀至今，陝西、河南、寧夏、甘肅、山西等省考古新發現了近二十座入華粟特人墓葬，多出土圍屏石榻、石堂或石槨等葬具。已知北朝隋唐時期的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近二十套，如甘肅天水石馬坪文山頂發現的一套粟特式石棺床，其風格也與安伽石棺床類似，可參閱天水市博物館《天水市發現隋唐屏風石棺床墓》(《考古》1992年第1期)。更早的時候還在河南安陽發現一套北齊時代的石棺床，對此姜伯勤先生在《安陽北齊石棺床的圖像考察與入華粟特人的襖教美術》(中山大學藝術學研究中心編《藝術史研究》第1輯，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中有詳細研究。在絲路沿線還有大量粟特人的歷史文化遺蹟和遺存，為研究入華粟特人的相關問題提供了豐富而珍貴的歷史資料。
公元6世紀，有一部分粟特人依附於漠北的突厥汗國，正值突厥汗國興盛時期，相當一部分的絲路貿易在其控制之下，突厥人非常倚重粟特人，為其經營絲路貿易獲取巨額利潤。於是粟特人沿著突厥人的遷移路線，先後形成一些聚落，一些沿途重鎮遂成為貿易中轉站。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再繼續向東遷移，然後在絲路沿線形成一些新的聚落。[1](P375)自隋煬帝時期打通西域交通，積極開發西北地區的國際貿易起，唐代繼續積極經營西域和西北陸路絲路貿易，所以隋唐時期特別是北朝至隋唐時期(安史之亂之前)，粟特人入華逐漸達到高潮。隨著東來貿易活動的頻繁和人數的持續增加，至公元7世紀時，“自吐魯番以東，沿河西走廊到西安、洛陽，北上到寧夏(固原、鹽池)、大同等地，都有以粟特人為中心的胡人移民聚落”。①這些以粟特人為中心的移民聚落對於背井離鄉，從事危機重重、長途貿易的入華粟特商人來說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正如學者所指出的:“作為他們東西貿易的中轉站、遠途貿易的補給站和中轉貿易的市場、充當商品買賣契約中的保人及譯語人、提供感情交流與心理慰藉的場所。”[3](P211-214)伴同粟特人商業遠征，在他們的足跡所到之處，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居留地。他們長年累月往返於同一交通線上，其間無疑有由其同胞形成的城邑。於是在那裡形成了居留民集團。[4](P367)從文化上看，沿天山南北兩路絲路往來諸地，北朝隋唐時期起就存在這種居留地。雖然中外學者曾對西域及敦煌粟特人聚落多有闡發，但還沒有系統梳理和研究寧夏的粟特人聚落。寧夏應該也有類似的粟特人聚落，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資料來看，主要集中在歷史上的原、靈二州。
一、固原地區的粟特人聚落
粟特人在寧夏歷史上留下了華墨重彩，至今還對寧夏的社會文化有較大影響。儘管史籍缺漏，入華粟特人一直籠罩著神秘的面紗，以前對於這個絲路上的偉大民族是以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和生活形態在中原內地居住貿易的情況並不清楚，近年來得益於考古發掘的不斷突破，對此問題雖然仍有重重迷霧，但微光初現，聊作細微之探索。20世紀以來，中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重鎮陸續發現了入華粟特人墓葬，分布在新疆、甘肅、寧夏、陝西、山西、河南等地。陸續出現的粟特人考古，極大地帶動了學術界對這一神秘民族的探索熱潮。20世紀80年代，寧夏考古研究所在固原南郊發現了粟特史氏墓葬群，有5座墓葬出土了墓誌。墓誌中顯示史氏聚族而居的處所:“萬福里第”“招遠里私第”“勸善里舍”“延壽里第”等。而且，史索岩之妻安娘為中亞安國人後裔;史道洛妻康氏出身於薩馬爾罕，為中亞康國人後裔。史、安、康等都是中亞“昭武九姓”人的典型姓氏，而且據史索岩和史道洛夫婦同為昭武九姓可以看出，北朝時期固原的史姓人聚落中，粟特人內部互為婚姻的形式應該占到較大比例，也有力地證明史姓人是舉家甚至舉族來到固原並逐漸定居的。據史勿射墓誌記載，北魏中期，史射勿祖先就來到了中國，老祖先妙尼、波波匿還當過薩寶這類大官，管理著本民族的宗教事務。
固原，自漢代張騫通西域以來，一直是絲路北線上的交通要衝和軍事重鎮，也是隴右絲路的重要樞紐，寧夏境內的其他兩條路線也都由此分出。[5](P238)從這裡往北沿清水河谷而下，經寧夏同心縣到中寧縣，在中寧東渡過黃河，東可到靈武，西可到涼州。由固原市往西南，到寧夏西吉縣的將台鄉(將台堡)，由此沿葫蘆河南下，經靜寧、秦安可到天水。交通便利，地理位置重要。
自齊家文化時代以來，固原就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據點，時間遠遠早於張騫通西域。據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秦始皇曾封過一個名叫倮的君侯，是烏氏人，即今寧夏、甘肅兩省交界的六盤山地區，固原和平涼之間的地方。他因向犬戎等部族兜售絲綢繒彩而發財。[6](P3260)這個記載暗示了固原地區與中原及西北諸戎進行絲綢貿易的歷史較為久遠。
始於西漢時期的“絲綢之路”是中國對外經濟交往史的偉大見證。至南北朝時期，經由高平鎮出“絲綢之路”又再度繁榮起來。公元435年，西域各國去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的朝貢活動開始。北魏每年派往西域的使團達10批;西域入中國的僧商更是絡繹不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寧夏之高平鎮成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門戶，從高平鎮向北，經鄂爾多斯南緣直達平城，從高平鎮向西，直達姑藏(今甘肅武威)，“絲綢之路”因而暢通無阻。公元493年，北魏遷都洛陽，“絲綢之路”便恢復了東漢初年的原貌，高平仍為中西通道上的大站。
①可參閱池田溫《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歐亞文化研究》第1號，1965年)、榮新江《古代塔里木盆地周邊的粟特移民》(《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83年北周李賢夫婦合葬墓在固原南郊被發掘，該墓雖曾被盜，但仍出土鎏金銀壺一把、青金石金戒指一枚、玻璃杯一隻。關於該墓的相關研究近年來非常豐富，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著眼，對李賢墓出土器物從原料、起源地、器形到紋飾等等都進行了周密細緻的考察，①經研究這些物件均是從西亞和中亞傳入的。[7]結合粟特胡商的活動歷史與地域來推斷，李賢墓中出土的中西亞異域風格特色的文物極有可能與入華粟特人有某種關聯。
固原南郊發現的兩個史姓家族墓地的成員，就是昭武九姓之“史姓”，其遠祖就是來自中亞史國的入華粟特人。當時的原州也有粟特人聚居，因而當也存在這種民族集中居住而逐漸“在地化”的粟特移民聚落。《史索岩墓誌》稱：“公諱索岩，字元貞，建康飛橋人也”。學者據墓誌指出，史索岩家族是自西域入華並著籍固原的中亞昭武九姓之史姓人。其祖、父曾封西平郡公，其祖任鄯州刺史。史家是經過河西走廊、西平，再到固原。[8](P29)這也證實了粟特人舉家、舉族遷徙聚族而居固原的情況。
另外，固原九龍山隋墓，[9]雖則沒有出土墓誌等資料證明墓主身份，但從出土的下頜托及韓康信先生對其人骨的鑑定結果等種種暗示，都指向其極有可能就是中亞人。在編號為M33中出土了一組金冠飾、齶托。冠飾下部為兩端穿孔的弧形長條，上有三道聯珠紋飾帶。弧形長條正中上方為一橫長方形葉片狀裝飾，周邊飾聯珠紋。其上為一半月形，周邊飾聯珠紋，②中間為凸弦紋。半月形上方為一圓片，周邊及中部飾聯珠紋。半月形外側為對稱的鳥形裝飾，張翅，內側輪廓飾聯珠紋。鳥形裝飾外側裝飾與正中上方相似。外側兩端各一鳥形裝飾，外側輪廓飾聯珠紋。齶托為兩端穿孔的長條形，上飾三道聯珠紋。中部橢圓形，周邊飾連珠紋，兩端有三角形凸棱。
M33無紀年，考古報告通過比較研究推定為隋代。[9]M33的鼻骨、發達的鼻棘、面部水平方向明顯突出和矢向突度弱、側視眶口平面位置更多垂直型，這些特徵顯示其種族屬性與西方高加索種的關係最密切，推測與中亞兩河地區的類型更接近。[10](P232-246)M33墓主頭戴金冠飾與齶托、兩墓墓主口含東羅馬金幣等，可能也都與中亞人的習俗有關。[11](P48-51)金冠飾上的聯珠紋、日月形，口含金幣的葬俗等都與粟特人甚至祆教有一定關聯，再結合固原地區在絲綢之路歷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亞史姓人家族墓地等，推測其為入華粟特人應該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至於為什麼會形成聚落組織，著名中西交流史學家、北京大學張廣達教授曾指出：“粟特人在交通要衝之地設立了駝隊棚舍和一些自我保護性的組織，慢慢地初期臨時性的過客變成了停居的僑民，逐漸演變成了粟特聚落。”[12]結合絲路實際，在北朝隋唐時期，東西之間關山隔阻，環境氣候與地勢複雜，往來交通十分不便，但粟特人不畏艱難險阻，吃苦耐勞，在漫長的東西商路沿線，其商業貿易涵蓋範圍十分寬泛，當然，他們的貿易活動不可能是一隊人馬從東到西或相反方向一路走遍，而事實上，絕大部分粟特人的絲路貿易都是分段進行的，也就是說在各個絲路沿線節點，都有其貿易市場、貨源地、物資和後勤補給站、商品轉運分銷中心等據點，隨著貿易量和利潤的增加及往來絲路的商人數量激增，絲路沿線的粟特人貿易線路、供銷貨渠道、信息集散中心、倉庫等都迅速適應需求不斷發展，這就為一定規模的粟特聚落的出現和形成創造了條件，陸續形成了以粟特人為主的多民族集中聚居區。而貿易往來必經之地的固原，自然雲集著大量粟特人，或經商，或定居，或農耕，或征戰，或靠歌舞、養馬、語言等技藝謀生，他們都不約而同地聚集在固原，並對固原文化的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①可參閱羅豐《20世紀寧夏考古的回顧與思考》(《考古》2002年第8期)、王曉娟《北朝聯珠紋樣探微》(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朱滸《北朝器物中的域外設計因素：以胡人形象為中心》(《裝飾》2015年第10期) 、毛陽光《北朝至隋唐時期黃河流域的西域胡人》(《尋根》2006年第2期)等。
②聯珠紋，就是圓圈或圓珠連續排列而成的圖案。一般作邊飾紋樣或者起分割的作用，常與其他紋樣結合形成團窠，內部填充各類形象，極富表現力，在表現形式上有各種不同類型的變化。聯珠紋曾是中亞薩珊波斯的重要藝術樣式，隨著絲路中西交流的影響，在中國的北朝隋唐時期的絲綢織物、各種材質的器物裝飾等方面盛極一時，非常流行。
二、“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
栗特胡人入居寧夏，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北魏打敗赫連夏國時，曾把夏國境內的胡戶集體遷徙到今寧夏北部的薄骨律鎮境內，在黃河以西單設“胡地城”讓他們居住，[5](P284)以便於管理，也不承擔賦稅勞役。
寧夏北部地區殷富，為歷代統治集團必爭之地。公元535年，東魏和西魏為爭奪寧夏平原而大動干戈。西魏發兵圍靈州，引水灌城，“遷其豪帥於鹹陽”，而靈州刺史曹泥亦“拔其建戶五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今山西省文水縣境)界，投靠東魏，決渠灌城，人口因戰亂而遷徙，靈州等地的灌溉農業再次遭到破壞。
公元556年，宇文覺廢西魏而自立，改國號為周，史稱北周。北周統治寧夏地區的20餘年間，基本上無戰事，社會比較穩定，農業經濟又有短暫恢復。據《太平寰宇記》記載：北周宣政二年(579)，北周俘獲陳將吳明徹及其部將3萬人，“遷其人於靈洲。其江左之人崇禮好學，習俗相化，因謂之塞北江南。”“靈洲”，即為靈州，當時寧夏引黃灌溉平原的中心，因而是安置移民的理想處所;“江左”，即指南朝陳國的江東或泛指長江下游地區。“江左”之人移入靈州，帶來了江南經營農業的技術和先進的文化習俗，融入當地居民之中，很快改變了寧夏地區的經濟面貌和社會習俗，從此，“塞北江南”便成為寧夏的別稱，“塞北江南”的經濟內容是顯而易見的。
唐以山河形勢之便，分全國為10道。寧夏地區屬關內道，北部地區設靈州總管府(今寧夏靈武西南)，領回樂(今靈武西南)、弘靜(今寧夏青銅峽北)、懷遠(今寧夏銀川市東)、靈武(今寧夏永寧縣南)、鳴沙(今寧夏中寧縣北)等縣;南部地區設原州(今寧夏固原)，領平高(今寧夏固原)、平涼(今甘肅平涼)、百泉(今寧夏固原南)、蕭關(今寧夏固原北)四縣。此外，鹽州(今陝西定邊)及所領之五原、興寧二縣均僑置靈州。[13](P74)
有唐一代，寧夏地區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屏障京畿的藩籬和門戶。
高宗鹹亨三年(672)，在靈州境內設定安樂州，調露元(679)，又在靈州、夏州南境和今內蒙古鄂托克旗南、寧夏鹽池縣以北一帶新置魯、麗、塞、含、依、契等六州，安置內遷突厥降戶及胡人部落，史稱“六胡州”。“六胡州”於長安四年(704)合併為匡、長二州。神龍三年(707)，又升改為蘭池都督府，後又分設為六縣。開元元年(713)，更名為東皋蘭、燕然、燕山、雞田、雞鹿、燭龍等六州。原來的自治性質已大大下降，朝廷對其管制也日益加強，許多優惠政策也被取消。[5]
六胡州原是安置突厥降戶的，但由於粟特人與突厥人的密切關係，大量粟特人隨其進入六胡州。[14]史籍記載顯示，六胡州等地的粟特人都有自己的武裝力量。[1](P369)甚至可以影響唐代政治走向，可見其實力非同尋常。在這種帶有軍事羈縻性質和政治安置的粟特人聚落里，其聚落組織形式與生存狀態與固原地區的粟特人聚落有所不同。他們並不是單純的絲路商人，事實上有重要的政治和軍事屬性，還直接與突厥、中原內地政權以及吐谷渾等其他眾多民族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如《新唐書·康日知傳》稱康日知為“靈州人”，透露其出身於六胡州。靈州的康國人康日知的祖父康植，曾率部助唐平叛，俘康待賓，被唐玄宗召見，授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康日知是一位在中晚唐歷史上與寧夏軍事活動有重要聯繫的入華粟特人軍事統帥，他對寧夏的歷史走向有一定的影響。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從吐蕃手中奪取原州等三州和石門等七關的涇源節度使康季榮也似為康國粟特人。
另外，粟特人的聚落生活中藝術氣息非常濃厚。在鹽池縣蘇步井鄉窖子樑上發現一處何國人的家族墓地。據其中一塊墓誌載，其先祖為粟特人。該墓地還出土了胡旋舞墓門，墓門上的胡旋舞呈現絢麗的藝術美。對舞的雙人應為粟特人，他們高挑鼻子、深凹眼窩，笑眼與八字鬍張揚著開朗與詼諧，流淌著舞蹈的美感。緊身圓領窄袖衫、貼腿緊裙、長筒皮靴勾勒出修長健壯的身姿。腳下的小圓毯在旋轉，圓毯上腳尖在旋轉，懸空的腿腳在旋轉，健美的身軀在旋轉，手臂輕舒，裙衣斜曳，舞袖飄飛……能歌善舞的粟特人所到之處，便將其藝術延續至聚落生活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繁榮了當地的藝術與文化。
還有，《何文哲墓誌》稱其“世為靈武人”。另外，在安姓人物中，安附國之子安思恭任魯州刺史，安菩為“六胡州大首領”。[15]表明至少在唐代昭武九姓於靈州大量聚集乃不爭之事實，且靈武地區及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軍事性十分明顯。
三、寧夏成為粟特人聚落的條件
(一) “絲綢之路”東段的地域條件
唐代前期中國傳統文化在寧夏地區居主導地位，但由於寧夏位於農牧交界帶上，所以天然形成一種對多元文化的開放環境，不排斥外來文化的輸入。正是在唐朝最盛時期，通過暢通的絲綢之路，西方文化源源東來，佛教、基督教、祆教、伊斯蘭教及雕刻、繪畫、音樂、舞蹈等藝術一併輸入。我們的老祖宗對它們既不排斥，也不活剝生吞，而是以傳統文化為基礎，加以吸收、消化，融會成為獨具民族特色的新的文化。[16]
事實上，原州作為中西交通線上貿易中轉站的地位早在西漢和北魏時期就已經奠定，直到唐代前期，長安到原州的路線，依然是絲路北線的主幹道。在“絹馬貿易”及與中亞各國的貿易中，其地位更為重要。原州向東直達長安，向西則通中亞和西亞，這條道路在寧夏的長度約為385公里，正是通過這條中西交通幹線，溝通了唐王朝與邊疆地區及至中亞、西亞地區的經貿往來。當時，中外商人往來於絲綢之路上，中國的絲織品不斷輸往國外，外國的金銀珠寶首飾等則輸往中國。固原地區發現的許多重要文物，如薩珊銀幣、薩珊金幣仿製品、東羅馬金幣仿製品、異域風格的金花飾、黃金覆面，以及須彌山石窟等，都是盛唐時期寧夏地區商品經濟活躍和社會經濟繁榮的證據。
靈州的戰略地位同樣十分重要，是屏障京畿的藩籬和門戶。唐太宗曾赴靈州大會“百王”，被各遊牧民族共尊為“天可汗”;唐肅宗“安史之亂”中，在靈州登基，完成反攻復國的中興大業。靈州境內，先後設定的許多羈縻州，也是少數民族和平安全生活的樂土。靈州黃灌區也是唐代北方營田的重要區域，農牧業經濟發達，又有漁鹽之利，更是中西交往的一條大通道，所以靈州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5](P260)
(二) 寧夏經濟發展提供的貿易條件
西北地區的民族貿易往來比較活躍，但是真正出現比較固定的互市管理機構，卻始於隋唐時期。隋煬帝時西域各族或政權使者紛紛前來河西地區從事互市，中央政府派遣重臣裴矩前去張掖主持互市，開中央政府主持互市之先河，在寧夏絲路貿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寧夏地區本是多民族居住區，又是外來商人往來的必經之地，具有發展絲路貿易的地理優勢。這裡有漢、突厥、吐谷渾等民族，農耕區與畜牧區犬牙交錯的自然條件也決定了當地民族間的經濟貿易異常活躍，構成了寧夏地區經濟的一大特色。尤其重要的是，絲綢之路貫穿寧夏、河西、中亞、歐洲等，西亞、歐洲等地的馬匹、金銀珠寶等奢侈品又通過寧夏地區流向中原內地。
隋代對西域地區的苦心經營，攻打突厥、吐谷渾和開展屯墾，在河隴地區發展官營畜牧業，對外籍商人給予優惠政策，隋煬帝西巡並親自主持張掖互市等一系列重大活動，都是保障絲綢之路暢通的有效措施。為了徹底解決北部邊境的民族爭端，唐太宗李世民於貞觀二十年(646)親臨寧夏南北視察，在靈州接受了鐵勒諸部朝賀，結束了長達26年的民族紛爭，穩定了社會秩序。從此，寧夏地區進入和平發展社會經濟的時期。經過多年開發，耕地面積已大幅度增加，灌區面積不斷擴大，寧夏地區已成為“兵食完富”、百業興旺的“塞上江南”。
特別是以養馬業為中心的畜牧業大發展。寧夏地區一向為宜農宜牧之地，古代不少王朝均以“農牧並舉”為經濟發展的方針，唐朝前期將大批歸附的突厥、党項、吐谷渾等族部落安置於靈州、原州境內，令其部落，不革其俗，在經濟生活方面，尊重他們的習慣，對善於經營畜牧業的部族給予支持。唐朝政府在隴右地區重新恢復了隋代以原州為中心的牧監基地，盛唐時期形成了以今寧夏固原為中心的甘寧青牧馬基地，這一基地的牧馬業興旺，又是與國有監牧制的建立相聯繫的。由於政府重視，設定東、南、西、北四監牧使掌管牧馬業，馬匹飼養量大為增加;至高宗麟德年間，又於隴右四郡增設“牧監48所，置八使以掌管其事，置田1230頃，募民耕種，以供芻秣。牧馬數量由貞觀年間的3000匹增加到70.6萬匹”[13](P87)。唐代的監牧使下又設若干監，馬5000匹為上監，3000匹為中監，余為下監。至天寶年間，“寧夏境內至少有16監”。[17](P115)以原州為中心，隴右地區的國有養馬業得到很大發展，但這種畜牧經濟具有很強的軍事性質，其產品主要是為補充軍隊的戰馬，供征戰使用。同時，也有一部分作役畜使用，用以耕地和拉車。養馬業的發展對於寧夏地區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三) 便利的郵驛系統為其經商貿易提供了條件
政府在中原通向歐亞的重要地區設立驛站，長安至四境的驛道通暢，沿途約距數十里即設有驛站，驛站附近皆列店肆以供商旅。[18](P4)不少粟特胡商便留居寧夏地區，其中一部分商人逐漸開始經營較為固定的店鋪生意，如邸店、客棧、櫃坊等。一邊發揮其特長經商取利，一邊安居寧夏，在聚落內部，粟特人之間應該是有類似同鄉會一般的組織來聯絡往來絲路的商人們，並承擔信息傳遞、物資互助等功能，甚至以宗教活動和儀式聯繫同胞，形成巨大的民族文化凝聚、保持和傳播力。
驛站為商隊提供物資給養，[1](P395)，為使者、商旅穿越絲路提供了重要的後勤保障。盛唐時期，由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交換規模擴大，許多重要的商路上，既設立了驛站以通郵，又出現了“夾路列店肆”“以供商旅”的景象，中外貿易及國內各地區之間的商品交換十分活躍。寧夏地區的原州、靈州、鹽州均通了郵路，保障了區域間商品交換的發展。政府為得到隴右地區的良馬，以高價收購，“以一縑易一馬”。寧夏地區除了以畜產品與境外交換外，還有鹽、中藥材等商品。唐高宗儀鳳年間，懷遠縣境內有鹽所3所，靈州境內有7 所，[13](P82)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詩句“鄜州馹路好馬來，長安藥肆黃芪賤”，反映的就是鹽州與京都商路上的繁忙情景，表明寧夏地區的商品在長安等地的市場上占有一定份額。
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實施的各項行政措施和完備的驛站系統，使通過陸路進行的經濟、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商隊還會拜會當地遊牧部落的首領，目的是要得到遊牧民族首領的保護。昭武九姓胡人在中原及驛站、聚落的活動，是注入大唐帝國的一股新鮮血液，是盛唐氣象的參與者和創造者，是一支生機勃勃的力量。[19]
(四) 政策激勵
粟特人具有較為發達的城邦生活，其中，商人、農民和手工業者構成粟特社會的基本人群，從這種社會結構基本組成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粟特城邦的重商傾向，說明當時的粟特王室重視對外商業貿易，王室貴族親自出資、組織大型商隊，招募有經驗的商人加入王室和貴族的商隊。[1](P363)這也是粟特商隊發達的一種政策導向和激勵。
大業五年(609)，隋王朝在吐谷渾故地置西海(青海湖西伏俟城)河源(今青海興海東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未(今新疆且末南)四郡後，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通路，於是，派裴矩駐於張掖，主持和西域各國的聯繫和通商往來。西域“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此“西域諸蕃，往來相繼”。西域和內地的聯繫及經濟文化交流通過寧夏境內便捷的交通線，變得更加密切了。這是封建社會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天子西巡張掖的活動，是中西貿易尤其西北絲路貿易史上的一個里程碑。隋煬帝親自主持在河西張掖組織大型的國際民族交易會，以此為契機，前來隋朝的各國及各族使節和商人人數進一步增加，隋煬帝對外國商人採取了優待政策。[20]來華粟特商人因此可以獲得超乎尋常的收益，且優越的後勤保障和服務供給等對胡商們的人身、財物安全都有保障，這就為粟特商人大規模來華與留居寧夏提供了更大的推動力。[20]
開放多元的大唐盛世，以萬國來朝的胸襟和氣度，積極拓邊，經營西域的政策也極大地推動了寧夏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唐太宗及高宗在位期間，唐朝多次對西突厥及吐谷渾用兵，取得對西域諸國的統治地位。置安西與北庭兩都護以管轄天山南北和蔥嶺等地區，打通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通道。加之，寧夏地區民族成分複雜，民族人口較多，基本上都是漢人與諸胡雜居。隨著東西方貿易的興盛，長安、寧夏、河西走廊、伊州、西州、羅布泊沿岸乃至中西亞方面的粟特商賈往來如梭。漠北各族也紛紛南下，寧夏地區胡漢混雜的程度更高，絲路貿易的發達給寧夏經濟和貿易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
綜上所述，北朝隋唐時期寧夏入華粟特人聚落的存在是政府對西北地區經營取得的較大成效，與當時在這裡採取農牧並重的基本政策分不開。這是因為農牧並重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資源，因地制宜，實行資源的合理配置，使經濟形式多樣化，收到了比較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21]
四、寧夏粟特人聚落的類型
作為一個專門的研究對象，九姓胡的東方聚落史，除時代、地域外，還有文化類型的問題。蔡鴻生先生曾將其分為三種類型:移植型聚落、歸化型聚落和突厥化聚落。[22]
移植型聚落。這類聚落不是胡人分散寄住或落籍之後逐步形成的，它是一種有組織的群體移民，自有首領，合族而居，故有能力建城(石萬年7城，康艷典4城)，種植中亞作物(葡萄)，並保持原有信仰(火祆廟)。按胡化程度而言，移植型聚落最高，因為它是原生性的。
歸化型聚落。敦煌的從化鄉、高昌的崇化鄉，雜居的胡姓民戶，均按鄉、里編籍，計丁授田。從名籍看，胡人子弟多取漢名，反映出“土生胡”的漢化趨勢。從生計看，他們以務農為主，是一批胡姓的庶民。如“涼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蔥右諸國，商侶往來，無有停絕”，這裡的歸化型聚落，由胡人豪族操縱，如隋末唐初的安修仁、安興貴，都是食封六百戶的顯宦。在王朝的政治危機中，他們成了激化胡漢矛盾的地方勢力。
突厥化聚落。在漠北地區，依附於突厥汗庭的“胡部”，從文化類型來說，可算是突厥化聚落。六胡州大首領安菩的先世，就是出身突厥胡部的。在突厥化聚落里的九姓胡，習染蕃俗，生活方式也由善商賈向善騎射轉化了。李益的《六州胡兒歌》“六州胡兒六蕃語，十歲騎羊逐沙鼠”，正是胡人蕃化的寫照。
參照蔡鴻生先生對胡人聚落類型的研究，結合原州和六胡州的不同文化背景和歷史傳統及地理特徵，經過初步分類，可將原州的粟特人聚落歸為介於移植型和歸化型之間的聚落形態，因為他們保留了內部婚姻，任職薩寶等特徵，但同時由於入居固原時間既久，而呈現出漢化的色彩，所以應該是介於兩者之間的過渡形態的聚落類型。而靈州及六胡州的粟特人聚落則帶有明顯的突厥化聚落色彩。
五、粟特聚落對寧夏的歷史影響
(一) 豐富了寧夏人民的物質生活
如所周知，“絲綢之路”是東西方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不僅漢人所生產的綾、羅、繡、絹、絲和金、鐵等大量輸到西域，或由西域再運往西方，西域各族的特產如名馬、玉帶、葡萄酒等也傳入內地。由於經濟交流頻繁，固原、靈州、鹽州等成為當時有名的絲路貿易城市，西域商人很多。西域各族人民對寧夏物質文化的繁榮，也有很多幫助。粟特商人在絲路上經營的物品，主要是以奢侈品為主，這些商品具有體積小，輕便易攜帶，而價格昂貴、利潤高的特點。他們將中亞的玻璃器、寶石、金銀器等物品運到寧夏，又把中國的絲綢、香料、漆器等運到中亞，經過長途跋涉之後，轉手賣給波斯人、羅馬人、印度人，以低價買入、高價出售的方式，從中獲取豐厚的利潤。粟特商隊活躍在寧夏地區的時間和規模，遠遠超過同一時期和之後的任何一支商隊。他們不僅從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還同時承擔著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從北朝至隋唐，陸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幾乎被粟特人壟斷。在各個行業、各項買賣中，以珠寶生意最顯赫。“胡商識寶”歷史上非常有名，他們有優越的條件經營珠寶業。唐代粟特胡商隊伍壯大，胡商中有不少人經營酒館、飯館等，於是各種胡食如胡餅、畢羅等在寧夏迅速流傳，這對寧夏人民的生活產生了深遠影響，至今在寧夏的飲食中仍有其蹤跡。
寧夏固原發現的粟特人墓誌資料表明，唐朝還以善養馬匹的粟特人擔任馬政官。“秦、漢以來，唐馬最盛”，極大地改善了軍隊的裝備，馬在唐朝的特殊地位，直接影響到軍事，如果掌握對馬匹的管理，便是抓住了兵權。唐玄宗在即位前，便親自兼知內外閒廄一職，即位以後，則讓家奴出身的心腹王毛仲檢校內外閒廄兼知監牧使，足見其對馬匹管理的重視。精美的“昭陵六駿”和隋唐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駿馬雕塑，成為獨具特色的文物，也反映出馬在軍事戰爭、中西交通和禮儀制度上的重要地位。[23]
原州一帶作為絲綢之路北段的中心，從秦漢時就適宜養育良馬。[24]唐代官方牧場設在遼闊的隴右地區，其種馬大都來自周邊國家和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是通過貿易、和親聘禮等形式獲得，此外通過戰爭也獲得了不少良馬。唐朝把引進的良馬統稱為胡馬或蕃馬。固原隋代史射勿墓壁畫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唐墓壁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梁元珍墓壁畫，墓道兩側為人物牽馬圖。畫中的人物頭戴黑色幞頭，徒手或手持短鞭的僕從牽馬做行進狀：馬的顏色雖有不同，但都體態肥圓，神態十足，是唐馬中的珍品。[25](P71)727年，在黃河上游的銀川設立了第一個馬市集，以供胡人聚落的粟特或突厥人來市集賣馬，買回絲綢、金屬等。當時，因得到中亞各國及帕米爾以外地區的進貢，蒙古小馬曾流行於整個草原地帶及中國北部。從外地來的馬包括：703年帶進皇宮的純種阿拉伯馬，654年西藏人奉獻的小野馬，浩罕、撒馬爾罕、布哈拉、基什、喀什、米國、骨咄等地的馬等等。在唐代繪畫與雕塑中可以看到唐代馬匹的特點，顯示出引進馬種及與中東、外奧克散馬種雜交的影響，這些馬種比蒙古小種馬較大也較細長。[26]
粟特人主要從事的中西商貿的產生，實際上是由內地與邊疆生產結構的差異所決定的，這種差異主要源於農耕經濟與畜牧業經濟的分工不同，自然環境條件的差異導致物產等生活物資的差異，所以不同的經濟生產方式之間一直存在物資上的互補需要，一旦條件允許，人類的強大好奇心理和物以稀為貴的傳統等都會形成強大的對外貿易需求。加之，中原王朝的王公貴族及統治者對於來自異域的奇珍異寶、以供奢侈生活之域外舶來品有強烈的消費和享樂需求。而且通過遠道而來的不同國家的珍稀物品擺在我天朝的廳堂，本就是一種榮耀和威望。在這種消費和夸富心理刺激之下，就寧夏地區來說，本地區的絲路貿易存在特殊的互補性，這裡的市場不僅具有民族的色彩，甚至帶有國際貿易的特色。胡商中有不少人經營酒館、飯館等，於是各種胡食如胡餅、畢羅等在唐朝內地迅速流傳。近年來，豐富的考古發現為我們了解當時粟特聚落提供給寧夏的琳琅滿目的物品提供了實物證明，如薩珊銀幣[27]、玻璃器①、金銀器等奢華物品，從中可以看出當年時尚的寧夏貴族生活之奢靡及韻味十足的異域風情。
(二) 豐富了寧夏人民的精神生活
“昭武九姓”胡商陸續在寧夏定居，其中有不少逐漸“華化”。他們帶來了豐富的音樂、繪畫、舞蹈等中亞和西域文明，這對於寧夏文化的興盛和繁榮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唐代教坊中不少胡人，如曹氏父子，米氏父子，能歌善舞，都出於“昭武九姓”，妙解琵琶的曹保是疏勒人，著名的樂府伶工又是作曲家的白明達是龜茲人。胡旋舞、柘枝舞等舞蹈也都來自西域。寧夏地區出土了數量較多的胡人傭、駱駝傭、牽馬傭等，還有著名的鹽池何姓人胡旋舞墓門等考古文物，可以為我們留下關於當年粟特聚落內部載歌載舞的情形。他們帶來異域風情的歌舞音樂等藝術形式，極大地豐富了寧夏地區的精神娛樂和文化活動，一經與本地文化接觸，便受到寧夏人民的追捧。寧夏本是遊牧與農耕文化匯聚之地，中原自北朝至隋唐以來繁盛的中原文化傳播至此，而由粟特人帶來的自中亞、西域傳播的異域文明也同樣風行一時，東西方文化從兩個方向在此匯聚，無疑對寧夏文化起了催化作用。
中古時期大批來華的粟特人，不一定都定居於粟特人聚落里，他們有的進入漠北突厥汗國，有的入仕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隋、唐的各級軍政機構，其中尤以從軍者居多。[28](P148)寧夏地處西北邊陲軍事重地，自然吸引了大量粟特人遷徙居住，力圖在征戰沙場上建功立業，通過軍功流向上層社會。寧夏固原南郊發現的兩個史姓墓地的家族成員，基本上就是以軍功彰顯於世的。史射勿從北周保定四年(564)就跟從宇文護東討北齊，之後屢立戰功。隋開皇二年(582)，從上開府、岐章公李軌出涼州，與突厥戰於城北; 三年，隨上開府姚辯北征; 十年正月，從駕輦并州;十四年，轉帥都督;十七年，遷大都督;十九年，又隨越國公楊素橫穿大漠殲敵，蒙授開府儀同三司;同年十一月，敕授驃騎將軍;二十年，又從齊王入磧。史射勿的子孫後來任唐朝監牧官，管理馬匹，有的任中書省譯語人，雖然都表現了粟特人見長的技能，但他們都脫離粟待聚落的主體，最終融入中原漢文化之中。[29](P63)
①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及新疆的玻璃殘片，是薩珊玻璃從陸路輸入中國的實物證據。參見安家瑤《北周李賢墓出土的玻璃碗———薩珊玻璃器的發現和研究》(《考古》198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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