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德弗里曼之爭

米德弗里曼之爭是一場空前激烈的社會科學界大論戰，其中許多學者涉身其中並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弗里曼本人更是撰寫了諸多論文和好幾部專著，但至今也沒有定論。

簡要介紹

1928年，年輕的瑪格麗特·米德出版了其民族志專著《薩摩亞人的成年——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類的青年心理研究》。該書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採用跨文化並置法（cross-cultural juxtaposition）對薩摩亞人的青春期與美國人的青春期進行了比較研究，將薩摩亞社會作為“青春期危機”的反例展現在世人面前，認為薩摩亞社會充溢著普遍的隨和性，沒有青春期的壓抑與苦惱，男女之間的性愛更是“十分愉快的舞蹈”。至此，博厄斯的猜測“以往我們歸諸人類本性的東西，絕大多數不過是我們對於生活其中的文明施加給自己的限制的一種反應”得以“證實”，“先天—後天之爭”也以文化決定論的占據上風而告一段落。米德本人因此而聲名鵲起，成為文化人類學界一顆耀目的新星；《薩摩亞人的成年》作為獨具威力的“證偽實驗”，更是被奉為人類學“田野調查實驗研究的經典之作”，為學界乃至世人所稱道。

事件簡介

直到1978年米德逝世，其薩摩亞研究範例也沒有遭受到真正有力的挑戰，但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榮譽教授德里克·弗里曼於1983年推出的《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一個人類學神話的形成與破滅》一書使情況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弗里曼在書中對米德的薩摩亞研究的方法論、具體研究條件和方法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米德的經驗證據和結論存在著根本性的錯誤。他以其充分的田野研究經驗向學界宣稱：薩摩亞社會有著嚴格的基於血統的等級制度，有著對少女童貞的極度崇拜，自殺率和侵犯行為發生率高，青春期衝突非常普遍……在弗里曼看來，米德研究結論的嚴重錯誤具有必然性，因為她著眼於“意識形態”的成功，一心尋求能夠“證明”文化決定論的解釋，從一開始就違背了科學的立場與方法。之後，弗里曼還撰文和發表專著強調米德受到了其信息提供者的愚弄。

然而，《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僅僅只是拉開了“米德—弗里曼之爭”的帷幕，這場空前激烈的社會科學界大論戰並未因當事者之一的缺席而有所緩和。許多學者涉身其中並發表了大量的作品，弗里曼本人更是撰寫了諸多論文和好幾部專著，但因為“爭論本身十分複雜，涉及到一系列有關事實的、理論的、歷史的、比較的甚至個人的問題”，至今也沒有定論。而“較為合理”的看法則認為，薩摩亞人的性行為“並不像米德或弗里曼所描述的那么偏激”，他們對性行為所持有的態度“介乎性自由和性壓抑之間”。事實上，這場論戰真正引人注目的或許是它對於培育與啟動學科甚至是所有“軟科學”的反思性思維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