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各章在一定程度上敘說了我們探險的故事，這些故事反映了我們在長途的艱難跋涉過程中所體驗到的情感和所經歷的激動人心的時刻。在漫長而痛苦的困惑不解和失敗的推測之後，我們常常為多種簡捷啟發式的令人驚奇的作用以及隱含在其背後的原因而躊躇迷茫。我們甚至開始懷疑我們研究結果的真實性(我們的許多同事很快就產生了這種思想情緒，而且比我們放棄得要晚!)，只是到了最後才認識到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些發現是千真萬確的。為了反映我們從迷惘懷疑到確信不疑的進步過程，本書前面的有關章節將報告我們當初的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發現，而後面的有關章節將把這些零散發現綜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完整畫面。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出版信息,目錄,節選,
內容簡介
《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中，作者開宗明義地指出，人類和動物的理性是有限的（既不是非理性的，又不是純理性的），但這種有限理性已足以使他們在現實環境中作出合理判斷和決策。現實環境並不苛求人類和動物，也就是說並不要求人類和動物時時處處都作出最最佳化選擇和決策，所以任何人都不必為自己理性資源的有限而忐忑不安。相反，那種奢望通過無限理性實現最最佳化目標的理想主義者反而是不合時宜的！這並不是說《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作者希望無限制地降低人類理性的目標，將人類還原到低等動物的理性水平。他們對理性的最低要求是：能夠與現實環境（包括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要求相匹配！當它能夠做到這一點時，從生態學角度看就已經足夠了。這種理性被稱為“生態理性”。一個重要的假設是：有機體是否有理性或其作出的判斷和決策是否合理，應該用現實的外在標準來判斷，而不是用唯智論者所推崇的不切實際的理想標準來判斷。不存在與現實環境相脫離的不著邊際的抽象理性，如果有，它對有機體適應現實環境也是毫無價值的。只有當與環境的現實要求結合起來考察人類和動物理性時，才能找到評判理性的合理標準，這個標準就是“生態合理性”。
提出一種觀點是容易的，展開和證明一種觀點卻是困難的。難能可貴的是，適應行為與認知研究組從上述關於人類理性的基本觀點出發，形成了連貫嚴密的研究方案，並從諸多學科領域為其觀點累積了豐富證據。既然只有當理性被付諸實際使用時，才具有適應價值，才能提供評判它的機會，於是《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作者首先從兩個方面對有機體需要使用理性資源加以解決的現實問題作了分類：首先，他們按照有機體通常面對的認知問題將有關任務分為選擇、記憶、數量估計、歸類等類別；其次，他們按照現實生活中有機體面對的現實適應性問題將有關任務分為食物選擇、配偶選擇、父母投資以及從動作推斷意圖等類別。如果說人類和動物的理性是有限的，那么當面臨上述諸多現實任務時，他們就應該且必須採用簡捷而“精明”的方法來配置和使用其資源；如果說人類和動物的理性具有生態合理性的話，那么也只有在他們“精明地”配置和使用其有限理性資源時，才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有限理性”和“生態理性”這兩個術語成了適應行為與認知研究組的中心概念，它們雙雙攜手使得有機體在現實環境中採用“快速節儉的”簡捷啟發式成為必要。有機體是否採用簡捷啟發式呢？他們可能採用哪些簡捷啟發式呢？他們何時採用簡捷啟發式呢？簡捷啟發式在現實環境中的成效如何呢？弄清楚了這些問題，關於有限理性和生態理性的命題也就得到了檢驗。正由於如此，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了《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的主要內容。
作者簡介
作者：（德國）哥德·吉戈倫爾等譯者：劉永芳
哥德·吉爾倫爾教授，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ABC研究組）主任，芝加哥大學心理學系前教授，曾經獲得過無數次獎勵，其中包括1992年國際行為科學研究的“AAAS獎”
彼得·M·托德博士，ABC研究組的合作建立者，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資深研究科學家，曾經發表和出版了關於行為模式、音樂和進化心理學等領域的多部著作和無數論文。
劉永芳博士，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訪問學者，華東師範大學心理學系教授，曾發表和出版過關於記憶、歸因理論及其套用、社會認知、人格理論和人格評價等領域的多部著作數十篇論文。
出版信息
《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一書是德國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展研究所適應行為與認知研究組集體協作完成的一項跨學科研究項目的總結。由於其在判斷、推理和決策領域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觀點和理念，將關於有限理性的研究推進了一大步，所以自1999年牛津大學出版社作為重點書目推出其英文版以來，已經在心理學、經濟學、管理科學、人工智慧、行為生態學等研究領域引起了巨大反響。有限理性之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指出：“《簡捷啟發式讓我們更精明》一書對認知科學中有限理性革命的分析和討論是令人著迷的，不啻於對傳統無限理性觀的致命一擊。”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ReinhardSelten也指出：“本書是對有限理性理論的重大貢獻之一。它表明快速簡捷方法所以能取得令人驚奇的成效，是因為它們擬合了環境的結構。對此種‘生態理性’的強調是一種巨大的進步，開闢了一個富有前景的新的研究方向。”加里弗尼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DonaldA.Norman也說：“決策領域的研究將因為此書的出版而改變面貌。”最近，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作為重點引進書目及時地出版了其中譯本。
目錄
ABC研究組及其成員
第一部分研究的總體框架
第1章快速節儉啟發式——適應工具箱
第二部分基於無知的決策制定
第2章再認啟發式——無知如何讓我們精明
第3章無知能在股市贏利嗎
第三部分單一理由決策制定
第4章為一個好理由下賭注——“採納最佳”啟發式
第5章簡捷啟發式有多好
第6章為什麼單一理由決策制定能夠生效
——生態理性的個案研究
第7章人們何時採用簡捷啟發式以及如何識別
第8章快速節儉啟發式的貝葉斯基準
第四部分超越選擇：記憶、估計和分類
第9章事後通偏向——值得為快速節儉記r2付出的代價
第10章快速估計——讓環境來做這項工作
第11章排除歸類法——用少量線索做選擇
第五部分社會智慧型
第12章動作如何揭示意圖——社會互動歸類
第13章從驕傲、偏見到規勸
——尋找配偶過程中的“滿意性”
第14章藉助於簡單決策規則的父母投資
第六部分總結、回顧與展望
第15章人工智慧、行為生態學及經濟學領域的全能神靈與啟發式
第16章迄今我們知道了什麼
參考文獻
人名索引
主題索引
節選
像R．F．R和那位“犯暈”的蘇格蘭人一樣，當我們無法確定看到的物體、聽到的聲音、嘗到的味道、聞到的氣味以及觸摸到的東西究竟是什麼的時候，我們並非不知道那是我們以前曾經見到過的，即便我們不能回憶起更多信息。一些研究者指出，我們的“再認感”(senseOfrecognition)構成了一種特殊記憶系統，他可以獨立於其他記憶能力而免受記憶缺損的侵擾。例如，記憶力衰退的老年人(Craik&McDowd，1987；Schonfield&Rohertson，1966) 和特定種類的腦損傷患者(Sehacter&Tulving1994；Squireeta1．，1993)不能說出他們對於一種物體所知道的一切，甚至不知道在哪裡看到過它，但卻能表現出一定的行為，這些行為證明他們以前曾經接觸過這種物體。類似地，有關實驗室研究已經證明，在需要分配注意力的學習任務上，由於存在許多分心因素，所以更加有效的記憶活動難以進行。然而，即便在這種情況下，再認記憶仍然能夠對信息進行編碼(Jacobyeta1．，1989)。作為對以前我們是否經歷過某些事情的簡單的“非此即彼”式的二元判斷，簡單再認記憶充其量僅僅表明我們對有關事物仍有那么一丁點了解。那么我們的頭腦為什麼要保留這樣一種能力呢?簡單再認記憶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本章我們將介紹一種本書中最為簡單的啟發式——再認啟發式(therecognitionheuristic)。它充分利用再認記憶這種豐富有效的認知資源作出關於現實世界未知方面的推斷。潛藏於面孔、聲音和名字再認背後的認知過程遠非那么簡單，在認知科學中還遠遠未予澄清。然而這並非我們所關心的問題，我們僅關心利用這種複雜認知過程產生的後果——再認，來構建一種簡捷啟發式推斷規則。再認啟發式是如此節儉，甚至在缺乏有關知識時，它反而顯得更加有效。在本章中我們採用簡單規則形式來界定啟發式，這使得我們能夠藉助於數學分析和計算機模擬方法來測定它的效果。我們表明，在一定條件下會產生一種與我們直覺相反的“少即多效應”(1ess-is-moreeffect)，即缺乏再認對作出推斷反而是有利的。我們還將說明如何對再認加以測定，以便從實驗上探明人們實際上是否採用了再認啟發式。
在許多領域人們都使用“再認”這個術語，所以我們有必要首先澄清我們將怎樣使用它。假如馬克阿利斯特上了一輛公共汽車，裡面的乘客可以分為三類，我們用圖2—1所示的三個縱欄分別來表示他們。有一些乘客他根本不認識，也就是說他確信他以前從未見過他們，用左邊的縱欄來表示；有一些乘客他只是認識(感到面熟)，但不能確認或回憶出關於他們的任何事情(即讓他“犯暈”的那些乘客)，用中間的縱欄來表示；還有一些乘客他不僅認識，而且能夠確認他們(如，知道他們的職業是什麼等)，用右邊的縱欄來表示。
美國政治性民意測驗的歷史與蓋洛普(GeorgeGallup)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蓋洛普相信他關於直接民主選舉的理想需要來自公眾的信息和不受金融財團影響的政策評估(Hamilton，1995)。20世紀30年代早期，在其母親作為候選人之一的依阿華州的一次地區性選舉中，他通過民意測驗這種手段實現了直接訴諸選民的理想。此後不久，他便開始運用這種技術去對選舉結果進行預測。自從蓋洛普開了民意測驗的先河以來，民意測驗已經逐漸“發展為美國競選活動的中心”(Hamihon，1995)。例如，蓋洛普和哈里斯(Harris)——民意測驗業的兩個大亨——曾經引起了里查德·尼克森的興趣，並成為他的行政班子操縱或攻擊的主要候選對象(Jacobs&Shaapiro，1996)。將民意測驗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接受下來並沒有使其擺脫人們的批評。人們一再指出，對公眾意見的測驗並未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果，而是被一些政治家們用來捏造他們所需要的所謂公眾態度(參見Jacobs&Shapire，1996)。
民意測驗公司的“阿基里斯之足”(Achillesheel)在於：公眾能夠反過來對其預測準確性加以檢查或核對。如果它們的預測是準確的，那么將不存在什麼問題。事實上，就蓋洛普公司來說，對1997年英國議會選舉的預測就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例子。在由《今日電汛》(TheDailyTelegragh)發起的一項民意測驗中，蓋洛普對選舉結果的預測達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根據選舉前一天和隨機抽取的1810名有資格參與投票的選民進行的談話，蓋洛普預測工黨將以超過保守黨13%的優勢取得選舉勝利。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選舉———它結束了保守黨長達18年的統治地位——的實際結果是：工黨以領先保守黨14%的優勢取得了勝利。
然而，這種事後真實性檢驗也常常置民意測驗公司於非常困窘的境地。蓋洛普和其他人的一次最為著名的預測“失誤”是1948年美國總統選舉中杜魯門的意外獲勝。在1948年11月份的最初幾天裡，幾乎每個人都以為托馬斯·杜威將在即將來臨的總統選舉中擊敗哈里·杜魯門。民意測驗專家和職業政治家也作出了同樣預測。美國發行的各種日報以8對1的比例傾向於贊同杜威。為了搶到一條獨家新聞，11月4日出版的(ChicagoDailyTribune)甚至以蓋洛普和其他民意測驗公司似乎合理的預測為依據，率先宣布杜威將是下一任總統(Hamilton，1995)。(你也許還記得當年的那張照片：當選總統杜魯門不無嘲諷地高舉著這張報紙，上面有一個醒目的標題“杜威擊敗了杜魯門!”)。 面對這種窘境，為了挽回面子，民意測驗專家們通常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我們早知如此———這才是我們真正預測的結果。”但是報紙、錄像帶以及其他媒體所記載下來的事實是不容民意測驗專家們耍滑頭的—一他們必須信守過去的預測。然而，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談話(或者只是“想想”而已)通常僅引起他們個人內部記憶的錯誤——不存在使他們感到困窘和與其記憶相牴觸的外部記錄。這可能導致這樣一種情況：個體對其過去所作預測或聲明形成了不準確記憶。例如，喬大叔(UncleJoe)也許聲稱他早已經知道杜魯門將會贏得選舉，儘管他早先一直相信杜威將會入主白宮的。這種事後自欺欺人地相信自己早已正確地預測了事件結果的傾向通常被稱為“事後通偏向”(關於重建過去事件時其他記憶失真現象的更為系統的闡述，請參見Johnson&Sherman，1990)。
近期的心理學實驗研究表明：事後通偏向在普通人和專家(如，選民、醫生、商人等)中都是普遍存在的，而且顯然與多種判斷活動(如，信心判斷、選擇、分類或數量估計等；相關的評論參見Hawkins&Hastie，1990)有關。毫不奇怪，這種現象在預測政治選舉結果時也發生了。例如，1982年夏威夷州選舉州長之前，西諾第諾斯(Synodinos，1986)在其進行的一項研究中要求被試指出每個候選人贏得選舉的可能性。選舉結果公布後，要求另一組被試仿佛他們是在選舉前接受測驗那樣作出同樣預測。正像所預期的那樣，被試表現出了明顯的“早知如此”的傾向：選舉後對獲勝者贏得選舉可能性的估計遠遠高於選舉前的估計，而選舉後對兩名落選者贏得選舉可能性的估計則遠遠低於選舉前的估計。
西諾第諾斯(1986)通過比較兩個不同被試組的預測證明了了解有關結果所起的作用。在一個單獨的被試群體中也能夠發現事後通偏向。例如，1972年尼克森總統訪問北京和莫斯科前夕，費什霍夫和貝斯(Fischhoff&Beyth，1975)曾經讓一組大學生被試對此次訪問可能產生的各種後果作出判斷。各種不同後果以簡短聲明方式提供給被試，如：“美國將在北京設立永久外交使團，但不會給予其外交上的承認”和“尼克森總統將至少會見毛澤東主席一次”，要求被試在一個0%到100%的量表上表明他們對這些聲明的信心程度。在尼克森總統訪問之後，將這些聲明重新提供給被試，要求他們對原先所作判斷進行回憶。在這項研究中，被試也表現了事後通偏向：對他們知道已經發生了的事件的回憶成績高於原先的判斷成績，而對於他們知道未曾發生事件的回憶成績則低於原先的判斷成績。
出於上一部分所提出的心理學合理性方面的考慮，加之人類和其他動物常常必須在很短時間內依據少量線索對物體作出歸類，我們試圖發展一種快速節儉的歸類方法。這種方法集心理學和機器學習領域現有歸類模型的優點於一身：簡單的決策過程和有限的線索利用。此種特徵的結合在被稱為“排除模型”(eliminationmodel)的心理學理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排除模型最初是為選擇和偏好判斷任務而設計的(Restle，1961；Tversky，1972)。在“相繼排除選擇模型”(sequentialeliminationchoicemodel)中，不斷根據進一步的考慮從一套對象中排除其子集，逐步減少剩餘子集存在的可能性，直到某種單一選擇被保留下來，作為從一套對象中選擇出來的一個對象。子集中的對象是由許多特徵來界定的。為了排除第一個對象子集，採用一些方法挑選出一種特徵，將具有這種特徵的所有對象從可能的子集中排除出去。採用同樣方法相繼挑出具有其他特徵的子集，將其排除掉。經過此種排除過程仍然得以保留的對象就是最後的選擇。這樣，排除模型必須指定一種搜尋順序，一旦僅剩下了單一選擇，立即終止信息搜尋，因此它們的終止和決策規則是密不可分的(像在決策樹模型中一樣)。
心理學中廣為人們所知的排除模型是特威斯基(1972)關於機率選擇的“逐項排除模型”(EBA)。將EBA發展為關於選擇活動描述性模型的促動因素之一是：經常有許多相關線索可以被用來在複雜選項間作出選擇(Tversky，1972)。因此，特威斯基想要用他的模型把從心理學上看合理的程式整合在一起，去挑選和排列從多種選項中作出選擇時使用的線索。在EBA中，根據線索或項目對作出特定選擇的有效性，排出一種可能性順序，並據此對它們加以選擇(如，若想從附近的許多餐館中選擇一個，最重要的項目是它的服務特色及價位)，把與當前正在考慮項目不一致的可能性(如，不供應海鮮的餐館)從選項中排除掉。而且，只有剩餘選項中包含的項目才得到進一步考慮(如，如果附近所有海鮮餐館均不太貴，那么價位就不能再被用作區分它們的項目)。另外附加的項目被用來排除剩餘的可能性，直到僅留下一個選項為止。這種僅使用必要項目的做法與上一部分描述的使用所有適用線索的歸類模型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