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任法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體裁：散文
- 作者：管仲
- 作品出處：《管子》
原文,翻譯,作者簡介,
原文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合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捨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聖君則不然，守道要，處佚樂，馳騁弋獵，鐘鼓竽瑟，宮中之樂，無禁圉也。不思不慮，不憂不圖，利身體，便形軀，養壽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敵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勞意，不動力，而土地自辟，囷倉自實，蓄積自多，甲兵自強，群臣無詐偽，百官無奸邪，奇術技藝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過其情、以遇其主矣。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壚；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此先聖之所以一民者也。《周書》曰：“國法，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民不道法，則不祥；國更立法以典民，則不祥；群臣不用禮義教訓，則不祥；百官服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故曰：法者不可不恆也，存亡治亂之所以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君臣上下貴賤皆發焉，故曰“法”。
古之法也，世無請謁任舉之人，無間識博學辯說之士，無偉服，無奇行，皆囊於法以事其主。故明王之所恆者二：一曰明法而固守之，二曰禁民私而收使之，此二者主之所恆也，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眾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
今天下則不然，皆有善法而不能守也。然故諶杵習士聞識博學之士能以其智亂法惑上，眾強富貴私勇者能以其威犯法侵陵，鄰國諸侯能以其權置子立相，大臣能以其私附百姓，剪公財以祿私士。凡如是而求法之行，國之治，不可得也。
聖君則不然，卿相不得剪其私，群臣不得辟其所親愛，聖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輻湊以事其主，百姓輯睦聽令道法以從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故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為私賞之，有所惡而為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為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也。
故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借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借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故聖君失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訴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
治世則不然，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無私也，是以官無私論，士無私議，民無私說，皆虛其匈以聽於上。上以公正論，以法制斷，故任天下而不重也。今亂君則不然，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聽私說，故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冶，從此產矣。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眾物之象也。各立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乎？故遵主令而行之，雖有傷敗，無罰；非主令而行之，雖有功利，罪死。然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夫非主令而行，有功利，因賞之，是教妄舉也；遵主令而行之，有傷敗，而罰之，是使民慮利害而離法也。群臣百姓人慮利害，而以其私心舉措，則法制毀而令不行矣。
翻譯
聖明君主依靠法度而不依靠智謀，依靠政策而不依靠議論，依靠公而不依靠私，依靠大道而不依靠小事，結果是自身安閒而天下太平。失國之君就不是如此，棄法度而依靠智謀，所以百姓也就丟開生產而追逐虛名；棄政策而依靠議論，所以百姓也就丟開實際而好說空話；棄公而依靠私，所以百姓也就背離法度而胡作妄為；棄大道而依靠小事，所以君主勞煩忙亂，人民迷惑不清，而國家不得安定。聖明的君主就不是這樣，只掌握國家的主要原則，而過著安閒快樂的生活，跑馬打獵，鳴鐘擊鼓，吹竿奏瑟，宮中的娛樂沒有什麼拘束。他不思不慮，不憂不謀，利其身體，適其形軀，保養其壽命，垂衣拱手安坐而天下太平。所以，君主能夠運用這個原則的，就不操心，不勞神，不費力，而土地自然開闢了，倉廩自然充實了，積蓄自然豐富了，兵力自然強大了，群臣沒有詐偽的，百官沒有奸邪的，有特殊技藝的人也都不敢用浮誇的語言、粗莽的行為來誇大個人，欺騙君主了。
從前堯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樣，任憑陶工去隨意製作；又象金屬在煉爐里一樣，任憑冶工去隨意鑄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來，推之即去，使役他們就能夠完成任務，禁戒他們就能夠及時制止。堯的治理方法，不過是善於明確地發布該怎么辦和不要怎么辦的法令罷了。黃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來，不用推動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夠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夠自行停止。黃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變，讓人民習慣於依法行事。
所謂仁義禮樂，都是從法里產生的。這法是先聖用來統一人民行動的。《周書》上說：“國法廢弛不統一，國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國家擅改已立的法度來管理人民，不祥；大臣們不用禮節和法制來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國事的人脫離法度辦事，不祥。”所以說：法是不可不永遠堅持的，它是存亡治亂的根源，是聖明君主用來作為天下最高標準的。無論君主或群臣、上層或下層、貴者或賤者，都必須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時的法治，社會上沒有私自請託保舉的人，沒有那種多識、博學和善辯的人，沒有特異的服飾，沒有奇怪的行動，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範圍里為君主服務。所以聖明君主必須永遠堅持的有兩條：一是明確宣布法度而堅定地執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們。這兩條是君主應當永遠堅持的。法，是君主用來統一人民行動使用屬下的；私，是屬下用來侵犯法度擾亂君主的。所以，聖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堅定地執行著它，這樣，那么所謂能幹的人、懂法的人、多識博學的人們，就不可能擾亂法度了；人多勢強、富貴而有私勇的人們，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親信、近臣、親屬和寵愛的人們，就不可能違背法度了；珍奇寶物就不可能惑亂君主執法之心了；對任何事物的處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準則，是聖明君主的法寶。
現在天下的情況就不是如此，本來有良好的法度卻不能堅持。因此，所謂能幹的、懂法律的和多識博學的人們，能夠運用他們的智謀來擾亂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勢強、富貴而有私勇的人們，能夠運用他們的威勢來破壞法度，侵害君主；鄰國諸侯能夠運用他們的權力來廢置太子，任用輔相；國內大臣能夠運用他們的行私來拉攏百姓，並剋扣公財豢養私黨。象這樣的情況，要求法度通行，國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聖明君主就不是這樣，不允許國家卿相剋扣公財豢養私黨，不允許群臣任用自己親呢的人為官，君主自身也明確宣布制度而堅定地執行它。這樣，群臣協力同心，圍繞著君主來為他服務；百姓也團結和睦，聽令守法，做他們應作的事情。所以說，有創製法度的，有執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創製法度的是君主，執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就叫作大治。
所以，君主有三種不同的做法：喜愛某人卻不進行私賞，厭惡某人卻不進行私罰，確立儀法制度，以法斷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愛某人就進行私賞，厭惡某人就進行私罰，既不聽大臣忠言，又脫離左右屬下，專憑個人之心斷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愛某人，就替他進行私賞；大臣憎惡某人，就替他進行私罰；違背公法，喪失正心，一味聽大臣擺布的，是危產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愛於人，也不可注重私惡於人。注重私愛，叫作錯用恩德，注重私惡，叫作錯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錯，君主就危險了。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項：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貧，使人貴，使人賤，這六種權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據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這四個領域，是君主所要占據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權力交給別人，叫作“失權”，把自己占據的領域交給別人，叫作“失位”。處在失權失位的狀態，還希望法令能夠推行，是辦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備，也是導致“失權”、“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時歪曲法度，有時毀棄政令的事情，從來是聖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貴臣不能威脅他，富人不能賄賂他，賤者本能討好他，近臣不能親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執法之心堅定而不動搖，乖異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懼，乖異邪僻的人們都有了改變，法令一頒布下去，民眾就跟著行動了。所以，聖明君主設立制度儀法，象天地那樣的堅定，象列星那樣的穩固，象日月那樣的光明，象四時運行那樣的準確，這樣，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會聽從。失國之君就不是這樣，法度立下以後又廢除了，命令發出以後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遷就私意，毀壞政令而使之殘缺不全。於是權貴就能威脅他了，富人就能賄賂他了，賤者就能討好他了，近臣就能親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懷著私意來討好君主。他們討好達到了目的，君主的權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們討好達不到目的，就天天產生著怨恨。天天被侵害，又產生著怨恨，這就是失國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是身為君主而不能運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適應自己的意願，只是看著貴臣的顏色，離開法度而聽從貴臣擺布，這就叫作貴臣能夠威脅他。富人用金珠寶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離法度而聽從這些要求，這就叫作富人能夠賄賂他。賤者作出一副馴順屈服、卑敬、可憐的樣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離法度聽從了他們的哀告，這就叫作賤者能夠討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親密的關係懇求於君主，君主就背離法度聽從了他們的懇求，這就叫作近臣能夠親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語和詣媚之態請託於君主，君主就背離法度聽從了她的請託，這就叫作美色能夠迷惑他。
治世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不分親疏、遠近、貴賤和美醜，一切都用法度來判斷。他定罪殺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賞，人也不必感激。全憑法制辦事，好象天地對萬物那樣沒有私心。所以官吏沒有私人的政見，士人沒有私人的議論，民間沒有私人的主張，大家都虛心聽從君主。君主憑公正原則來考論政事，憑法制來裁斷是非，所以擔負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現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來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見的地方；用私心來聽情況，所以就有聽不見的地方；用私心來考慮問題，所以就有認識不到的地方。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離開了公法而去聽信私說，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將創立自己的一套學說和主張，在國內到處宣揚；還將勾結徒黨，來建立私人勢力；還將請託保舉，來擾亂國家公法；還將用盡心機，來騙取君主的寵信。君主若沒有法度來禁止這些現象，於是私說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國家的不安定，就將從此產生了。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萬物並列的樣子，各自按其職務聽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謀取私利呢？所以，遵從君主的命令去辦事，雖遭到挫折失敗，也不應處罰；不遵從君主的命令辦事，雖然取得功利，也要處死罪。這樣，那么下對上，就象迴響反應聲音一樣；臣事君，就象影子跟著形體一樣。所以上面發令，下面就貫徹；君主行事，臣民就遵從，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進行賞賜，這等於教導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敗，就加以處罰，這等於使人們考慮利害背離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慮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歸於毀滅，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從前堯治理天下，人民象是粘土在模具里一樣，任憑陶工去隨意製作；又象金屬在煉爐里一樣，任憑冶工去隨意鑄造。那人民真是招之就來，推之即去，使役他們就能夠完成任務，禁戒他們就能夠及時制止。堯的治理方法，不過是善於明確地發布該怎么辦和不要怎么辦的法令罷了。黃帝的治理天下，人民不用招引就來，不用推動就去，不用役使就能夠自成其事，不用禁戒就能夠自行停止。黃帝的治理方法，那就是定了法就不改變，讓人民習慣於依法行事。
所謂仁義禮樂，都是從法里產生的。這法是先聖用來統一人民行動的。《周書》上說：“國法廢弛不統一，國君不祥；人民不守法，不祥；國家擅改已立的法度來管理人民，不祥；大臣們不用禮節和法制來教育百姓，不祥；大小百官管理國事的人脫離法度辦事，不祥。”所以說：法是不可不永遠堅持的，它是存亡治亂的根源，是聖明君主用來作為天下最高標準的。無論君主或群臣、上層或下層、貴者或賤者，都必須一律遵守，所以叫“法”。
古時的法治，社會上沒有私自請託保舉的人，沒有那種多識、博學和善辯的人，沒有特異的服飾，沒有奇怪的行動，所有的人都被包括到法的範圍里為君主服務。所以聖明君主必須永遠堅持的有兩條：一是明確宣布法度而堅定地執行它，二是禁止人民行私而管束役使他們。這兩條是君主應當永遠堅持的。法，是君主用來統一人民行動使用屬下的；私，是屬下用來侵犯法度擾亂君主的。所以，聖明君主立下法度而堅定地執行著它，這樣，那么所謂能幹的人、懂法的人、多識博學的人們，就不可能擾亂法度了；人多勢強、富貴而有私勇的人們，就不可能侵犯法度了；君主的親信、近臣、親屬和寵愛的人們，就不可能違背法度了；珍奇寶物就不可能惑亂君主執法之心了；對任何事物的處理，不在法度之中，也都不可能行得通了。所以，法是天下的最高準則，是聖明君主的法寶。
現在天下的情況就不是如此，本來有良好的法度卻不能堅持。因此，所謂能幹的、懂法律的和多識博學的人們，能夠運用他們的智謀來擾亂法度，迷惑君主；人多勢強、富貴而有私勇的人們，能夠運用他們的威勢來破壞法度，侵害君主；鄰國諸侯能夠運用他們的權力來廢置太子，任用輔相；國內大臣能夠運用他們的行私來拉攏百姓，並剋扣公財豢養私黨。象這樣的情況，要求法度通行，國家太平，那是不可能的。
聖明君主就不是這樣，不允許國家卿相剋扣公財豢養私黨，不允許群臣任用自己親呢的人為官，君主自身也明確宣布制度而堅定地執行它。這樣，群臣協力同心，圍繞著君主來為他服務；百姓也團結和睦，聽令守法，做他們應作的事情。所以說，有創製法度的，有執行法度的，有遵照法度行事的。創製法度的是君主，執行法度的是大臣官吏，遵照法度行事的是人民。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這就叫作大治。
所以，君主有三種不同的做法：喜愛某人卻不進行私賞，厭惡某人卻不進行私罰，確立儀法制度，以法斷事的，是上等的君主。喜愛某人就進行私賞，厭惡某人就進行私罰，既不聽大臣忠言，又脫離左右屬下，專憑個人之心斷事的，是中等的君主。大臣喜愛某人，就替他進行私賞；大臣憎惡某人，就替他進行私罰；違背公法，喪失正心，一味聽大臣擺布的，是危產的君主。所以作君主的，不可注重私愛於人，也不可注重私惡於人。注重私愛，叫作錯用恩德，注重私惡，叫作錯用刑威。刑威和恩德都用錯，君主就危險了。
因此，英明君主所要掌握的有六項：使人活，使人死，使人富，使人貧，使人貴，使人賤，這六種權柄，是君主所要掌握住的。君主所要占據的也有四方面：一是文治，二是武事，三是刑威，四是施德。這四個領域，是君主所要占據住的。把自己掌握的權力交給別人，叫作“失權”，把自己占據的領域交給別人，叫作“失位”。處在失權失位的狀態，還希望法令能夠推行，是辦不到的。法度不公平，政令不完備，也是導致“失權”、“失位”的原因。所以，有時歪曲法度，有時毀棄政令的事情，從來是聖明君主自己禁止自己去做的。因此，貴臣不能威脅他，富人不能賄賂他，賤者本能討好他，近臣不能親呢他，美色不能迷惑他。執法之心堅定而不動搖，乖異邪僻的人就自然恐懼，乖異邪僻的人們都有了改變，法令一頒布下去，民眾就跟著行動了。所以，聖明君主設立制度儀法，象天地那樣的堅定，象列星那樣的穩固，象日月那樣的光明，象四時運行那樣的準確，這樣，那么法令一出人民就會聽從。失國之君就不是這樣，法度立下以後又廢除了，命令發出以後又收回了，歪曲公法而使之遷就私意，毀壞政令而使之殘缺不全。於是權貴就能威脅他了，富人就能賄賂他了，賤者就能討好他了，近臣就能親呢他了，美色也就能迷惑他了。這五方面，君主不能自己禁止自己，那么群臣百姓就人人懷著私意來討好君主。他們討好達到了目的，君主的權力就天天受到侵害；他們討好達不到目的，就天天產生著怨恨。天天被侵害，又產生著怨恨，這就是失國之君所走的道路。
凡是身為君主而不能運用自己的法度，也不能適應自己的意願，只是看著貴臣的顏色，離開法度而聽從貴臣擺布，這就叫作貴臣能夠威脅他。富人用金珠寶玉事奉君主而提出要求，君主就背離法度而聽從這些要求，這就叫作富人能夠賄賂他。賤者作出一副馴順屈服、卑敬、可憐的樣子哀告了君主，君主就背離法度聽從了他們的哀告，這就叫作賤者能夠討好他。近臣利用他和君主親密的關係懇求於君主，君主就背離法度聽從了他們的懇求，這就叫作近臣能夠親呢他。美人用花言巧語和詣媚之態請託於君主，君主就背離法度聽從了她的請託，這就叫作美色能夠迷惑他。
治世的情況就不是這樣，不分親疏、遠近、貴賤和美醜，一切都用法度來判斷。他定罪殺人，人不怨恨；按功行賞，人也不必感激。全憑法制辦事，好象天地對萬物那樣沒有私心。所以官吏沒有私人的政見，士人沒有私人的議論，民間沒有私人的主張，大家都虛心聽從君主。君主憑公正原則來考論政事，憑法制來裁斷是非，所以擔負治理天下的大任而不感到沉重。現在的昏君就不是如此，用私心來看事物，所以就有看不見的地方；用私心來聽情況，所以就有聽不見的地方；用私心來考慮問題，所以就有認識不到的地方。這私心正是遭受蒙蔽、造成失位原因。君主離開了公法而去聽信私說，那么，群臣和百姓都將創立自己的一套學說和主張，在國內到處宣揚；還將勾結徒黨，來建立私人勢力；還將請託保舉，來擾亂國家公法；還將用盡心機，來騙取君主的寵信。君主若沒有法度來禁止這些現象，於是私說一天比一天增多，公法一天比一天削弱，國家的不安定，就將從此產生了。
君和臣好比天和地的位置，老百姓好比萬物並列的樣子，各自按其職務聽候君主的命令，群臣百姓怎么可以各自用心謀取私利呢？所以，遵從君主的命令去辦事，雖遭到挫折失敗，也不應處罰；不遵從君主的命令辦事，雖然取得功利，也要處死罪。這樣，那么下對上，就象迴響反應聲音一樣；臣事君，就象影子跟著形體一樣。所以上面發令，下面就貫徹；君主行事，臣民就遵從，這是天下太平的道路。如果不按君主命令行事，取得了功利便進行賞賜，這等於教導人妄自行事；按照君主命令行事，遭到了挫折失敗，就加以處罰，這等於使人們考慮利害背離法度。群臣百姓若是人人都考慮利害而按其私意行事，法制也就歸於毀滅，命令也就不能推行了。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