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朴君大提學書

《答朴君大提學書》是康有為所著作品，出自於《康有為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答朴君大提學書
• 作者：康有為
• 創作年代：近代
• 作品出處：康有為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文學體裁：文言文

作品原文

朴君大提學閣下：

朝鮮吾同宗之兄弟國也。每念箕子陳疇，吾道遂東。朝鮮二千餘年尊孔子，信儒教，文學彬彬，才賢接踵，東方禮義之邦，側仰久矣。近雖時事遷移，而好學敷教不絕。望風引領，甚願竭所懷與諸君子一談學焉。

夫孔子為儒教主，改舊制而作六經，配天地，本神明，育萬物，本末精粗，六通四辟，無所不在，故為聖之時，要以人道為主。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故窮則變，變則通；觀其會通而行其典禮。故於《禮》陳夏、商、周之三統，於《春秋》有據亂、昇平、太平之三世。一世之中，各有太平、據亂、昇平之三世焉。故推而為九世、八十一世，以至於無窮。故《中庸》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大哉孔子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所謂峻極於天，而為至聖不可測之神也。

孔子晚年乃作《春秋》。《春秋》經文萬六千餘字，然微言大義不在是也。今日傳孔子之道，莫可信於孟子也。孟子者，傳《春秋》者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然今經文事跡，皆魯史之稍有筆削者耳。《史記》、《漢書》諸名臣所引《春秋》，皆曰《春秋》之義，若《春秋》之義大有王；《春秋》之義大一統；《春秋》之義王者無礙；《春秋》之義丈夫無遂事；《春秋》之義丈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者，專之可也；《春秋》之義以王父命拒父命，不以父命拒王父命。凡所引句百數條，皆稱《春秋》之義，而不引《春秋》經文。則孔子竊取之義，似別有專書，而不在今傳萬六千字之經文，至明矣。孔子傳之七十子後學，至漢董仲舒而集其成。董子正誼明道，為漢儒首，武帝信之，乃令天下不在孔子之學、六藝之科勿進。於是孔子之教傳於天下後世，董子之功也。夫董子，學《公羊》之學也。《榖梁》與《公羊》雖文辭少有異同，而大義一致，故《公羊》、《榖梁》為《春秋》大義真傳，尚有口授微言未及寫出。後學師師相傳，口口相授，至善學而寫出之。今董子所傳之《春秋》學，在其所著之《春秋繁露》，其書今猶在也。以董子之說，考之於何休之《公羊注》而同，考之於榖梁家劉向之《說苑》、《新序》、《列女傳》而同，考之漢儒為作《史記》之司馬遷、撰《法言》之揚雄、撰《論衡》之王充而同，考之兩漢諸儒之經說，無不從同。當兩漢時，傳孔子之學者，於《詩》則有齊、魯、韓三家；於《書》則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於《禮》則有《儀禮》、《禮記》傳之大小戴、慶氏三家；於《易》則有施、孟、梁丘三家，之京、焦；於《春秋》則有公、榖二家。立於天下學官，傳於博士弟子，兩漢人人誦說，道一風同，無有異義也。

及西漢之末，有助王莽篡位之國師劉歆者出，反其父劉向之學，乃始破亂孔子之經，乃始偽犯周公、抑孔子，輯晚周戰國諸書而撰為《周禮》，托為周公所作；此劉歆之大本營也。孔子六經無奄人，而周官有奄人；於是十常侍亡漢，天策亡唐，魏忠賢亡明，李蓮英、小德張亡清矣。《周禮》曰：惟皇后世子不會。於是帝後得縱慾矣，亂謬百出。後世以周公所作，信而從之。劉歆以孔子之義，莫重且明於《春秋》也，於是偷竊《國語》，改為《左傳》，以攻《公》、《榖》。後人以《左傳》事理詳明，皆習讀之，遂棄《公》、《榖》不學，而《公》、《榖》亡。於是孔子昇平、太平之道，滅絕而不傳矣。夫《史記》兩稱《國語》，其《十二諸侯年表》理據《國語》為之，則是《國語》為十二國語，分國而非編年。今《國語》只有六國，寥寥殘缺，考以十二國諸侯年表所錄之事，皆無之。蓋歆竊取為《左傳》，改附《春秋》為編年，以其殘者為今《國語》。然則偽《左傳》非傳孔子之《春秋》者，至明也。司馬遷又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鄭重言之。然則左丘明只一書而無二書。夫《左傳》重而《國語》輕，若左丘明作有二書，則馬遷應稱左丘失明，厥有《左傳》，不應雲厥有《國語》。然則《左傳》之為偽輯而不傳《春秋》，而劉歆之破亂孔子《春秋》，至明矣。劉歆願廣證其學說，故於《詩》則偽作《毛詩》，而排齊、魯、韓三家；於《書》則於伏生二十八篇經外，增撰偽《古文書》至五十六篇，而排歐陽、大小夏侯；於《易》則增說卦、序卦、雜卦，偽作《費氏易》，偏主義理，而破施、孟、梁丘、京、焦之卦氣。乃至《論語》、《孝經》皆編為古文義，作《爾雅》以證其說。凡其偽經，皆以偽鐘鼎之古文寫之，號為古文經。凡其偽撰古文《毛詩》、古文《書》、古文《周禮》、古文《左傳》、古文《費氏易》，並號稱古文經，而托於周公；而孔子所傳之真經，若齊、魯、韓《詩》，大小戴之《禮》，施、孟、梁丘之《易》，皆號為今文經；此其變亂之大別也。一言蔽之，今文者，孔子之真經也；古文者，劉歆之偽經也。晉世有王肅者，又偽撰孔安國所傳之《古文尚書》為五十六篇。然自晉、宋、六朝之後，立學官者，於《詩》則尊古文之《毛詩》，而孔子之今文齊、魯、韓《詩》廢矣；於《書》則尊王肅之偽《古文尚書》，則不獨歐陽、大小夏侯《今文尚書》廢，並劉歆之偽古文亦廢；於《易》則尊王弼注，則為《費氏易》傳劉歆古文學者也，於是今文之施、孟、梁丘、京、焦廢矣；於《禮》則尊劉歆之偽《周禮》為《經禮》，若孔子之《禮》，抑為“威儀三千”之儀，改為《儀禮》，至王安石而全廢。而古文經說聚訟，《禮》不可得而定，而孔子之《禮》盡矣。於《春秋》則尊《左傳》，晉人已稱《公》、《榖》有書無師，故唐世啖助、趙匡之徒，束縛三《傳》，獨究遺經。至宋、明以來，言《春秋》者百千家，而皆望文生義，與孔子傳之微言大義渺不相關也。

宋儒生於董子千年之後，經劉歆滅絕今文真經之餘，舉世所服從者，皆劉歆之偽古文學也。宋諸賢心疑五經之破碎支離矣，故求於諸經無所得，乃發明《論語》、《孟子》，選《大學》、《中庸》於《禮記》中，號為“四書”，以教學者。自程子創之，一傳於楊龜山，二傳於羅仲素，三傳於李延年，四傳至朱子。朱子博學而明辨，以居敬為禮，窮理為用。上明理氣，推本於太極陰陽。下重躬行，細入於國小之灑掃進退。能詩能書，能詞能畫，傍注及於《楚詞》、《參同契》、韓文，而專力於注“四書”。自元、明立於學官，大行於明、清，遠傳於朝鮮、日本，皆朱子學也。蓋其博大精深，講求尊孔，誠千餘年來未有比也。然朱子於諸經皆遍注，而獨不敢注《春秋》，謂《春秋》有不可解處。然朱子之不知《春秋》至確矣。朱子謂《周禮》盛水不漏，非周公不能作。然則朱子之誤尊從劉歆亦至確矣。其注《詩》雖與《毛詩》小異，實以《毛詩》為主。其《易》雖與王弼少異，然以王弼為主。其於《書》則更從王肅之偽古文，並劉歆偽古文亦不知，何論孔子之歐陽、大小夏侯今文經也。朱子之五經，於孔子五經皆失，惟日在劉歆宇下盤旋奔走，歸附後先而已。吾固極尊敬朱子者也，然朱子不傳孔子今文之學，吾亦不能不分別明白言之。何也?今天下所言孔子者，皆非孔子之學，實朱子之學而已。而言朱子學者，又非朱子之學，大半實劉歆之學而已。劉歆之學，只有據亂小康之學，而不知太平大同學者也。今大地百國，改為民主大半矣，甚至進而為社會說矣。若引孔子之學說，猶有董子《繁露》與《禮記》之禮在。《禮運》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殘疾者，皆有所養。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則今日民主說、社會說，無不範圍其中矣。董子尚只傳其口說，若《禮運》則指明孔子曰，其為孔子學說至明矣。然朱子惑於劉歆據亂之世，據《禮運》大同之說為老子之學，是朱子捨棄孔子太平大同之說，而無以範圍方今民主社會之義，則孔子之道窮矣。天下既誤尊朱子為孔子，而朱子守劉歆之據亂說，不能範圍民意，不能範圍社會。安所用孔子，則安能不攻孔子?此非孔子之不及，乃朱子為劉歆所教也。朱子知四書而不知五經，知據亂而不知太平大同，非割去中原等於偏安而何?

朱子之發揚道義，激勵人心，教莫切焉，功莫大焉。其尊之甚至，故隱忍久之，欲為朱子諱，然無如民主之國既多，社會之說盛行，若不發明孔子大同之道，而徒稱號偏安之朱子，則孔子之教恐亡也。孔教亡而朱子何所附焉?古諺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朝鮮學者，最尊朱子者也，尊朱子亦以為尊孔子也。若為尊朱子而甘亡孔子，終則並朱子亦亡之。此豈諸君尊孔子之意?更豈以愛護朱子之意乎?習俗蔽人，賢者不免；非常之原，黎民所懼。此非諸君之誤也，劉歆之罪也。諸君既信從儒教，尊聖衛道，願廣覽萬國之變，考求古今真偽之義，則必有大明者也。中國大亂，儒學不講久矣。朝鮮為千年行學之淵藪也，若能講而明之，孔子之大教於是乎賴！欲別古今文之真偽，吾有《偽經考》一書；所以明中國創教在孔子而非周公也，吾有《孔子改制考》一書；欲明董子傳《春秋》，吾有《春秋董氏學》一書；欲明孔子之《春秋》，吾有《春秋筆削微言大義考》一書；欲明孔子大同、小康之別，吾有《禮運注》一書。凡上各書，李君炳憲東來十年，頻來問學，皆以數書付之。諸君子若不存成見，虛己博求，可問李君取此諸書考覽而辨明之。若有非也，願諸君子教正，仆固願舍而相從也。若無可駁正也，願諸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既保守朱子之舊學，更進求孔子之大道。庶幾孔子存而朱子因而存，大教顯明於東土，豈不美哉?以聖教所關，故敢妄貢毣毣之愚，惟諸君子裁察焉。甲子康有為。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後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也是書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