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國郵報>記者問》是康有為所著作品，出自於《康有為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答《中國郵報》記者問
- 作者：康有為
- 創作年代：近代
- 作品出處：康有為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昨晚，《中國郵報》的代表訪問了中國維新黨的逃亡領袖康有為，關於目前的局勢以及迫使他自北京逃亡的原因，都曾談到。康氏是一個像貌聰明、中等身材的中國人，但儀表並不怎樣威嚴，談話時的態度是從容不迫的、無拘束的。某些談到的事情，他覺得為了使中國問題的解決順利，最好是不必發表。作為一個不知道西方語文的中國人來說，康氏留給記者的印象，是他具有驚人的現代知識，而且較之大多數他的同國人更能掌握情況。雖然他的某些見解似乎不免近於幻想，但他的態度無疑地是真摯的。而且我們必須記得，還沒有任何國家的任何改革者的見解，不是在最初都被認為不切合實際政治的。有一樁事我們曾經弄得非常清楚了，就是康氏之自北京脫逃，無論竇納樂爵士或任何英國使館中的人員，都沒有給過他任何幫助。第一次被暗示到他是受著英國國旗的保護，是在我們的駐滬領事發現他，而且把他從“重慶”號轉送到英國軍艦“埃斯克”號（H.M.S.Esk）的時候。
為我作翻譯的紳士——一位有名的買辦告訴我，康氏在談話之前，先要對英國人民所予他的保護，以及英國人民在促進中國政治的與社會的地位，與乎營救光緒皇帝等等的工作中所作的努力，表示謝意。他也希望解釋為什麼他沒有早同意接見記者，發表談話，那是因為他的兄弟被殺，而且光緒帝也有被害的訊息，所以他非常沮喪。過去兩星期中的焦慮與刺激，使他精神不寧。因此他不願意接見任何人，或討論那些迫使他不能不自北京出走的事情。
在這段序幕的談話之後，康氏接著講述他的經過。
“大家都知道，”康氏說，“慈禧太后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而且性情非常保守。對於給予皇帝以統治帝國的實權，她是不願意的。一八八七年曾經決定撥出三千萬兩銀子，作為建立一支海軍的用處。但自從定造了定遠、威遠、致遠、靖遠等四艦，並且付清了價款以後，太后就把剩餘的錢拿去修造頤和園去了。不久以後，當撥付或籌聚另外三千萬兩銀子，作為修築鐵路之用的時候，她又濫用了其中的一大部分。這條鐵路，按照原來的計畫，是要從北京修到奉天。但修到山海關以後，便不得不停止，因為太后把其餘的錢拿去裝飾頤和園去了。每一個有頭腦的人都知道，鐵路與海軍，是國家富強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東西。但太后卻不顧一兩個人的忠告，只圖滿足自己個人的欲望，拒絕實現預定的計畫。她對於西洋文明之介紹，是一貫地反對的。除了宮廷中的幾個太監，以及幾個可以覲見她的大臣以外，她對於外面的人是很少看到的”。
但是她究竟通過一些什麼人來處理國家的政務呢?
可恥的太監
“在中日戰爭之前，李鴻章是太后最信任的人，中日戰爭以後，李鴻章罷免了，她所最寵信的，好像是恭王與榮祿，不過絕對控制權還照例是握在她自己手裡的。但宮廷中有這樣一個可恥的太監，他的名字叫作李蓮英，他的權力，在實際上比任何大臣的權力還要大。李蓮英的籍貫是直隸，不事先把這個人賄賂好了，是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舉辦的。就是各省總督的缺，也非通過向他賄賂不能得到。因此這個人極為富有，和他比起來，李鴻章是不足道的。太后在把政權交付皇帝以先，那就是說一兩年前，她是經常召見大臣們的。但此後她所看見的，僅僅是太監以及內廷的少數官員。我自己曾經看見過她，她是中等身材，儀表威嚴，舉止安詳，皮膚蒼白而略呈暗色，眼睛好像杏仁一樣，相當長，高鼻，外表極為聰慧，而且眼睛是具有表情的。”
維新黨的興起
在答覆“誰是在北京主動維新的人”這個問題時，康氏說：“大約是在兩年以前，有兩個官吏，一個名叫長麟，一個名叫汪鳴鑾，曾經奏請皇帝把國家大權收回到自己手中來。因為太后不過是他的伯父鹹豐帝的一個貴妃，按照中國的法律，是不能正式稱為母后的。這個奏摺的結果，是兩位官員的黜革，而且永不敘用。這兩個官員都是侍郎，一個是滿洲人，另一個是蘇州人。皇帝自此認識到，太后並不是他真正的母親。”
“自從皇帝開始對國事表示自己的興趣以來，太后便在計畫要廢黜他。過去兩年的大部分時期中，事實上，皇帝僅僅是一個傀儡。但這是與他自己的願望違背的。太后經常和他玩牌，而且把烈性的酒給他喝，使他縱情娛樂，不問國事。自從德國人占領膠州灣以後，皇帝是非常生氣的，因此他向太后說，除非我有真正的權力，否則我情願遜位，不做皇帝了。結果是太后向他作相當讓步，告訴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作。但這不過是太后嘴裡如此說，她心裡的想法不是這樣的。”
記者問：“這些事你是怎樣知道的，是不是你親自聽到的?”
康氏的答覆是：“不是的，我是從其他官員處聽來的。”
記者又問：“是什麼人把你介紹給皇帝的?”
“介紹我給皇帝的，是一個湖北籍的御史高燮曾與禮部尚書李端棻。翁同龢也很注意我，他是皇帝的師傅。一般都認為他是最保守的，但事實完全不是這樣。他們介紹我給皇帝的意思，是要他給我一個負責的職務，使我常在皇帝的身邊，作他的顧問。”
康有為第一次在總理衙門的談話
“皇帝命令我和總理衙門的大臣們舉行一次會議。去年一月三日，這個會議舉行了，總理衙門一切的大臣都出了席。他們以各種款待客人應有的禮儀來款待我，會議共歷三小時。”
“你的建議被接受的經過是怎樣的?”記者再問。
“雖然他們並沒有明白的表示，但我可以看得出，大多數是反對維新的。總督榮祿說，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改變祖宗的成法?我的答覆是：我們的祖宗並沒有一個總理衙門，難道這不已經是一個改革嗎?我建議的第一件事情是：中國應當有一個組織適宜的司法制度，必需聘請一個外國人和我自己，以及其他的人，共同改訂法律和政府各部門的組織。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事，是一切改良和維新政策的基礎。此外如興建鐵路，建立海軍，改善教育制度及其他改革，都可繼之而來。可是假若我們不先從改革法律和政府各部門著手，一切維新事業都將徒勞無補。不幸的是，皇帝在道路未鋪平之前，就亟於推進各項改革。目前的危機，是由這個原因所招致的。”
“第二天早上，恭親王與翁同龢向皇帝報告了會議的經過。雖然我曾經聽說，恭親王對於我的才具是欽佩的，而他也認為我很能幹，但他反對我。他說我所說的都是荒謬的，因為我竟說到要改變祖宗的成法。翁同龢則對我的建議予以支持。”
勇敢的奏議
“會議的結果是，皇帝命令我把我的建議用奏摺的形式遞給他。奏摺的要點如下。我告訴皇帝，應當廢棄他的祖宗的一切成法和方式，因為就中國的歷史來說，沒的一樣東西是值得留下的。我勸告皇帝取法日本或俄國的彼得大帝。我建議皇帝開始的步驟，是叫北京一切的大臣和顯宦到神廟和太廟中去，在那裡宣誓決心推行維新政策。我的第二個建議，是改訂法律與改組政府。第三個建議，是應當成立一個交通或通信的部，使任何人都可以通過這個部來向皇帝建議。為了說明我認為中國舊制度中所缺少的精神，我向皇帝指出來，軍機處的大臣是國家的喉舌，外省的總督和巡撫是手和足，御史是眼目，而皇帝本人則是國家的頭腦。我說，沒有心房便沒有動力，沒有法律便不能發現人民的願望和意志。責任是過於廣泛而漫散，如果你無法知道事情的真相，你就不能有效地處理事情。你把事情交給大臣們和總督們，但他們的功能是喉舌與手足，他們不是構思的器官，他們僅能依照所奉到的命令去執行。我建議皇帝挑選少年才智之士，協助他來完成帝國的革新。但求他們能諳熟西方思想，不必顧慮到他們的地位，或出身微賤，或出身閥閱，都無不可。皇帝應當每天召見他們，和他們研究改革的方法。但首先要注意的是改革法律，改組政府，舊的政府組織必須完全廢棄。我所建議的是設立十二個新的部，即：（一）法務部，（二）財政部，（三）教育部，聘請外國教員。（四）立法部，（五）農業部，（六）商業部，（七）機械部，（八）鐵道部，（九）郵傳部，（十）礦業部，（十一）陸軍部，（十二）海軍部。這十二個部應當仿照西方的方法組織，聘請外國人作顧問與助理。此外在各省，則每兩縣成立一個立法議會一類的機構。其主要任務為推行十二部的命令，巡察四鄉，推進衛生工作，修築道路，勸諭農民用近代方法耕種田地，提倡商業等等。每一個立法議會設主席一人，由皇帝任命，不必問他的出身和門第。每個主席也應當和各省的總督、巡撫一樣，有直接向皇帝奏議的權力。事實上，這些主席不應隸屬於總督或巡撫，他們應當有與總督們同等的社會地位。立法議會的主席還應當有權力介紹一個人到每一縣去，與那裡的紳士和商人合作，共同推行維新政策。”
“我的建議也提到怎樣籌集經費的方法。我指出來，每年稅收方面損失的數額是非常巨大的。我以南海縣我的本縣。為例告訴皇帝，每年這個縣的稅收總額是二十四萬兩銀子，但到達庫中的不過二萬兩。我建議稅收制度的徹底改革，因為惟有這樣，稅收才可以完全歸到皇帝的庫里。以中國和印度相比，從印度的經驗便可以推知中國的財政來源。從普通稅收中，四千萬兩是可以籌集的。如果廢除厘金，改取較合宜的關稅，加以適當調整、發行鈔票、推行印花稅以及其他財政改革的方法，至少可以另外增加三千萬兩，總數一共可以達到七千萬兩。有了這一筆錢在手中，要建立一支海軍，保衛我們自己的海岸線，並不是困難的事。而且可以設立一個海軍學校，訓練海軍士官。此外修築鐵路及其他改革，都可以次第推行。”
皇帝大為滿意
“聽到說皇帝對於我的建議是非常滿意的。他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比這個更好的奏議，或一個比這個建議更好的制度。他命令把奏議交給總理衙門議覆。恭親王、榮祿和許應騤是反對的，但皇上催促甚急，結果是從沒有詳細具覆。大臣們所能奏覆的是我的奏議具有掃清一切的意義，而現在一切的大臣們都不免罷黜，因此他們自己不願意多所論列。你們可以從報紙上看到，皇帝已經採取了很多我的奏摺中的建議。”
“我也把自己所寫的兩本書送給了皇帝，一本是《日本明治變政考》，一本是《俄羅斯大彼得變政記》。後來我又有另外一個奏摺給皇帝，勸他下定決心，不要坐失改革的良機。”
與皇帝的談話
“皇帝對這個奏議的答覆是一道上諭。六月十六日，皇上曾召見我一次。這次召見是在宮內的仁壽宮，從清晨五時起，長達兩小時之久。當時正是俄國人占領旅順口與大連灣不久，因此皇帝是面帶憂色的。皇帝身體雖瘦，但顯然是健康的。他的鼻樑端正，前額飽滿，眼光柔和，鬍子刮的很乾淨，但面色頗為蒼白。他的身材是中等的，手長而瘦，儀表精明。其態度之溫和，不特為滿洲人中少見，就連漢人中也沒有。他穿的是普通的朝服，但胸前不是那大方塊的繡花，而是一個圓形的團龍，此外在兩肩之上也各有一小塊繡花。他所戴的，也是普通的官帽。進來的時候，由幾個太監領先，然後他坐在一個有大的黃色靠墊的寶座上，雙足交疊。坐定之後，他命令一切侍候的人都退出去。在我們整個的談話中，他的眼睛時時留神窗戶外面，好像防備偷聽一樣。在他的前面，有一張長台子，上面有兩個燭台，而我則跪在台子的一角，因為台子前面那個拜墊是留給高級官員跪的。在整個覲見的時間裡，我一直是跪著的，我們的交談是用京話。”
“皇上對我說，你的書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也是非常有益的。”
“我所說的，大致是把奏議中關於中國的積弱不振，是由於沒有進步等等，重複一次。”
“皇帝說，你所說的很對，這些保守成性的大臣們，簡直把我害了。”
“我說，中國現在雖然貧弱，但挽救並不太遲。”
“我給他舉出普、法戰後的法國為例。我說法國所付的賠款，要比我們付給日本的賠款大的多，而且法國所失掉的土地，也比中國多。法國割去的是兩個省，而中國僅割去一省台灣。我問皇上，為什麼法國在這樣很短的時間中便能恢復，而中國則停戰已經三年了，事實上什麼也沒有做。”
“皇帝對我說的話，很留神聽，他轉而問我原因何在?”
“我的答覆是：法國總統泰爾（M.Thiers）曾向法國人民發布一個公告，促使他們廢棄一切腐敗的方法，要求他們合作來恢復國力，並且立即採用一些改革的步驟，以期收復失地。其結果是法國人民萬眾一心，為同一的目標奮鬥。法國之所以能迅速復興，其原因正在於此。至於在中國的情形則完全不同，我們仍舊是那些保守的舊官僚在執政，這些人都是維新道路上的障礙。中國其所以處於這種悲慘的情形中，這是主要的原因。實在說，中國目前的情形，較三年前中日戰爭終了時更壞。”
“我請皇上看一看日本在採用近代方法來改革之前，曾克服了一些什麼困難。日本封建軍閥的權力，較之目前中國這些頑固的大臣們是大多了。但明治天皇採用適當的政策，委任了一些年青而精明強幹的人以及下級官員們來輔助他。他命令其中一部分人在國內作改革的工作，另外一部分人則派赴西洋各國考察。因此他們回來之後，就把日本變的像今日這樣富強。我也把彼得大帝致俄羅斯於富強的經過再講給他聽，並且向皇上說，希望他能放棄以前那種隱居的生活，勇敢地站到前面來，招致一班年青而精幹的官員們來協助自己，步我剛才所說的這三個統治者的後塵，而你將發現到維新並不會像你現在所想像的那樣困難。假如中國沒有足夠的精幹人物可以使你的維新政策有效地推行，那未我堅決地主張聘請外國人來協助，特別是英國人和美國人。”
“我又向皇上說，裁衣必須量布，並且勸告他要審慎地、深思熟慮地來處理這些。為了要說明我的意思，我指出來，假若皇上要蓋一座宮殿，必定先有圖樣，然後購置材料按圖建造。也許有人向你說，過去幾年中國已經有了一些改革了。不過根據我的意見，中國不僅沒有改革，而且所已經做的，恰恰是我所勸你不要做的那些事。他買了磚瓦，準備蓋一所房子，但計畫或圖樣什麼也沒有。他是在企圖以少量的布來縫製一件大衣。我又向皇上說，你現在的政府，正像一座漏頂的屋子，而且屋樑已經被白蟻腐蝕完了。再在裡邊呆下去，是非常危險的。因此，你不僅應當把屋頂拆掉，而且還必把整個屋子，乃至於根基都全部去掉。你怎樣能夠把維新的期望寄托在那班舊官僚的身上?他們是一點西方教育也沒有的。他們從沒有仔細研究過西方文明是什麼，就是你現在命令他們研究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實在說，他們所留下的精力不多了。叫這一班人來推行維新政策，無異乎叫你的廚子來作裁縫，或者裁縫來作廚子。也無異乎叫你的理髮匠來抬轎，或者轎夫來為你理髮。如果這樣，那末你就會沒有合適的衣可穿，沒有適口的菜可吃，而且必會滿頭亂髮。陛下在挑選廚子、裁縫、理髮匠和轎夫時，既然必須審慎，那末，在遠較這些事情更為重要的治理帝國一事上，難道你的審慎就不如對個人的私事嗎?”
“皇帝對這些話的答覆是他非常著急，因為實際上他沒有黜革這些高級官員的權力。他說，這個權力是握在太后自己手中。”
“我說，如果陛下沒有權力黜革這些高級官吏，那么就至少也應當招致一班精明強幹的官員在自己身邊，協助自己，這樣終較之毫無舉動強的多。”
“皇帝說，我完全知道這些大臣們對於西洋思想是從沒有給予過適當的注意的，而且對於世界的進步也是漠不關心。”
“我說，也許他們對於西洋思想並不是不願意知道，但是在現存制度之下，他們實在是太忙了。而且這些人都年齡衰老，精力不繼。就是有心學習，也是不可能的。中國的主要學科是四書五經，這都是一些沒有用的東西。因此我向皇上請求的第一件事，是廢止舊的開科取士的制度，另行依照西法建立一個新的考試制度。我問皇上，是不是你可以廢除舊考試制度?”
“皇上說，我很知道西洋各國所學的都是有用的東西，而中國所學的是沒有用的，因此我將實施你的建議。”
“我們都知道，他已經是這樣做了。此外我又向他建議派遣宗室中的人員，到外國去考察遊歷，如此才可以有一些具有世界經驗的人來為他服務。談話總結時，我說我還有很多的話要說，但我可以隨時用奏議的形式呈遞。我堅決地勸告他，必須加強自己與外洋各國間的關係。”
“皇帝答覆說，現在外洋各國是今非昔比的，都強起來了，他們好像都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國家。可惜他的那些大臣們不能像皇帝這樣了解，因此大多數麻煩的事情，可以說都是由於缺乏這個了解所招致的。”
“去年十二月，我曾經向皇上建議，要他設法和英國締結同盟。”
“臨分別時，我又向皇上說，陛下不是曾經以勳章給予李鴻章與張蔭桓嗎?這就是西洋的一種辦法。那么為什麼你不下一道命令，實行西方的其他辦法呢?”
“皇帝沒有答覆，僅僅笑了一笑。”
危險的第一個信號
“從六月起，一直到我離開北京止，我有好些奏議呈給皇上。但他沒有再給我一次覲見的機會。我的奏議都是直接呈送皇帝的，從本朝的歷史來說，一個像我這樣地位的人，被允許直接向皇上奏事，還是創舉。”
在答覆記者詢問的時候，康氏說，在維新政策的計畫中，張蔭桓與他沒有什麼聯繫。他是贊助改革的，但並沒有起積極的推動改革的作用。這次被捕的，都是在各部供職、醉心改革的低級官吏。
當記者問到危險的信號第一次出現在什麼時候這一問題時，康氏答覆說：反對的信號，是由於皇帝命令把兩個尚書、四個侍郎革職的時候開始的。兩個尚書中，有一個是禮部尚書，慈禧太后的親戚，名叫懷塔布。第二天，李鴻章與敬信又被免去總理衙門的職務。這些被免職的官員們邀同一起去朝見太后，跪在太后面前，求她協助，說如果讓皇帝這樣幹下去，那末全體舊官員們不久都會被革職。隨後他們又跑到天津去找榮祿設法，因為榮祿是太后最親信的人。謠言很盛，說皇上打算廢黜太后。因此太后決定叫榮祿發難，先發制人，當時正是九月十四號或十五號。九月十七日，皇帝曾公開下了一道上諭，問康有為為什麼還稽留在北京，不趕緊到上海去籌劃官報的要務?康氏說：“這是叫我離開北京的一個暗示。因為通常這一類的上諭總是下給總督或將軍的，不會下給一個像我這樣階級的人。那天早上我看了這個上諭之後，覺得很奇怪。那天晚上，皇帝又有一道詔書給我，這是他親自寫的，其中有一部分昨晚的《中國郵報》已經發表了。當時我恰恰不在家，因此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即九月十八號早上才接到。”
皇帝對康氏的警告
“九月十八號早晨，我接著皇帝兩次的特詔，一是九月十六號下的，一是九月十七號下的。”
九月十六日詔書的內容如下：[從略，見八月初一日“上諭”]
九月十七日早二次詔書的內容：[從略，見八月初二日“上諭”]
“我接到詔書之後，立即與我的同僚會商，盡我們的力量去做。我找到了美國按：李提摩太是英國人，不是美國人，康有為本人弄錯了。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請他馬上去找英國公使。不幸竇納樂爵士正在北戴河。於是我又打發他到美國公使館，但據說美國公使也到西山去了。假若當時英國公使在使館中的話，相信一定會想出辦法來避免這次的危機。”
“城中的一切都是很寧謐的，並沒有任何將發生危機的信號。沒有人想到會出亂子，人人都覺得安全。到了十九號，我在朋友那裡聽到說局勢漸趨嚴重了。直到那個時候，我一直是住在廣東會館沒有動。我離開北京城是在二十號清晨四點鐘，一切的行囊都留給我兄弟照看。我在火車上買了一個包房，一直到塘沽。在天津我上的船名叫‘聯陞’，是屬於印度支那公司的。我向他們交涉買一艙位，他們看見我行李太少，於是對我說，你必須先把船票買好，我們才能許你上船。於是我又跑回天津，在一個旅館住下。不是廣東旅館，是外省人開的旅館。曾經有人勸我把須剃掉，把裝改了，但我是聽天由命的。我在天津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便上了‘重慶’號。由於我沒有行李的原故，所以僅只像一個普通中國旅客一樣，並沒有買官艙票，怕的是又遭拒絕。李提摩太先生本來請我住在他家裡暫避，但我接到皇帝的上諭，叫我到外洋去，因此我想最好還是離開北京。我沒有接到北京英國公使館的信，也與他們沒有聯繫。船在煙臺靠了岸，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一直等我到了吳淞口之後，方才由英國領事的好意，使我登上了‘埃斯克’號，得到安全的保障。我想李提摩太先生一定到英使館去過了，因此上海的英國領事奉命在等候和尋覓我。他們來接我的時候，我是非常驚奇的。當我在吳淞口的時候，伯利南（Brenan）與蒲爾恩（Bourne）諸先生以及船主等所表現的隆情高誼，我是非常感激的。”
記者問：“你現在打算做些什麼?”
康氏回答說：“皇上命我到外洋去為他設法求援，因此我打算立即動身到英國去。英國是以世界上最公正的國家馳名的，他曾兩次拯救過土耳其，其中一次甚至犧牲過兩萬人的生命和大量金錢，英國必會肯來救援中國的皇帝。我在上海的時候，就曾要求那裡的英國領事打電報報告英國外交部，請求他們給皇帝陛下以援助。依據我個人的想法，英國如果能利用這個機會支中國皇帝和維新黨，是於他本身有利的。因為這樣去做，就無異乎同時也協助了中國人民，而中國人民則會視英國為他們最好的、最可靠的朋友。如若英國不能及時而起，那末西伯利亞鐵道一旦竣工，恐怕俄國勢力就會在全國各地取得壓倒一切的優勢。如果英國能協助皇帝復辟，我將毫不躊躇地說，皇帝和維新黨的領袖們都不會忘記他的盛情。至於皇帝的健康，我離開北京的時間，還是很好的。”
在我們向康氏告別以前，我們問他，是不是還有些什麼意見要加在談話中發表，或者是不是還有某些遺忘了的事情?
康氏說：“我希望你們發表我的談話的時候，特別提到這一點，就是我覲見皇帝的時候，我曾經告訴他，我到北京來並不是求名，也不是求利。我說，除非我向皇上所建議的維新政策付諸實施的時候，我才願意擔任一個高等的官職，或接受皇帝所賞賜我的任何東西。如果皇上現在就給我一個職位，結果只會在大臣們之中引起嫉妒，而且也等於是無功受祿。皇帝是深仁厚澤的，他賞賜了我二千兩紋銀，作為獎勵。這件事，我相信在本朝的歷史上，也是一個創舉。”
我們的談話，是以康氏要求英國人民採取步驟來保護梁啓超的戚屬而結束的。梁氏的親屬是在廣東新會縣被捕的。被捕者據我們所知道，包括他的繼母、嬸母、叔父、兄弟、侄兒及其他二人。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康有為（1858年—1927年），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又號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廣東省南海縣丹灶蘇村人，人稱康南海，中國晚清時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代表人物。康有為出生於封建官僚家庭，光緒五年（1879年）開始接觸西方文化。光緒十四年（1888年），康有為再一次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藉機第一次上書光緒帝請求變法，受阻未上達。光緒十七年（1891年）後在廣州設立萬木草堂，收徒講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得知《馬關條約》簽訂，聯合1300多名舉人上萬言書，即“公車上書”。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開始進行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自稱持有皇帝的衣帶詔，組織保皇會，鼓吹開明專制，反對革命。辛亥革命後，作為保皇黨領袖，他反對共和制，一直謀劃溥儀復位。民國六年（1917年），康有為和張勛發動復辟，擁立溥儀登基，不久即在當時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的討伐下宣告失敗。康有為晚年始終宣稱忠於清朝，溥儀被馮玉祥逐出紫禁城後，他曾親往天津，到溥儀居住的靜園覲見探望。民國十六年（1927年）病死於青島。康有為作為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在倡導維新運動時，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但後來，他與袁世凱成為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他也是書法家，北京大學教授陳玉龍曾評價：“縱觀20世紀中國書壇，真正憑深厚書法功力勝出，達力可扛鼎境界者，要數康有為、于右任、李志敏、沙孟海等幾人。”
